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柳青

（關於《務虛筆記》）

柳青：

您好!

來信收到已久，本該早給您回信的，但總想就您對《務虛筆記》的意見說說我的想法，所以一直耽擱着。

可現在又覺得，要在一封信中說清楚，未必容易。試試看吧。但這絕不是說《務虛筆記》（以下簡稱《務》）有多麼高明，只是說它有點特別，甚至讓人難於接受。讓人難於接受的原因，當然不都是它的特別所致，還因為它確實存在很多缺陷。但這缺陷，我以為又不是簡單的刪減可以彌補的，刪減只能損害它的特別。而其“特別”，又恰是我不能放棄的。所以，這篇東西還是讓它保留着缺陷同時也保留下特別吧。你不必再操心在海外出版它的事了。它本不指望抓住只給它一點點時間的讀者，這是我從一開始就明白的事。世界上的人很多，每個人的世界其實又很小，一個個小世界大約只在務實之際有所相關，一旦務虛，便很可能老死難相理解。這不見得是一件壞事。也許這恰恰說明，法律需要共同遵守，而信仰是個人的自由。

《務》正在國內印第二版，這已經超出我的意料。讀者大約是根據對我以前作品的印象而買這本書的，我估計很多人會有上當的感覺。對此我真是有點抱歉，雖然我不認為這是我的錯。我還是相信，有些作品主要是為了賣，另一些更是為了寫——這是陳述，不包含價值褒貶。就比如愛情的成敗，並不根據婚姻的落實與否來鑒定。

您在信中說，“C的穿插可以捨去……沒有自傳體味道，使它脫胎而獨立，更顯得成熟”。──就從這兒說起吧。

在我想來，人們完全可以把《務虛筆記》看成自傳體小說。只不過，其所傳者主要不是在空間中發生過的，而是在心魂中發生着的事件。二者的不同在於：前者是涇渭分明的人物塑造或事件記述，後者卻是時空、事件乃至諸人物在此一心魂中混淆的印象。而其混淆所以會是這樣而非那樣，則是此一心魂的證明。故此長篇亦可名曰“心魂自傳”。我相信一位先哲（忘記是誰了）說過的話，大意是：一個作家，無論他寫什麼，其實都不過是在寫他自己。因而我在《務》中直言道：

我不認為我可以塑造任何完整或豐滿的人物，我不認為作家可以做成這樣的事……所以我放棄塑造豐滿的他人之企圖。因為，我，不可能知道任何完整或豐滿的他人，不可能跟隨任何他人自始至終。我經過他們而已。我在我的生命旅程中經過他們，從一個角度張望他們，在一個片刻與他們交談，在某個地點同他們接近，然後與他們長久地分離，或者忘記他們或者對他們留有印象。但，印象里的並不是真確的他們，而是真確的我的種種心緒。

我不可能走進他們的心魂，是他們鋪開了我的心路。如果……在一年四季的任何時刻我常常會想起他們，那就是我試圖在理解他們，那時他們就更不是真確的他們，而是我真確的思想。……在我一生中的很多時刻如果我想起他們並且想像他們的繼續，那時他們就只是我真確的希望與迷茫。他們成為我的生命的諸多部分，他們構成着我創造着我，並不是我在塑造他們。

我不能塑造他們，我是被他們塑造的。但我並不是他們的相加，我是他們的混淆，他們混淆而成為——我。在我之中，他們相互隨機地連接、重疊、混淆，之間沒有清晰的界線。……我就是那空空的來風，只在脫落下和旋捲起斑斕的落葉抑或印象之時，才捕捉到自己的存在。

……我經常，甚至每時每刻，都像一個臨終時的清醒的老人，發現一切昨天都在眼前消逝了，很多很多記憶都逃出了大腦，但它們變成印象卻全都住進了我的心靈。而且住進心靈的，並不比逃出大腦的少，因為它們在那兒編織雕鑄成了另一個無邊無際的世界，而那才是我的真世界。記憶已經黯然失色，而印象是我鮮活的生命。

——《務》136節

這就是我以為可以把《務》看做自傳體小說的理由，及這一種自傳的邏輯。

所以，有關C的章節是不能刪除的。因為C並不是一個我要塑造或描寫的人物，而應看做是這一份心魂歷史的C部分。C的其他方面在這篇小說中是不重要的，只有以C為標誌的殘疾與愛情的緊密相關，才是這一心魂歷史不可或缺的。而C的其他路途，亦可由Z、L甚至O、N等此書中出現的其他角色（即此一心魂的其他部分）來填補、聯想，甚至混淆為一談──這是允許的，但非一定的。一定的僅僅是：這諸多部分，混淆、重疊而成就了我的全部心路。

如果有人說這是一部愛情小說，我不會反對。殘疾（殘缺）與愛情──尤其是它們以C為標誌如此地緊密相關，我甚至相信這是生命的寓言，或是生命所固有的遺傳密碼，在所有人的心裏和處境中都布散着它們的消息。從我們一出生，一感受到這個世界、這個同類之群，我們就日益強烈地感受到了差別、隔離和懼怕，同時生出了愛的慾望。——這就是“我”與畫家Z從童年時，便由“一座美麗的房子”和“一個可怕的孩子”所聽到的消息。這消息不斷流傳，不斷演變，直至詩人L的日記被人貼在了牆上，和他未來在性愛中的迷惑；直至WR的童言無忌與流放邊陲；直至O的等待，及其夢想的破滅；直至F醫生的眺望、深藏的痛苦與夢中的供奉；直至Z的叔叔晚年重歸葵林；直至一個叛徒的生不如死的殘酷處境，和她永生永世的期盼……這一切都攜帶着那種美麗並那種可怕的消息。因而這一切（無論是更為個體化的，還是更為社會化的）都發端於、也結束於生命最初的那個密碼：殘疾（殘缺）與愛情。

就是說，每個人生來都是孤獨的，這是人之個體化的殘缺。因此我們傾向與他者溝通、親和。而他者之為他者，意味着差別、隔離、恐懼甚至傷害，這是社會化的殘缺。於是我們更加地期盼着團聚——我需要你，需要他者，一個心魂需要與另外的心魂相融合。而這，證明了愛情。我們因殘缺而走向愛情。我們因殘缺而走向他者，但卻從他者審視的目光里發現自己是如此地殘缺。我們試圖彌補殘缺，以期贏得他者的垂青或收納，但我們又發現這彌補不可能不求助於他者，因為只有在他者同樣祈盼的目光中，那生就的殘缺才可獲彌補。甘地說過：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獲得和平，和平本身是一種方法。愛亦如此，愛可以視為和平的根源，那不是一種可期捕獲之物，是方法，是關係。愛的艱難與祈盼，簡直是千古的輪迴或重演！原來殘缺和愛情是互為因果的。一切心魂的福樂與危懼中都攜帶了這樣的消息。而這消息，在C的處境中（或我之C的思緒里）尤顯昭彰。

我並不想寫一個殘疾人的愛情遭遇，那些東西差不多已經被寫濫了。我是要寫，恰是人之殘缺的背景，使愛情成為可能和必要。恰是性的殘疾或沉淪，使愛情與單純的性慾明顯區分，使愛情大於性慾的部分得以昭彰。是人對殘缺的意識，把性煉造成了愛的語言，把性愛演成心魂相互團聚的儀式。只有這樣，當赤裸的自由不僅在於肉體而更在於心魂的時刻，殘疾或沉淪了的性才復活了，才找到了激情的本源，才在上帝曾經賦予了它而後又禁閉了它的地方、以非技術而是藝術的方式，重歸樂園。為此應該感恩於上帝，也感恩於魔鬼，亦即感恩於愛也感恩於殘缺。當殘疾降臨之時，以至其後很多年，我絕沒想到過有一天我會這樣說。而當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了這一點時，我真是由衷地感動。

有人說，父母之愛比性愛更無私更純潔，我實在不能同意。父母對兒女的愛固然偉大，但那並不觸及愛的本質，因為其中缺少了他者。父母愛兒女，其實是愛着自己的一部分。唯在與他者的關係中，即自我的殘缺中，愛的真意才顯現。當有一天，父母對兒女說“我們是朋友”的時候，我想那是應該慶祝的，因為那時父母已視兒女為平等的他者了。但是多麼有意思呵，如果在戀人之間忽然要特特地強調“我們是朋友”，這卻值得悲哀，這說明一堵曾經拆除的牆又要壘起來了。語言真是魔術師。這牆的重新壘起，不僅指示愛情的消逝，同時意味着性關係的結束或變質。可見，於人而言，性從來不僅僅是性，那是上帝給人的一種語言，一種極端的表達方式。所以詩人L終有一天會明白，這方式是不能濫用的，濫用的語言將無以言說。是呵，一切存在都依靠言說。這讓我想起大物理學家玻爾的話：物理學不告訴我們世界是什麼，而是告訴我們關於世界我們能夠談論什麼。

《務》最勞累讀者的地方，大約就是您所說的“過於分散的物象”。人物都以字母標出，且人物或事件常常相互重疊、混淆，以至讀者總要為“到底誰是誰”而費神。我試着解釋一下我的意圖。

首先──但不是首要的：姓名總難免有一種固定的意義或意向，給讀者以成見。我很不喜歡所謂的人物性格，那總難免類型化，使內心的豐富受到限制。

其次──但這是最重要的：我前面已經說過了我不試圖塑造完整的人物，倘若這小說中真有一個完整的人物，那隻能是我，其他角色都可以看做是我的思緒的一部分。這就是第一章里那個悖論所指明的，“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就連“我”這個角色也只是我全部印象的一部分，自然，諸如C、Z、L、F、O、N、WR……就都是我之生命印象的一部分，他們的相互交織、重疊、混淆，才是我的全部，才是我的心魂之所在，才使此一心魂的存在成為可能。此一心魂，倘不經由諸多他者，便永遠只是“空穴來風”。唯當我與他者發生關係——對他們的理解、訴說、揣測、希望、夢想……我的心路才由之形成。我經由他們，正如我經由城市、村莊、曠野、山河，物是我的生理的歲月，人是我心魂的年輪。就像此刻，我的心路正是經由向您的這一番解釋而存在的。

如果這種解釋（在小說里是敘述，在生活中是漫想，或“意識流”）又勾連起另外的人和事，這些人和事就會在我心裏相互銜接（比如A愛上了B，或相反，A恨着B）。但這樣的銜接並不見得就是那些人的實際情況（比如A和B實際從不相識），只是在我心裏發生着，只不過是我的確鑿的思緒。所以我說我不能塑造他人，而是他們塑造着我。——這簡直可以套用玻爾的那句名言了：文學不告訴我們他人是什麼，而是告訴我們關於他人我們能夠談論什麼。而這談論本身是什麼呢？恰是我的思緒、我的心魂，我由此而真確的存在。那“空空的來風”，在諸多他人之間漫遊、串聯、採擷、釀製、理解乃至誤解……像一個謠言的生成那樣，構成變動不居的：我。說得過分一點，即：他人在我之中，我是諸多關係的一個交叉點，命運之網的一個結。《務》中的說法是：

“我”能離開別人而還是“我”嗎？“我”可以離開這土地、天空、日月星辰而還是“我”嗎？“我”可能離開遠古的消息和未來的呼喚而依然是“我”嗎？“我”怎麼可能離開造就“我”的一切而孤獨的是“我”呢……

——《務》228節

如果這類銜接發生錯位——這是非常可能的，比如把A的事迹連接到B的身上去了，甚至明知不是這樣，但覺得唯其如此才可以填補我的某種情感或思想空白，於是在我心魂的真實里，一些人物（包括我與他人）之間便出現了重疊或混淆。這重疊或混淆，我以為是不應該忽略的，不應該以人物或故事線索的清晰為由來刪除的，因為它是有意義的——這也就是小說之虛構的價值吧，它創造了另一種真實。比如若問：它何以是這樣的混淆而非那樣的混淆？回答是：我的思緒使然。於是這混淆畫出了“我”的內心世界，“我”的某種願望，甚至是隱秘。

（我有時想，一旦輕視了空間事物，而去重視心魂狀態，很可能就像物理學從宏觀轉向微觀一樣，所有的確定都賴於觀察了。這時，人就像原子，會呈現出“波粒二重性”，到底是波還是粒子唯取決於觀察，而一個人，他到底是這樣還是那樣，唯取決於我的印象。孤立地看他，很像是粒子，但若感悟到他與人群之間那些看不見摸不着的神秘關聯，他就更像似波了吧。──這有點離題了。）

說到隱秘，什麼隱秘呢？比如說，A的惡行我也可能會有（善行也一樣），只不過因為某種機緣，A的惡行成為了現實，而我的這種潛在的可能性未經暴露——這通過我對A的理解而得印證。我相信，凡我們真正理解了的行為，都是我們也可能發生的行為，否則我們是怎麼理解的呢？我們怎麼知道他是如此這般，於是順理成章地鑄成了惡行的呢？如果我們沒有這種潛在的可能，我們就會想不通，我們就會說“那真是我不能理解的”。人性惡，並不只是一些顯形罪者的專利。（比如，某甲在“文革”中並未打人，但他是否就可以誇耀自己的清白？是不是說，未曾施暴的人就一定不會施暴呢？叛徒的邏輯亦如是，你不是叛徒，但你想過沒有，你若處在他的位置上會怎樣呢？如果我們都害怕自己就是葵花林里的那個叛徒，那就說明我們都清楚她進退維谷的可怕處境，就說明我們都可能是她。）不光在這類極端的例子中有這樣的邏輯，在任何其他的思與行中都是如此。我可能是Z、L、O、N、WR……因此我這樣地寫了他們，這等於是寫了我自己的種種可能性。我的心魂，我的慾望，要比我的實際行為大得多，那大出的部分存在於我的可能性中，並在他人的現實性中看到了它的開放——不管是惡之花，還是善之花。儘管這種種可能性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但難道我們不是矛盾的么？我們的內心、慾望、行為不是常常地矛盾着么？善惡俱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才是此一心魂的真確。當然，他們做過的很多事並非就是我的實際經歷，但那是我的心魂經歷。如果我這樣設想，這樣理解、希望、夢想了……並由之與柳青、梅娘一起而感受到了美好與醜陋、快樂與恐懼、幸福與痛苦、愛戀或怨恨、有限與無限……為什麼這不可以叫做我的經歷？皮肉的老繭，比心魂的年輪更稱得上是經歷嗎？（所以，順便說一句：當有人說《務》中的角色可能是現實中的誰的時候，我想那可真是離題太遠。）

我想，某種小說的規矩是可以放棄的，在試圖看一看心魂真實的時候，那尤其是值得放棄的。就是說，對《務》中的角色，不必一定要弄清楚誰是誰（更不要說《務》外的人物了）。事實上，除非檔案與病歷，又何必非弄清楚誰是誰不可呢？又怎麼能弄清楚誰是誰呢？然而檔案只記錄行為，病歷只記錄生理，二者均距心魂遙遠，那未必是文學要做的事。還是玻爾那句話的翻版：我無法告訴你我是誰，我只能告訴你，關於我，我能夠怎樣想。

如果有人說《務》不是小說，我覺得也沒什麼不對。如果有人說它既不是小說，也不是散文，也不是詩，也不是報告文學，我覺得也還是沒什麼不對。因為實在是不知道它是什麼，才勉強叫它做小說。大約還因為，玻爾先生的那句話還可以作另一種引申：我不關心小說是什麼，我只關心小說可以怎樣說。況且，倘其不是小說，也不是其他任何有名有姓的東西，它就不可以也出生一回試試嗎？——這是我對所謂“小說”的看法，並不特指《務》。這封信已經寫得有點像爭辯了，或者為著什麼實際的東西而爭辯了。那就再說一句：寫這部長篇時的心情更像是為了還一個心愿，其初始點是極私人化的，雖然也並非純粹到不計功利，但能出版也已經足夠了。至於它能抓住多少讀者，那完全是它自己的事了。您的出版事業剛剛開始，不必太為它操心，不能賺錢的事先不要做，否則反倒什麼也幹不成。“務虛”與“務實”本當是兩種邏輯，各司其職，天經地義。

我近來身體稍差，醫生要我全面休息，所以就連這封信也是斷斷續續寫了好些天。立哲想請我去美國逛一趟，如果身體無大問題，可望6月成行。到時瑞虎將做我們的導遊兼司機，這真讓人想起來就高興。只盼美夢成真吧——這一回不要止於務虛才好。那時您若有空，可否也來一聚呢？

即頌

大安！

史鐵生

1997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