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辛欣：諾貝爾，藝術化的幽默作對？

浴室門突然被敲響，我知道，一定發生了很意外的事。果然，在水聲里我聽到斯蒂夫大聲報告：“中國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名字叫個‘Gaoshinjin’。”

我能想像，他是從NBC晨間電視新聞前直跳起來的，到處找我來着。

我繼續在水下，平靜地回答：

“早就知道了。”

然後，一邊穿着衣服，一邊看着在鏡子上斯蒂夫留的一張小條。小條上急抄着同一個消息。從新聞得來的高行健的名字全拼錯了，而搶在第一時間出手的報導太匆忙了，名字走調不說，居然說高現住美國。

收音機里NPR在採訪普林斯頓大學的林培瑞教授。他是這個國家最好的公共電台能找到的最好的漢學家。林培瑞是80年代末中美學術交流委員會的主席，出版描述中國知識分子情況的“北京夜話”；是他把方勵之帶到美國大使館宴會上，引出布殊的極端不滿，說不定，也為方先生後來避難美國使館提供了思路；我曾經參與寫林主持的一本《非官方的中國》，和他有過個人交談。在我的印象里，他的非官方立場是很溫和的，一口山東腔的流利中文，頗有幽默感，有一次在美國之音里學中國的出租汽車司機，跟像相聲似的，聽的中文部編輯大為讚歎。六四之後，他從中國逃出來，我正好到香港，在港大樓梯上相遇，他掏出學術主席的名片，劃掉了頭銜，匆匆寫下一個臨時寄居的電話。那畫面極有逃難味道。

聽起來溫和的林培瑞顯然還在震驚之中。落到林式句子裏是委婉着說，高本不在首選視線。（可以猜想他眼界裏的首選），林背誦高行健的創作成績：話劇車站，長篇小說《靈山》。記者問他，高在英語世界的出版情況，他描述說，也就是近一年，高兩個作品才有英語小出版。林說，高行健的作品是藝術性的，是有社會批判性的，而中國大陸對藝術性的社會批判作品不能見容。果然是林培瑞，婉轉着，學究着，說，無論如何，中國人歷史性第一次得諾貝爾獎，這會使中國作家更多地進入了世界文學的視線。而中國作家長期不能獲獎的原因，他認為和翻譯有關。我聽着心想，美國漢學界那幾位腕兒HowardGoldblatt，OrvilleSchell，JeffreyKinkley，聽了不知該怎麼想？擴大着再想，諾貝爾這回讓在美國的國際中文評論腕兒，比如王德威，鄭樹森什麼的，一定都傻眼了？所有腕兒們都有點找不到北？都在找詞調整說法？是說自己有先見之明？還是照直說有點想不通？而中國究竟怎麼對待這個被國際媒體描述為“作品在中國被禁止”的中國作家？怎麼對待諾貝爾的選擇？

讓我真正生感慨的卻是，放眼浮華文學世界，誰會知道，在邊角北歐，有一個中國人非常安靜地握着這副文學牌的基本玩法？

而這個人給香港《明報》的評論新諾貝爾得主的文章早在幾天之前就寫好了。

這人叫陳邁平。是《今天》雜誌的元老級人物，現在瑞典大學中文系教書。兩個孩子，一個瑞典漢學家的也是翻譯家的妻子，妻子很漂亮，也很學究氣，曾經有機會到中國作文化參贊，而邁平被中國大使館打了小報告，於是，瑞典外交部想把他妻子的機會轉給別人，一時間，成為瑞典媒體現場連續直播的新聞，弄得瑞典外交部很下不來台，那位置便一直空着。

我和邁平是中央戲劇學院時候的同學。我念導演本科，他是研究生，專攻莎士比亞。今年三月，我到瑞典開會，他帶着我逛大街。說起學院的舊日風景。並且才發現，在學院的時候彼此話並不這麼多。他說，他現在敢說了，覺得我當時很孤傲，不敢跟我說話，而我說，我覺得他很深沉，於是不敢和他說話。

邁平穿着件暗綠色風衣，晃着一把極長的傘，提着教書匠沉甸甸的皮包，在結冰的斯德格爾摩街邊搖晃着，慢聲慢氣說著。北歐的漫長冬季，使他本來的憂鬱更加重了。不過，在我看來，邁平似乎有一點偵探味道。

台灣的李敖不愧聰明，比漢學家和國際中國文學評論腕們更注意到陳邁平的重要性。去年，陳邁平到台灣開會時，發現有人老在旅館門口晃，晃得他煩起來，打算抓住人家問個明白的時候，人家自動湊上來，說是李敖的代理人，請教怎麼弄諾貝爾提名。邁平松下一口氣，笑起來，指出諾貝爾提名的幾個要素：作品翻譯，什麼人能作提名人，包括學院的教授。在邁平的具體指點下，人找了翻譯，翻譯了作品，又問，那怎麼才能證明諾貝爾委員會收到了提名信？邁平繼續微笑，慢聲慢氣說，一封回執挂號信，秘書籤字就是證據。這就是李敖為黨作秀弄得中文世界一時沸揚的諾貝爾提名故事。

如果說，走在瑞典街上的陳邁平像偵探，有點福爾摩斯，我可能更像華生，像那個代表讀者發問的傻瓜。我們自然談論到諾貝爾。因為談他曾經心目中的大哥北島來着。談早年參加刊物，兩人騎着自行車，他跟在北島身後，一前一後，頂着大風，繞了一大圈，又回到原來的破房子，好象一場考驗。那個短促的清純時代！

而北島無疑是很想得獎的。有一年連記者都先招好了，邁平給他打電話，十分震驚，北島回答說，“如果我得了獎，紹飛（離婚妻子，畫家）也許會回來？”

(──我覺得北島因此是人。)

邁平眯着眼，微笑問：“現在你想到中國的誰呢？”

他的微笑像個作怪的大孩子，於是，我自暴自棄地想，我是怎麼都答不對的。

我還是數了北島，莫言，鄭義。北島的原因是委員會裏的中文霸主馬悅然。他在作家和評論家裏被大寫景仰着，我看，這和他在諾貝爾里大有關係。他是瑞典大學前中文系主任，提名北島，提了有10年之多。外界說他也非常喜歡李銳，但是，他不會提李銳──絕對不會自己亂了自己的陣腳。（讀讀描寫學院派內幕的小說是很容易理解的。）他翻譯的北島詩集瑞典出版社今年居然不想出版，間接說明馬悅然的學術權威在發生變化。

莫言的原因更充分。他的力作“紅高粱”英文是Goldblatt的翻譯，翻譯得很精心，並且，諾貝爾得主大江建三郎也曾提到他。

而鄭義也有傳說。最近的傳說是，他自我感覺都要得獎了。

“高行健呢？”陳邁平當時問。

我承認，我沒想。並且，我坦率說，不覺得他真那麼棒。

“不過，”邁平微笑說，“他的劇本，他的小說，加他的評論，關鍵是他有評論，他的作品在歐洲評論很多……”

不難聯想到，最近得主們創作和涉獵廣搏的前例，特別是想到文字遊走國際時候，評論製造的幻覺，常常可能大於文字內容的幻術效果，如果說，這是一個國際化商業時代，特點之一就是，說法要比內容更重要。我立刻就同意他的預測了。何況，他分析了諾貝爾文學獎內部新生力量出現：於是，高行健的作品不需要仰仗英文市場的漢學家，也不需要瑞典馬悅然提拔，他可以從法文翻譯，通過其他評委直打諾貝爾。

雖然當時我聽這句不是很用心，但是，接着，見到馬悅然，我就明白了。當年我見過馬，10多年了，他還是那樣，一頭銀髮，很有風度的樣子，不過，有了多年闖蕩國際文化江湖的經驗后，我承認，我看人看事不一樣了。那一次是中國女經濟學家何清漣唱主角，馬在聽眾席里。然而，作為聽眾發言的時候，他可不是聽眾的角色。在批判了中國知識分子都缺乏反省之後，突然，話題一轉，他提到高行健，說他最近看了高行健的作品，他非常欣賞高行健。他要翻譯高行健。

他的發言長度和內容完全超過了聽眾提問，和會議話題毫無關係。坐在台上角落裏，在福爾摩斯的啟發下，看這位漢學家，直覺着，他的話是放出來給其他什麼人聽的。我是不是敢說，我那時候就認定高行健是重要人選了？不過，和陳邁平討論下來，我們認為，主攻高行健的話，也還需要幾年。我們還是太狹窄於文化遊戲，那時候忘記WTO這類參數。

依我看，眼下真想議論高行健的中國評論家，可能不是劉再復，而是李陀等大陸80年代那時候的文化風雲人物？高行健在大陸文化圈子裏最早知名的，與其說是在小劇場上演的《車站》（我用來寫在《劇場效果》的短篇小說里），不如說是《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的小冊子。那是80年代初，他和李陀，馮驥才討論小說的新形式，新手法。後來他們自己認為，很難說那有什麼真新的東西。那個揚起來的“屁股簾“(當時文學評論語)引起大討論和大批判的一部分。我也因此成為大批判對象之一。

在處境小改善之後，我得以進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作導演，高行健當時在人藝當編劇，剛寫了話劇《野人》。副院長林兆華導演，想讓我給他作副手。我讀了劇本。我對高行健的劇本是有看法的。我覺得，他的劇本和他的小說一樣，說法上的玄妙，要大於閱讀快感和舞台實踐的魅力。換句話，他比較像為評論家二度創作提供的原本創作。我在大學裏讀過些當代“外國戲劇”手法，我能在他的劇本里找到對照，而刺激我的創作欲的生命本源性東西不那麼多。並且，林兆華是有他的狡猾的，你很難說他是不是理解了作者，理解了劇本，他也喜歡用說法罩住舞台，而不是哪怕說不出來的誘人的地方。我委婉地說了我認為的舞台修改方法，高行健當然是自我堅持的，是非常溫和的，不過，是只可以領會他，不可以向其他創作合作者開拓的，而我，寧願劇作者是激烈對抗的，那更可能出現新創作。大不必為一個戲搞僵了關係，於是，我就騎車走運河，寫自己的去了──現在我是不是應該說，我是認識得主的？

和高行健交往的時候，從來不談小說，不談創作。我主觀地想過，因為觀點不很相同。不過，作為朋友，有的時候，你居然會有比以為的生命既創作的更多的真正話題。這種感覺，我倒是從高行健那裏體會到的。是90年代初，我到法國作訪問學者，私下裏和高行健研究能不能在那裏生存。行建給我的指點非常直接。一點饒彎都沒有。那時候他靠賣畫為生，(儘管他的畫我覺得也是說法大於“看法”。)說寫作是絕對不能吃飯的。當然，他有法語，他大學是法語專業。他就這樣直接攤開自己，讓我研究一下我自己怎麼個活法，怎麼才能以其他來養自己的文字。高行健是不是個超等作家，現在很可能成為私下爭議的話題。不過，在我的感覺里，高行健倒是個誠懇的人。

在創作層面，做人的誠懇與文學表現，這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普通讀者以為的那麼大。問題是，這裏其實沒有普通讀者的份。高行健得獎提出了一些問題：比如，果真是扮演對抗專制的創作者嗎？作品現在被禁止嗎？還是說，在商業化時代，放到焦躁的中國，他的作品沒有什麼出版市場？而諾貝爾不是奧斯卡，和大眾閱讀市場無關，不過，在21世紀“全球化”的虛幻感下，個人創作這種精神生存行為，其實空前依賴於評論的隱蔽的商業化促銷，而銷售是異地來的好銷，是以他鄉“轟動”轉銷的。至於轉銷之後，好不好銷，又是另外的事了。而高行健究竟是不是中文的一流寫手？外國人是不是在翻譯里走了眼？這問題有點意思。依我看，人對語言的感覺是相當有地域性，內心時空性的，以為中文老大的讀者們自己，也不能全以自己的口味來評定文字。而高行健文學“成功”的現象，提出了主題哲學化，空靈化，可能還和着國際文化市場(誰說不要讀者的諾貝爾不是市場？)對中國創作產品多年來缺乏哲學感，內省感，史詩感的口味感？還有一個隱秘的問題：如果說，高行健的小說，雖然在台灣銷路也極小(一個人的聖經銷200冊)，但是台灣有些小出版社能夠給大陸作家印書，這個事實是不是提醒我們，文化在高度商業化的世界裏，目前在哪些異地有更多的小生存氣候？因為，同樣的，高行健的一些戲劇創作是得到法國文化部獎金支持的。好奇的是，高行健這兩天在準備的發言稿寫作里，會不會感激繼續他的創作的文化滋養者？

而中國文化知識分子會因此內部亂一下？而怎麼亂，才不是在罵或捧，而老百姓仍然說看不懂的表面文章上？那會比80年代努力過的情景還不如。

就在諾貝爾出結果的前幾天，大江建三郎到中國訪問。這一次大江沒有提莫言，只提鄭義。他透露給人的感覺是，鄭義很有可能獲獎，而一個國家不應當把自己的優秀作家放逐門外。他在發言裏再三地提鄭義的名字，堅決要求翻譯把這些內容都翻譯出來。結果也都給翻譯了。

離開中國的前一天晚上我到一個女編輯家，她是把大江的版權作品引進中國的人，也是《今天》早年發起人的亡妻，自己是一個極好的散文寫手。我進去的時候，邁平才來過電話。她帶着震驚告訴我說，她問邁平來着，這次哪個國家的作家會得獎？她想着版權引進的問題。邁平告訴她，這次可能是中國。她猜到鄭義。邁平說不一定。只說，“我為老北島悲哀。不過，你等着看，這次是很有戲看的。”

我告訴她，他說的是高行健。她不能相信。

這位女編輯的小桌上擺着和丈夫的舊日照片。我每次去都會默默看上一會。這個當年幫助抄寫的女學生，後來，丈夫病了，在長期卧床后終於去了。她一個人帶着孩子，總處在被監視，被抄查的恐懼里，她寫作着，她作着出版，進了家，放下書包，就趴在稿子前。和照片上那個天真的女人不同，她已經相當老辣，還有反省。下一代詩人在里搜集了一些回憶，包括她的回憶。不像高行健的作品，這書的確被禁止了，只印了6000冊，但是，至今仍然在公開出售和盜版中。永遠打着6，000冊。無以記數的讀者在書中尋找微小的回憶，盜版商只看中偷摸的利潤。邁平打長途，本只為告訴她，他的床頭也放着一本，讀着這本書勾起他寫自己的文學回憶。而當我們在瑞典街上走着的時候，討論著高行健和諾貝爾，也和邁平討論他自己的新小說。他自己還說了一個故事，說當年第一次見到阿城的時候，有一桌人，阿城正在大成名，卻說，自己寫小說是有榜樣的，小說的一個榜樣是個“萬之”。當場的人都直笑阿城，指着陳邁平。萬之是陳邁平的筆名。邁平是大陸現代小說的先驅人物。

聽他講自己的老故事時，我有一種淡然的傷感。感覺邁平這樣講，有點強行自我提示，自我鼓舞的味道。他還在寫小說，是寫給兒子們的自己生命的經驗，不過，他的新小說失去了早期的先鋒性，是非常老實（太過老實！）的方法。

──所有遊走邊緣的，曾經的文學分子和不文學的過來的我們，不知道，此刻的其他人，是不是像我一樣，在表面的自我鼓舞下，在溫和的質疑里，呼喚着遙遠的，過去的，一切的自我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