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回 李德雄心建功業 博古激情少得志

紅軍的命運和蘇區的命運是何時操縱在李德這個外國人手裏的？

李德的起初姓名叫奧托·布勞恩，德語是他的母語。隱退後一直住在東柏林，1974年秋天去世。李德這個名字是他受國際共產組織的派遣到中國后才起的。

李德在中國期間，使用過很多名字，奧托·布勞恩這是在護照上的名字，還有卡爾·瓦格爾，華夫是他在《紅軍報》發表文章時的名字，還有許多化名。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國名字，意思是一個姓李的德國人。

李德於1900年9月18日生於德國慕尼黑郊區的伊斯瑪寧，他的父親是個會計，母親是個教師。他的父親去世很早，當時李德才6歲，便被送進一所天主教孤兒院，在那裏接受了初等教育。他很勤奮，學習期間成績一直不錯，而且還獲得了獎學金。到1913年的時候，慕尼黑的一所師範學院破格錄取了他。1918年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打得如火如荼，他應徵服兵役，上了奧地利和意大利前線，那時，他還是個列兵，一直在戰鬥的最前線。血與火使他很快成熟起來，同時也使他變得自負起來。一戰結束后，他返回了慕尼黑，同年他獲得了師範學院的畢業證書。

李德在上學期間，就開始了他的革命活動，1917年他加入了社會民主青年反對派，1919年4月，他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這是德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前身，不久又被選入自由社會主義青年團慕尼黑委員會，並負責中等學校學生組織工作。

19歲那年，他參加了保衛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戰鬥，29天街壘戰中，他手持毛瑟槍，指揮工人弟兄們同反革命的武裝士兵浴血奮戰，奧、意前線的戰鬥經驗，使他在街壘戰中，表現得異常出色。

巴伐利亞保衛戰失敗后，他被捕入獄，在獄中被關了整整三個月，后因為一次偶然的事件又誤放了他。1919年秋，他逃亡到了漢堡，1920年到1921年他加入了漢堡黨組織，到了1921年初，他在德共中央軍政情報處工作。在兩年中，他讀了大量各種有關軍事論著，同時也熟讀了《拿破崙》、《蘇沃洛夫》、《凱撒》等人的傳記，他對東方軍事家的傳記卻不屑一讀。因此，有關東方的歷史，包括風土人情他近似到無知的程度。他到中國來后，一不懂中國歷史，更不了解中國農民，這就使他的指揮走向失敗的結局，這種結局，在今天人們看來便不足為奇了。

1921年底的時候，他又一次被捕入獄，落到了反對者手裏，這次沒有人放他，而是他自己聯合起了獄中的關押者，一起越獄，最後獲得了成功。1924年初的時候，他調到了中央委員會做情報工作，從事反對姦細和法西斯組織的特別工作。

1924年，他結識了女青年奧爾加·貝納里奧，並吸收她參加了黨的工作。他們結成了夫妻。然而，因為特殊的身份和工作，他們的愛總是短暫的，1926年秋，夫妻倆雙雙被捕，投入了莫阿比特監獄。三個月後，奧爾加獲釋，而奧托·布勞恩卻一直監禁到1928年春。獄中的生活，使他學會了俄文和英文。1928年4月，在戰友以及妻子奧爾加的幫助下，又一次越獄潛逃成功。越獄后他過着東躲西藏的生活，後來德國共產黨秘密地把他送到了蘇聯。

那時的蘇聯，十月革命已經勝利，共產主義的地位在全世界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它是全世界共產主義者嚮往的天堂。那時，李德在蘇聯繫統地研究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經驗和軍事科學，同時也受到正規的訓練。

到了30年代初，國際工人階級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注意力漸漸轉向了中國，那時，各國的共產主義者，還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從事這麼偉大的群眾武裝運動，共產國際組織也在支持中國革命共產運動。

1932年，共產國際招待委員會派李德來到了中國，共產國際組織選派他來到中國，完全是因為李德不同尋常的經歷。共產國際希望中國革命成為俄國革命的重演，城市起義是十月革命勝利的基礎。李德於1932年春抵達哈爾濱，隨後乘火車去了大連，又轉乘輪船抵達上海，秋天的時候，住進了老式的阿斯特旅館。大約一個月以後，他又搬進了一套美式公寓住所。那時，他一句中國話也不會講，由於對中國歷史的不了解，對當時的中國革命的處境，看到的也僅是表面現象，但他的熱情卻是高漲的。他要在中國這張白紙上，塗滿他理想的未來。通過他的努力，共產國際組織通過柏林銀行給當時上海的紅救會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和儀器。

李德一到中國，就很快體現出了他這個日耳曼人的工作作風，嚴謹，勤奮。

他拿着史沫特萊的介紹信去了一趟北平，靠史沫特萊的引見，他又認識了埃德加·斯諾和海倫·斯諾。斯諾夫婦當時在燕京大學任教，他們夫婦當時並不怎麼信任這位自負的德國人，而李德同時也不信任他們。

李德到中國時，上海的共產黨地下組織在蔣介石的秘密打擊下已土崩瓦解，許多共產黨員被槍殺。白色恐怖使共產黨在當時的中國幾乎無安身之處，只有贛南的朱、毛中央蘇區正處在一派興盛之中。上海黨的領導在1933年初就從上海轉褹E到了江西瑞金。李德是後來才到達瑞金的，在上海期間他等來了國際組織派來的又一名高級顧問曼弗里德·斯特恩，他的俄國別名叫弗雷德。

上海是蘇聯地下活動中心，許多國際組織的情報人員都是德國或美國籍，美國人最受歡迎。化名克萊伯的弗雷德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曾顯赫一時，和李德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在澳大利亞和匈牙利軍隊中服役，曾被俄國人俘虜，加入布爾什維克后，他參加了蘇聯國內戰爭，隨後去了伏龍芝軍事學院。

李德到中國之後，就知道他支持中國共產黨內博古領導的那一派，由在莫斯科留過學的堅決擁護蘇聯路線的一批中國青年組成，王明是他們的領導。李德一到中國，很快便得到了博古這些擁蘇派的信任，他對博古等人大談凱撒、塔西陀、拿破崙……談起正規戰爭更是津津樂道。李德一到中國，便很快地否定了毛澤東的游擊戰，他認為紅軍時機已經成熟，是該打正規戰的時候了，於是推行了他的街壘戰術，歸結為“猛烈的短促突擊”，而這個戰術並沒能有效地消滅蔣介石的部隊，相反卻讓蔣介石的部隊得寸進尺，一口口地正在吃掉蘇區。

博古等人也不是一開始就盲目地推崇李德的政治思想和作戰方法，而是他們的想法在某種程度上的不謀而合，那就是以與毛澤東思想的嚴重分岐作為溝通點的。

在那間四周都是稻田的“獨立房子裏”，李德和博古兩人很快就溝通了。李德和博古一致認為毛澤東不過是一個無知的鄉下佬，山溝里出不了馬列，在落後的縣城也不可能建成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他們一致認為，紅軍要大兵團作戰，打大仗，有機會要攻取長沙、福州那樣的大城市。正在這種不謀而合的氣氛中，排斥毛澤東的氣氛形成了。他們最後在國際共產組織的幫助下，終於成功了，他們不僅剝奪了毛澤東的兵權，黨權，還對只剩下一個頭銜的蘇維埃主席毛澤東仍不放心。

李德到中國來時，僅僅是作為顧問，事實上是博古等人拱手把權力送給了李德，致使後來的紅軍一連失敗。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所著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裏，關於李德和中國指揮官之間的關係有這樣一段記述——起初，李德得到了軍事指揮員們廣泛的支持，連朱德也幾乎每天去那所“立房子”拜訪他，向他請教。其他將軍對他的態度也一樣，李德還得到有影響*洛甫（他曾在三藩市唐人街當過報紙編輯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力分校的圖書*館員）和受傷的軍隊負責人之一王稼祥的全力支持。

也有一些部隊指揮員，尤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第3軍團司令彭德懷很早就與李德發生了爭執，第1軍團政委聶榮臻與彭的態度非常相似，而第1軍團軍團長林彪的態度卻比較曖昧，他請教李德，認真聽取他的意見，因此後來有人指責他有時顯得有點溜須拍馬。

像劉伯承這樣的指揮員的態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公開對李德提出質疑，有時是遇到一些小事情——如有一次，李德在戰場上打了劉部隊裏的人，還撤了那個人的職——兩人都有爭執。

有時是遇到更嚴肅的事情，例如，有一天李德大罵總參謀長劉伯承，指責他在戰場上指揮不力。李德責問說：“你怎麼可能在伏龍芝學習過？在我看來，你不過是一個庸庸碌碌的參謀人員，你白白浪費了在蘇聯的時間。”翻譯伍修權並沒有把這些罵人的話都翻譯過去，他覺得自己有義務設法緩和關係。但是劉伯承完全聽懂了。他與李德一樣，也在莫斯科伏龍芝學院學習過，他的俄文水平高，是一位堅定而帶點學究氣的將軍。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揮下，紅軍傷亡不斷增多，每次戰役都要損失2000—3000人，一個又一個縣落入到敵人手中，引起了許多指揮員的抱怨。在毛澤東指揮的時候，情況並非如此。周恩來曾告訴埃得加·斯諾，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紅軍損失了6萬人。過去從沒發生過這種情況，最嚴重的是1934年4月11日—28日的廣昌戰役，4000人陣亡，2萬人受傷。這是紅軍遭受到的最慘重打擊。這就為蔣介石遲早佔領僅有50英里之遙的瑞金掃清了道路。事實上，戰鬥尚未結束，紅軍的前線指揮部就已經轉移到了瑞金。

彭德懷的第3軍團在戰場上總是首當其衝，彭對這種打法頗為惱火。李德和博古來前線視察和指揮作戰時，彭痛心地報告說：戰鬥的第一天就損失了1000人，派去守衛“永久性”碉堡的一個營全部犧牲。這個碉堡群是根據李德的命令修築的，國民黨飛機、大炮的轟炸把陣地夷為平地，而紅軍既無飛機也無大炮。彭指出，這個仗不能這樣硬打。

當天晚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李德說彭應該發動反擊，彭反問他軍隊沒有子彈怎麼反擊？彭激動得幾乎喊起來，說李德的命令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自從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即在李德指揮期間）紅軍沒有打過一場好仗！他繼續高聲喊道：

“你們這些教條主義者，只不過是地圖上和紙上談兵的戰術專家！”

彭德懷接著說：“多虧紅軍戰士覺悟高，否則第1、第3軍團早就被全軍消滅了。”彭喊道：“你的計劃造成了大量的犧牲，難道你的良心不感到責備嗎？你就不心痛嗎？”彭德懷把李德比作“崽賣爺田”那樣不感到心痛的人。翻譯伍修權把彭的話翻譯了過去，但是他聽不懂子孫賣地的故事。楊尚昆將軍解釋說，這是湖南人的說法，彭總是以此批評李德隨隨便便犧牲紅軍戰士的生命。

李德當時並沒有發火，這使彭感到驚異，原來伍修權在翻譯時緩和了他的措辭，他請楊尚昆將軍再給翻譯一遍，這回達到了預期的效果，李德聽明白了，李德開始咒罵他，說他是“封建腦袋”。彭德懷也不客氣地回敬了他，然後收拾起自己的背包，準備被調回瑞金，撤去指揮官的職務，被審訊，判刑，準備丟掉黨籍，甚至槍斃。他回憶說：“我做好了一切準備，什麼都不在乎。”使他驚訝的是，居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李德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

由於王明路線，使毛澤東等人受到了排擠，博古就是在這時被指派為臨時中央的負責人。那時他才二十四五歲，論資歷，論水平他都無法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相比。歷史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王明遠在蘇聯，他是想在中國找到自己的一個化身，就這樣，博古被推到前台。

對博古自己來說，獲得如此高的權力，使他感到既緊張又興奮。他自己也清楚，無論是能力還是資歷都還欠着火候。當歷史把自己推到這樣的舞台上，他便想方設法扮演好這個角色。

十幾萬紅軍命運的決策權，一下子落到了他的手中，他自己有時也感到惶惑不安，在最高“三人團”中，他不能不倚重李德和周恩來。馬列的書他不知研究多少遍了，軍事上他卻幾乎沒有任何實踐經驗，就是作戰理論也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經過短期集訓，這種紙上談兵的短訓，對他領導十幾萬紅軍破除蔣介石几十萬到百萬大軍的“圍剿”毫無用處。而李德頭頭是道的軍事理論，還有李德那不同尋常的身份，使他很快對李德言聽計從，這樣就造成了一個國際共產組織派來的軍事顧問，掌握起了紅軍命運的重任。在最高“三人團”中，就是周恩來有不同意見，也是二票對一票的局面，所以說周恩來除執行命令，做一些具體工作外，在決策上很難有所作為。而中國畢竟不是德國，更不是蘇聯，李德那一套街壘作戰經驗和城市革命的經驗，在蘇區就顯得弱不禁風了。紅軍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到最後西征初期的失利也就不足為怪了。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里，是這樣介紹博古的：

博古是我遇見過最有風度、有趣的中共領導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輕的成員。他個子較高，身材瘦長。確實，他總處在極度興奮之中，動作急促而不協調，常常愛神經質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齒前突，眼睛外鼓，特別是透過深度近視眼鏡，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爾德·克拉克爾爵士稱他是“怪人”。他喜歡打網球，打撲克，他總是理着很短的寸頭，好似一把硬刷子在頭頂，他頭腦反應很快也許比周恩來還要敏銳……

1926年12月，博古一行60多人從海參崴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車。列車穿越西伯利亞時，到處是白茫茫的草原和樹林，到處是嚴寒和冰雪。那時他的心裏是熱的，他一想起克里姆林宮上空的紅星，他就想大喊大叫幾句什麼，最後他們一行人，憑着自己的毅力，戰勝了嚴寒和飢餓，終於來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

當時，中山大學的教授多數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長卡爾·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派的擁護者。博古認為拉狄克是一位了不起的校長，博古一行人到校后，正值拉狄克講中國革命運動史的課，他首次從拉狄克的嘴裏聽到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心和清政府的無能。後來拉狄克捲入了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權力鬥爭的漩渦中，使拉狄克丟掉了校長職務。原來的副校長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時的米夫才26歲。

在米夫擔任校長期間，他在大學裏建立了中國問題研究所。他把托洛茨基派的教授免職，博古的熱情奔放很快贏得了米夫的喜愛。王明也贏得了米夫的器重。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后，中國共產黨於4月27日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米夫便偕同器重的學生王明參加了會議，直到8月才回到蘇聯。

米夫參加中共五大，在中國停留三個月後，便以中國問題專家自居，同時得到了斯大林的重用，便被提升為共產國際中國部部長，並委託他籌備中共六大。

五大，陳獨秀一夥便把毛澤東排斥在大會以外，陳獨秀當選為書記。那時，毛澤東那一套辦法根本沒有人承認，博古更是認為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只不過是像李自成一樣的農民起義領袖而已。這些留蘇的中國學生，強烈地受着俄國革命勝利的影響，國際組織又左右着蘇區的政治和軍事。這些留蘇學生無一例外地回到蘇區后都被委以重任，後來把毛澤東排斥在外也就不足為奇了。

博古瞧不起毛澤東那一套，他推崇的卻是李德對俄國革命勝利經驗的照搬。

於是，便有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到長征初期的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