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法國：金權的割據
法國大革命幕後的瑞士銀行家族
“我雖然將要死去，但絕沒有犯過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寬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還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鮮血拋灑之後，在法國的土地上再也不要流血了。”
——法王路易十六在斷頭台前的最後一句話
當17世紀初英國開始在美洲新大陸建立殖民地時，法國波旁王朝還偏安歐洲一隅。等法國醒悟過來開始向海外擴張時，已經比英國晚了好幾十年。但是法國追趕速度很快，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期，法國大西洋貿易的增長速度甚至超過了英國，從而積累了後來工業革命時代寶貴的原始資本。據統計，從1716年到1787年，法國海外殖民地的貿易總額增長了10倍。
當英國發明的蒸汽機、紡織機械、礦山採掘、生鐵冶鍊等技術陸續傳到法國之後，法國的工業革命慢慢地起步了。儘管英國是歐洲工業革命的旗手，主要技術輸出國，但法國在這一進程中也頗有貢獻，如羅伯特造紙機的發明對工業革命的促進意義不可忽視。
基於貿易和工業發展所形成的金融改革進程在法國被約翰·勞(1671~1729,JohnLaw)1718~1720年的“金融創新”騙局所打斷，銀行、紙幣、股票等名詞讓法國人延續半個世紀都厭惡不已。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金融在法國成為騙子的代名詞，本土的法國人基本放棄了從事金融業的念頭。由於缺乏金融工具和強大的金融市場支撐，路易十四常年不斷的窮兵黷武就只能靠嚴苛的稅收和成本高昂的外債，其債務利率高達85％~10％，是英國的2倍。
到18世紀80年代，國家的債務已經佔國家稅收的一半以上。1774年倒霉的路易十六登基時，面對的就是“太陽王”留下的一個爛攤子。路易十六絕非一個昏君，事實上，他性格溫良謙厚，在一個即將出亂子的社會動蕩前夜，他的個性軟弱，意志不堅，寬不足讓人民念好，嚴無法使權貴讓步，註定了他必將以悲劇收場。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的處境與明朝末代崇禎皇帝頗為類似。隨着國家財政的日益惡化，加之不合理的稅務制度，使得民怨載道、貴族不滿，而新生的資產階級在財大氣粗之餘，對封建貴族和宗教勢力的權力壟斷早已忍無可忍。法國社會的三大勢力集團：貴族與宗教傳統權力核心、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平民都在憤憤不平中將怒火聚焦於法國政府，路易十六已被架在了即將爆發的火山之上。
法國人不重視金融，而路易十六的外債日益嚴重，這就給瑞士、意大利、荷蘭和德國的外來銀行家族留出了一個金融權力的真空。瑞士日內瓦等地的清教徒銀行家族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群。他們來到巴黎，圍繞着讓王室絕望的債務提供各種“解決方案”。由於這些瑞士銀行家財大氣粗，屢屢幫助皇室解決緊急難題，為路易十六所倚重，逐漸把持了法國的金融話語權和財政改革決策權。
路易十六陷於財政困境焦頭爛額，不得已起用了“外來的和尚”奈克（JacquesNecker）擔任財政部長。這個奈克也是瑞士清教徒銀行家，他利用在瑞士銀行家族圈子裏的影響力，募集到了解決燃眉之急的款項。這種借款的性質，同今天某些商人相互拆借的行為差不多。由於是近乎高利貸的短期融資，瑞士銀行家族圈子期待的是一筆回報豐厚的快錢投資，而法國宮廷貴族的開銷實在太大，財政短期無法扭轉赤字狀態。這可急壞了銀行家們，眼看“快錢”就要變成“慢錢”，說不定“慢錢”還會變成“死錢”，這些人投進的可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耽誤不得。無奈之下，奈克決定進行“休克改革”。他首先取消了宮廷貴族的部分特權，並削減了他們的俸祿，然後大刀闊斧對稅收進行了徹底改革，稅負從“人丁稅”改為“土地稅”，擁有大量土地的貴族將被徵收重稅。不幸卻並不意外的是，這顯然動了權貴們的奶酪。貴族們群起圍攻奈克的改革。奈克賭上的可是自己和圈子裏眾多銀行家族的身家性命，一看不妙，情急之下在1781年向社會公佈了權貴們的開銷清單，這一重磅炸彈立刻震驚了法國社會。經過伏爾泰、盧梭等人長期自由主義思潮熏陶的法國公眾當即炸了窩，對權貴的憤怒演變為對皇室的敵視。\[2\]
奈克也因為處事操切而下台。其後法國又歷經4任財政部長，財政惡化愈加嚴重了。路易十六無奈，只有在1788年再度起用瑞士銀行家奈克。此時的法國已處在社會動蕩危險的前夜，巴黎的市民和新興的資產階級與傳統權貴的矛盾日益激化，危機一觸即發。另一廂，放貸的銀行家們已經將砝碼移向了“三級議會”，希望能奪取財政、稅收和政府預算的控制權，以便能收回巨額貸款。各方都預備亮牌，新興的法國城市資產階級手中積聚了日益雄厚的財富，對權力分享的慾望已經從渴望發展到迫不及待，而封建貴族和教會卻高高在上，完全漠視甚至是敵視這一必然的趨勢，加之長期過度稅負的壓力，使處於另一端的平民階層早已民心思變，1789年法國的局勢儼然乾柴期待着烈火。
1789年6月，徒有虛名的“三級會議”被與會者改為“國民議會”，並且自行規定擁有稅收權。7月，國民議會又自行改名為“國民制憲議會”。驚恐萬狀的路易十六開始調集軍隊向巴黎和凡爾賽宮集結，試圖控制失控的局面。7月14日，憤怒的平民爆發了革命，並且攻佔了巴士底獄。接着全法國爆發了農民暴動。8月，制憲會議頒發了具有世界意義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3\]。10月，路易十六被暴動平民抓獲。
在瑞士銀行家們的大力推動下，10月，羅馬教廷規定的禁止高利貸的律條被廢除了，銀行家放貸收取高額利息被正式合法化了。11月，制憲會議宣佈沒收全國教會的土地。12月，宣佈以教會土地為抵押發行紙幣（Assignats），法國財政有了明顯好轉，銀行家的貸款終於有了着落。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人頭落地，時年39歲。據說在他臨死前留下了迴腸盪氣的一句話：“我雖然將要死去，但絕沒有犯過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寬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還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鮮血拋灑之後，在法國的土地上再也不要流血了。”
從1789年革命爆發到1815年拿破崙戰敗，除了中間短暫的休戰之外，法國經歷了25年的持續戰爭。大量資源被戰爭摧毀，500多萬人的生命化為灰燼，工商業凋敝，通貨膨脹嚴重，法國工業革命被推遲了近30年，英國對法國形成了絕對的戰略優勢。從此，法國的國力再也沒有超過英國。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和經濟代價無疑是沉重而高昂的。
法蘭西銀行：“霧月政變”的投資回報
儘管法國的對外戰爭和後來的大革命帶來了動蕩紛擾的政治和經濟大環境，但巴黎作為歐洲大陸的一顆明珠，始終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周圍國家的富豪和那些渴望成為富豪的人們。法國是歐洲思想解放運動的發源地，天主教對其他宗教的迫害逐步減輕，非天主教的人們可以獲得完全的公民權，這一切對在歐洲深受宗教壓迫的清教徒和猶太銀行家具有着無法抗拒的吸引力。法國皇室和對外戰爭對金錢的極度需求，創造出一個金融家前所未有的冒險天堂。從皇室債券的承銷到軍隊物資的供應，從教會土地的買賣到法國貨幣的投機，從本國匯票貼現到英國票據周轉，在其中大獲其利的銀行家族逐漸形成了所謂“高特銀行家圈子”（HauteBanque）。他們的核心成員是那些在1799年秘密資助拿破崙“霧月政變”的瑞士銀行家族。
“高特銀行”家族們在拿破崙上台之後，得到了慷慨的回報。拿破崙以授權“高特銀行”家族建立法國第一家私有中央銀行——法蘭西銀行作為執政上台的對價，將法國的金融命脈交到了瑞士的銀行家族手中。在整個19世紀上半葉，高特銀行家們幾乎壟斷了法蘭西銀行的董事會席位。工業革命在法國的擴張過程中，高特銀行家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們從金融上壟斷着整個法國的礦產、冶金、紡織、運輸等行業的發展。
在法蘭西銀行的章程中，只有200個最大的股東擁有投票權。整個法蘭西銀行發行了182500股，每一股的票麵價值是1000法郎。在它3萬多個股東中，擁有投票權的200個股東有資格選出12名董事會成員。在200個最大的股東中，有78位公司或者機構股東，122個個人股東。但是如果詳加分析，可以發現這200名股東，基本上是屬於同樣一幫人，就是控制着法蘭西銀行的44個主要家族。而且這些家族所擁有的席位是可以繼承的，在這中間有三個家族的席位在一百年之中一直保持不變，他們就是馬利特、米臘博和羅斯柴爾德。
在瑞士銀行家族中，最為突出的佼佼者是馬利特、霍廷格和米臘博家族。
1557年，馬利特家族追隨歐洲著名宗教改革領袖加爾文（JohnCalvin）來到瑞士的日內瓦，在商業和銀行業領域發家致富。1709年，25歲的伊薩克·馬利特（IsaacMallet）從瑞士來到巴黎，他代表日內瓦的銀行家族們到法國急切地尋找金融業的發展機會。經過70多年的苦心經營，馬利特家族在法國已成為銀行業的巨頭。即便是在大革命時代，馬利特家族銀行照樣營業。1799年，他的兒子桂羅姆（GuillaumeMallet）和其他瑞士銀行家族聯手策劃支持拿破崙發動“霧月政變”。拿破崙上台之後，馬利特被拿破崙封為男爵，在法蘭西銀行董事會排第三把交椅，直到1826年去世。然後他的兒子、孫子、重孫子繼續坐在這把交椅上直到1936年法蘭西銀行國有化。馬利特家族是法蘭西銀行從頭至尾把持董事會位置的唯一家族，時間跨度長達136年之久！\[3\]
冉-康來德·霍廷格
排在馬利特家族之後的是瑞士清教徒銀行家族霍廷格家族。霍廷格家族在瑞士也是名門望族，出過幾位政府部長。1784年冉-康來德·霍廷格（Jean-Conrad）來到巴黎，他先在一家銀行做學徒，後來開了自己的銀行，同時作為瑞士蘇黎世銀行家的法國代理，主要業務就是向法國皇室提供債務解決方案和融資服務。霍廷格與法國大革命的早期領袖過從甚密，其中就包括後來權傾朝野的塔列朗（Talleyrand）議員。在“雅各賓派專政”下的“恐怖統治”時期，霍廷格跟隨塔列朗流亡美國，1798年回到巴黎重新操持他的銀行生意。后因策劃資助拿破崙政變有功而受封為男爵，同時進入法蘭西銀行董事會。霍廷格家族在法國金融界、商業界和實業界的巨大影響力一直持續到今天。\[4\]
後來陸續加入高特銀行家圈子的瑞士銀行家還有米臘博、安地斯、奧迪爾斯、維納斯等家族，這幫人大多數也進了法蘭西銀行董事會。
法國中央銀行完全可以開一個瑞士銀行家聯誼會。法國政局歷經拿破崙、路易十八、查理十世、路易·菲利普、拿破崙三世的變遷，中間包括1815年波旁王朝復辟，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革命，1851年拿破崙三世政變，
皮埃爾·米臘博（現任瑞士銀行家協會主席）
1870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建立，在如此頻繁的政權更迭中，瑞士銀行家們居然穩坐法國中央銀行董事會，成為金融不倒翁，實在是耐人尋味。特別是米臘博家族，其瑞士分支的影響力一直持續到今天，成為清教徒銀行家族中的代表人物。
19世紀初，這些瑞士清教徒銀行家族逐漸建立起一張龐大的金融網絡，他們繼續與瑞士本土的銀行家族保持着密切的生意往來，壟斷着法國銀行系統的資金與信貸。
德國“二戰”侵吞猶太銀行家資產和2009年美國政府強烈要求瑞士銀行公開秘密賬戶，應與國際銀行家族的百年內戰有關。
壟斷被打破：猶太銀行家族的崛起
高特銀行家圈子裏的另一大分支就是1780年以來陸續移民到法國的猶太銀行家族。與瑞士銀行家相比，他們在法國起步較晚，但發展勢頭驚人。猶太銀行家在法國大革命中獲得了平等
阿希勒·福爾德的公民權后，財富和社會地位上升勢頭迅猛，逐漸形成了與瑞士銀行家族分庭抗禮之勢。
福爾德、貝列拉、羅斯柴爾德家族構成了法國猶太銀行家族的核心。
福爾德家族是1784年來到巴黎的，他們的主營業務從為國外的猶太家族銀行做代理，擴展到經營政府債券的利息收取。福爾德開始發大財是在大革命期間，他先是在1790年法國革命政府發行的以土地為抵押的新紙幣上大搞投機，然後積极參与買賣教會土地，從而賺到第一桶金。
福爾德極其擅長拉關係，他同許多德國的猶太商人和銀行家建立起穩固的朋友關係，並成為他們在法國的代理人。老福爾德的兒子阿希勒·福爾德（AchilleFould）在政界和金融界異軍突起，將家族的影響力繼續發揚光大。
阿希勒在接管家族生意之後涉足政壇，1842年就作為國民代表進入地方議會。在1848年2月爆發的革命中，他謹慎地支持革命派，並以金融影響力資助隨後成立的臨時政府。此後不久他又發表了兩個小冊子反對紙幣。終拿破崙三世一朝，福爾德先後4次出任財政部長，在法國的經濟改革中發揮了領導作用。強烈的保守傾向使他反對自由貿易的教條，擁護路易·波拿巴的政變和隨後建立的拿破崙三世的法蘭西第二帝國。但是他也反對拿破崙三世過分打擊其政敵奧爾良家族，在帝國法庭判決將奧爾良家族財產充公后，即於1852年1月25日辭去財政部長一職，但旋即被任命為參議員，不久以國務部長的身份重返帝國朝廷，任內曾主持1855年巴黎國際博覽會。在1860年11月再度辭職，又於翌年11月復職，直到1867年才以垂暮之年告老還鄉。在其最後一段任期內，通過談判削減了由法國侵略墨西哥戰爭引起的3億法郎短期貸款債務，顯示了其作為一名銀行家和政治家的卓越才能。
福爾德家族與貝列拉家族聯手創建的動產信貸銀行（CreditMobilier）對羅斯柴爾德家族形成了強大的競爭壓力，成為猶太銀行家內部鬥爭的經典戰例。
貝列拉家族是19世紀法國最著名的銀行家族之一，與羅斯柴爾德家族齊名，曾是羅家銀行的合伙人，並師從於羅家，後來扯旗單幹。雖同為猶太人，但貝列拉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德意志猶太淵源不同，他們是來自於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區的塞法迪（Sephardi）猶太人，最初是從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西遷的一支，匯票貼現是其看家本領，自視是猶太人中的上等人，比遷移到東歐的猶太人要尊貴。\[6\]
整個19世紀，貝列拉家族的頂樑柱是埃米爾和伊薩克兩兄弟，他們的父親雅各·貝列拉，手語的發明人之一，曾是路易十五的翻譯。貝列拉兄弟創建了以動產信貸銀行為核心的新型股份制投資銀行，不僅控制了全國鐵路網的重要部分，還控制了巴黎6家煤氣公司、電車公司，建立了2家保險公司，重整了食鹽業，建立了整治巴黎市政工程的不動產公司以及專事外貿的泛大西洋公司。除此之外動產信貸銀行廣泛投資於奧地利、俄國、瑞士、西班牙等國的鐵路公司，在西班牙、荷蘭、意大利等國設立動產信貸銀行分號。通過融合兼并或財政控制，以貝列拉家族的動產信貸銀行為核心組成了規模空前的大財團，成為不可一世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歐洲大陸的強勁對手。從1852年以後，這個大財團控制的銀行和企業每年發行的股票市值超過15億法郎\[7\]，其對法國乃至歐洲經濟影響之強勢，不由令人聯想到中世紀的天主教會。
貝列拉兄弟
當然，19世紀在法國最強大的銀行家族毫無疑問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正是他們於1814年在金融上搞垮了拿破崙，並資助了波旁王朝復辟。1830年，羅斯柴爾德家族拋棄了波旁王朝，支持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開啟了羅家在法國勢力空前鼎盛的“七月王朝”。羅斯柴爾德家族法國銀行控制的資產從1815年的600萬英鎊，增長到1825年的1490萬英鎊，占家族總資產的比例從1/6增加到1/3。1836年，英國羅家的核心領導內森去世后，法國的詹姆斯事實上成為整個家族的新掌門，其個人財富高達4000萬法郎，穩居法國首富，比霍廷格家族多10倍，比馬利特家族多20倍。此時的猶太銀行家族的勢力已大幅超越清教徒銀行家陣營。
金融創新的革命
19世紀上半葉，法蘭西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其作用在法國金融領域並非處於核心位置，私人銀行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凌駕於法蘭西銀行之上，特別是羅斯柴爾德銀行。這一狀況直到1848年革命才有所改變。隨着革命的爆發，傳統的社會權力體系遭受更大程度的摧毀，新的權力分配格局迅速形成，在商業和金融領域也是如此。
1848年革命之後，法蘭西銀行的紙幣發行權溢出了巴黎範圍之外，滲入外省重要工商業中心。危機終結了法蘭西銀行保守的票據貼現政策，將貼現業務延展到倉單（WarehouseWarrant）、政府債券和三方簽署的商業票據（Three-SignatureCommercialPaper）等領域，同時獲准發行面額100法郎的紙幣，這樣就把法蘭西銀行的影響力推向了全國。緊接着是1848年3月8日成立的巴黎國家貼現銀行，為巴黎商人提供緊急流動性以遏制巴黎商業組織大規模破產的浪潮。到1854年巴黎國家貼現銀行在政府敦促下放棄半國有地位轉型為一般的股份制公司，其業務內容也由為巴黎商業組織提供金融服務轉向對外貿易的金融服務。除了巴黎國家貼現銀行以外，在法國各地也成立了76家地方性的貼現銀行，主要為外省地方商人提供各種商業票據的貼現服務。
19世紀初，法國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聖西門（Saint-Simon）的工業主義思想盛極一時，不少法國人深受其影響。聖西門的思想以實業理論而著稱，設想未來的理想制度是一種“實業制度”。在實業制度下，由實業者和學者掌握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權力。社會的唯一目的應當是盡善盡美地運用科學、藝術和手工業的知識來滿足人們的需要，特別是滿足人數最多的最貧窮階級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人人都要勞動，經濟按計劃發展，個人收入應同他的才能和貢獻成正比，不承認任何人擁有特權。在理想社會中，政治學將成為生產的科學，政治將為經濟所包容，對人的統治將變成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由於歷史的局限性，聖西門把從事產業活動的資產者看成是和工農一樣的勞動者或“實業者”，並寄希望於統治階級的理性和善心，幻想國王和資產者會幫助無產階級建立實業制度和社會主義。聖西門還就發展法國新型的金融業和改進農業經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對聖西門主義者和其他關心法國經濟長期發展的人士來說，要在法國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尤其是鐵路、航運、運河和大型工業企業的發展，就必須大規模建立有限責任的股份制公司，將全法國中產階級的財富高效率地動員組織起來，一方面為這些建設融資，另一方面可以把經濟發展所得以股息和分紅等形式返還給人民大眾，實現國強民富的良性循環。
在聖西門實業主義的理論框架下，對於金融領域的創新構想就是成立股份制的投資銀行，以取代傳統的私人投資銀行模式。通過公開發行股票和債券的形式向社會公眾募集私人銀行無法抗衡的龐大資金，一方面可以擺脫政府在金融方面對私人銀行的依附，另一方面更有力地推動實業的發展。聖西門的實業思想和工業化主張成了第二帝國時代工業化的主導思想，對法國近代經濟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8\]
法蘭西銀行勢力的擴大和股份制投資銀行的出現，從兩個方面對傳統的私人銀行權力架構產生了嚴重的威脅。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態度是本能地維護既得利益，堅決反對此類金融創新，並且動用一切手段來扼殺股份制銀行的出現。在最終打垮了以貝列拉家族為代表的創新派之後，羅斯柴爾德家族審時度勢，順應歷史潮流，也開始建立自己版本的股份制投資銀行，這就是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對法國經濟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巴黎巴（Paribas）銀行。
動產信貸銀行：貝列拉的挑戰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許許多多理論聽起來都非常有道理，但僅僅是有道理而已。實踐從不按照理論的邏輯來發展，因為實踐理論的人，永遠遵循的是利益的遊戲規則。所以，理論對於實踐的作用，必須通過符合實踐理論的人群所默守的利益遊戲規則才能得以真正實現。
拿破崙三世對動產信貸銀行理論的迷信也不例外。
皇帝陛下本人就是聖西門主義的狂熱信徒，更喜歡自己作為一個偉大的社會工程師而聞名於世。早在19世紀30年代他上台之前就與其金融界密友貝列拉和福爾德家族商量為了在法國實踐聖西門的實業主義建立一個四位一體的金融機構體系：
商業銀行：法蘭西國家貼現銀行
工業銀行：動產信貸銀行
抵押銀行：土地信貸銀行
互惠銀行：小企業融資的信用互惠銀行
其中居於核心地位的就是股份制的投資銀行——動產信貸銀行\[9\]。
貝列拉兄弟利用拿破崙三世追慕虛名的心理，借口實現聖西門主義關於一切階級矛盾都必定在一種新發明的社會信貸計劃所能達到的普遍幸福的面前消失的思想，於1852年向拿破崙三世大力宣揚動產信貸銀行商業模式的好處。這種模式是通過出售股份和債券給公眾以籌集銀行資金，然後用這些資金購買它希望發展的新興工業企業的股票。貝列拉兄弟蠱惑人心地把它吹捧為實現聖西門實業社會主義的手段。
貝列拉兄弟所發明的這種新的信貸制度得到拿破崙三世的熱烈支持，馬克思諷刺地稱它為“拿破崙的社會主義”，“從約翰·羅到伊薩克·貝列拉，都具有這樣一種有趣的性質：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10\]。實際上，這個信貸制度的實行使法國股票交易所投機猖獗，貪污泛濫，舞弊成風。但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這是個偉大的戰略性金融制度創新，能夠很好地為快速發展的工業化提供資本和信貸。動產信貸銀行業務主要由兩部分組成，首先是傳統的銀行業務，包括吸收儲戶存款、商業票據貼現、放貸和保險；第二部分是屬於投資銀行業務的承銷政府公債和公司債券等。
除了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蠱惑之外，貝列拉兄弟和福爾德家族還使出挑撥離間的手段來促使拿破崙三世儘快下決心。樹大招風，羅家的財雄勢大不僅引發了清教徒銀行家的敵視，也招來了其他猶太銀行家族的嫉妒，其中就包括貝列拉和福爾德家族。貝列拉早年曾經是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的合伙人，羅家在金融領域是其師傅。後來貝列拉出來單幹，對羅家態度也日益不友善。窩裏反歷來是羅家最為深惡痛絕的行為。
福爾德與貝列拉家族同屬資助拿破崙三世政變有功的“嫡系部隊”，在金融上挑戰羅家老大地位的目標是一致的。阿希勒·富爾德在擔任法國財政部長時，曾鄭重地向拿破崙三世進言：“把您的王國從羅斯柴爾德的掌控中解放出來是絕對必要的，他實際上已經代替了您的統治。”\[11\]
羅斯柴爾德也不是省油的燈。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專門寫信給拿破崙三世，指出動產信貸銀行一旦建立並成功運作，就會控制大部分公共財富，並且最終會變得“比政府更有權勢”，試圖以此動搖法國政府支持建立動產信貸銀行的決心。
本來，拿破崙三世就是在貝列拉和福爾德家族的支持下才得以登基稱帝，對這兩位當然是言聽計從，同時他也確實對動產信貸銀行的理論體系深信不疑。拿破崙三世與羅斯柴爾德家族處得不怎麼樣，詹姆斯·羅斯柴爾德既不喜歡也不信任拿破崙三世。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明顯地站在貝列拉兄弟一邊。自1848年革命以來，靠着保駕之功，貝列拉和福爾德家族乃是當朝的紅人，羅家大有被邊緣化的趨勢。雖然羅斯柴爾德家族為拿破崙三世上台也出過力，但畢竟沒有波旁王朝復辟和七月王朝時代一手遮天的氣勢了。再加上貝列拉和福爾德在皇帝耳邊不斷地吹小風，詹姆斯的日子過得非常不爽。
羅斯柴爾德在法國朝廷里的靠山是曾經非常得寵的常格尼爾（Changarnier）將軍。但常格尼爾將軍漸漸在拿破崙三世跟前失勢。1850年整年中，詹姆斯都在一邊極力調和拿破崙三世同常格尼爾的關係，一邊試圖給自己在總統（註：當時拿破崙三世尚未稱帝）面前加分：“總統似乎覺得我對他有誤解，看起來我得特別注意在他跟前低調，那個福爾德又不會給我說好話。”
拿破崙三世顯然更偏向福爾德，而對常格尼爾和詹姆斯關於外交政策的建議越來越聽不進去了。拿破崙三世有意要除掉常格尼爾。詹姆斯一看不好，趕緊把手上的黃金往倫敦轉移。他不無焦慮地說：“我寧可把金子全放在倫敦掙個區區3％的微利，也不留在法國了，拿破崙沒準因為我跟常格尼爾是朋友就把我的錢沒收了。我不怕他，但是得防着他。這是個政治極其骯髒的國家。”
1850年12月，常格尼爾被逮捕，標誌着共和派徹底失勢。詹姆斯何等精明，他從來不會把政治傾向跟商業利益混為一談，馬上見風轉舵，拋棄了共和派，轉而支持帝制。但立場畢竟不如貝列拉和福爾德等人堅定，多少被拿破崙三世看成了騎牆派。
1852年，貝列拉和福爾德聯手打造的動產信貸銀行在拿破崙三世的大力支持下正式建立，\[12\]從此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一個兇猛的競爭對手。
“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質是：一方面，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別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並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少；另一方面，又是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正是這種二重性質，使信用的主要宣傳者，從約翰·羅到伊薩克·貝列拉，都具有這樣一種有趣的性質：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
——馬克思
馬克思的這段評價非常有意思，他既了解信用對生產力的推動作用，又看清了實踐信用理論的這幫人出於自身利益，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騙子。馬克思的這段話，堪稱是正確看待一切金融創新本質的經典評論。理論永遠是靠人去實踐的，實踐理論的人有着自己的利益格局，如何將理論的目標與實踐者的利益整合在一起，這是偉大的政治家與偉大的思想家之間最重要的區別。
詹姆斯·羅斯柴爾德
羅斯柴爾德家族和貝列拉家族被形容為“兩類猶太人”的代表。前者是“北方猶太人”的典型，“永遠冷靜和理性”，對財富和利益的獲取是超導狀態下的低能耗與高效率。而後者代表“中部猶太人”，他們受益於法國對猶太人的寬鬆政策，因此在行事和生意上更開放和顧及公共利益，這種“心靈熱度”將帶來精力損耗和效率干擾。在當時的法國社會，羅斯柴爾德家族標誌着“封建金融”，而貝列拉家族則代表着“民主金融”。
貝列拉兄弟迅速完成了他們的銀行組織工作，福爾德家的貝諾特（BenoitFould）出任銀行第一任董事長，直到1854年退休。但是銀行的日常工作一直由擔任副主席的伊薩克·貝列拉負責。董事會其他成員包括在第二帝國權傾朝野的穆西（Mouchy）公爵、加利拉（Galliera）、安德瑞（Andre）伯爵、賽里爾（FASeilliere）男爵、清教徒銀行家族的查爾斯·馬利特（CharlesMallet）和策劃拿破崙三世政變稱帝的奧古斯特·摩尼（AugustedeMorny），這個摩尼也是拿破崙三世同母異父的兄弟。\[14\]
在這一豪華陣容強力運作之下，動產信貸銀行一經問世就爆發出驚人的能量。它定價500法郎的股票一開盤就衝上1100法郎，第4天就高達1600法郎。1856年3月摸高到1982法郎。而分紅從1853年的13％上升到1855年的40％。動產信貸銀行的投資者們無不喜上眉梢，而詹姆斯·羅斯柴爾德關於動產信貸銀行是金融災難的預言聽起來更像個笑話。
儘管動產信貸銀行是股份制銀行，但其起始資金規模遠落後於羅斯柴爾德銀行。動產信貸銀行從2000萬法郎起步（貝列拉占其中29％的股份），而1852年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的資產就已經超過8800萬法郎，各分支銀行資產總和超過23億法郎。但是，動產信貸銀行從一創建就展現出朝氣、時尚、張揚和野心，同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嚴謹、傳統、低調與刻板形成鮮明對比。
在動產信貸銀行里，銀行家們永遠被一幫朋友圍繞着，每個人都豎起耳朵打聽生意的動向，老主顧是要買進還是賣出。而僱員們站在樓梯上迎着顧客，殷勤打探是否有生意機會。每個人都急於暴富，不擇手段，毫不掩飾。
這一時期是法國鐵路建設的輝煌頂峰，從1851年到1856年間，鐵路投資劇增5倍。50年代新修的鐵路是40年代的2倍還多。隨着動產信貸銀行的迅速膨脹，它同羅斯柴爾德在鐵路上的競爭已呈白熱化。動產信貸銀行很快控制了法國三條主幹線路，羅斯柴爾德則牢牢死守自己原有的兩條線路。動產信貸銀行在各家法國鐵路公司里佔據了8個董事席位，羅斯柴爾德則有14個。
兩個陣營的猶太銀行家們在法國鐵路融資上斗得難解難分。拿破崙三世偏向動產信貸銀行，把一條又一條鐵路線路融資的項目批給貝列拉。此時，跟皇帝陛下有一半血緣關係的弟弟摩尼看中了鐵路這個機會，急於藉此自己致富，提出應該把小鐵路公司合併成幾條主線。詹姆斯立刻抓住機會攀上摩尼這條線。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持有價值超過2000萬法郎鐵路公司的股份，占銀行資產的15％。這些股份在摩尼政策的鼓勵下迅速升值。詹姆斯在1852年4月的一個星期里“不用掏一分錢”就凈賺150萬法郎。
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此時財大氣粗，在爭奪鐵路融資項目上領跑。動產信貸銀行則毫不示弱，創設出把多家鐵路公司各種期限各種條件的股票和債券進行標準化“打包”，實在是堪稱當今結構化融資產品的鼻祖。通過“金融創新”，動產信貸銀行製造出大量新型金融產品的投資方式，填補了介於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之間的空白，此舉立刻吸引了不計其數的小投資者。動產信貸公司的資產迅速增長到6000萬法郎，直接挑戰羅斯柴爾德在鐵路融資上的老大地位。
更令詹姆斯擔憂的是貝列拉正在把手伸出法國，大有橫掃全歐洲之勢。1853年4月2日，科隆的銀行家奧本海默得到許可證，將在距離法蘭克福以南不到20英里的達姆施塔特開設一家新銀行。這顯然是動產信貸銀行的德國翻版，而且目標直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法蘭克福銀行。貝列拉、福爾德、奧本海默和動產信貸銀行控制着這家新銀行。\[15\]
貝列拉進而在1853年籌建西班牙動產信貸銀行，同時策劃比利時動產信貸銀行。1854年又要建奧地利動產信貸銀行了。不僅如此，貝列拉還將目光投向了更遠的俄國。
俄國自克里米亞戰爭失敗以來，痛感鐵路網的戰略價值，決心要修建以莫斯科—聖彼得堡為樞紐的全國鐵路網，將俄國的歐洲部分，西至波蘭邊境南至克里米亞半島連接起來，總里程超過4000英里，預計投資10億法郎。為了完成此項戰略基礎設施計劃，全俄鐵路公司成立（TheGreatRussianRailwayCompany），初始資本金3億法郎。股東包括聖彼得堡的沙皇私人銀行家斯蒂格利茨（Stieglitz），華沙的弗蘭克爾（Fraenkel），倫敦的巴林兄弟，阿姆斯特丹的霍普，柏林的孟德爾遜，以及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競爭對手，如貝列拉、馬利特、福爾德和霍廷格家族等。其董事會包括由陸軍軍官和政府官員組成的10名俄國人（其中包括由沙皇任命的董事會主席），4名巴林—霍普集團的董事和5名法國銀行的董事，貝列拉和福爾德雙雙名列其中。由此以動產信貸銀行為代表的法國金融勢力大規模滲透進俄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諸領域，成為未來俄法同盟的大本營。\[16\]
1856年法國《工業》雜誌評論道：“動產信貸銀行註定要將影響力擴張至全球。其在巴黎的母公司經過四年發展已經成為法國業界學習的楷模，在法國之外的奧地利、西班牙、皮蒙特（北意大利）都開設了分號，一伺和約締結（指克里米亞戰爭之後英法對俄和約），勢必在君士坦丁堡和聖彼得堡開設分號……（因為）歐洲各國都承認，發展生產、物質進步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利益……為此，信貸是必不可少的。”\[17\]
而親羅斯柴爾德的《鐵路》雜誌則質疑動產信貸銀行的全歐擴張預計將耗資10億法郎，這將把法國國內工業發展所需的資本抽空轉移至外國。
雖然受到親羅斯柴爾德媒體的非議，動產信貸銀行不為所動，依舊大踏步地向歐洲各國擴展其勢力。承銷奧地利、俄國、土耳其、美國的政府公債；投資比利時、奧地利、意大利、羅馬尼亞的鐵路，還有荷蘭、奧地利、比利時的抵押債券；在荷蘭開辦蔗糖精鍊廠，在布拉格開辦鐵廠，甚至在錫蘭（斯里蘭卡）搞了一個咖啡種植園。不過，動產信貸銀行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荷印（尼）商業銀行、國家鐵路運營公司和荷印（尼）鐵路公司。其中最重要的荷印（尼）商業銀行（Nederlandsch-IndischeHandelsbank）在新加坡、香港遍設分號，混業經營投資銀行、抵押銀行、商業貿易等業務，並被認為是動產信貸銀行的子銀行。
法蘭西銀行：打敗貝列拉的戰略制高點
誰能控制中央銀行，誰就能在競爭中處於戰略優勢地位。過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雷曼兄弟的覆亡就是因為沒有吸取歷史的教訓。
動產信貸銀行號稱是代表公共利益的金融中心，實際上對法蘭西銀行的業務造成了挑戰。1852年之前，法蘭西銀行不發放鐵路股份作抵押的貸款，且貸款利率高達6％。到1852年11月，受到動產信貸銀行的壓力，利率只有36％了。同時期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持有的法蘭西銀行股份也大大貶值。羅斯柴爾德自然更對動產信貸銀行恨之入骨。這種情勢也開始促成羅斯柴爾德與法蘭西銀行結成同盟。
羅斯柴爾德在動產信貸銀行創立之初曾購買動產信貸銀行5000股觀察一下行情，與此同時，貝列拉卻在悄悄地賣出。其實，和所有忽悠的人一樣，貝列拉心裏非常清楚他們的很多金融創新早晚會出大問題，羅斯柴爾德對此也是洞若觀火。
1852年11月15日，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寫給拿破崙三世的私信中，嚴厲批評動產信貸公司這樣的股份制銀行是“國家經濟的災難”，他指出股份制銀行的股東不公開姓名，所以可以不負責任，就有機會濫用權力處理人民的財產。詹姆斯警告新型銀行將會“用其巨額投資主宰商業和工業，為市場制定規則和法律，而這樣的法則將不受控制，超越競爭……將大部分國家財富都集中在他們手中……最終這些銀行的力量會超過政府”。\[18\]同時，詹姆斯又告訴拿破崙動產信貸公司根基不穩，“是建在沙灘上的”，因為他們發行的債券付給投資者固定利息，而銀行本身對該項投資的投入是‘不確定而不可靠的變數’。一旦發生危機，銀行將會拖累整體經濟“滑向深淵”。詹姆斯預見到新型銀行的準備金一定不足，一旦陷入危機，政府就只能選擇“整體破產”或者“終止金銀與紙幣的兌換”。這些話當初說來不完全是為了嚇唬拿破崙三世的，而後來的事實證明並非空穴來風。羅斯柴爾德關於動產信貸銀行的評價只要將名稱和年份更改一下，完全可以用“論金融衍生品的風險”為題，直接發表在金融海嘯后的《金融時報》頭版。今天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能在全球金融海嘯中獨善其身，倒也不是浪得虛名。
1855年，銀行和鐵路的繁榮都到達高峰，克里米亞戰爭造成巨額資金缺口，當年偏又趕上農業歉收，法蘭西銀行頓時喘不上氣了。1855年8月，為緩解已經空虛的儲備金，法蘭西銀行不得不從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購入3000萬法郎的黃金和2500萬法郎的白銀。一年後，情況愈加惡化，法蘭西銀行沒招了，申請終止紙幣與金銀的兌換。絕大多數銀行董事都贊同這一提議，只有阿爾方斯·羅斯柴爾德反對。最後阿爾方斯父子得到法國財政部長的支持，以提高貼現率和大規模購入價值8300萬法郎的黃金和白銀來遏制擠兌風潮，羅斯柴爾德銀行出面維持住了法蘭西銀行的現金流。1855年到1857年，羅斯柴爾德巴黎銀行向法蘭西銀行提供了價值751億法郎的黃金，總共獲得11％的利潤。羅斯柴爾德銀行與法蘭西銀行的共生共榮關係得到了空前深化。
在法國，對貝列拉的支持派也遠非鐵板一塊，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運作之下，親貝列拉的法蘭西銀行高官被調離開巴黎外放駐外大使。1855年，阿爾方斯·羅斯柴爾德當選法蘭西銀行的董事長，羅斯柴爾德銀行成為法蘭西銀行的最大股東。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法國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影響力，最終將決定羅家和貝列拉的角斗中誰是最後的贏家。
貝列拉家族的擴張仍在繼續，其主攻方向就是奧地利動產信貸銀行的建立。
伊薩克·貝列拉親往維也納提出發展奧地利金融、工業的一攬子建議，遊說國會和朝廷循法國成功的先例，建立奧地利動產信貸銀行和修建從維也納到的里亞斯特的鐵路線，而一批維也納貴族和銀行家也在鼓吹此事，要求朝廷頒發成立奧地利動產信貸銀行的特許狀。奧地利前首相亞歷山大·巴赫（AlexanderBach）和財政大臣馮·布魯克（vonBruck）男爵都覺得貝列拉家族的建議對於帝國經濟發展大有裨益。
恰在此時，羅斯柴爾德家族駐維也納的掌門人所羅門去世，羅家在哈布斯堡宮廷中無人。詹姆斯不能容忍沒有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參與奧地利新的金融機構，於是揀選所羅門之子安塞姆·羅斯柴爾德（AnselmRothschild）主持奧地利家族業務。安塞姆甫一到任，立即串聯各路動產信貸銀行的反對勢力，迫使奧地利朝廷認識到與動產信貸銀行敵對的金融財團的實力，於是帝國大臣們勸說兩家合股搞一個新銀行，共同為哈布斯堡王朝效命。
針對這一提議，安塞姆精明地建議帝國朝廷將這一新機構的業務範圍嚴格限制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土內，以防止資本外逃，促進奧地利本國實業發展。對於分號和合作夥伴遍及歐洲各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可以非常輕鬆地避開這樣的限制，但是對於正欲在國際舞台上大展拳腳，並且急需調動各地資源支撐其在更大領域擴展的動產信貸銀行來說，卻是一個緊箍咒。
伊薩克不得不同意在大幅縮減原定23億法郎資本金的條件下加入這個新金融機構。但是，此時的貝列拉家族由於缺乏充足的資金，其進攻態勢已呈強弩之末。
在掌握了中央銀行大權之後，羅斯柴爾德此時決定進行戰略反攻，在奧地利動產信貸銀行問題上，對於風頭正健的貝列拉家族給予迎頭痛擊。
他們首先利用動產信貸銀行戰線拉得過長，資金不敷使用的困境，切斷其繼續擴張的現金支持。1855年9月，貝列拉兄弟宣佈要發行長期債券，羅斯柴爾德利用其在法國中央銀行的影響力，以“減輕資本市場的壓力”為由，拖延並凍結了動產信貸銀行12億法郎企業債的發行，進一步削減了動產信貸銀行的現金流。在失去發行長期債券的機會後，動產信貸銀行很難繼續為龐大的土地開發項目提供投資。貝列拉的凌厲攻勢終於被遏制住了。\[19\]
同時，羅斯柴爾德在法國政府內部鼓動對動產信貸銀行將大量資本投入國外市場的懷疑態度，最後迫使伊薩克不得已通知奧地利政府：“由於法國政府的態度”，動產信貸銀行不能參加新成立的奧地利聯合信貸銀行，而這個銀行很快發展成為奧地利帝國居於領導地位的投資銀行和歐洲大陸規模最大的金融機構之一。在奧地利聯合信貸銀行的問題上，貝列拉家族完全失敗了。
1857年，隨着歐洲經濟危機進一步深化，鐵路工程大受影響，貝列拉手裏的幾條主幹線都陷入虧損，而羅斯柴爾德掌握的鐵路線卻在危機中倖存。法蘭西銀行從教訓中認識到有着致命缺陷的是以貝列拉為首的“新”銀行，而不是姓羅斯柴爾德的“老”銀行。
隨着歐洲的鐵路建設越來越超出國家邊界，向跨越多國地域發展。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國際化”優勢在此時突出顯現，而動產信貸銀行功虧一簣，明顯敵不過羅斯柴爾德銀行遍佈歐洲的分支機構之間相互呼應、彼此馳援的優勢。1857年後，動產信貸銀行在鐵路融資上甘拜下風了。
1857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動產信貸銀行的資金缺口越來越大，原先持有的大量上市公司的現金分紅來源枯竭，不僅如此，這些公司反而需要動產信貸銀行大規模資金反哺。在資產價格暴跌之中，貝列拉又無法承受拋售這些股票所帶來的嚴重損失，動產信貸銀行的資金迅速枯竭。
貝列拉的投資冒險行為也是導致其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1854年，法國獲得修建和使用蘇伊士運河的租讓合同。貝列拉兄弟認為，運河開通后馬賽港將成為法國通往東方的第一良港，於是大量投資馬賽港附近地產，佔到同期對外投資5500萬法郎中的5200萬。結果蘇伊士運河1869年才最終建成，龐大的資金被牢牢地套在了馬賽地區的地產項目上，最後動產信貸銀行滑稽地變成了“不動產”信貸銀行。
1863年，貝列拉兄弟提出為動產信貸銀行的資本金增資一倍的建議，但遭到政府拒絕。當貝列拉最終獲得批准擴大資本金的時候，為時已晚，動產信貸銀行股價大跌，已到破產邊緣。其他金融機構見勢不妙，都不願意伸手相救。1868年，走投無路的貝列拉兄弟只好去尋求法蘭西銀行這一“最後貸款人”的幫助。
這下終於撞上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槍口。作為條件，中央銀行要求貝列拉兄弟辭職，並安排一位法蘭西銀行的前總裁成為動產信貸銀行的董事長，主持銀行的重建工作。動產信貸銀行從此一蹶不振。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壽終正寢。盛極一時的動產信貸銀行其實從1852年到1857年危機爆發，只紅火了5年左右。
尤金·貝列拉（EugènePéreire）是伊薩克的兒子，后成為貝列拉家族下一代的核心人物。1881年創立跨大西洋銀行，現在是法國最古老的私人銀行之一。1909年，尤金的孫女和羅斯柴爾德家族聯姻，冤家最後成了親家。
克里米亞戰爭
兩百多年來，羅斯柴爾德家族認為會對他們的金融帝國產生影響的就是兩件事：戰爭和革命。不管是革命還是戰爭，交戰雙方為了進行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必然要進行大量融資。戰爭和革命本身可以衝擊原有的封建貴族和教會的統治秩序，使得金融家族擴大對政治的影響力。戰爭或者革命結束之後的重建時期也需要大量融資，如此可以實現一箭三雕的效果。
1854年3月，一場席捲了歐洲各主要國家的戰爭爆發了。
起初，克里米亞戰爭即將爆發的徵兆並沒有引起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注意，戰爭的導火線是爭奪“聖地”。所謂聖地問題就是法國支持的天主教與以俄國為靠山的東正教爭奪耶路撒冷和伯利恆教堂的管轄權。起因則是自18世紀下半葉起，俄國在近東勢力急速發展，力圖攻佔或與列強瓜分日趨衰落的奧斯曼帝國，控制黑海海峽，實現俄國南出地中海的宿願。這就與在近東有重大政治經濟利益的英、法兩國發生了尖銳衝突。
任何一場戰爭，都是國際金融市場的地震，將急劇改變每個國家的財政狀況和重新劃分國際金融市場的利益格局。於是天主教跟東正教打起架來，第一個上火的就是國際銀行家們。
羅斯柴爾德在戰爭初起時陷入被動，因為他們過度信賴從外交途徑得到的情報。但是聖彼得堡這回很不老實，直到1853年6月都在反覆向羅斯柴爾德家族信誓旦旦地保證不會進行戰爭。1854年1月西方聯軍開進了黑海，詹姆斯仍然沒太在意。2月，當俾斯麥得到俄國大使被從巴黎緊急召回的確切消息，立刻心裏有數了：“我當時在想，這個消息最能驚嚇誰呢？我的眼光落在了羅斯柴爾德身上。果然，我剛把消息交給他讀，他的臉頃刻變得像支粉筆一樣白。他的第一個反應是，‘我要是今天早上知道這個消息就好了’；第二個反應就是，‘明天您能跟我談生意嗎’。”
倫敦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掌門人萊昂內爾也對俄國挑起戰爭的舉動大為意外，他在1854年3月已經看衰俄國：“一個已經負債8億英鎊的國家在進入另一場戰爭之前，實在應該慎重考慮。”
打了3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將羅斯柴爾德銀行公債融資的生意再次推上高峰。這場戰爭使得每個參戰國的軍事開銷都大大超越從稅收中得到的財政收入，各國都不得不大舉發債，紛紛撲向公債市場。
羅斯柴爾德銀行受貝列拉家族窩囊氣的局面立刻改變了。在國際公債市場上，沒人能撼動羅斯柴爾德銀行的霸主地位，他們已經通過百年潛心經營牢牢盤踞住這一市場。包括動產信貸銀行在內的一干競爭對手都從對克里米亞戰爭公債發行的爭奪中無功而返，而羅斯柴爾德的老冤家巴林銀行又在這一票中押寶在最後戰敗的俄國頭上，狠狠吃了個啞巴虧。這場戰爭打下來，羅斯柴爾德銀行基本上獨享了整塊蛋糕。
英國方面，政府本來內定了從巴林銀行借錢。無奈巴林的錢壓在俄國抽不出來，只好眼睜睜看着1600萬英鎊戰爭貸款全被羅斯柴爾德銀行細嚼慢咽了。
戰時的法國被經濟搞得焦頭爛額，拿破崙三世趕忙出台一系列利率調整政策刺激經濟。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和霍廷格家族聯手在政府拯救經濟危機的行動中大力支持財政刺激政策，把貝列拉家族排除在外。於是，當法國財政部1854年和1855年一筆接一筆大發克里米亞戰爭債券的時候，羅斯柴爾德銀行自然是首選。貝列拉這時才反應過來，竭盡全力向拿破崙三世爭取。而法國財政部長告訴拿破崙三世，法國國內市場對戰爭債券的容量已接近飽和，於是法國將大部分戰爭債券轉往倫敦發行。羅斯柴爾德倫敦銀行早張開包袱，法國債券生意應聲落袋。貝列拉終究鬥不過早已謀劃在先的羅斯柴爾德，又眼巴巴地看着羅家法國銀行和倫敦銀行美美地把法國戰爭債券大餐吃了個乾乾淨淨。
貝列拉在法國鬥不過羅斯柴爾德，趕緊把手伸進土耳其，要搶土耳其的戰爭債券。誰知羅家又佔了先機，已經搶先一步把代理人派往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戰爭債券也歸了羅家倫敦銀行。1857年《泰晤士報》說：“土耳其國家銀行就快成為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另一個分部了。”
奧地利在克里米亞戰爭中並沒有直接參戰，可是它也沒閑着，傾舉國國力擴軍備戰，終於迫使俄國從多瑙河撤軍。奧地利沒來得及偷樂，就發現本國財政已陷入嚴重危機，貨幣日貶千里。奧地利財政部長向詹姆斯發緊急求救信：“在我們的貨幣完全變成廢紙之前，只有你能拯救我們”。\[21\]詹姆斯答應聯合其他羅斯柴爾德分支共同拯救奧地利，條件是奧地利政府原先許給福爾德的貸款現在得歸羅家銀行，於是福爾德原以為到了嘴邊的鴨子又飛了。
普魯士政府的開銷在戰爭期間增長了45％，早就不堪重負。有俾斯麥做主，普魯士的戰爭債券全歸了羅斯柴爾德法蘭克福銀行。梅耶·卡爾·羅斯柴爾德還因為國作出突出貢獻被授予普魯士紅鷹勳章。
仗打到1856年，歐洲各國幾乎同時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多家銀行倒閉。1852年到1855年，各國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長分別是：奧地利42％，英國68％，法國53％，俄國88％。公債貶值則是：英國15％，法國15％，奧地利24％，普魯士11％。戰爭資金漸漸“貧血”繼而“斷血”，仗自然打不下去了。克里米亞戰爭終於收場。
羅斯柴爾德銀行其實不在乎打仗的輸贏。到19世紀50年代末，英國、法國、土耳其、奧地利和普魯士政府全都以一家或數家羅斯柴爾德銀行為金主。羅斯柴爾德銀行又在戰爭期間把老對手新對手們整的整，滅的滅，它在政府公債上的江湖老大地位再也無人能夠撼動。
即使在所有銀行都難逃破產命運的1857年，也沒有一家羅斯柴爾德銀行虧損，最大的損失不過是盈利減少而已。
天主教銀行家：第三股勢力
法國的銀行家族勢力在1870年之前大致是猶太銀行家與清教徒銀行家兩大陣營對壘。猶太銀行家族中間，羅斯柴爾德家族是顯而易見的領袖。清教徒銀行家族體系中間，首領就是米臘博家族。天主教銀行家族不像清教徒和猶太銀行家那樣飽受宗教迫害，這也是他們缺乏凝聚力的原因。
從1870年普法戰爭以後，第三股銀行家族，即天主教銀行家族勢力逐漸在法國形成。這個集團包括達維里爾（Davillier）、魯伯薩克（Lubersac）、達摩其（Demachy）、古德霍克斯（Goudchaux）、萊西德科斯（Lehideux）等銀行家族。但是，第三股勢力其實是一種不太穩定的勢力，他們很快又分成兩派。一派天主教徒銀行家跟羅斯柴爾德陣營逐漸結成了聯盟，並且支持第三共和的建立；另外一派主要是跟崛起中的重工業集團聯手，而重工業集團的主力家族都是天主教徒，法國鋼鐵大王施內德（Schneider）是其中的領軍者。在這三股勢力中，羅斯柴爾德家族居於明顯的優勢地位。
金權的進化：從所有權到控制權
在法國的歷史上，無論是羅斯柴爾德家族還是貝列拉家族，這兩大勢力集團都跟政府有着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繫，但是他們同法國的實體經濟的聯繫卻相對來說弱很多，除了在鐵路方面投入稍多以外，在其他實體經濟行業投資興趣並不大。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由於工業革命前期的資金需求量對於儲蓄相對充足的法國而言，已足夠使用，充裕的資金供給使得國際銀行家們在競爭中利潤不高，因而缺乏足夠的動力；二是政府和外國戰爭的公債需求量極大，利潤既高又有保證，屬於爆賺加穩賺的投資。另外，資本稀缺的國家，其項目回報率相當可觀，又有當地政府的擔保，也屬高利和可靠的投資。在這樣的情況下，國際銀行家的資金其實並不直接進入本國實體經濟循環，而是在國際上追逐高額利潤。
從銀行的運作模式來看，在法國工業資本主義崛起初期的紡織、冶金、運輸和機械等行業的融資需求有限，法國的私人銀行模式足以應對。同時，熱愛儲蓄的法國人投資方向比較保守，傾向於買賣穩定可靠的政府和企業債券，而並不特別熱衷股票類冒險高的投資。如果投資實業，他們則傾向於投資私人和家庭企業，而不太願意投向那種大型的商業機構或者公司，所以大規模的股份制銀行在法國發展一直很慢，這一點和英國類似。
但是，隨着大規模鐵路項目的建設，這一局面發生了深刻變化。
法國鐵路建設的高峰期是1830~1870年，鐵路工程的建設往往需要大規模的資本運作，而這種規模的資金需求就遠非傳統意義上的私人銀行體系所能負擔。私人銀行的投資主要是依賴某一家銀行的儲蓄，這種銀行模式在大工業時代，特別是在近代工業體系鐵路建設的崛起過程當中，遭遇到很大的挑戰。金融體系為了適應工業革命後期的大規模融資需求，必須建立起全新的股份制投資銀行、存款銀行、儲蓄銀行，還包括一系列保險公司等新型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通過把眾多散戶的儲蓄集中起來，然後再經由投資銀行的投融資運作，將這些數量龐大的資金投向實體經濟中資金需求量特別巨大的工業領域，產生可觀的回報。
在新型股份制投資銀行模式下，私人銀行家的角色就從過去使用自有資金的放貸者變成了調動公共資金的管理者，其實這個過程對私人銀行家是非常有利的。從前，由於私人銀行家使用自有資金放貸，私人銀行對行業的金融控制力一目了然，缺乏隱秘性可言。而新型的資產管理者角色，由於運作的是公眾的資金，在放大了對社會財富控制力的同時，不動聲色增加了隱秘性。在這種資產管理模式中，他們並不公開自己的身份，並且主要是從幕後來運作，這一高明的金融資本主義制度安排將公眾的視線進行了有效隔離。
在這一系列新興的金融機構背後，董事會的成員基本上還是同樣的銀行家族。巴黎巴銀行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從1870年到“二戰”爆發，法國經歷了第三共和時代，羅斯柴爾德家族為首的猶太銀行家族是支持第三共和的主要金融勢力集團，但是清教徒和天主教銀行家族則傾向於反對第三共和。羅斯柴爾德為首的猶太銀行家族通過控制法國最大和最重要的股份制投資銀行機構——巴黎巴銀行獲得了巨大的財富，到20世紀初，巴黎巴銀行對法國的經濟和政治生活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
至1931年，羅斯柴爾德家族控制的巴黎巴銀行，一共持有法國357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家族成員和家族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在120家公司中控制着180個董事的席位。這種控制是經過非常精妙的金融資本主義手法來設計的，如股權中的無投票權和多重投票權的精心設計，原董事投票增選新董事等方式，都是實現由極少數特殊股東控制多數股東財富的有效手段。再比如，特權股東所持有的股票中擁有一股一票的投票權，但是發行給公眾的股票中，每股只有1/10的投票權，如此運作可以確保特權股東對公司董事會的任命和公司運作的實際控制權。
為了抗衡巴黎巴銀行的影響，清教徒銀行家在1904年成立了一家自己的股份制投資銀行，這就是巴黎聯合銀行（UnionParisienne）。1904~1919年，以巴黎聯合銀行為核心，清教徒銀行家將各種金融勢力整合在一起，與以巴黎巴銀行為核心的猶太銀行勢力集團進行抗衡。實際上清教徒銀行體系和猶太銀行家體系對法國政治和經濟權的爭奪，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法國政治和經濟系統的癱瘓。特別是1934~1938年，這兩大勢力集團的爭鬥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導致法國在大蕭條中復蘇緩慢，更嚴重的後果就是1940年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迅速失敗。
從法國上市公司的情況來看，1936年巴黎的證券交易所註冊的公司總數是1506家。其中大約有600家是關係國計民生的超級重要公司，另外還有大約200家非上市的重要公司，法國經濟中的重量級公司大約有800家。在這些公司中，猶太銀行家族集團控制了400多家，他們的競爭對手控制了300多家，只有100多家是屬於不受控制或者其他勢力控制下的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被德國佔領的4年裏，猶太銀行家族的資產受到剝奪，其中也包括對上市公司的控制權。當然戰後這些權力被勝利的一方全部收回，戰敗的德國還需要連本帶利地進行賠償。
包括兩大銀行家族勢力集團在內，據統計有183個大財閥控制了當時的法國，成為法國著名的“200家族”前身。此外，金融家族加強了對政界和新聞界的滲透，銀行家投資新聞界或自己辦報者也比比皆是。這一切給法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帶來了深刻影響。除了拉攏權貴之外，金融巨子們紛紛親自出馬，躋身政壇，出任拿破崙三世財政部長的阿希勒·福爾德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銀行家族的代理人進軍政界的也不在少數，如1962年戴高樂總統任命的法國總理蓬皮杜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法國銀行的總經理，蓬皮杜從1962年到1968年任法國總理，從1969年到1974年任法國總統。
金權的力量在經過200多年的進化，已經在法國樹大根深，難以撼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