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感覺走?

大概十年前了吧，流行過一首歌叫《跟着感覺走》。不過，好像跟着感覺走了一陣子，又不跟着了，可能還是跟着錢走來得實在吧。這倒讓我想起歷來的讀書人，好像只談感覺的問題，而不太談吃飯的問題。談，例如古人，也只是說“窮困潦倒”，窮困到什麼地步?不知道。怎樣一種潦倒?也不清楚。正史讀到“荒年”、“大飢”，則知道一般百姓到了“人相食”的地步，這很明確，真是個活不下去的地步。

魯迅寫過一個孔乙己，底層讀書人，怎樣一種潦倒，算是讓我們讀來活生生的如同見到。還有《浮生六記》的夫婦倆，也很具體，當然歷代不少筆記中也有小片段，遺憾在只是片段。

我在貴陽的時候，見到過一本很有趣的書，講若上京趕考，則自貴陽出發時雇驢走多少錢，雇馬走多少錢。第一天走到什麼地方要停下來住店，多少錢，一路上的吃喝用度，都有所需銀兩細目。直到北京盧溝橋，當晚可住什麼店，多少錢，第二天何時起身入城，在京城裏可住哪些店或會館在哪裏，各多少錢，清清楚楚，體貼爽利。最有意思的是，說過娘子關時可住的一個店中有一位張寡婦，僅此一句，別無啰嗦。

我手上有一本四十年前陳存仁先生在香港寫的《銀元時代的生活》，常常閑來無事前後翻翻。陳存仁先生原是上海的一個醫生，後來到香港還是行醫，行醫之餘，寫一些銀元時代的生活的連載短文，慢慢集成一本書。書中對清末到抗戰爆發這一段生活，記載甚詳，包括一屜小籠包多少錢，什麼地方的一席宴多少錢，什麼菜。他編過一部有名的藥典，抄寫工多少錢，印刷多少錢。他因行醫的關係，與民國元老吳稚暉有交往，也被章太炎收為關門弟子。這些交往，陳先生寫來細節飽滿，人情流動，天生無文藝腔。有個事情如果不是陳先生全過程的敘述，我們會以為怎麼可能發生?原來民國初建時的一大攤革命事務里，有一項是立法廢除中醫中藥，陳先生張羅着到南京請願，才將中醫中藥保留下來。

我也是不長進，過於庸俗吧，很感興趣這些細節。三十年前我去鄉下插隊，首先碰到的就是一日三餐的問題。初時還算有知青專款撥下去，可度得一時，後來問題就大了，不由得想到念書時灌到腦子裏的古代詩人的三餐。

李白千古風流，可是他的基本生活是怎樣的，看詩是知不道的。他二十五歲開始漫遊，除了一年多在長安供奉翰林，一日三餐不成問題，其餘，直到去世的三十五年中，都在漫遊，每天具體的三頓飯，不必三頓，哪怕一天一頓好了，都是怎麼解決的?詩中他常喝酒，酒雖然會醉人，但還是有營養的。有酒，起碼就有一些下酒菜，可以抵擋一天沒有問題。而且，古代的酒類是果酒，類似現在的“紹興加飯”或“女兒紅”，或者米酒，類似日本的SAKE，即清酒，可以喝得多而慢醉，只要不吐，就可以吸收成為熱量。

李白他們的古代，一般人，尤其文人，是不喝我們現在這種白酒，也稱為“臭酒”的。“臭酒”是兩次以上蒸餾，消耗糧食的量很大，多是河工，也就是黃河防洪的服徭役者喝，或苦力喝，再有就是土匪，一是抵寒，二是消乏，三是壯膽。我們現在社會上流行喝臭酒，是清末至民初軍閥時期興起來的，說實在，酒品很低，雖然廣告做得鋪天蓋地。

李白若喝臭酒，什麼詩也做不出來，只有昏醉。張旭的酒後狂草，也是低度果酒的成果。武松喝的那過不了崗的三碗，是米酒類，稍烈一點，但危險一來，要能做汗出了，才好打虎。

洋人的情況差不多。所謂酒神精神，是飲果酒，也就是葡萄酒後的精神。伏特加算最烈的了，離二鍋頭還差着一截，我去俄國、丹麥、瑞典，見他們常喝。寒帶人多數人有憂鬱症，這與陽光少有關，尤其長達半年的白夜，真是會令人憂鬱至極，酒可以麻醉憂鬱。到他們的地區，看他們的畫，讀他們的詩，小說，聽他們的音樂，都是符合的，不符合的，反而是異國色彩。

我的一些朋友，有憂鬱症的，模仿起寒帶藝術來真地是像，說模仿不對，是投契。沒有憂鬱症的，就是模仿了，東西總是有點做作。前些年美術圈興過一陣“懷斯”風，幾年下來，我們看在眼裏，心下明白誰是投契，誰是投機。懷斯，是有憂鬱症的，憂鬱得很老實，並老老實實地畫自己的憂鬱。美國有不少患憂鬱症的人，極端的會自殺。醫生有時不給他們開藥，只是說，到熱帶去度個假吧。憂鬱症是因為起神經傳導作用的去甲腎上腺素降低，吃些三環類的葯就好了，只不過藥效過後容易再犯，變成對藥物產生依賴，於是容易更憂鬱，所以還是度假的好。從報道上看，寫《哥德巴赫猜想》的詩人徐遲的自殺，應該是患有嚴重的憂鬱症。

病症影響情緒，這是每個人都有體會的，不要說癌症了，就是一個傷風鼻子不通，也會使一些人痛感生活之無趣。歐洲藝術史上有所謂浪漫主義時期，察檢下來，與彼時的肺結核病有關。

結核病的癥狀是午後低燒，蒼白的臉頰上有低燒的紅暈，眼球因為低燒而眼壓增大，角膜也就繃緊發亮，情緒既低沉憂鬱又亢奮，頻咳。在沒有電燈的時代，燭光使這樣一副病容閃爍出異樣的色彩，自有迷人處。蕭三是這樣的藝術家的代表人物。那時肺結核可說是一種時髦病，得了是又幸又不幸。

我國在上個世紀末這個世紀初，鴛鴦蝴蝶派的小說里，肺結核的男女主角一個又一個，這股風氣由歐洲傳來，林琴南譯的《茶花女》，風靡讀書人，於是讀書人做小說下筆也就肺結核起來。當時的讀書人，覺得肺結核有時代感，健健康康的，成什麼樣子?其實中國小說早有一個肺結核的人物，就是《紅樓夢》中的林黛玉。那時還沒有肺結核這個詞，結核病統稱“癆病”，但曹雪芹寫林黛玉的癥狀很細，包括情緒癥狀，所以我們可以確定，林黛玉是結核美人。

現在具有現代感的病是什麼，前些年是癌症，由日本傳來，弄得華語地區的電視連續劇，一集一集的總會拍到醫院病房去，鮮花和閃電中，最後的隱情。其實最現代的是愛滋病，但是小說家編劇人好像還沒拿捏好，嫌它有亂交的麻煩，再說吧。

治療肺結核病後來變得很簡單，現在這種病幾乎不再發生了。很巧，這時浪漫主義也結束了。

我這麼講可能很不厚道，可是當時作家好像也不厚道，無病不成書。如果以病症為常識，來判斷藝術的流派或個人的風格，其實是可以解魅和有更踏實的理解的。

電影《莫札特傳》對莫札特的葬禮有一個暗示，就是喪葬工人潑灑了幾鍬石灰到屍袋上。莫札特的音樂清朗澄明，不像病人所為，但說他被纏於債務，貧病交加，什麼病呢?莫札特難道是用音樂超拔自己的困境，包括病?貝多芬則是先天性梅毒，導致盛年耳聾，而且梅毒引發狂躁與沮喪，當時還沒有發明盤尼西林這種特效藥，梅毒無疑就成了貝多芬不可抗拒的命運，例如他幾次的戀愛都不可能結果為婚姻。我們知道了這一層，對他晚年的作品，例如弦樂四重奏，無疑聽得出來劇痛與暫時緩解的交替，驚心動魄。我們知道，貝多芬拒絕用藥，是他執著那些交替可以轉換成音樂狀態嗎?舒曼不幸也是先天性梅毒，最後導致精神分裂，我們聽他的晚期的作品，例如鋼琴五重奏，明顯的失誤，無與倫比的魅力，同時在一起。

魯迅患有肺結核，這也是他的死因。我們講過了肺結核引起的情緒癥狀，“一個也不寬恕”的絕決，《野草》中的絕望，就多了一層原因。他晚年的文章幾乎都很短，應該與體力有關。

這並非說藝術由疾病造成，而是文思的情緒，經由疾病這個擴大器，使我們聽到看到的有了很難望其項背的魅力。當然，也有人裝瘋賣傻，哄抬自己，一談到價錢，瘋還是瘋，但是一點也不傻。只可憐不明就裏者，學得很累，錢呢，花得很冤枉。跟着感覺走，不知道會走成什麼樣。

所以我們不妨來談談感覺或者情感。

你們肯定猜到我又要來談常識了。不錯，不談常識淡什麼?世界上最複雜的事是將複雜解為簡單。當然，最簡單的事也就是將明明簡單的事搞得很複雜，我們可以從民生的角度原諒長篇大論的一點是，字多稿酬也就多了。

法國有個聰明人福科，好像是他講的，“知識也是一種權力。”對中國人來說，我們不需旁徵博引，只要略想想科舉時代的讀書，就明白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還可以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總之，可有的多了。但問題還有另一面，常識也是一種知識，只是這種知識最能解構權力。五四時代講的科學，現在看來都是常識，卻能持續瓦解舊專制。過了半個世紀，有一句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還是一句有關常識的話，因為之前，實在是一點常識都沒有了。

不過常識這個東西也有它的陷阱。常識是我們常說的智商的基礎，智商這個詞我們知道是由IQ翻譯而來。我們還有一個由日文漢字形詞而來的“知識”，當年曾用過“智識”。我覺得還是“智識”好，因為“智”和“識”是同類的，“知”，如果是“格物致知”的那個知還好，否則只是“知道”。

八十年代初興過一陣智力競賽，類似“秦始皇是哪一年統一中國的”這種題鋪天蓋地，有些單位舉辦這種競賽，甚至影響到職工福利的分配。但這是“知道競賽”，我不知道的，你告訴我，我就知道了，很簡單的事。智力是什麼?是對關係的判斷。你告訴我秦始皇是怎麼一回事，中國當時是怎樣一種情況，問“秦始皇會怎樣做?”這才是智力所在。中國有個說法是“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小時了了是五歲識得一千字，大未必佳是上大學了還不會洗腳。我在台灣聽到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先生講，如果在家裏沒有做過家務，例如洗碗，成績再好，我也不收他做化學博土研究生。

IQ是IntelligenceQuotient的縮寫，它在西方行之有年，傳到中國，也用來測之有年。不過，這個IQ是大有問題的。

IQ是指，智力年齡÷實足年齡×100之後的那個值。這個值若是120以上，算“聰明”，不足80的，是“愚蠢”，而且永遠就是這樣的，變不了。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小時了了是IQ絕對120以上，但是，大未必佳，也許會低於80很多。我們幾乎人人都有這種身邊的例子，小時的玩伴一直到大學畢業的同學，聰明，老師寵愛，親友讚不絕口，五年過去了，十年過去了，當初被譏為“傻蛋”、“呆瓜”、“蠢豬”的孩子，留級生，常補課的，三腳踢不出個屁的，反而有出息得多。最有意思的是高材生們還在咀嚼當年的豪言壯語，智力低下到竟還沒有明白那些目標既非豪也不壯，只是一點學生腔罷了。最令我驚異的是，我在美國遇到不少從中國來攻讀學位的，也是如此。“美國”這個詞，也是一種魅，好像它等同IQ。因為中國人出國還非易事，這種魅還不易除，不過這些年來開始漸漸明朗了。

我有一次在聚會時說：“所謂好學生是一個問題只知道標準答案的人。”你如果明白一個問題有兩種以上的答案，好，你苦了，考試一定難及格。事後才知道，這個意思結結實實得罪了一些人，這是我活該，因為我也把“好學生”表達為一種答案的形式了，可見我的IQ確實不到80，也就是愚蠢。這個歲數還這樣，改也難了。

IQ的問題，在其計算公式的產生地也越來越遭到質疑，所以近十年來，EQ的重要性很快地超過IQ的重要性。

EQ是EmotionalIntelligence的意思，譯為情商，不過時髦的人直稱EQ，似乎用漢語說“情商”，有IQ不足的嫌疑。

你會說，這已經是老生常淡了嘛，尤其丹紐·苟曼(DenielGoleman)一九九三年寫了那本暢銷書《情感智力》(EmotionalIntelligence)之後，EQ已經成了常識。沒錯，我就在說這個常識。

也許你還記得我寫過一篇《愛情與化學》，那篇文字裏介紹過爬蟲類腦是我們人類腦里的最原始部位，它主管着我們最基本的生命本能。這之後發展出古哺乳類腦，其中有個“情感中樞”。

情感中樞中最古老的部分是嗅葉，負責接收和分析氣味。氣味對古老動物的重要，可說是攸關性命。食物可食否，是否為性對象，捕捉與被捕捉的辨別，都靠與氣味的記憶的比對結果。

嗅葉只有兩層細胞，第一層負責接收氣味並加以分類，第二層負責傳遞反射訊息，通知神經，指揮身體採取何種反應。

當嗅葉進化發展成情感中樞時，腦才開始有情緒功能。而在進化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情感中樞逐步修正學習與記憶這兩大功能，古哺乳類動物才有了更複雜的反應的可能。當然，氣味是反應的基礎，以至情感中樞里有了一個嗅腦部分。

一億年前，到了新哺乳類動物的腦，也就是靈長類動物和之後人類的腦，開始增添了幾層新細胞，智能開始出現了。

我這樣的描述，是要警惕的，因為進化的情形並非是說有就有了。我們解剖看到腦的組成，之後描述了大的區別，至於進化過程的實證，生物學家還在尋找。

人類的腦，最終進化出了對感覺可以加以思考，也可以對概念、符號產生感覺的功能。腦神經的互聯更為複雜，有更多的反應，情緒也就精緻起來，可以對感覺有感覺。新哺乳類腦的情感中樞在腦神經的結構中是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對腦部的其它功能有非常非常大的影響，到了可以左右我們的思考能力的地步。

不過，我們要回到情感中樞的嗅腦那一部分，因為裏面有兩個部分極為重要，一個命名為海馬回，一個命名為杏仁核，都是因為它們的形狀，而非其功能。

我們知道，杏仁核的功能，是紐約大學神經科學中心的約瑟夫·勒杜克斯(JosephleDoux)發現的。沒有這個發現，EQ的重要性不會超過IQ。

勒杜克斯發現，當負責思考的大腦皮層對刺激還沒有形成決定的時候，杏仁核已經指揮了我們的行為。我們有很多悔之莫及的行為，就是因為杏仁核的反應先於大腦皮層的思考，不免失之草率。

在這個發現之前，醫學界認為感覺器官先將感覺信息傳到丘腦，轉為腦的語言，再傳到大腦皮層的感覺處理區，整理成感覺，形成認知和意義，再傳到情感中樞，決定如何反應，再通知其它腦區和全身。通常的情況確實如此，這意味着，杏仁核是依靠來自大腦皮層的指令來決定情緒反應。

勒杜克斯的革命性發現是，除了我們已經知道的丘腦到大腦皮層的神經元，他找到了我們以前沒有發現的丘腦直達杏仁核的一小綹神經元。這樣，杏仁核搶先於大腦皮層的處理過程，激發出情緒反應與相應的行為反應方式，先斬了再說。

勒杜克斯用實驗證明了杏仁核處理過我們從未意識到的印象和記憶。他以極快的速度在試驗者眼前閃過圖形，試驗者根本沒有察覺，可是之後，他們會偏好其中的一些很奇特的圖形，也就是說，我們在最初的幾分之一秒，已經記得內容並決定了喜歡與否，情緒可以獨立於理智之外。

至於海馬回，則是一個情境記憶庫，用來進行信息的比對，例如，關着的狼與荒野中的狼，意義不一樣。海馬回管的是客觀事實，杏仁核則負責情緒意義，同時也是掌管恐懼感的中樞。如果只留下海馬回而切掉杏仁核，我們在荒野中遇到一隻狼不會感到恐懼，只是明白它沒有被關着而已。又如果有人用一把槍頂在你腦袋上，你會思考出這是一件危險的事，但就是無法感到恐懼，做不出恐懼的反應和表情，同時也不能辨認別人的恐懼表情，於是槍響了。這是不是很危險?

杏仁核主管情緒記憶與意義。切除了杏仁核，我們也就沒有所謂的情緒了，會對人失去興趣，甚至會不認識自己的母親，所渭“絕情”，也沒有恐懼與憤怒，所謂“絕義”，甚至不會情緒性地流淚。雖然對話能力並不會失去，但生命可以說已經失去意義。

杏仁核掌管的恐懼，在動物進化中地位特殊，分量吃重，因為它決定了動物在生死存亡之際的反應，戰還是逃。

杏仁核儲存情緒記憶，當新的刺激出現，它就將之比對過去的記憶，新的刺激里只要有一項要素與過去相彷彿便算符合，它就開始按照記憶了的情緒經驗啟動行為。例如我們討厭過一個人，以後只要這個人出現，我們不必思考就討厭他或她。勒杜克斯稱此為“認識前的情緒”。

這樣，雖然杏仁核的反應是為保護我們的生存，但在一個變化迅速的環境裏，我們不免會受到誤導。因為一，很可能舊的情緒記憶相對新的刺激已經過時；二，杏仁核的反應雖然快，但失之草率。

我們的童年時期，是杏仁核開始大量儲存情緒記憶的時期，這也就是一個人的童年經驗會影響一個人一生的原因。一個成人，在事件發生時，最先出現的情緒常常就是他的杏仁核里童年就儲存下來的情緒模式。你可以明白，父母常在小孩子面前吵架甚至動手，小孩子雖然小到還抱着奶瓶，但他已經“看”在杏仁核里了，他只是還不能思考這個記憶。這也就是最危險的。虐待，嬌寵，虛偽，等等等等，小孩子將來有的好受了。前些年在美國艾奧瓦大學發生中國留學生盧剛殺人事件，是一個典型的EQ出了問題的例子，因為盧剛的IQ沒有問題。童年，少年處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人，他們的杏仁核，就是國家的情緒命運，跟着感覺走?

如果你還記得我在《愛情與化學》裏介紹過的前額葉，你就知道事情還有補救。前額葉主司壓抑，它的理性作用可以調節杏仁核的“衝動”。前額葉會在刺激的瞬間對各種可能進行評估，選出最佳決策，再策動行為。

這就是最基本的EQ。

我們的社會，強調了知識，強調了知識經濟，這似乎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沒有EQ，“人”將不“人”，“社會”將不“社會”。“勞動創造了人類”，這個“勞動”如果講的是工具使用，促使IQ不斷發展，是有問題的。我看這個“勞動”應該解為勞動組織，這個組織，就是不斷成熟的社會關係，它的成熟，是由人類的前額葉與杏仁核的互相平衡造成。我們的前額葉里都是一些什麼軟件?我們有怎樣的行為被孩子的杏仁核記憶為情緒?

孔子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仁”，我們意識到那是個EQ的里程碑嗎?孔子的教材里當然有彼時的IQ成果，但他的弟子們在《論語》裏，記載的都是老師的EQ啊，那裏面有迫切的情緒焦慮。兩千年後的子孫沒有了自己環境中的EQ問題嗎?一個富足但是EQ低下的社會，是個可怕的社會吧?EQ是不是較IQ來得重要而且迫切呢?

你如果說我既然用一種知識的形式講出以上，所以是一種IQ，所以IQ比EQ重要而且迫切，我當然只好閉嘴，去講EQ對藝術的重要了，不過，那是下一個題目了。

一九九八年五月墨西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