風住塵香花已盡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愛玲在紐約一個普通的公寓逝世。人們發現她的時候，已經去世了很多天。

她安靜地躺在一張行軍床上，身體下墊着一床藍灰色的毯子，沒有蓋任何東西，頭朝着房門，臉朝外，眼和嘴都閉着，頭髮很短，手和腿自然平放，遺容安詳，出奇的瘦。屋裏用來保暖用的燈在房東發現時還亮着。電視機、落地燈、日光燈放在地上。此外，還有一張摺疊桌和兩把椅子。

我可以想像愛玲死去，卻無法承認她會老。雖然，《對照記》中我見過她出國后的照片，但我對她容貌的想像卻永遠停留在四十年代上海那個衣着絢麗、正大仙容的女子。於是，在我的想像中，她的死依然是驚艷的，她着光鮮亮麗的旗袍，靜靜躺在那裏，乾淨而整潔，是她二三十歲時的樣子。

我努力想像着她在死亡的那一瞬究竟在想些什麼，卻始終都無法找准那個入口。我的腦海里如電影結束后銀幕上那一片亮閃閃的空白。

報道上說她遺容安詳，那麼她是在睡夢中死去么？於她而言，乾乾淨淨且安安靜靜地死去，是最好的結局。愛玲未必認可莊子“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的超然論調，但是至少她是從容的。從來處來，到去處去，人生不過是一場寂寞的旅行。

其實，死亡對於她來說已經沒有任何的恐懼，它只是生命的一個必然手續罷了。早在一九九二年，她就擬訂了自己的“最終遺囑”。遺囑中寫道：一、一旦辭世，所有財產將贈予宋淇先生夫婦。二、希望立即火化，骨灰應撒在任何無人居住的地方，如在陸地，應撒在荒野處。

對於愛玲，死並不是最大的意義，但是她骨子裏的清潔自許讓她不允許自己死得醜陋而慌亂。對她來說，死也要死得從容不迫，不失大雅之風。

寫到這裏，我想起了三毛——一個喜歡愛玲到骨子裏的女子。她是一個積極的悲觀主義者，一生都是用一種積極的態度，來和自己徹底的絕望爭鬥。她寫《撒哈拉的故事》、《鬧學記》和《我的寶貝》，文字裏透出對生命的尊重和熱愛。然而，到底她靈魂的底子還是那個寫《雨季不再來》的黯然女孩，絕望彷徨，找不到力量。她最終選擇了了結自己的生命，選擇了在衛生間裏用絲襪上吊的死亡方式。她的死，讓我覺得可怖。

死亡是對一個愛戀對象最好的結局。為了保持一個完整的才華橫溢的形象，許多作者會在她江郎才盡時選擇自殺。

某些時候，我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對於自己喜歡的人或事物，我的要求總是苛刻的。如果說三毛選擇死亡的方式讓我始終不能正面的話，那麼愛玲的死是一種比較符合我理想的方式。

重讀愛玲的文字，大多數寫的是生的悲哀，鮮有論及死亡的。或者，在她那個時代能好好地活着比死更叫人為難。

在《我看蘇青》中蘇青問她：“你想，將來到底是不是要有一個理想的國度呢？”

愛玲說：“我想也是有的。但是最快最快也要許多年。即使我們能看得見的話，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

蘇青嘆息說：“那有什麼好呢？到時候已經老了。在太平的世界裏，我們變得寄人籬下了嗎？”

一語成讖，愛玲自從五十年代離開之後，就再也沒有踏入故國的土地。她的上海從此逝去，而她也只能在別人的國度，別人的時代里靜靜地活着。晚年的愛玲是寂寞的，但是於她寂寞並非不是一件好事。寂寞至少是自由的，不用證明什麼，不用爭取什麼，也不用承擔什麼。

胡蘭成說過：“愛玲從不牽愁扯恨。”她不會感懷身世到自憐自傷，會做的只是讓自己乾淨地生活，然後，再乾淨地死去。於是，就算是緬懷，我們也看不到一絲一毫的感傷，她只會寫道：“他們只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我愛他們。”這是怎樣一種哀而不傷的大家之風啊！

愛玲的死是安靜，彷彿一株植物，一棵樹的死去，不動聲色而又驚心動魄。

公元一九九五年，她帶着她血液中流淌的往事靜默地告別人世。自此，一個流光飛舞、金沙瀰漫的時代徹底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