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國：國際銀行家的發源地
誰是國際銀行家
19世紀以來，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代表的17個主要國際銀行家族，以荷蘭、英國、法國和德國為發祥地，逐步擴散到俄國、奧地利、意大利和美國，最終形成了對當今世界影響深遠的金融人脈骨幹網。隨着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浪潮席捲歐洲大陸，宗教勢力和封建王權逐漸衰落，舊的社會統治勢力集團趨於土崩瓦解，新興的資產階級迅速填補着社會權力真空。在工業革命所產生的鐵路、冶金、礦業、軍工、機械、通訊等行業的爆炸性擴張過程中，當歐洲列強勢力不均衡所導致的歷次戰爭爆發時，國際銀行家敏銳地把握住了歷史性的重大機遇，通過金融市場迅速為工業擴張和各國之間的戰爭籌集大筆資金，在獲得巨大而驚人的財富的同時，也對歷史進程發揮了重大的影響力。
財富的力量體現在對權力的腐蝕、對權力的渴望和對權力的控制上。國際銀行家在資本供應與需求對接的過程中，逐步控制了世界資本和信用流動的渠道，並制定了一整套遊戲規則。從霍普、巴林家族聯手到英荷同盟的確立，從馬利特、霍廷格等瑞士銀行家族的幕後運作到法國大革命的深入發展，從“高特銀行家”資助“霧月政變”到拿破崙給予其法蘭西銀行壟斷的慷慨對價，從巴林、維靈—莫里斯家族的跨大西洋人脈網到美國路易斯安那購買融資，從貝列拉、福爾德聯手挑戰羅斯柴爾德到法國“動產信貸銀行”的金融創新之爭，從布雷施勞德扶持俾斯麥到維也納城下戛然而止的普魯士大軍，從鮑林、沃伯格家族挑動德皇威廉二世擴張到羅斯柴爾德刺激英國反制，從貝爾蒙特參與廢除林肯綠幣到賽利格曼家族策劃巴拿馬獨立，從阿拉伯人大起義到《貝爾福宣言》，從德意志帝國銀行私有化到製造1923年超級通貨膨脹，從納粹崛起的華爾街輸血到希特拉“新政”的金融創新，從原子彈機密的泄露到克格勃的雙料間諜，從羅茲會社的雄圖大略到美國基金會體系的“影子政府”，從安·蘭德的點撥到格林斯潘的頓悟，從當今的金融海嘯到世界中央銀行的啟動，從美元最終的崩潰到世界單一貨幣的倒計時，歷史事件背後金融勢力的身影依稀可見，其影響力無處不在，世界資本與信用的流通渠道被牢牢地控制在國際銀行家高效與綿密的人脈關係網之中。
今天的中國人對“渠道為王”的概念早已耳熟能詳，如果連沃爾瑪在商品流通領域的渠道控制力和商品議價能力都讓眾多企業家如芒在背，那麼，對全社會人人都需要的資本與信用流動渠道的壟斷性控制所形成的社會影響力則遠不是沃爾瑪所能比擬的。
國際銀行家從卑微的社會地位起家，從攀附各國權貴階層開始發展壯大，逐步獲得了強大的經濟實力，掌握了各國的資金及流動渠道，漸次控制了工業與商業系統並形成了利益互鎖，進而開始影響國家政策取向以謀取更大的利益。他們與權貴階層利益日益融合，運用難以抵制的金錢誘惑，日益主導了從政府官員任命到總統大選的政治家人選，從經濟政策制定到外交戰略的形成，從戰略情報系統的運作到軍隊將領的升遷，從組建精英團體到影響公共議程，從經管媒體出版“自律”到左右社會信息來源，從教育文化取捨到思想意識塑造……金權經過兩百多年的進化，已逐漸完成從萌芽到壯大，從影響到壟斷，從前台到幕後的歷史轉型，成為了西方社會中隱形的支配性力量，凌駕於立法、行政與司法權之上，完成了金權專政的蛻變。
這樣一批高能量的國際銀行家包括：
縱橫國際金融江湖二百餘年的大哥大級別的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
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心腹柏林銀行家布雷施勞德（Bleichroder）；
德國科隆的奧本海默家族（Oppenheim）；
德國漢堡的沃伯格家族（Warburg）；
德國巴伐利亞出身的華爾街銀行家賽利格曼家族（Selingman）；
德國法蘭克福出身後在美國成為超級大腕的希夫家族（Schiff）；
德國漢堡起家後來發展到倫敦和紐約的施羅德家族（Schroder）；
德國法蘭克福起家后在美國興起的斯佩爾家族（Speyer）；
德國柏林的老牌銀行家族孟德爾遜家族（Mendelsohn）；
英國19世紀與羅斯柴爾德家族齊名的巴林家族（Baring）；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Hope）；
法國皇室倚重的福爾德家族（Fould）；
法國盤踞在法蘭西銀行董事位置上長達百年的馬利特家族（Mallet）；
法國挑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動產信貸銀行創始人貝列拉家族（Péreire）；
瑞士銀行家的泰斗米臘博家族（Mirabaud）；
原來是羅氏家族門下后借美國崛起而迅速成為當今世界金融主導勢力的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和摩根家族(Morgan)。
國際銀行家是這個世界上能量巨大的關鍵性少數群體，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人類的命運。他們來到哪裏，哪裏就會一片興旺，他們拋棄哪裏，哪裏就衰退蕭條。他們能夠在翻手為雲的過程中刺激社會大量創造財富，也能在覆手為雨的運作里攫取巨額金錢。
在過去的兩百年中，這些家族曾經在世界舞台上叱吒風雲，以這些家族為核心所形成的西方社會龐大和複雜的人脈關係網絡，對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和當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潮起潮落的大浪淘沙之中，一些家族隕落了，但大多數家族仍然在今天發揮着重要甚至是關鍵性的影響力。
世界每天都在發生着新的變化，但人類的本性卻始終不斷地自我重複。人性在數千年前對財富有多麼貪婪與恐懼，對權力有多麼執着與詛咒，今天仍然如此。人類嚮往自由卻患得患失，追求公平同時又心懷自私，渴望美好但無法摒棄邪惡，無論是中國“二十四史”中的政治博弈，還是西方歷史中的金錢權謀，都在不斷地重複着人性的本質。這正是我們通過研究歷史來把握未來的意義之所在。今天在人性中發生的一切現象，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先例。
中國人對權力的人性歷史決不陌生，但對財富的人性歷史還遠不熟悉，讓我們從國際銀行家最密集的出產地德國開始這個曲折的探索歷程。
戛然而止的戰爭
在最近兩百年的歷史上，羅斯柴爾德家族重點關注兩件大事：戰爭與革命。不管是戰爭還是革命，交戰雙方為了進行大規模和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必然要進行大量融資。
——尼爾·弗格森
1866年7月3日黎明時分，在波希米亞薩多瓦村（今捷克境內）科尼格雷茨要塞，一支35萬人的部隊正靜靜地穿過雨幕快速向前挺進。一張張年輕而稜角分明的面孔充滿了緊張、興奮和期待。這些普魯士易北軍團的小夥子們知道，他們將要攻擊的是20萬奧地利—薩克森聯軍。敵眾我寡之下，他們能指望的只有同時從另一路發起攻擊的、由腓特列·查爾斯親王統帥的85萬人的普魯士第一軍團。本來按照普軍總參謀長老毛奇(HelmuthKarlBernhardvonMoltke)將軍的戰略部署，同時參與攻擊的還應該有普魯士王儲、未來的德皇威廉二世親率的第二軍團的10萬大軍，卻因為該軍團部隊駐地超過了電報信號的接收範圍，無法及時收到命令而未實施機動。
由於過分匆忙，普軍的易北軍團沒有充分地擴展其攻擊線，而且其火力跨過了第一軍團的攻擊道路，局面一度非常混亂。在奧軍猛烈的反衝擊和密集炮火的打擊下，到上午11時，普軍的進攻被阻止，且預備隊也投入了本已高度密集的正面攻擊。假如奧軍在此時堅決地發動一次騎兵衝擊，普軍也許將被逐出戰場。但是過分謹慎的奧軍統帥貝納德克元帥卻讓騎兵按兵不動。雙方在混亂的戰場上僵持着。
就在普軍即將戰敗的危急關頭，一直與毛奇在一起的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OttovonBisbarck）突然發現：在戰場東面幾公裡外，有一行類似樹木一樣的東西在移動。毛奇拿起望遠鏡觀察片刻，然後對身邊御駕親征的國王威廉一世興奮地說：“陛下不但贏得了這場戰役，而且也贏得了戰爭。”原來就在普魯士易北軍團和第一軍團陷入與奧軍苦戰的同時，一名傳令兵奔馳了30多公里，給王儲送去了國王的強制性命令，第二軍團隨即開始向北運動，這就是俾斯麥看見的“移動的樹木”。下午2時30分，第二軍團向奧軍北面的防區實施攻擊。奧軍防線瓦解。貝納德克元帥於下午3時下令全線撤退。但是普軍攻勢非常猛烈，奧軍第一軍只能發動騎兵反攻，以支持炮兵及掩護友鄰部隊撤退。這次行動在20分鐘之內就傷亡了1萬人，第一軍幾乎被打殘。可是這次反攻爭取了時間，奧軍近18萬人在被完全合圍之前從夾縫中成功撤出。薩多瓦會戰中，普魯士方面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0天後，普軍逼近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攻佔了距離維也納僅僅6公里的佛羅斯洛夫要塞，拿下維也納、征服奧地利已指日可待。
普奧戰爭薩多瓦會戰
這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即將獲勝的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首相俾斯麥和總參謀長毛奇將軍此刻突然吵得不可開交。國王力主直搗已近在咫尺的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毛奇從一個軍人的角度，當然也希望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一舉拿下已是孤城的維也納。但是，首相俾斯麥卻努力“向沸騰的葡萄酒中注水”，堅決要求放棄攻打維也納，趁着軍事上的有利地位，與奧地利儘快簽署停戰條約，只要達到將奧地利排除出德意志大家庭的目的就算大功告成。當國王一直不肯讓步時，俾斯麥急得流下熱淚，以辭去普魯士首相職位相要挾，甚至打算從四層樓上跳下去。爭吵一直持續到深夜，最後國王終於十分痛苦地答應放棄進攻，但要把當時的情形記錄下來存放在國家檔案館中，“以證明他當時是多麼無奈和委曲求全”。
後來，普魯士果然與奧地利簽下了不割地賠款的“城下之盟”，奧地利退出德意志邦聯。但是，俾斯麥在戰局極為有利的情況下，放棄攻打維也納以擴大戰果的機會，此事成了世界戰爭史上的一個懸案。
為什麼俾斯麥不惜以辭職和跳樓相威脅，忤逆聖意也要堅決阻止兵臨城下的普軍進軍維也納？對於這個問題，傳統的觀點認為：首先，出於歐洲勢力均衡的戰略考慮，其他列強不會坐視普魯士徹底擊敗奧地利而崛起為中歐強國，普軍執意攻佔維也納的必然結果是列強的武力干涉，普魯士崛起、統一德意志的進程可能中斷；其次，雖然薩多瓦會戰普軍獲得了決定性勝利，卻並未殲滅奧軍主力，奧軍18萬大軍成功突圍全力退守拱衛京師，急切之下普軍強攻維也納未必能佔到什麼便宜。作為一位傑出的戰略家，俾斯麥的目光更為長遠。
其實，俾斯麥稱不上是傑出的戰略家，他只是一個幸運的冒險者。就在4年之後的普法戰爭中，俾斯麥堅持強迫戰敗的法國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並支付50億法郎的巨額戰爭賠款，從而在法國人驕傲和自豪的心中插入了一柄永遠疼痛的利刃，使法國義無反顧地投入了德國未來真正的戰略對手——英國人的懷抱。德國原本不必刻意羞辱法國人，從而在未來留下利用英法矛盾的空間，以實現德國崛起成為世界強權的戰略目的，但俾斯麥的短視為德國製造了一個強大而難以征服的敵人，並促使英法結成在歐洲圍堵德國崛起的強大同盟，德國在後來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都與俾斯麥當年的魯莽戰略有關。
事實上，俾斯麥在維也納城下戛然而止的戰爭背後另有原因。這就是，當普奧戰爭打到第7周，兵臨維也納城下的俾斯麥已接近其金融動員能力的極限，他已經無力將戰爭繼續下去了。要明白普魯士軍隊當時的處境，我們必須將視野擴展到普魯士崛起的歷史進程中，去觀察金融力量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不理解戰爭和革命背後的金融力量，也就無法真正看清歷史的全貌。
老布雷施勞德：羅斯柴爾德的代理人
德國處於歐洲東西部之間的連接點，特別是柏林更是處於歐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樞紐的位置上。南來北往東行西去的客商都雲集柏林，形成了歐洲的各種貨幣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從羅馬帝國開始，柏林就是貨幣兌換中心，到拿破崙佔據這一地區之後，對貨幣兌換的需求變得更加旺盛。
老布雷施勞德叫塞米歐（Samuel），他經營的主要業務是買賣當地政府的債券，在買賣的交易過程中賺取差價。當時這種債券發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撫恤在戰爭中失去丈夫或者兒子的家庭。1828年前後，布雷施勞德家族開始跟羅斯柴爾德家族建立起商業合作關係。由於羅斯柴爾德家族處於歐洲金融權力的頂峰，正是這樣一種“搭上大腕”的商業合作關係，使得布雷施勞德家族一舉從眾多的柏林銀行家中脫穎而出。1830年以後，布雷施勞德家族開始定期從羅斯柴爾德家族領取傭金，而當時柏林聲名顯赫的孟德爾遜這種老牌銀行家族就逐漸被邊緣化了。
布雷施勞德在羅氏家族的統一指揮協調下，在倫敦、巴黎、法蘭克福、柏林、維也納和那不勒斯的金融市場之間尋找低買高賣的套利機會。由於歐洲市場上各種債券和貨幣的價格在各個城市之間會略有不同，利用地域差價實現套利的關鍵是獲取準確的情報和抓住恰當的時機。金融業從一開始就對情報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實際上現代國際情報機構就是建立在早期國際銀行家族商業情報傳遞系統基礎之上的。當時最先進的情報系統毫無疑問當屬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情報速遞系統，其覆蓋面、快捷性、保密性、準確率和複雜程度，都遠遠超過了各國政府官方的系統。
布雷施勞德家族早在19世紀30年代就強烈渴望能夠進入羅氏家族的情報速遞網絡。他們在柏林做生意，要收到從巴黎到柏林的信件，需要6天的時間，如果通過羅氏的情報網絡，只需要5天，這1天的差距就意味着巨大的商業利益。羅斯柴爾德家族根據多年的考察，逐漸把布雷施勞德家族納入到自己的情報體系之中。
1831年，布雷施勞德家族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柏林的忠實代理人，他們不斷地給羅氏傳遞關於普魯士內政以及金融市場上的各方面信息，例如荷蘭國王等5個歐洲強權對新成立的比利時持有何種政治態度，沙皇俄國對於波蘭的反叛又是怎樣的態度和立場。布雷施勞德家族也彙報有關瘟疫在歐洲蔓延的情況，還有1848年革命在柏林的動態，並一再確保為羅斯柴爾德家族購買的黃金和債券的安全性\[1\]。各種情報通過布雷施勞德的收集和傳遞，源源不斷地彙集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歐洲情報系統，有助於羅家掌握信息不對稱的優勢，從而廣泛和深入地影響歐洲各國的內政外交政策，更在遍佈歐洲的金融市場交易中大獲其益。
柏林的金融市場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規模還不大，最活躍的金融產品就是鐵路債券。普魯士政府為了對外“招商引資”，引起像羅斯柴爾德家族這樣的國際銀行家“大腕”對鐵路債券的關注，想方設法吸引羅家投資到普魯士的鐵路工業。在投資的過程中，羅家在普魯士工業領域的影響力得到很大提升，逐步擔任了多家鐵路公司的董事。
1836年，羅斯柴爾德家族英國銀行的當家人，同時也是整個家族的首腦人物內森去世，巴黎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接任家族掌門人的位置。在布雷施勞德投靠詹姆斯的初期，雙方的地位完全不平等，布雷施勞德必須要讓出很多利益，才能得到獲准加入羅氏家族的特權金融網絡。當時詹姆斯對布雷施勞德的態度並不好，經常敲打布雷施勞德不要忽略了羅家的利益。這種警告實際上意味着羅家對他們的合作並不十分滿意，而且一直在試圖尋找新的代理商和合作夥伴。
為了維持與羅家這一特殊渠道的暢通，布雷施勞德家族不得不經常犧牲自己的利益，特別是在1840年德國金融市場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候，布雷施勞德家族不惜損失自己的傭金來換取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訂單。幾年過去了，雙方合作還是不能讓羅斯柴爾德家族滿意，以至於布雷施勞德家族有時不僅拿不到傭金，甚至要倒貼一些錢，以維持與羅家的商業關係。
雙方的從屬關係可以從老布雷施勞德寫給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一封信中窺見一斑。在此信中，塞米歐把他17歲的兒子格森推薦給維也納的所羅門·羅斯柴爾德男爵：
“請允許我以全部的衷心和最深的熱愛來表達對您的感謝。多年以來，您如此的大度和如此的善意，使我很榮幸地被您所垂青，就好像一粒塵埃從一片泥沙之中被揀選出來一般。您是一個最高貴的、最善意的貴人。您把我放到一個大家庭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我無以表達我的感謝。只要我活着，您的畫像將永遠留存在我的心中，直到我生命的最後一刻，我將永遠完全忠實於您，我的恩人。現在我請求您能夠把對我的關愛和呵護傳遞給我的兒子。”\[2\]
1855年塞米歐去世，他的兒子格森順理成章地成為家族銀行的掌門人。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正在德國迅猛擴張，柏林的金融市場也在實業發展的推動下，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代。此時，對於布雷施勞德家族而言，他們最重要的資產，仍然是與羅斯柴爾德的長期穩固的商業關係。這種合作模式，在格森執掌布雷施勞德家族時期得到進一步鞏固。與此同時，格森也開始構建自己的權力中心。他與柏林的其他眾多猶太銀行家結成了龐大的利益共同體，廣泛地滲透到冶金、鐵路建設等行業。他們當時最主要的合作夥伴就是科隆的奧本海默家族。
奧本海默：科隆的金融霸主
1834年，亞伯拉罕·奧本海默娶了老羅斯柴爾德的孫女，23歲的夏洛特·貝菲絲（CharlotteBeyfus）。從此，亞伯拉罕有了財雄勢大、富可敵國的岳父和叔叔——他們就是決定着法蘭克福財政政策的阿姆斯洛，掌管着奧地利金庫鑰匙的所羅門，主宰着倫敦金融城的內森，控制着意大利稅收的卡爾和征服了巴黎銀行業的詹姆斯。
能夠娶到羅斯柴爾德家族女兒的奧本海默家族當然也不是平庸之輩。奧本海默
所羅門·奧本海默
家族屬於猶太人中的最高階層“宮廷猶太人”。1789年，亞伯拉罕的父親，年僅17歲的所羅門·奧本海默在波恩創建了奧本海默家族銀行，後來遷往科隆。年紀輕輕卻已跟着父親在金融市場上摸爬滾打多年的所羅門敏銳地察覺到，在新興資產階級財力迅猛擴張的時代浪潮中，封建貴族勢力已經逐漸失去控制力。
任何一個居於社會主導地位的勢力集團，在它對其他各種社會集團的控制力逐漸衰弱時，必將形成權力爭鬥的分裂局面。在中國歷史上，從周天子式微到春秋五霸的興起，從東漢王朝的解體到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從晉室內鬥到五胡亂華，從唐末藩鎮割據到五代十國，每一次控制力的衰落都必然形成權力真空，這時候外在的和內生的新興勢力湧入進來，勢必形成顛覆性的社會重構。東方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以追逐利潤為核心價值理念的資本主義在18世紀末的歐洲大陸日益膨脹，撐裂了原來緊緊束縛住社會各階層的封建貴族統治和宗教神權勢力，衰落的社會傳統權力架構已經搖搖欲墜。金錢的權力將會從各種社會結構的裂縫和權力坍塌的廢墟中快速蔓生起來，它們搭鉤結網，攀垣附縫而上，逐漸茂盛，終至遮天蔽日。
年輕氣盛的所羅門·奧本海默審時度勢，決定從傳統的宮廷放貸、錢幣兌換業務轉向政府債券承銷、跨市場套利等新興業務。到1810年，奧本海默家族銀行的資產已達到100萬法郎，躋身於一流銀行家族的行列。雄心勃發的奧本海默家族決心效仿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成功模式，最終發展成一個龐大的金融帝國。為此，所羅門不介意採用任何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他在生意手法上以貪婪和沒有底線聞名，連羅斯柴爾德家族都對他忌憚三分。1814年3月18日，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寫給阿姆斯特丹的合作夥伴的信中提醒他們要提防奧本海默的手段：
“我們很高興看到我們詹姆斯那裏（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分行）和科隆的奧本海默運給你們的貨幣正是你們所需要的。後者還將通過我們的堂兄再次運送一筆款項過去。不過要特別注意所有奧本海默家族送來的東西，需要仔細檢查；他們非常貪婪，不是每次都守規矩，所以必須小心，不要給他們下沒有上限的訂單，否則利潤就都是他們的了。”\[3\]
所羅門的戰略眼光還在於他特別重視戰略聯盟，通過一系列聯姻精心構建自己的人脈關係網。1813年，他把年僅15歲的女兒嫁給了法國巴黎的著名猶太銀行家族福爾德（Fould）家的公子貝南德·福爾德（BenedictFould），而後來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就是在福爾德家族的鼎立支持下才登上了皇位。通過聯姻的紐帶，奧本海默家族將自己的影響力深入到了法國資本市場。新郎新娘兩個家族共同出資6萬法郎建立了著名的福爾德—奧本海默銀行（HouseofBLFould&Fould-Oppenheim）。
色當會戰後俾斯麥與拿破崙三世
1815年，法國在滑鐵盧戰役慘敗之後，面臨著比1814年巴黎和會更為嚴苛的賠償條款，特別是過去被法國反覆征服的普魯士，要求高達17億泰勒（普魯士銀幣，1泰勒=354法郎）的戰爭賠款。代理支付這筆巨款將是一筆天大的生意，此時的科隆萊茵地區已被普魯士收為萊茵省。作為新普魯士人的奧本海默趕緊聯繫剛結親的法國親家福爾德共同努力搞定這筆大買賣。在法國親家的協助下，奧本海默拉上了柏林老牌的銀行家族孟德爾遜，在1818年終於拿到了5250萬法郎戰爭賠款代理支付的大單。
柏林的孟德爾遜家族乃是柏林最古老的猶太銀行家族之一。享譽世界的19世紀著名作曲家、鋼琴家、指揮家費利克斯·孟德爾遜就是這個家族的嫡傳後代。他的祖父就是德國著名哲學家摩西·孟德爾遜，他的銀行家父親亞伯拉罕曾調侃道：“我曾經是一個著名父親的兒子，後來又成為一個著名兒子的父親。”\[4\]孟德爾遜家族銀行在1850年前後成為沙皇俄國的指定皇家代理銀行，負責數額龐大的俄國國債在歐洲市場的承銷業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1818年11月4日，奧本海默與戰勝國的清償委員會達成協議，14天之內在巴黎籌措了5250萬法郎，並支付給在亞琛的清償委員會，募資、匯兌、運送、擔保的手續費為075％，這相當於近40萬法郎的巨額收入。所謂富貴險中求，為了這筆生意，奧本海默也是壓上了全部的動產和不動產身家。這單生意做得十分漂亮，收穫了各方的讚譽。在普魯士傳統的銀行家看來，這筆手續費並不算太多，因為他們想像的是，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籌措這樣一筆巨款，還有銀幣運送將會是人吃馬喂、武裝護送的繁瑣和複雜的工程，沒曾想到在建立起國際銀行家生意與人脈網絡之後，5250萬法郎的資金募集在猶太銀行家控制下的法國資本市場根本不夠分配，其爭搶程度不亞於今天中國銀行間交易市場上搶手的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如此巨額的現金匯兌和支付居然就是在巴黎與科隆銀行之間傳送一張匯票這麼簡單，奧本海默等人輕鬆愉快地賺得了40萬法郎。落後的普魯士銀行系統被新興的金融人脈網絡深深地震撼了。
在與福爾德家族聯姻后，奧本海默家族在歐洲資本市場的影響力蒸蒸日上。此時羅斯柴爾德
家族已然是歐洲金融市場上無可爭議的霸主之一。1826年，奧本海默的生意與羅斯柴爾德家族更是水乳交融。此時的所羅門·奧本海默幾乎每天與法蘭克福、維也納、巴黎、倫敦和那不勒斯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保持着密切的商業情報往來，隨着萊茵河地區的旅遊資源的開發，
內森·羅斯柴爾德
到萊茵河旅遊成為英國上流社會的時尚。這些富甲一方的遊客不願攜帶過多的現金。羅斯柴爾德家族於是與奧本海默合作，在英國羅家開出信用證，可以到萊因地區的奧本海默家族銀行支取現金，雙方關係進一步密切。
此時的所羅門已經將家族的事業逐步移交給了兒子亞伯拉罕·奧本海默，其間奧本海默家族一度失去了羅家推薦來的客戶。1834年亞伯拉罕與夏洛特·貝菲絲大婚，在隨後的蜜月旅程中前往各處拜會各位大腕叔叔們。在給最具權勢的叔叔內森·羅斯柴爾德的信中，亞伯拉罕謙恭地提到：
“男爵殿下，直到兩年前，您還常把您所有的客戶推薦到科隆，但是最近並非由於我們的過錯卻使我們失去了您的客戶，這一點使我們非常痛苦。如同最近我能幸運地娶到您的侄女，使我能進入您的庇護範圍，我不自量力地揣度您是否能夠恢復從前我們兩家的關係，並且讓我們比史法豪森（Schaaffhausen）家族更有優先權。我也將使您成為我們家族合作的優先選擇。希望我的請求能夠被您接受。我榮幸地向您致以最高的敬意。”\[5\]
1830年以來，奧本海默家族與漢斯曼（Hansemanne）家族聯手大力為鐵路與航運業融資，並建立起新興的股份制公司投資萊茵鐵路項目。由於普魯士地區工業的高速發展導致了整個地區資金緊張，幾乎所有工業公司都達到了信用的極限。亞伯拉罕敏銳地把握住這一時機，開始大力推動對商業和投資的信用保險業務。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鼎力配合之下，亞伯拉罕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家再保險公司。
1842年，亞伯拉罕·奧本海默與後來在德國統一進程中起到重大作用的柏林的著名猶太銀行家布雷施勞德家族建立起穩固的商業聯繫。自此，奧本海默家族在歐洲的人脈關係網已初步奠定，成為一家在科隆居於支配性地位，在普魯士發揮着主導作用，在法國、奧地利、意大利和英國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的國際銀行家。
1848年革命與銀行業的拯救行動
1830年前後是世界近代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工業革命從英國向歐洲大陸擴散的進程明顯加快。法國、德國、奧地利等國家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工業化進程一方面使得礦山、紡織、機械、鐵路、輪船等行業得到了空前發展，另一方面在造就大批工業資產階級贏家的同時，也帶來了數量更為龐大的輸家，他們就是因喪失土地而被迫流入城市的一無所有的農民，在極為惡劣環境下工作的工人，失業的手工業者及城市貧民階層。在封建專制力量的控制力日益衰微的情況下，工業革命的贏家不滿其政治權力與日益增長的經濟權力不相匹配，他們向統治者要求更多的權力。同時，工業革命的輸家更是對悲慘的現實生活積怨已久，這其中也包括猶太人對千餘年來的宗教和社會歧視的強烈反抗，這幾股強大的鼓動力量在爭取完全平等的公民權力和暴力革命等問題上形成合流。在一片貌似繁榮的工業化表象之下，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正在悄然醞釀。
從1845年到1847年，歐洲許多國家出現了三年自然災害，大片地區爆發飢荒。農業歉收，糧食價格猛漲，農產品銷售下降，導致農業信用規模縮減，就業機會下降。同時，歐洲工業從1840年起開始陷入停滯，特別是鐵路建設速度基本喪失增長，工業信用也出現緊縮。兩種緊縮的力量聚合起來造成了1848年歐洲眾多地區的經濟蕭條。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以來所形成的穩定局面，在經濟收縮的巨大壓力之下已經出現道道裂縫。
在觀察到歐洲各個資本市場普遍存在的資金緊缺現象后，亞伯拉罕·奧本海默已經預感到一場重大危機的來臨。
1848年2月，法國巴黎的股票市場崩盤，醞釀已久的革命終於爆發了。人民的怨恨和資產階級的奪權衝動促使社會積怨的火山猛烈噴發。2月26日，法國的福爾德家族發來消息說革命看來取得了成功，第二共和可能順利建立。過了僅僅兩天，新的消息傳達情況急轉直下，變數叢生。3月，法國革命的浪潮開始衝擊科隆，革命者要求亞伯拉罕·奧本海默作為他們的代表去和政府談判，亞伯拉罕連想都沒想就拒絕了。其實，奧本海默家族與革命者之間的淵源非比尋常，亞伯拉罕的三弟達格伯克·奧本海默（DagobertOppenheim）曾直接介入資助革命鼓動工作。1842年夏天，馬克思大學畢業后就在達格伯克·奧本海默資助的《萊茵報》擔任主編，經常以重炮轟擊普魯士政府。
科隆的房地產市場崩潰了，史法豪森銀行由於過度投資房地產而發生了支付危機。奧本海默並沒有過多投資房地產。從國際銀行家的傳統來看，因為極端厭惡流動性差的資產，他們極少涉及房地產投資。3月29日，史法豪森銀行停止向170家客戶和4萬多工人支付款項。驚恐萬狀的儲戶一起趕來取錢，史法豪森銀行已無法兌付，銀行的生存危在旦夕。如果史法豪森銀行倒閉，整個萊茵省的銀行體系就會土崩瓦解，所以它是那種太大而不能倒（TooBigtoFail）的銀行。
一旦史法豪森銀行倒下，與其商業往來密切的奧本海默家族也會出現嚴重問題。奧本海默家族資助的科隆—明登鐵路資金吃緊，需要50萬泰勒的現金，同時奧本海默銀行也需要相同的金額才能度過難關。亞伯拉罕的弟弟西蒙主持着家族的鐵路業務，他在4月3日給亞伯拉罕的信中說：“我對你的能力有着超強的信心，我感覺你能成功地為我們從政府那裏搞到至少50萬泰勒的資金，期限為一年或更長。”3天後，西蒙發來更多的壞消息：“我親愛的亞伯拉罕，今天科隆—明登又花掉3000泰勒，達格伯克他們說明天需要更多的錢。”4月10日，還未收到亞伯拉罕的好消息，西蒙急了：“我們的情況非常特殊，漢斯曼（普魯士的財政部長）應該會讓步的。我們是萊茵省最大的，目前幾乎也是唯一的尚在運轉的銀行，（拯救我們）符合政府的利益，每個人都會同意保護我們這樣一家公司是非常明智的選擇。”4月11日，西蒙再次催促：“我希望全能的主保佑我們所盼望的果實在昨天已經成熟，希望漢斯曼已經做出決定提供給我們50萬泰勒的資金。親愛的亞伯拉罕，你要確信我們如果想每晚安睡的話，必須得到這筆錢。”\[6\]
4月1日，亞伯拉罕已經親自前往柏林向老朋友漢斯曼要求以不動產和股票為抵押，申請50萬泰勒的政府信用來救援史法豪森銀行，此時救史法豪森銀行也就是救自己。經過兩個星期的反覆商量，漢斯曼決定在債權人和銀行家之間達成妥協，為實現這一目的，必須向柏林要錢。柏林方面開始時並不情願給錢，亞伯拉罕威脅說，救助銀行的重要性並不只是挽救個別銀行的流動性問題那麼簡單，而是關乎革命是否能夠被遏制，是關乎普魯士政府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問題。他作出結論，除非銀行信用得以恢復，否則現有的社會秩序行將崩潰。普魯士政府一聽，果然慌了神，立刻成立了危機協調委員會，政府方面由漢斯曼出面，銀行家這邊是亞伯拉罕牽頭，共同商議救助史法豪森銀行的具體辦法。雙方很快達成協議將史法豪森銀行轉變為一家股份制銀行，普魯士歷史上第一家股份制銀行由此誕生。這其實是自由派和亞伯拉罕從1830年就開始鼓動政府實施的金融改革政策的一部分。
為了對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亞伯拉罕甚至提出威脅，除非能夠及時救助金融危機，否則萊茵省脫離普魯士將是無法避免的。很顯然，亞伯拉罕把救助銀行上升到了國家主權的高度，這是趁普魯士政府忙於平定社會動蕩，無暇他顧時才使出的殺手鐧。此時普魯士政府的首要方針是穩定壓倒一切，亞伯拉罕和漢斯曼等人所持的“政治穩定的前提是金融穩定”的觀點佔了上風。這一切其實是亞伯拉罕與漢斯曼等人早就策劃好的策略，他們的目標是進行一場金融和政治領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藉著社會動蕩和政治混亂，亞伯拉罕終於實現了夢寐以求的目標。
5月初，奧本海默從普魯士政府拿到了50萬泰勒的救助金，普魯士的金融系統開始了重大變革。
如果我們將這段歷史與現在正在發生的金融危機和美國政府的救助行為進行比較，我們會發現只要將年代和名稱稍做調整，簡直可以直接發表在今天《華爾街日報》的頭版頭條。題目就是“拯救銀行與金融改革：財政部長與銀行家達成一致目標”。
人性在歷史中反覆重複着，這一次也不例外。
俾斯麥的崛起
俾斯麥首相
如果說德國的統一離不開俾斯麥，那麼俾斯麥的成功則離不開他身後的猶太銀行家格森·布雷施勞德。俾斯麥在德國歷史上的地位類似於中國歷史中的秦始皇，他們都是以堅韌的意志和鐵血手段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在歷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突出一筆。在德國有關俾斯麥的各類專著多達7000多種，德國史學界對俾斯麥的功過得失進行過徹底的分析和研究。但是在這些汗牛充棟的文獻中，幾乎完全忽視了俾斯麥政策背後龐大的金融勢力集團的影響力。在俾斯麥本人的長達3卷本的傳記中，僅僅在德皇威廉二世去世時提到布雷施勞德家族一次，猶太銀行家對德國政治的影響似乎是一個研究盲點。
事實上，俾斯麥在整個政治生涯中與布雷施勞德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通信多達上千封，而在布雷施勞德整個職業生涯中更是幾乎每日向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德國政壇變化、軍事調動和金融市場的各類情報。\[7\]從這些通信中，我們可以準確地判斷，沒有布雷施勞德和羅斯柴爾德的強大金融後盾，俾斯麥幾乎無法在德國政壇上立足，更談不上完成統一德國的偉業。布雷施勞德被淹沒在浩如煙海的歷史塵封中已經一百餘年了，對他的重新挖掘將真實地還原德國歷史中被長期忽略的金融勢力對歷史的重大影響。
俾斯麥出身名門望族，屬於容克（Junker）地主階級，可謂含着金匙子出生。他從小就胸懷大志，諸多在平民眼裏高不可及的社會地位和財富對俾斯麥而言是唾手可得和輕而易舉的，正是這般天生優越養成了他獨特的個性。他脾氣暴燥，做事雷歷風行，性格果敢堅強，態度強硬粗魯，甚至有些剛愎自用。
俾斯麥野心勃勃，對從政有着濃烈的興趣。與此同時，他跟其他容克貴族一樣，對金錢也有極大的渴望。他擁有金錢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取一個沒有後顧之憂的地位，利用大筆資金來滿足政治的野心和對權力的渴望。如果有朝一日發現自己厭倦了政治生涯，他也能夠很從容地退出政壇，而不受經濟上的影響和束縛。
自從俾斯麥從政以來，他渴望金錢的胃口越來越大，而他自己管理金錢的時間卻越來越少。於是他不得不利用猶太人對金錢的敏感和對財富管理的天賦來協助進行私人理財，實現財富積累和增長。在這個過程中，俾斯麥對於猶太銀行家採取了實用主義態度，從本性來說他並不特別喜歡猶太人，甚至認為猶太人不應該進入公共政府機構，他有求於猶太人的地方無非是猶太人高超的理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他依靠這些精明的猶太銀行家族為自己的個人財富增值。
1848年歐洲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權力真空，給俾斯麥帶來了極大的發展空間，激發了他在政治上的雄心壯志，同時也進一步促成了他特有的現實主義態度。在革命的浪潮中，俾斯麥最終選定了自己的方向，要成為一個堅定的保皇黨人。俾斯麥堅信，德國最終必然要走向統一，而這一進程必須要依靠強大的君主制度力量。他認為民主只會導致軟弱和渙散，為著這個終極目的，他必須要成為國王的堅定捍衛者。俾斯麥的此類言行，深得普魯士國王之心。1851年，作為對此的報償，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俾斯麥為普魯士代表參加在法蘭克福召開的德意志邦聯大會。
從此，俾斯麥正式成為公共人物，走上了歷史舞台。
布雷施勞德：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
“格森·布雷施勞德既是德意志帝國第一任總理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又是德國公眾的銀行家。他以嫻熟的手腕和耐心獲取了巨大的利益。羅斯柴爾德家族是他的楷模和秘密同盟，但他更是一個走自己的路，實現自己價值的人。”
——弗里茲·斯特恩
俾斯麥1851年來到法蘭克福，很快就引起當時坐鎮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首領阿姆斯洛·羅斯柴爾德的注意。當時羅斯柴爾德五兄弟中間的老大阿姆斯洛已年近八十。俾斯麥與阿姆斯洛初次相識就對其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回家以後經常給他的妻子模仿羅斯柴爾德的口音，包括用猶太人的口音和語法來表達德語。他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財雄勢大有了非常強烈的印象，同時也很高興結識羅家人。以後只要羅斯柴爾德家族邀請他，他總是受寵若驚地應邀前往。他曾經這樣來描述阿姆斯洛·羅斯柴爾德：“他是一個非常老的猶太人，擁有成噸的金銀，有很多很多黃金的盤子和刀叉。由於阿姆斯洛並沒有子嗣，儘管很富有，卻沒有後裔繼承。他更像一個待在豪華宮殿裏面的窮人，周邊有無數人在騙取和圖謀他的錢財。他的親屬為了繼承他的財富圍繞在他身旁，實際對他並沒有真心的愛和感激。”\[8\]
俾斯麥勤奮好學，極度嚮往權力和智慧，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抱負很快就引起了阿姆斯洛和他的繼子梅耶卡爾兩個人的青睞。羅斯柴爾德家族尤其喜歡培養政治上的後起之秀，他們經常以伯樂自詡。在整個歐洲近代歷史上，羅家曾經選中扶植過多位政治上的新星。羅斯柴爾德確信俾斯麥將是一個十分值得投資的潛力股。除了俾斯麥，羅斯柴爾德家族還選中了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後來他果然成為英國首相；羅氏更為自家挑選了乘龍快婿羅斯伯里伯爵（TheEarlofRosebery），羅斯伯里伯爵年輕時曾有三大人生願望：贏德比賽馬(DerbyRace)、娶超級富婆、當英國首相，他最終都得到了；後來羅家還發現並培養了英國著名首相丘吉爾。這些都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用心發掘和精心培養而一手扶持成長起來，成為影響整個世界歷史的重量級的政治家。\[9\]
儘管內森·羅斯柴爾德曾經不可一世地宣稱他已經“控制了大英帝國的貨幣發行權”，但歐洲老牌貴族們仍從骨子裏對羅斯柴爾德等猶太銀行家新興“暴發戶”有着一種難掩的輕蔑心態。然而在特定情況下，貴族們也不得不屈服於金錢的權力。俾斯麥持有類似心態，對猶太銀行家們既利用又瞧不起。
俾斯麥初到法蘭克福，很快跟羅斯柴爾德家族開始了一段相當溫馨的蜜月期，但是沒過多久就跟羅斯柴爾德家族爆發了一次異常激烈的爭吵。事情的起因源於當時作為德意志邦聯首領的奧地利，經常獨斷專行，並不尊重普魯士政府，而俾斯麥是一個極端敏感和強勢的人，作為外交官雖然只能服從於柏林方面的政治意願，但他經常會為奧地利方面的傲慢和細節問題大發雷霆。而羅斯柴爾德家族重要的起家資源就是依靠跟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保持密切的關係。1852年，奧地利和普魯士在德意志邦聯問題上產生了一次不算太嚴重的衝突。當時德意志邦聯擁有一支小型艦隊，資金匱乏，難以為繼，急需一筆錢來支付船員的工資。奧地利不顧普魯士的堅決反對，直接就要求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一筆6萬荷蘭盾的貸款。羅斯柴爾德在某種意義上說並不情願資助這個艦隊，但他還是願意遵守哈布斯堡王朝的命令。此事大大激怒了俾斯麥，和阿姆斯洛激烈地爭吵了一番。
在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個政府之間較勁的過程中，羅斯柴爾德家族縱使富甲一方，也難免成為風箱裏的老鼠，處境左右為難。這些封建統治貴族階層從骨子裏仍然把猶太人看成低人一等的附屬族群，從當時的歷史情況來看，有錢並不能解決猶太人政治地位卑微的問題。
即使在大吵一架之後，俾斯麥的憤怒仍然沒有完全平息。他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更親近奧地利，而並不敬畏普魯士，一氣之下他開始拒絕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邀請，同時遊說普魯士政府啟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競爭對手貝斯曼銀行，用貝斯曼銀行作為整個普魯士政府的官方銀行。可惜普魯士的財政部並不像俾斯麥那麼容易衝動，他們並沒有替換羅斯柴爾德家族。究其主因還是羅斯柴爾德的地位實質上無人可取代。普魯士政府心知肚明，在真正需要錢的時候，也只有羅斯柴爾德家族能夠提供決定性的幫助。如此一番爭吵之後，奧地利大使憤然離開了法蘭克福，俾斯麥認為他在這場爭鬥當中取得了勝利。
俗話說不打不成交。俾斯麥在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交手的過程中，也掂量出了對手的分量。
他是一個在政治上理性而現實的政治家，一旦在政治上戰勝了奧地利，他馬上調整了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態度，又開始示好於羅家。1853年，俾斯麥支持政府的建議，把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作為普魯士政府的官方銀行家。不僅如此，他繼而要求授予梅耶卡爾爵士（阿姆斯洛的繼子）普魯士的紅鷹勳章。雙方關係修復之後，比從前更現實和更緊密了一層。
1858年時，普魯士王儲（後來的德皇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麥為駐聖彼得堡大使。1859年3月俾斯麥離開法蘭克福之前，專門向梅耶卡爾·羅斯柴爾德求教，希望梅耶卡爾為他在柏林推薦一位可靠的銀行家，而且俾斯麥堅持在柏林負責打理他的個人財政的私人銀行家必須是猶太人。出於種種原因，他認為只有猶太銀行家才具有足夠的天分和能力，幫助他實現理財方面的目標。這背後真正的原因是，他想通過此道繼續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保持特殊而緊密的關係。
於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就正式推薦了格森·布雷施勞德作為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
1861年，布雷施勞德已經成為柏林極有影響力的猶太銀行家。儘管當時在柏林還有像孟德爾遜這樣資歷更老的幾個銀行家族，而且這些老牌家族無論在規模上還是深度上都比布雷施勞德高出一籌，但布雷施勞德家族依靠跟羅斯柴爾德家族密切的生意往來，在柏林銀行業中迅速竄升，成為“新星”。換言之，在眾多銀行家族當中，誰能夠保持與羅斯柴爾德越密切的關係，誰就越有機會成為市場競爭中的佼佼者。
布雷施勞德家族成為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之後，迅速進入了角色。俾斯麥全部工資和其他收入都一併交給布雷施勞德家族的銀行來打理，同時由布氏管理他的私人債務支付，為他設置和經營海外的銀行戶頭，負責經營俾斯麥當時還不算太多的資產。
從這時開始，俾斯麥和布雷施勞德家族開始密切的通信往來。跟羅斯柴爾德家族一樣，所有銀行家族都對政治消息和市場情報超級敏感，因為這些信息背後蘊藏着大量的商業機會。布雷施勞德家族並不要求俾斯麥給予任何金錢形式的酬勞，他們所圖求的報償就是政治情報和一些內幕消息的透露。
丹麥危機：俾斯麥的意外機會
任何一場戰爭背後打的都是錢糧，誰的經濟潛在資源更龐大，誰就越有可能在戰爭中贏得最終的勝利。俾斯麥在統一德國的歷史進程中首先遭遇的就是金錢的困境。
1861年威廉一世繼承王位時，他所面對的首要難關就是自由派把持下的議會。自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以來，以民主為核心理念的自由派思潮橫掃歐洲，特別是1848年革命后，自由派在歐洲的影響力更加深遠，甚至不惜採取暴力與流血的方式力圖徹底砸碎封建專制的社會權力結構。在思想傳統較為保守的普魯士，自由派既嚮往法國與英國的民主模式，又從內心深處懼怕法國曾經歷過的血腥革命。這是普魯士自由派最致命的弱點，他們從骨子裏仍然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義者，而僅僅披上了自由派的一層皮。
威廉一世身上繼承了普魯士軍人的傳統，多年的軍旅生涯使他對軍隊建設分外關注。他曾是1848年武力鎮壓歐洲革命最堅決的少數派，反對任何政治妥協。他認為強大的軍事力量和高度的政治集權是普魯士崛起的先決條件，這一點與俾斯麥不謀而合。1862年，威廉一世在軍隊改革法案屢屢遭到議會阻撓的情況下，終於下定決心啟用極具爭議性的俾斯麥為普魯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麥在就職演說中提出了著名的鐵血理論，他說：“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與多數派決議所能解決的，那是我們1848年和1849年所犯下的錯誤，（這些問題）只有通過鐵和血的方式來解決。”俾斯麥同時也給威廉一世打了一針強心劑：“既然我們遲早是要死的，能不能死得更體面一些……陛下已經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奮鬥！”從此俾斯麥贏得了威廉一世對他的政策的堅決支持。\[10\]
軍隊改革法案的核心就是強化正規軍，削弱國民警衛隊。法案將正規軍服役期從兩年延長到三年。議會反對的表面理由是軍費開支過大，骨子裏是對國民警衛隊被降格感到不滿。在普魯士的軍事建制中，正規軍的核心是封建容克貴族勢力集團，而國民警衛隊則代表城市中產階級的新興資產階級力量，強化正規軍的結果必然是普魯士專制力量得以進一步增強，這一點是自由派的議會所深為忌憚的。他們的手段就是拒絕批准政府的預算，在錢的問題上死死卡住俾斯麥的脖子。俾斯麥毫不示弱，馬上威脅將議會休會，要在沒有議會的情況下執政。
正在雙方僵持不下之際，丹麥危機突然爆發了。在1863年3月，丹麥國王欲將普丹邊境地區存有領土爭議的石勒蘇益格（Schleswig）和荷爾斯泰因(Holstein)兩地納入版圖，此事立刻激發了普魯士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兩處地區按照1852年《倫敦條約》的規定雖然由丹麥治理，但主權仍屬德意志邦聯。戰爭的陰雲開始籠罩在普魯士的上空。\[11\]
對於俾斯麥而言，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將借對丹麥的戰爭大大削弱國內自由派的反對力量，鞏固自己的權力。此時俾斯麥太需要一場對外戰爭的勝利了。從戰略上分析，俾斯麥的手法沉穩老到。為了達到擊敗丹麥的目的，他必須拉攏奧地利。為此他巧妙地建議將石勒蘇益格劃歸普魯士統治，荷爾斯泰因則歸屬奧地利，奧地利欣然接受。同時，為了擺平歐洲其他強權的干涉，俾斯麥作出支持《倫敦條約》、維護現有歐洲秩序的姿態來安撫英法俄。
俾斯麥在丹麥危機中的政治手段和外交技巧已經發揮到了極致，普魯士的軍事機器對付丹麥也綽綽有餘，但最讓俾斯麥焦心的是他龐大的戰爭費用並沒有着落，議會頑固地反對他的內政與外交政策，根本不可能通過他的戰爭預算。
普丹戰爭：金權小試鋒芒
俾斯麥的唯一希望就是繞開議會預算牽制，另闢蹊徑進行戰爭融資。他將主要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私人銀行家布雷施勞德身上。布雷施勞德與手眼通天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關係緊密，他們不僅可以解決龐大的資金問題，對法國拿破崙三世的影響力也非同一般。在對丹麥的戰爭中，拿破崙三世的中立是成敗的關鍵。
此時，俾斯麥身側的布雷施勞德一直靜靜地觀察着普魯士政壇的一系列動蕩，盤算着如何利用這一重大政局變動來謀取巨大的經濟利益。從個人好惡來看，作為猶太人的布雷施勞德更加傾向於自由派的觀念。實際上，猶太人為爭取自身的公平權力構成了1848革命的重要力量。但作為銀行家，他的判斷必須絕對理性甚至冷酷，他必須選擇利益！
通過布雷施勞德每天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保持密切聯繫的信件往來，柏林方面的商業市場情況和政治軍事情報源源不斷地流向巴黎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1863年5月1日，布雷施勞德在給羅斯柴爾德的情報快訊中透露丹麥危機已經導致“我們的（財政）部長本來計劃貸款5000萬泰勒進行海軍建設，但是（丹麥危機）使該貸款減少到3000萬泰勒，主要用于波羅的海的港口防禦……（俾斯麥）透露丹麥事件可能導致嚴重的複雜局面，但在3個月的時間裏暫時不會有動作，因為軍事準備尚未完成”。\[12\]
從1863年5月到11月，俾斯麥的戰爭準備工作在緊張地進行，而資金壓力卻越來越大。布雷施勞德與羅斯柴爾德反覆磋商之後，終於在11月向俾斯麥出價了。布雷施勞德的建議很簡單，普魯士可以出售國有資產進行融資。他們看中了薩爾地區儲量豐富的煤礦，這些煤礦主要處於普魯士政府控制之下，布雷施勞德提議將煤礦賣給法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其實，早在1861年就有傳聞羅斯柴爾德家族願意出價2000萬泰勒收購薩爾地區的煤礦。俾斯麥早就知道拿破崙三世對該地區的煤礦也大感興趣，拿破崙三世甚至直接向俾斯麥攤牌：如果想讓法國在普丹戰爭中保持中立，必須拿普魯士的薩爾煤礦作交易。1864年初，關於普魯士的煤礦即將賣給法國的消息在法國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威廉一世的面子掛不住了，俾斯麥的融資計劃只能叫停。
1863年12月7日，布雷施勞德在給羅斯柴爾德的信中透露，政府即將向議會提交1000萬泰勒的預算，議會可能拒絕。兩天以後俾斯麥果然提出1200萬泰勒的預算用於普丹戰爭。當時普魯士的國庫中可用於對丹麥作戰的資金有2100萬泰勒，但俾斯麥出於對戰爭開銷謹慎的評估，認為這筆錢必須保留以備意外情況的發生。1864年1月22日，議會果然以275對51票的懸殊比例否決了俾斯麥的要求。\[13\]
俾斯麥只得再想辦法找錢。此時，法蘭克福的銀行家厄蘭格家族（RaphaelvonErlanger）找上門來希望提供1500萬泰勒的貸款，俾斯麥大喜過望。此事激怒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厄蘭格家族原本是羅氏家族的門下，後來自立門戶發展壯大成為羅家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已經躋身於國際銀行家的序列。羅家歷來痛恨自己的門下背叛，更何況厄蘭格家族還時常拉上法國的福爾德家族和貝列拉家族與羅家搶生意。
詹姆斯·羅斯柴爾德為此大動肝火，痛斥布雷施勞德辦事不利。布雷施勞德趕緊保證，議會堅決反對任何沒有議會批准和授權的私人銀行對政府的放貸行為，“厄蘭格對政府貸款的辦法已經被完全否決了”。\[14\]
普奧聯軍於1864年2月1日正式發動對丹麥的戰爭。2月3日，布雷施勞德見到俾斯麥之後，再度代表羅斯柴爾德家族警告俾斯麥不得接受厄蘭格的貸款。羅斯柴爾德甚至要求俾斯麥在普魯士媒體上抹黑厄蘭格。俾斯麥拒絕了這一過分要求，不過保證普魯士政府會謹慎考慮與厄蘭格的合作。布雷施勞德隨即向俾斯麥提出新建議，把議會曾經批准的用於鐵路建設的貸款額度做抵押，向銀行家進行一定比例的折扣融資，銀行家們再向投資人出售足額債券。
在戰爭開始的第一個星期里，俾斯麥對後續戰爭經費的憂慮超過了對戰局的關注，戰爭的開銷明顯超出了他的預測，再沒有後續資金的跟進，俾斯麥的大軍可能只能再支持兩個月左右。屆時如果戰爭仍然沒有結束，俾斯麥必將陷於議會狂轟濫炸的痛斥和歐洲列強幸災樂禍的嘲笑兩面夾擊之下。毫不誇張地說，俾斯麥這個名字將成為歐洲的笑柄，他本人也將從此退出歷史舞台。
3月初，普魯士銀行與厄蘭格家族達成了秘密協議，羅斯柴爾德聞訊暴跳如雷，再次怒罵布雷施勞德無能。3月14日，布雷施勞德回信發誓“俾斯麥決不知道此事，而且對這一行為深感困擾”。俾斯麥保證將譴責具體經辦的財政部長。
當然，俾斯麥也不是省油的燈。他瞧出了羅斯柴爾德與厄蘭格之間的矛盾，便有意無意之間誇大了厄蘭格的潛在威脅，目的是儘快從羅斯柴爾德那裏得到條件最好的貸款。他將國際政治分而治之的智慧用到了金融方面，玩的這一招“以錢制錢”的手段的確高明。最後，俾斯麥拿到了利息為45％的戰爭融資，而羅斯柴爾德拿到了豐厚的融資代理費。
1864年4月18日，普魯士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但戰爭的開銷也造成了嚴重的危機，“整個1864年的夏天，俾斯麥都在為普丹戰爭所導致的流動資金緊張而煩惱”。這場戰爭總共開銷2250萬泰勒，歷年財政盈餘530萬泰勒和普魯士政府融來的資金1700萬泰勒已經消耗殆盡。\[15\]
通過戰爭，俾斯麥終於認識到金錢的重要性，特別是在關鍵時刻，政治家往往被迫對銀行家進行重大妥協。普丹戰爭的爆發時間大約與美國南北戰爭相當，在對戰爭和林肯被刺的評論中，俾斯麥曾說：“毫無疑問，把美國分裂成南北兩個實力較弱的聯邦是內戰爆發前早就由歐洲的金融強權定好了的。”“他（林肯）從國會那裏得到授權通過向人民出售國債來進行借債，這樣政府和國家就從外國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來。當他們（國際銀行家）明白過來美國將逃出他們的掌握時，林肯的死期就不遠了。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損失。美國可能沒人能夠沿着他偉大的足跡前行，而銀行家們將會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擔心外國銀行家以他們高超和殘酷的手腕會最終得到美國的富饒，然後用它來系統地腐蝕現代文明。”
俾斯麥的話應該是有感而發的。
普丹戰爭是俾斯麥的第一個重大勝利，達到了一石多鳥的效果。一是利用對手奧地利達成自己的戰略目標，二是離間了奧地利與盟友的關係，三是壓制了國內自由派的反對。
議會自由派：德國統一道路上的障礙
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神聖羅馬帝國崩潰后，眾多德意志邦國成立了組織鬆散的德意志邦聯，奧地利成為德意志邦聯的領袖。隨着拿破崙光輝的逝去，法國在德意志的影響力減弱，民族主義興起，德意志統一運動日益壯大。1848年歐洲革命以來，德意志的統一形成兩種思路：建立大德意志帝國，囊括所有日耳曼地區，其中包括奧地利這個多民族帝國；以普魯士為核心，建立一個排除奧地利的小德意志。俾斯麥出於現實考慮，走的是小德意志路線。
普丹戰爭結束之後，奧地利成為阻擋俾斯麥統一德國雄心的主要障礙。為達成這一戰略目的，俾斯麥仍然採取了用對外戰爭凝聚國內共識，迫使議會讓權，鞏固自己在普魯士內部地位的策略。所謂上兵伐交，在外交方面，俾斯麥看中了意大利反抗奧地利統治的機遇，建立與意大利的戰略同盟。同時借薩爾地區煤礦的重大利益誘惑法國，使拿破崙三世保持中立。俾斯麥還利用俄奧在巴爾幹半島的爭端，爭取俄國的理解。最後是英國的態度，英國對歐洲大陸勢力均衡變化的潛在趨勢缺乏敏感，雖然英國不願看到普魯士統一德意志，但從形勢上看奧地利似乎勝算更大，更何況拿破崙時代所造成的遏製法國的思維慣性仍在，俾斯麥認為英國對普奧戰爭雖不會滿意，但也不至於激烈反對。經過俾斯麥的運作，到1864年的夏天，普魯士的朋友比奧地利多，敵人則比奧地利少。
此時，最讓俾斯麥憂心的還是錢的問題。
普丹戰爭已經使普魯士財力大傷，多年的財政盈餘隨着戰火灰飛煙滅，戰爭對於財富的驚人吞噬能力讓俾斯麥有了最直接的感受。
戰爭，實際上打的是錢糧！
從1864年到1866年，俾斯麥在拚命做兩件事情：盡最大努力為普魯士搞到每一分錢用於戰爭準備，同時竭盡全力阻止奧地利在歐洲金融市場籌到戰爭經費。俾斯麥的戰略是在金融方面將對手逼上絕境，在戰爭威脅之下，拖垮奧地利的國力。奧地利的財政情況的確比普魯士更糟，常年疲於鎮壓巴爾幹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騷亂，使之早已財源枯竭，瀕臨破產。雙方誰也不願意公開表現金融窘境，都在幕後秘密籌措資金，準備大打出手。
最讓俾斯麥抓狂的還是議會同以往一樣全部否決了他的所有預算，並宣佈政府未經議會批准無權動用國庫資金，否則就是違憲，政府部長要對此負全部責任。俾斯麥當天就發表了措辭強烈的回應，他將議會反對派定性為阻撓國王的外交政策，客觀上起到了通敵效果的“賣國賊”。其實，俾斯麥深知議會自由派中很多人對普丹戰爭中普魯士大獲全勝骨子裏是歡欣鼓舞的，他的叛國指控就是有意去刺傷這些人的自尊，從而促使他們改弦更張。議會自由派中的狂熱分子也不是吃素的，有人攻擊俾斯麥在欺騙議會和國王。俾斯麥聞訊大怒，立刻向對方提出決鬥要求。整個柏林政界為之震動，要知道決鬥是勇敢和魯莽的混合體，一旦決鬥開始，絕無退縮和勸架的可能，雙方非死即傷的概率極高。堂堂普魯士首相若死於決鬥場，整個歐洲的局勢都會發生突變。偏偏這個俾斯麥天性暴躁，早在大學期間，就曾27次與人決鬥，膽子大得驚人。布雷施勞德等人趕緊私下勸阻，連遠在巴黎的羅斯柴爾德都在關注決鬥的事。雖然最後決鬥被勸阻，俾斯麥對議會拒絕政府預算的憤怒和焦慮卻與日俱增。
俾斯麥太渴望金錢了，沒有錢，他的理想只能是夢想，他的夢想最後會退色為幻想。
科隆—明登鐵路私有化：普奧戰爭的財源
1865年，戰爭與和平的天平懸於一點之上，那就是信用流動的方向。7月，俾斯麥苦等的戰爭經費終於有了眉目。這就是科隆—明登鐵路的私有化。
科隆—明登鐵路是普魯士最早興建的鐵路線路之一，1833年開始設計，1859年全部建成，成為普魯士鐵路系統的樞紐。該鐵路項目的建設初衷是將魯爾地區的煤廉價地運送到工業生產基地。布雷施勞德在科隆—明登鐵路融資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成為該鐵路公司的董事，同時又是為公司進行融資的銀行家。考慮到未來戰爭中鐵路運輸系統可以高效低耗地運送大批軍事人員及物資，所以鐵路公司的國有化是公司發展的主要方向。事實上，科隆—明登鐵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普魯士政府主導的大型公共基建項目。普魯士政府直接購買了1/7的原始股，並以1400萬泰勒來擔保該鐵路債券以35％的票面利息發行。作為回報，政府可以分期買入該公司的流通股，並最終成為該鐵路的唯一股東，完成漸進式的國有化。1854年普魯士政府在自由市場經濟潮流的影響下，暫停了國有化進程，至1870年視情況發展再定是否繼續。但政府對鐵路債券利息的擔保仍然有效，擔保金1400萬泰勒被鎖定在專用賬戶上無法動用。
俾斯麥對奧地利的戰爭準備需要大約6000萬泰勒的總額，籌措這樣一筆天文數字的戰爭費用的重擔就落在了布雷施勞德的肩上。其實，早在1862年12月，布雷施勞德經過仔細計算和反覆考慮，就曾提出過極具爭議性的科隆—明登鐵路私有化的方案。其方案的核心部分就是，與其政府在1870年出巨資全面收購鐵路公司的股份，從而對財政形成巨大壓力，不如普魯士政府以放棄國有化為代價，立刻就可以從鐵路公司拿到一筆補償金，同時放棄對債券利息的擔保，可以馬上盤活1400萬泰勒的部分保證金。
方案一出台就遭到很多人反對，這些人認為布雷施勞德方案是以政府長期損失為代價，使包括布雷施勞德本人在內的鐵路公司股東實現暴利。在這一方案中，政府將損失各種權益總額高達3000萬泰勒，換來的只是1000萬泰勒的補償和400萬泰勒的可動用保證金。而科隆—明登鐵路是政府投資中非常盈利的項目，私有化的方案短期可以給政府提供緊急資金，但付出的代價是以不到5折的價錢賤賣了優良資產，同時還損失了未來長期的收益權，對政府而言無論如何都不是什麼好的交易。
當時間到了1865年，情況發生了巨變。俾斯麥統一德國的雄心壓倒了一切，為了準備對奧地利這一龐然大物發動戰爭，其他的代價就顧不了許多了。這就是為什麼國際銀行家酷愛戰爭的原因，政府在迫不得已時，將以異常低廉的價格出售優質資產，此時才是發大財的好機會。當國際銀行家的勢力達到一定程度，他們會刺激民族主義情緒，挑動國家對立，推動政府大規模軍備投資，激化潛在矛盾，誘發戰爭進程，然後堂而皇之地出面打理戰爭賠款。只要有大規模資金過手，雁過拔毛，國際銀行家總能收到高額的服務費。哪裏有資金與信用流動，哪裏就能找到投資銀行家的身影。
這麼大的買賣不是一個布雷施勞德啃得動的，他又拉上科隆的奧本海默家族，當然還有他的老闆羅斯柴爾德家族，共同在歐洲各大國際銀行家族圈內消化這塊巨型蛋糕。1865年7月18日，普魯士政府與科隆—明登鐵路公司正式簽署合同。最終結果是政府放棄鐵路國有化權力，獲得1300萬泰勒的補償，其中第一筆支付300萬泰勒現金，付款期為1865年10月1日，第二筆支付2705萬泰勒現金，付款期是1866年1月2日，其餘部分由鐵路公司發行新股來補償。為了嘉獎布雷施勞德的功勞，俾斯麥將普魯士與奧地利的條約所涉及的資金划轉業務委託給了布雷施勞德。這筆250萬泰勒的轉賬對家就是奧地利的羅斯柴爾德，布雷施勞德當仁不讓地將1％的“管理費”入袋為安。
在沒有落實財源時，俾斯麥還準備了外交解決方案的另一手，談判也進行了多時。當俾斯麥得知政府與鐵路公司合同正式簽訂后，立刻在外交上對奧地利採取了強硬態度。在合同簽訂當天，俾斯麥馬上給普魯士王儲發電：“在雷根斯堡會議上，陛下下定了決心，完全戰備啟動和進行一年戰爭的金融手段已經具備，數額大約為6000萬泰勒。”一周之後，俾斯麥的戰爭部長榮恩（Roon）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我們有了足夠的金錢給予我方外交上更大的自由度，如果有必要，我們可以動員全部軍事力量來進行一場全面的戰爭。這使我們的立場更加堅定，我們可以迫使奧地利接受我方合理的要求從而使雙方都避免不必要的戰爭。錢從哪裏來？在不違法的情況下，通過科隆—明登鐵路的重新安排就實現了。”\[16\]
奧地利方面很快就意識到科隆—明登鐵路的金融安排是為了發動戰爭所做出的緊急安排，而奧地利方面的備戰還遠未到位，因此在外交談判中開始軟化立場。另一方面，俾斯麥在最初的興奮冷卻之後，也逐漸意識到科隆—明登鐵路的資金到位還有相當一段時間，而從布雷施勞德與國際銀行家們聯繫后的反饋情況看，情況並不樂觀。羅斯柴爾德家族與明登鐵路之間900萬泰勒的債權轉讓由於雙方價格無法達成一致陷於停頓。戰爭資金難題如劍懸頭頂，俾斯麥再次開始上火，他最急於知道的就是錢什麼時候能夠到位。
此時俾斯麥的堅定開戰的決心也開始發生動搖，他不得不認真考慮外交解決方案的可能性。
1865年8月10日，俾斯麥透漏了自己的動搖：“我們還需要時間來籌集資金，並使法國保持中立……在這段時間裏，我們可以維護我們的榮譽，同時保留戰爭的選擇。”俾斯麥的判斷同樣影響着他的私人投資決策，他託人給布雷施勞德帶話：“如果我的投資賬戶上還有債券投資，現在我在這裏無法知道，他不應該僅僅是由於過早的戰爭擔憂就賣掉這些債券（明登鐵路）。”\[17\]俾斯麥的行為用今天的標準看，有利用內幕消息投資並獲取非法利益的嫌疑。
在這樣的氛圍下，普魯士與奧地利達成了蓋斯登（Gastein）協議，普魯士管理石勒蘇益格（Schleswig），奧地利管理荷爾斯泰因(Holstein)，雙方繼續共享主權。然而普魯士與奧地利都心知肚明該協議只不過是個緩兵之計，他們都在等待戰爭經費的問題出現重大突破。
為什麼普奧戰爭戛然而止
1866年2月，布雷施勞德在歐洲市場上募集資金購買明登鐵路股票的努力遭到了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為首的國際銀行家的全面抵制，大家紛紛認為購買股票的資金將被普魯士用於戰爭，而和平是國際銀行家們的“共同理想”。2月中，布雷施勞德在給羅斯柴爾德的密信中用暗語提到政府可能在考慮出售薩爾煤礦，市場上風傳羅斯柴爾德和奧本海默可能是買家。顯然，封殺明登鐵路股份出售而期待薩爾煤礦轉手，意味着國際銀行家們發現煤礦的潛在收益更大，如果讓俾斯麥順利通過鐵路股份轉讓而獲得足夠的資金，普魯士政府勢必不願再出售薩爾煤礦了。
錢的問題並沒有實質性進展，而戰爭準備卻在升級。1866年3月28日，普魯士軍隊開始大規模備戰。3月底，在私下找買主無望的情況下，普魯士財政部開始在市場上公開出售科隆—明登鐵路股份。可是市場狀況在戰爭的陰影籠罩下走向低迷，大規模出售將導致資產嚴重損失。4月8日，普魯士宣佈與意大利結為軍事同盟，股市大跌。羅斯柴爾德給布雷施勞德的指示是，一旦戰爭即將開始，立刻拋出羅家在柏林的所有債券。而此時，布雷施勞德已經大舉拋售羅家債券，結果羅家大怒，因為按照他們的想法在俾斯麥得到實質性的資金之前，決不會貿然發動戰爭，所以與意大利結盟並不意味着戰爭即將開始。
布雷施勞德明顯犯了沉不住氣的錯誤。
羅斯柴爾德在信中說：“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你是在保護我們家族的利益，我們希望聽到你拋售我們的債券的解釋。我們早上發給你的電報中指出，我們不接受你最近的出售（債券）的行為。”4月18日，布雷施勞德趕緊回電說明，最近與奧地利的關係出現緩和，所以出售債券已全面停止。
1866年5月，普魯士開始軍事總動員，全部9個軍團進入戰備狀態的費用為2400萬泰勒，並且以每月600萬泰勒的數字遞增。\[18\]5月18日，在資金嚴重不足的窘境中，普魯士政府被迫宣佈成立公共信用機構並提供無抵押的2500萬泰勒的信用，同時廢除所有限制高利息的法令，力圖吸引民間資本進行信貸。即便如此，信用緊張的局面並未緩解，財政部長哀嘆他已經沒有足夠的資金髮動戰爭，甚至連兩個月後的開支都沒有着落。\[19\]
到了戰爭爆發前的最後關頭，布雷施勞德的科隆—明登鐵路方案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所有募集資金的嘗試都歸於失敗后，普魯士財政部痛下決心委託布雷施勞德和漢斯曼組成購買鐵路股份的銀團。股權收購定價為110泰勒，市場交易價格為117泰勒，除了他們兩位之外的其他銀行家試圖利用政府的財政窘境把價格壓低到105泰勒。政府無法接受如此之低的報價，決定分批出售。如果戰事順利，股票價格將一路攀高。這也是一招險棋，萬一戰爭打得不順，政府將面臨經費枯竭和股價暴跌兩重壓力。但俾斯麥決心冒險！
由於政府放棄了國有化並解除了貸款利息擔保，立刻拿到了1400萬泰勒被鎖定的擔保金，除了科隆—明登鐵路股份銷售所得資金用于軍事總動員之外，正是這筆錢支撐了未來7周的戰爭。等到俾斯麥兵臨維也納城下之際，這筆錢已不足300萬泰勒，而奧地利尚有18萬大軍駐守維也納，如果兩個星期之內無法迫使奧地利投降，俾斯麥將成為歷史上最冤的政治家。
俾斯麥戛然而止的戰爭，使其在這場事關德意志命運和他個人命運的重大賭博中大獲全勝！
普法之戰：大炮一響，黃金萬兩
普奧戰爭的輸家當中最窩囊者，非法國的拿破崙三世莫屬，他眼睜睜地看着普魯士在自己眼皮底下迅速崛起。法國在俾斯麥的戰略性欺騙之下，非但沒有獲得任何實質上的“中立補償”，反而在盧森堡的問題上被俾斯麥奚落嘲弄。拿破崙三世在疏遠奧地利的問題上所犯的錯誤與楚懷王被張儀用“獻商於之地六百里”誘騙楚國與齊國斷交如出一轍，楚懷王與拿破崙三世同屬那種愛貪便宜、志大才疏之輩。
一向玩大國均勢遊戲爐火純青的英國，此時對普魯士即將統一德國而崛起成為英國最大的挑戰者這一危險前景並沒有應有的敏銳。英國仍然被愛虛張聲勢的拿破崙三世忽悠住了，過高估計着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實力。法國於1859年動工開鑿的蘇伊士運河，已在1869年竣工通航。英國認為這是對它統治下的中東地區和印度的一種直接威脅：如果斷了英國本土與印度殖民地的交通線就等於斬斷了英帝國的脊樑，這是英帝國主義者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於是戰略短視的英國政府把普魯士作為抗衡法國的力量，對普魯士統一德國的行為大開綠燈。英國對法國的顧慮壓倒了對德國統一的擔憂。
沙皇俄國自克里米亞戰爭慘敗后，同英、法關係冷淡。它表面上保持中立態度，實際上支持普魯士對法國作戰以便坐收漁人之利，以報當年的一箭之仇。遲鈍而封閉的沙皇正專註於在巴爾幹煽風點火撈取些蠅頭小利，對普魯士這一昔日的反法盟友和幾十個鬆散的德意志邦聯小國並未完全放在眼裏，從而埋下了未來敗亡的伏筆。
奧地利新敗，財政瀕於破產，雖想支持法國對普魯士進行報復，但已力不從心。
俾斯麥與其說是個偉大的戰略家，不如說是個幸運的冒險者，他的幸運在於他的對手們在戰略上的疏忽和他自己也沒有想到的閃電般的崛起。普奧戰爭結束后，只有俾斯麥心中清楚，要想完成德國的統一大業，不打敗強大的法國是不可能實現的。普法戰爭將不可避免。
普法戰爭的導火線是所謂“埃姆斯電報”。1870年7月初，普魯士霍亨索倫家族的一位親王被選為西班牙王位繼承人。拿破崙三世以法國不能容忍東西兩翼均受到威脅為借口，命令法國駐普魯士大使提出抗議。當時，威廉一世在埃姆斯溫泉療養院休養，他向法國大使表示，霍亨索倫家族可以考慮放棄西班牙王位繼承權。但拿破崙三世仍不罷休，又命令法國大使找威廉一世作出書面保證。威廉一世答應回柏林再談判此事，同時給俾斯麥發了一份電報。俾斯麥接到電報后，刪改了電報的一些內容，使之成為威廉一世拒絕同法國大使談判的通電，並在報紙上公開發表。1870年7月19日，拿破崙三世以受到侮辱為借口對普魯士宣戰。
而此時的法國連一個盟國都沒有。
作為普奧戰爭的主要功臣，布雷施勞德的地位今非昔比，他已經從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小兄弟變成了平起平坐的夥伴。俾斯麥對他的倚重已超越了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敬畏，在普奧戰爭結束不久，俾斯麥毅然將自己全部私人賬戶中的財產從法蘭克福羅斯柴爾德銀行轉到了布雷施勞德銀行。
就在戰爭爆發前的10天，布雷施勞德在給俾斯麥的密信中詢問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並狡猾地提到俾斯麥私人賬戶上的投資情況。在信中他問道：
“在我這方面看來，我並不認為極端嚴重的政治情況已經出現，所以我並沒有將閣下賬戶里的資產出售。如果我的判斷有誤，您認為許多不愉快的事件即將發生，我請求您及時給我示警。”
果然，事關俾斯麥個人財富的損益，俾斯麥不敢怠慢，第二天回信就到了，不過是以俾斯麥夫人的名義回復的：
“他並不認為其他人會突然對我們發動進攻，因為西班牙的投票並未符合任何人的意願。不過他覺得也許到了某個時刻，對戰爭的預期會比現在更強烈，所以賣掉鐵路股份也許是個好主意，反正他這裏也需要錢。”
布雷施勞德收到回信后，立刻明白了戰爭即將開始。第二天，他即刻將這一價值連城的情報發給巴黎的羅斯柴爾德：“所有的報價都會快速下跌。”同時，他指令在歐洲各個市場的交易員全部拋出他的各類資產，有些甚至是在虧損中售出的。布雷施勞德此時已顧不了那麼多了。
普奧戰爭的一個結果就是普魯士的憲法危機結束了，俾斯麥的政府獲得了相當程度的財政自由。1870年7月21日，普魯士主導下的北德意志邦聯議會批准了12億泰勒的戰爭信用。
在戰爭爆發初期，柏林股市情況近乎恐慌，連科隆—明登鐵路這樣的優質股票都下跌了30％。普魯士政府緊急出售1億泰勒的第一期戰爭債券，試圖擺脫由銀行家壟斷的承銷渠道，直接向市場發售，條件是5％的利息和打88折，而銀行家們的建議是打85折，被政府拒絕了。奧本海默在寫給布雷施勞德的信中強調，“這是一個當前市場情況下的可笑的條件”。結果銷售遭遇了巨大的失敗，債券只賣出了6000萬泰勒。其實，問題的根源是，如果政府直接銷售，銀行家們無法賺取承銷費，因而採取了集體抵制的行為。這一點再次表明，金融市場上“渠道為王”的威力。\[20\]
1870年9月1日，普法雙方在色當進行大會戰，法國軍隊再次慘敗。次日，拿破崙三世率領10萬法軍投降。9月4日，巴黎工人舉行武裝起義，推翻了拿破崙三世的統治。
色當戰役后，多達30萬的法軍俘虜被普魯士關押。布雷施勞德敏銳地發現這是一個賺錢的大好機遇，他主動承擔起每月為戰俘向普軍支付生活費的“責任”。對於他而言，這是一筆穩賺不賠的放貸生意，未來無論誰代表法國政府，他們都必須支付這筆巨額貸款的本金和利息，這將是戰爭賠款的一部分。布雷施勞德並不懼怕法國人賴賬，因為普魯士的大軍一日不收到戰爭賠償，就一日不會離開法國的國土。而法國軍隊已經完全土崩瓦解了，短期內絕無東山再起的可能。
隨着戰爭的臨近和爆發，布雷施勞德與巴黎羅斯柴爾德的每日商業信件往來越來越困難，後來柏林與巴黎的直接聯繫被迫改為經由布魯塞爾與阿姆斯特丹轉送。布雷施勞德照例彙報柏林市場的行情。色當戰役之前，布雷施勞德緊急通知羅斯柴爾德儘快賣掉他們持有的科隆—明登鐵路股票，隨即布雷施勞德替羅氏在128泰勒的價位賣出1250股鐵路股票，7月時，該價格為9572泰勒。9月15日之後，雙方聯繫中斷了，巴黎在9月20日被合圍，羅斯柴爾德被困在巴黎。直到1871年2月，才重新聯繫上。這期間，巴黎的羅氏只能藉助氣球偶爾傳遞信息。10月5日，普魯士軍隊徵用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費里埃莊園，成為威廉一世、俾斯麥和普魯士元帥毛奇的指揮部。著名的“費里埃會晤”就在這裏進行，法國外交部長試圖說服俾斯麥簽署和約未果。
1870年10月底，普魯士政府汲取了上次的教訓，任命漢斯曼組建承銷團在倫敦和柏林出售2000萬泰勒第二期貸款。隨着普魯士軍隊的捷報，這些貸款合同價格水漲船高，政府很快就能夠取消部分被抵押的信用額度，最後戰爭國債的利率被敲定為5％，期限為5年。龐大的戰爭經費源源不斷地流向法國前線的普魯士大軍。11月30日，銀行家們再接再厲，又一次在英國成功發行了3400萬泰勒的92折貸款，並可選擇進一步發行1700萬泰勒的權力。而同時儘管英國人開始同情倒霉的法國，但法國的債券在英國幾乎賣不動，在金融這一看不見的戰線上，法國再次失敗。
1871年1月18日,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加冕為皇帝,德意志帝國宣告成立。28日,交戰雙方簽訂停戰協定，2月26日簽訂預備和約。
至此，普法戰爭結束，整個戰爭普魯士的戰爭耗費總額為2200萬泰勒。
50億法郎戰爭賠款：銀行家的“大餡餅”
俾斯麥的大軍開始休整了，但是國際銀行家們更加忙碌了。高達5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業務是一個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額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費用，僅此一項就是一個5000萬法郎的天大餡餅！
戰爭進行到1870年11月時，奧地利的羅斯柴爾德就主動向俾斯麥提出希望能為普魯士提供服務，代收法國未來的戰爭賠款。當然，奧本海默和其他國際銀行家族們也都競相要求提供服務。俾斯麥徵求布雷施勞德的意見，這樣一個肥缺當然大家都想自己攬着，布雷施勞德自告奮勇迫不及待地於1871年2月7日來到凡爾賽。他拿到了他最想要的兩個大單，為巴黎籌集2億法郎的戰爭賠款和安排協調整個法國的戰爭賠款。
在戰爭賠款數額上，法國梯也爾政府設想的是50億法郎，但俾斯麥拿過一張紙片，飛快地寫下60億法郎！梯也爾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來。兩人開始激烈爭吵。俾斯麥對法國的反對怒不可遏，其中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英國方面突然介入，要求俾斯麥適可而止。梯也爾認為，過多的戰爭賠款既不公平也不現實，法國拿不出這麼多錢。俾斯麥暴跳如雷，不依不饒。最後，梯也爾建議請出羅斯柴爾德出面轉圜。當羅斯柴爾德出現時，俾斯麥將全部的怒火發向羅斯柴爾德，在場的人全部驚呆了。羅斯柴爾德無動於衷，仍然堅持50億法郎是個“可持續”的賠償數額。後來布雷施勞德在給德皇威廉二世的信中提及此事，威廉二世也十分不滿俾斯麥故意的粗魯行為。
發火歸發火，羅斯柴爾德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不接受他的條件，就休想在歐洲市場上募集足夠的戰爭賠款，普魯士大軍就得無限期地呆在充滿敵意的法國境內，每日大軍的一切供應開銷都在迅速增加，而普魯士國內和歐洲各國對俾斯麥的不滿也在快速積累。權衡利弊之後，俾斯麥只得接受羅斯柴爾德的50億法郎報價。法國梯也爾政府搞不定的事，羅家一出面立刻擺平。
1871年5月10日，德法正式簽訂《法蘭克福和約》。條約規定：法國賠款50億法郎，割讓阿爾薩斯全部和洛林大部地區。
隨即法國方面開始籌備第一筆2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債券，利率設定為5％，以布雷施勞德為首的德國承銷財團建立起來了，奧本海默、沃伯格等家族參與發行。結果債券發行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超額認購高達14倍。賠款總額提前完成，並由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直接匯到布雷施勞德銀行和漢斯曼銀行。1872年，第二筆30億法郎的戰爭賠償債券超額認購達13倍，奧本海默家族單獨承銷了49億泰勒，其中他們自己持有7400萬。賠款工作進行得出奇順利。1873年夏，驚人的5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全部完成。德軍開始撤出法國領土。現代金融市場強大的資金籌集能力是過去完全無法想像的。清朝的戰爭賠款往往是以稅賦形式直接壓在貧困的老百姓頭上，而西方則是通過債券投資的方式，向富人提供一種投資機會。不同的理念造成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在這一進程中，國際銀行家起到了雙重作用。他們一方面扮演了問題的解決者，另一方面卻又是問題的製造者。他們為戰爭雙方提供從軍火公司上市、發行軍火債券、運轉融資，到國家戰爭債券發行、戰後的賠款債券承銷、賠款資金划轉、國家重建融資等業務的一攬子戰爭綜合解決方案。在戰爭中，政府是不計代價的，正是銀行家們廉價收購國有資產的良機。中國有一句俗話說得明白：大炮一響，黃金萬兩!無論戰爭結果如何，兩邊的國際銀行家們同樣賺錢。
還是拿破崙看得透：金錢沒有祖國，銀行家們的眼中只有獲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