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生存的枯寂煩惱,我自覺寫男女關係時彷彿比寫其他文章還相宜。對於這方面,我沒有什麼經驗。寫這問題,可沒有和我平時創作的態度兩樣,在男女因情感所起衝突中,我只盡我的觀察,理解,解釋這必然的發展變化。我並不在幾個角色中有意加以責備或袒護的成見,我似乎也不應當有。我並不如據說在國內稱為“批評家”權威輩說的成心在那裏讚美情慾或譏諷紳士。只是以我的客觀態度描寫一切現實,而內中人物在我是無愛憎的。倘若還有人還要把這個引為“同道”或“異端”,想以他個人的趣味作我文章的尺度,我覺得這人是在極其可笑情形中白費了他的氣力,實在為他可惜。因為我這作品並不是為等待這些毀譽而寫成,我勸他還是去介紹他熟人一本新著,得到認可和讚許的機會可多一點。我這種試驗性的作品,說真話,還不值得批評!

在技術上,我為我作品,似有說明必要的,是我自己先就覺得我走的路到近來越發與別人相遠。與別人不同,這成敗是不可知的,因為最好的批評家是時間。時間延展,雖其中免不了僥倖,但無論如何,把作品付之於時間,是比之付於現在由書業中大老闆所支配指定的批評者手中為可靠的。

既是后話可不題。至於目下,我得承認我工作是完全失敗了。

看到一般人,對於章回體看來不費腦力的作品感到傾心,我不承認我的失敗是不行的。在許多近人名家作品中,對於他們的作品使我感到佩服的,是他們空話之多。他們真不愧為在那裏創造理想中人物,不過似乎常常是理想過高,因此結果從這些作品中反映出人物都同平常人兩樣,雖然他們還自誇是“高度寫實”,人的臉也象是用尺寸規畫出來的,不走絲毫。因為把字數延長,他們就令每一個書中人都經常喋喋不休,說上一些沒有關係的空話。因為有“思想”,他們有時就借一個廚子的口來說明“國際聯盟”

以及不下於國際聯盟那麼與二十世紀中國某公館廚子毫不相干的問題。他們想到革命,就寫革命,想到戀愛非三角不行,本來只有兩個,也就想方設法勉強再湊上一位。他們表現理想中人物的人格,卻依賴這紙上的英雄獨唱,毫不慳吝一切豪華美麗的言語,只以為一說出來一切問題就從作品中人物言談行動上得到了正確解決。他們所謂“抓着時代”,在時代中產生時代作品,那種態度和方法,其實還是中國往日名士詩人“即興”樣,自然他們各人都有理由說某一方面才認為是可以譏誚的“即興”,某一方面是“忠於時代”。到底這些人是聰明人,在一切方便中他們是輕輕易易就完全成功了的。

中國當然是需要一種繼續章回傳奇與《聊齋志異》偵探香艷小說的作品,天才名家,應運而生,沒有什麼可怪處。他們能得大眾的了解與同情,是他們把習慣的一套給了時代,可不象是時代真正給了他們什麼。

上面我說的話,是偏於對表現技術而聯帶及思想意識我個人的態度,我願意也有人相信我的話不完全是個人的牢騷。

時下名作家們,是有以疏忽此點反而成功的事實作證明足以自傲。批評家們又以“通順可作中學教本”的話而獎勵了這種作品而作成普遍推廣宣傳的。這些人完全是“聰明人”。

我的見解是明知自己失敗,卻找不出對成功者以尊敬機會。在走不去的荊棘塞途的僻路上,將憑我持拗頑固的蠢處,完成我自己所能走的一段路。我以為一件作品對外景只在說明充實背景的需要而存在。說明上文字的節制是必須的,這是我有意疏於寫景的一種解釋。我以為表現一個理想或討論一種問題,既然是附麗到創作中,那麼即或形式是小說的形式,在對話動作種種事情方面,適當節製為勢所必須,過分的鋪張應當是一樣忌諱,觀察詳細又不可缺少,一切應當從需要作考慮。這是我在描寫上不能誇張復有瑣碎的一種解釋。

假若有人問到:作品中的孩子,結論到底是怎麼樣?對於這樣疑問,我一時還找不到適當回答。因為孩子還是一個孩子,年紀只是一歲或三歲,有一個日益發胖溫和“偉大”的父親,同時又有一個“富於人性慈愛”的母親,就正是一般孩子在幼小時所需要的一種家庭。一個正常家庭的情形,使孩子能好好的活到世界上,不寒不飢,有病時可以及時吃藥,疲倦時能睡到母親懷抱內,或極精美安適的搖床內,也就可以說是孩子所希望的合理結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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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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