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被取消了身份,也就是說,取消了舊的身份證、信用卡、住房、汽車、兩張學術執照。連我的兩個博士學位都被取消了。我的一切文件、檔案、記錄都被銷毀——紙張進了粉碎機,磁記錄被消了磁。與此同時,我和公司(全稱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總公司)的錢財賬也兩清了——這筆賬是這麼算的:我的一切歸他們所有,包括我本人在內;他們則幫我免於進監獄。公司的人對我說,假如把你移交給司法機關,起碼要判你三十年徒刑,還可能在你頭上打洞,但是我們也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這說明我們的工作沒做好。他們給了我一個新的身份,我的名字叫M,我有一張蹩腳中學的畢業文憑,讓我在一個建築公司當工人,還給了我五塊錢——考慮到我在銀行里的五十萬塊存款都將歸公司所有,只給這一點錢真是太少——然後開車送我去新的住處,有一樣東西不用他們給,就是我的新模樣。安置以前我有一點肚子,甚至可以說在發胖,現在已經尖嘴猴腮了。
有一件事必須補充說明,我現在犯的不光是直露錯誤,還有影射錯誤,因而萬劫不復了。這后一條錯誤是公司的思想教育研究會發現的。我絕不敢說公司這樣檢舉我,是為了擴大自己的營業額。我只是說,有這麼一回事。
這個故事到此就該重新開始: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有一個M,他是個又瘦又高、三十歲的男子,穿着一件寬大的白色絲襯衣,一條黑色的呢料褲子,一雙厚底的皮鞋,鑽進了一輛黑色的大汽車(這輛汽車和殯儀館的汽車有點像。並且也被叫做送人的車),前往東郊一個他不認識的地方。有兩個穿黑衣服的男子陪他同去,並且在汽車後座上不斷地敲打他的腦袋,拍打他的面頰,解開他襯衣的領扣,露出一小片蒼白、消瘦的胸膛,說一些尖酸的話,但是意在給他打氣。後來汽車在一座上世紀五十年代建成的舊磚樓前停了下來,同去的人在他後背上推了他一把說:你到了,並且遞給他一張窄行打印紙,說:該記着的事都在上面。M從車上下來,走了幾步,拍了一下前門,司機把玻璃放下來。M說:能給我幾支煙嗎?司機取出一個煙盒,往裏看了看,說道:還有六支。遞給他,並且問道:還有事嗎?M搖搖頭,轉過身去,汽車就從他身後開走了。
此時天色將暗,舊樓前面有很多亂糟糟的小棚子。因為天有點涼,M打了一個寒噤。然後他就走到那座舊樓里去,爬上磚砌的露天樓梯。那張打印紙上寫着“407”,也就是四樓七號。走廊上一盞燈都沒有,所以也看不出哪裏是幾號。於是他隨手敲了一家的房門,門開時,一個小個子女人用肩膀扛住門扇。M想,我應該讓她看個清楚,以免她不信任我,就一聲不響地站着。從敞開的門裏,傳來一股羊肉燉蘿蔔的氣味。據我所知,M既不喜歡吃羊肉,也不喜歡吃蘿蔔,所以他對這股氣味皺起了鼻子。那女人看清他以後讓開了門,把頭往裏一擺,M就走進去。這間房子裏很熱,因為有個房間裏生了火。她用手一指說:往裏走,給我看着孩子,飯一會兒就得。M就朝裏面走去,繞過了破舊的冰箱、破爛的傢具,走進一間尿味撲鼻的房間,這裏有兩個小床,床上躺了兩個嬰兒,嘴裏叼着橡皮奶嘴,瞪着眼睛看着他。M想道,你們千萬不要哭,哭起來我真不知怎麼辦好。這間房子裏點了一盞昏黃的燈。那個女人在廚房裏說:你會做飯嗎?M說:不會。她又問:會不會鼓搗電器?他想到自己過去學過物理,就說:會一點。於是她說:那還好,不是白吃飯。
在被重新安置(也就是說,被取消了舊身份,換上新身份)之前,我上過兩星期的學習班。如前所述,參加學習班原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這回和以往不同:除了讓你檢討錯誤,還講一些注意事項。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要回到原來住的地方,也不要和過去認識的人取得聯繫,假如這樣做了的話,“重新安置”就算無效,我們過去犯的錯誤也就不能一筆勾銷了。’我們當然明白,這是暗示我們將住監獄。重新安置了以後,我們既沒有妻子(或者丈夫),也沒有兒女。假如原先有,公司也會替我們處理,或者離婚,或者替我們撫養。要知道我們這些人都是挺有錢的,現在一切都歸他們了。我記得講到這裏時,會場上一片不滿的噓聲。公司的代表不得不提高嗓音說:這就夠好的了,要知道在上個世紀,你們這些人不是去北大荒,就是去大戈壁,而現在你們都安置在北京城裏!作為一個史學家,我不用他提醒我這個。我只關心重新安置了以後,活不下去怎麼辦。公司的代表回答說,假如大家都活不下去,就會產生新的治安問題。他們不會讓我們活不下去的。我們會有新的家庭,新的妻子或者丈夫,這些公司會安排。我認為,我未來的妻子是什麼樣的,最好現在就形容一下。但公司的代表認為,這不是我該或者我配關心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這些人可不可以互相聯繫,以便彼此有個照應?公司的人說:絕對不可以。我們之間不能橫向串連,也許公司會安排我們彼此認識,除此之外,一切聯繫都不可以有。這些問題都明確了以後,我就開始想像,在公司給我安排的新家裏有什麼。我怎麼也沒想到會有一個半老不老的婆子,還有一對雙胞胎。還有這麼辛辣的騷味。在昏黃的燈光下,我四處張望,看到這座舊磚樓滿是裂縫,還有一隻大到不得了的蟑螂爬在房頂上。我必須吃我不愛吃的羊肉蘿蔔湯,還要在這間騷烘烘的屋子裏和那個小個子女人做愛——這是那種一間半一套的房子,除了這個大房間,還有一間小得像塊豆腐乾。那個小個子女人臉上滿是皺紋,額頭正上方有一組白頭髮——這些事情我都不喜歡,很不幸的是,它們沒有發生。後來那個女人看了我拿的那張窄行打印紙,發現我該去407,而這裏是408,就把我攆到隔壁去了。那間房子敞着門,滿地塵土和碎紙片。我不必吃不喜歡的羊肉燉蘿蔔了,這是個好消息。壞消息是什麼可吃的都沒有,連晚飯都沒有了。
M重新安置后的第一個夜晚在407室度過。這套房子的玻璃破了不少,其中一些用三合板、厚紙板堵上了,還有不少是敞開的,張着碎玻璃的大嘴。這房子和408是一樣的,在那個大房間的地上放了一個舊床墊,還有一個舊冰箱,有一盞電燈掛在空中,但是不亮。奇怪的是,打開冰箱的門,裏面的燈卻是亮的。他藉著冰箱裏的燈光檢查了這間房子,看到了滿地的碎玻璃。當然,冰箱裏除了霉斑、一個爛得像泡屎的蘋果之外,什麼都沒有了。後來他就在那個床墊上睡了一夜,感覺到了床墊里的每一根彈簧。凌晨時分他爬了起來,就着晨光在暖氣片上找到了一盒火柴,一連吸了三支煙,還看到一隻老鼠從房子中間跑過去了。後來他就出門去,想到附近揀點垃圾——另一個說法是別人廢棄的東西——來裝點這間房子。但是在這片破舊、快被拆除的樓房附近,想揀點什麼還真不容易——除了爛紙、膠袋子,偶爾也能見到木製品,但是木頭已經糟朽掉了。
我扛着一把白色的破椅子回家時,又想起我那輛火鳥牌賽車來。那輛車是我從公司的拍賣場買來的,買的時候嶄新,而且便宜得叫人難以置信。後來我又把它開回公司的拍賣場,這叫我對因果報應之說很感興趣了,因為我知道,這輛嶄新的車還會以便宜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價格賣掉。假如一個人死了,他生前穿的衣服也只能很便宜地賣掉,尤其是他斷氣時穿的那一件。所以到公司的拍賣場去買東西,不僅是貪小便宜,而且性格里還要有些邪惡的品性。我在車裏留了一盤錄音,告訴在我之後那個貪小便宜的傢伙這些事,並且預言他也會被重新安置。這是因為敢貪這種小便宜的人膽子都大,而膽子大的人早晚都要被安置。沒了這輛車,到哪裏都要走路,實在不習慣,除此之外,我還穿了不合腳的皮鞋,這更加重了我的痛苦。扒了半天的垃圾,我身上的白襯衣也變成灰色的了。
我就這麼一瘸一拐地扛着椅子走回家來,發現那張破床墊上坐了一個女人,梳着時髦的短頭髮,大約二十四五歲,長得也很時髦——也就是說,雖然細胳膊細腿,但是小腿上肌肉很發達,看來是練過——但是穿得亂糟糟。上身是件碎玻璃式的府綢襯衫,下身是條滿是油漬的呢裙子,腳下是一雙皮帶的厚底鞋,四邊都磨起了毛。她看到我口來,就拿出一張窄行打印紙來,問這裏是不是407。我把椅子放下來,坐在上面說:把這破紙條扔了吧,現在沒有用了。而且我還對她說:你原該穿件舊衣服的,現在天涼啊。
我說過,在被重新安置之前,有一陣子我總得到公司里去。那時候我和往常一樣,開了一輛紅色的火鳥牌賽車,但我那陣子總穿一套黑色西服,好像家裏死了人,這可和往常不一樣。最後一點是公司要求的,他們還要求我們在胸前佩戴個大大的紅D字。這一點叫人想起了霍桑的《紅字》,公司的人也知道,所以笑着解釋說:諸位,這純屬偶合。他們提供做好的紅字,底下還有不於膠,一粘就能粘上。我還發現這種膠留下的污漬用手一搓就掉,不污衣服,當時以為公司在為我們着想,後來發現不是的。在重新安置那一天,坐上送人的車之前,送我的人上下打量了我幾眼,說道:把衣服脫下來。他看我目瞪口呆,就進一步解釋說:你跟公司定的合同里有一條,重新安置以後,你原有的一切財產歸公司所有——還記得吧?我這才恍然大悟道:衣服也算?他說:廢話!這麼好的衣服,怎麼能不算?按照他的原定方針,就要把我扒得只剩一條短褲。說了好半天,才把長褲和襯衣保住了,至於我現在穿的這雙厚底皮鞋,是用一雙鱷魚皮的輕便鞋和送人的傢伙換的。那些傢伙都是從貧困地區雇來的農民工,財迷得要命。他們還說:你今天就該穿幾件舊衣服——現在天涼啊。這件事可以說明公司為什麼要提供不污損衣服的不幹膠:為了剝我們。它也能說明該女人出現在我面前時,為何衣冠不整。我聽說公司也雇了一些女農民工,而且女人往往比男的更財迷。我以為拿這個開玩笑很有幽默感,但是那個女人很沒幽默感地說道:你現在說這個已經晚了。後來她還一本正經地從床墊上站了起來,把手伸給我,做了自我介紹,我也一本正經地吻了她的手,告訴她,我是何許人也。這樣我們就在落難時表現了君子和淑女的風度,但是不知表現給誰看。她說她是畫家,搞現代藝術搞到這裏來了。我說我是史學家、哲學家,寫了一本《我的舅舅》,把我自己送到這裏來了。她說她聽說過我;我說真抱歉,我沒聽說過她,所以我就不能說久仰的話了。
後來在那間破房子裏,我們生造了很多新詞,比方說,安置后——重新安置以後,安置前——重新安置以前,錯誤——安置的原因;以此來便利交談。晚上睡覺時有兩個選擇:睡床還是睡板。睡床就是睡在破床墊上,睡板則是睡在搭在磚頭上的木板上。我總是堅持睡板,表面上是對女士有所照顧,其實我發現板比床舒服。這位女士告訴我說,她的錯誤是搞了現代藝術,我對這一點不大相信。眾所周知,男人被安置的原因大多是“思想”錯誤,女人被安置的原因大多是“自由”錯誤。所謂自由,是指性自由。當然,我也沒指望一位女士犯了這種錯誤會和男人說實話。
有關這個女人的事,我可以預先說明幾句:她先告訴我說,她是畫家,後來又說自己是個“雞”,也就是高級妓女。後來她又說自己是心理學家。我也不知該信哪個好了。我對她的態度是:你樂意當什麼,就當什麼好了;而且不管你說自己是什麼,我都不信。我開頭告訴她,我是史學家,後來說我是哲學家,最後又說自己是作家,說的都是實話,但也沒指望她會信,因為太像信口開河了。我們倆如此的互不信任,不能怪我們缺少誠意,只能怪真的太像是假的,假的又太像真的了。
假如我叫M的話,和我住在同一間房子裏的那女人就該叫做F了。在安置前,所有的F和M都在公司的地下車庫辦學習班,那車庫很大,我們在一頭,她們在另一頭,從來不聚在一起,但是有時在路上可以碰見。我們M胸前佩了D字以後,多少有點灰頭土臉的感覺,走到外面低頭駝背,直到進了車庫才能直起腰來。而F則不是這樣。她們身材苗條、面目姣好,昂首挺胸地走來走去,全不在乎胸前的D字。假如和我們走到對面,就朝我們微笑一下,但絕不交談。我的一位學友說,她們都是假的,是公司雇來的演員或模特兒。看上去還真有點像,但這位學友是懷疑主義哲學家,犯的是懷疑主義錯誤;假如不是這樣,我就會更相信他的說法。順便說一句,這位學友一點骨氣都沒有,成天哭咧咧地說:我的懷疑主義是一種哲學流派,可不是懷疑黨、懷疑社會主義呀!假如一隻肥豬哭咧咧地對屠夫說:我是長了一身膘,但也沒犯該殺之罪呀,後者可會放過它?當然,沒有骨氣的人,看法不一定全錯,但我更樂意他是錯的。現在我房間裏有一個F,似乎已經證明他錯了。
上完班疲憊地走回家,發現這間房子完全被水洗過了,原來的燥氣、塵土氣,被水氣、肥皂氣所取代;當我坐在床墊上解鞋帶時,F從廚房裏出來,高高挽着袖子,手被冷水浸得紅撲撲的。她對我說:把襯衣脫下來,現在洗洗,晚上就幹了。這時我心情還不壞。後來我光着膀子躺在爛床墊上說:你哪天去上班哪?問了這句話以後,心情就壞了。
我已經說過,安置后我是個建築工人,所以我就去上班。在此之前,我對這個職業還有些幻想,因為建築工人掙錢很多,尤其是高空作業的建築工。上了班之後這種幻想就沒有了。他們把我安置到的那個地方名叫某某建築公司,卻在東直門外一個小衚衕里,小小的一家門面房,裏面有幾個面相兇惡的人,而且髒得厲害。其實這是個修理危舊房屋的修建隊。人家問我:干過什麼?我說:史學家,哲學家,等等。對方就說:我們是建築隊——你會幹什麼?我只好承認自己什麼都不會,人家就叫我去當小工。這時候我又暗示自己可以記記賬,做做辦公室工作,人家則狠狠地白了我一眼。於是我就爬上房去,手持了一根長把勺子去澆瀝青,還得叫一個滿臉粉刺的小傢伙“師傅”。下班時那小子說:明天記着,一上了班,先要給師傅“上煙”——咱們是干一天拿一天錢,不合意可以早散夥。我答應着“哎”,心裏卻在想:給死人是上香,給你是上煙,我就當你死了吧。瀝青是有毒的,聞了那種味直噁心;房頂上沒有遮陰的地方,曬得我頭暈腦漲;我兩個胳臂疼得像要掉下來——假如掉下來就不疼,我倒希望它們掉下來;這個工作唯一的好處,就是每天算一次賬,當天就有工資,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上班的情形就是這樣。
現在該說說那個D的含義了,公司的人說,D是delivery(發送)之意。安置就是把我們發送出去。聽了這個解釋之後,我就覺得自己是個郵包,很不自在。他們說,我們這種包裹有兩種寄法,一是寄給別人,二是寄給我們自己。在前一種情況下,必須要有肯要我們的人,舉例言之,408那位太太。她是個退休的小學教師(有二十年教齡就可退休,所以她年齡不太大),四十二歲結了婚,四十三歲生了雙胞胎,同時遭丈夫遺棄,就到公司去申請了一個丈夫。頭天晚上,她以為我就是那個郵包——這種錯誤是可以想像的,嫌我太瘦弱,但沒有說。後來她收到了真的丈夫,是個出租車司機,同時又是個假釋的刑事犯(公司的業務也包括安置這種人),雖然不瘦弱,卻天天揍她,還說:你敢去公司訴苦,我就宰了你。但這都是后話了。我和F屬於后一種情況,在公司學習時,他們說,對這類情形要實行三搭配:男女搭配。高低搭配,錯誤搭配。第一條是指性別,第二條是指收入,最後一條指什麼我也不知道。說實在的,我對第二條抱很大希望,因為我已經是個每天只掙二十塊錢的小工了,她再掙得少,那就沒法活。我問她哪天去上班,她說:我已經上班了。我問:在哪兒?她說:在這兒。公司給我安置的職業是家庭主婦。聽了這話,我都快暈過去了。她還怕我暈不掉,從廚房裏跑出來說,我給你做家務,你可要養我呀!我萬分沮喪,無可奈何地說:安置前你怎不這樣講?
眾所周知,二十一世紀女權高漲,假如有位女士對男友說:我讓你養我,這是至高的求愛之詞。安置之前假如有位女人對我這麼說,我一定會養她,除非她是安徽來的小保姆。而不養安徽小保姆,絕非因為藐視那個省份,而是一養就要養一大批人,包括她爹媽、她的七大姑八大姨,還有堂兄表弟之類,而且這些表兄弟里還有一個是她指腹為婚的未婚夫,就在你眼皮底下不乾不淨;這種現象被人叫做“徽班進京”,多的時候一班有一二百人。所以,男人養了一個女友或是妻子,實在是體面得很,但是很難養到。有位女士說過:誰要養我,必須滿足三個條件:1.長得要像阿波羅(指雕像);2.陰莖不短於八英寸;3.年收入在百萬元以上。這些條件,尤其是第二條,極難滿足——因為中國男人很少長這麼大,而且這麼大並無用處,所以也就是瞎說說罷了——所以男人家裏很少有主婦。倒是有時到某位女士家裏做客時,能看到一位很體面的小夥子。主人指着他說:我先生,我養着他。偷偷和他聊幾句時,他皺着眉頭說:沒辦法,想過家庭生活——與此同時,聽到河東獅吼:你們在幹啥?要搞同性戀嗎?他趕緊灰溜溜去陪老婆。不敢像主婦那樣吼起來:我和人說幾句話也不行嗎?這說明男人的條件不那麼苛刻。綜上所述,有女人要我養,我不能拒絕。我只能委婉地和她算這本賬:每天二十塊錢,咱們兩個人,怎麼活呀。
F告訴我說,只要省吃儉用,兩個人花二十塊錢也能活。吃的方面,我們只吃粗茶淡飯,她決不追求比我吃得好;穿的方面她也可以湊合,只是要買一兩件時裝和幾件內衣(我皺着眉頭指出,這些東西貴得很),再加上一點起碼的化妝品,衛生用品,她就不再要求什麼了。我知道這是要求我每年出勤350天,天天腰酸腿疼,生不如死。這樣規劃了以後,她就把我今天的全部工資搜去,一個子兒也不留。然後她到廚房裏去做飯,我則躺倒在舊床墊上長噓短嘆。
從前述的情節里,你一定能想到安置是四月底的事。那時候北京常是陰雨天氣,就是不下雨,天也陰得黃慘慘的。就算是風和日麗,我也沒有好心情。到了五月初,天就會連續晴朗。五月一日放假,當然也沒有工資。我心情比初安置時好了一些,像一個男人一樣收拾了這間房子,用揀來的塑料薄膜把窗子上的碎玻璃補上,然後爬上房頂,用新學會的手藝修補漏雨的地方。在干這件事的同時,憑高眺望這片拆遷區。當然,景色沒有什麼出奇之處。在四周玻璃大廈的藍色反光之下,這裏有十幾座土紅色的磚樓,樓前長着樹皮皴裂的赤楊樹。樓前面還有亂糟糟的小棚子,是多年以前原住戶蓋起來的,現在頂上翹着油氈片。我還看到最北面那座樓房正在拆,北京城和近五十年來的每個時期一樣,在吐出大量的房渣土。這個景象給我一個啟迪,我從房頂上下去對F說:等我們這座樓被拆掉時,就可以搬出去住好房子了。她笑吟吟地看着我說:住好房子?付得起房租嗎?這使我相當喪氣,但還是不死心,說道:也許我可以考個電工什麼的;你也可以去考個秘書,這樣可以增加收入。她繼續笑了一下,就轉過身去。然後我就更喪氣地想到了和公司定的合同:服從公司的安置,不得自行改換工作。我很可能要當一輩子的小工,住一輩子拆遷區。本來我還想下午去外面找找,看哪個廢棄的房間裏有門,把它拆回來安在自己家的衛生間裏;但是我沒了情緒,就在床墊上躺過了那一天下余的時間。那一陣子我總是這樣沒精打采——因為實在沒有什麼事可高興的。
有關我想考電工的事,還有必要補充幾句。人到了我這個地步,總免不了要打自己的主意;想想還能做點什麼。作為一個物理系的畢業生,很容易想到去考電工。而作為一個喜歡在公路上和人賽車的人,我又想去考垃圾車司機。這些奇思異想都是因為當小工太累,掙錢又太少,還要受那個小兔崽子師傅的氣。每次我說起這類的話頭,F總是那麼乾脆地打斷我。假如她能順着我說幾句,我也能體驗一點幻想的快樂。這娘們沒有一點同情心。
《我的舅舅》得了漢語布克獎,為此公司派車把我從工地上接了去,告訴我這個消息。這個獎的錢不多,只有五千塊,在我現在的情況下也算是一筆款子了。我向來是喜怒不形於色的,但是當坐在我對面的公司代表說“祝賀我們吧”時,還是面露不快之色:這和你們有什麼關係?他說:怎麼沒有關係?你忘了我們的合同嗎?你的一切歸我們所有,而我們則重新安置你。其實不等他提醒,我就想起來了。我站身來說:謝謝你告訴我這件事,我要回家了。他說。別著急呀,現在還用得着你。你得去把獎領回來,還得出席一個招待會……我說:我哪裏都不想去。那人就拉下臉來說:合同上可有締約雙方保證合作的條款,你想毀約嗎?我當然不想毀約,毀約也拿不回損失的東西,還要白白住監獄。然後我就被帶去洗澡,換上他們給我準備的體面衣服,到U.K.使館去。有兩個彪形大漢陪我去,路上繼續對我進行教育:怎麼著,哥們兒,不樂意呀?不樂意別犯錯誤哇。我說:我不犯錯誤會落到你們手裏嗎?他們說:也對。你們不犯錯誤,我們也沒生意。但是,“這我們就管不着了”。
作為一個史學家,我馬上就想到了“這我們就管不着了”像什麼——它像上世紀六十年代林彪說自己是天才的那句話:我的腦袋特別靈,沒辦法,爹媽給的嘛。“這我們就管不着了”和“沒辦法”是一個意思,帶着一種無可奈何的自豪心情,使我氣憤得很。我想找個沒人的地方罵幾句。在汽車裏不能罵,在U.K.使館更不能罵,那兒的人對“cao”“bi”這類的音節特敏感,一聽見就回答“fuckyou”,比聽見“Howdoyoudo”反應還快。我忍了一口氣,在招待會上狼吞虎咽,打飽嗝,而且偷東西。這后一種行徑以前沒有練習過,但是我發現這並不難,尤其是別人把你當個體面人,不加防備時。我共計偷掉了兩個鍍金打火機、四把刀叉、四盒香煙,還偷了一本書。公司陪我的人只顧聽我在說什麼,一點沒看見這些三隻手的行徑。不幸的是我吃不慣那些cheese,回來大瀉特瀉。我覺得自己賺回來了一點。既然我的一切,包括體面都歸你們所有,那我就去出乖露醜。為公司跑了這一趟,回來以後得了一個信封,裏面裝了十五塊錢(這是誤工費,公司代表說),還有一通說教。他們說我沒有體面,表現不好。
晚上回家,我告訴F今天發生的事,還告訴她我在招待會上搗了一頓亂,多少撈回了一點。她說我還差得遠,公司從這個布克獎里得到的不只是五千塊錢。《我的舅舅》得了獎后,肯定比過去暢銷。會出外文本,還能賣電影改編權。所以我該平平氣,往前看,還會有前途。往前看,我只能看到自己是個澆瀝青的小工,所以氣也不能平。她又從另一面來開導我:你不過是得了布克獎,還有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呢。這話倒也不錯,從公司的宣傳材料里我知道,被安置的人里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霍梅尼文學獎得主、海明威小說獎得主,有教皇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撒旦學院院士(這最後一位我還認識,他是研究魔鬼學的),他們大家都犯了錯誤,在公司的安置下獲得了新生。相比之下,我又算得了什麼呢。所以我拿起了一根撬棍,對F說,我出去找找門,找到了回來叫你。我已經說過了吧,我們的房間裏少一扇門。後來我真的找到一扇很好的門,把它從門框上卸了下來。等到招呼F把它抬回家裏后,我又懶得把它再安到衛生間門框上,因為我的情緒已經變壞了。我的情緒就像小孩子的臉,說壞就壞,一點控制不住。而且我也不想控制。
如前所述,有一個叫做M的男人和一個叫做F的女人,在某年四月底遭到安置,來到一間拆遷區的房子裏。鑒於M就是我本人,用不着多做介紹。F的樣子我也說過一些,她身材細高、四肢纖長、眉清目秀,後來我還看到她乳房不大,臍窩淺陷。除此之外,她在家裏的舉動也很有風度,這就使我想起一位學友的話:所有的F都是演員,或者雇來的模特。
F對我說,你要警惕“重新安置綜合征”。我說:你不嫌繞嘴嗎?她說:那就叫它“安置綜合征”,我還是嫌它太長。最後約定叫做“綜合”,我才滿意了。所謂綜合,是指安置以後的一種心理疾病,表現為萬念俱灰,情緒悲觀,什麼都懶得干。各種癥狀中最有趣的一條是厭倦話語,喜歡用簡稱。在公司受訓時,聽到過各種例子:有人把“精神文明建設”簡化到了精神,又簡化到了精,最後簡化成“米”;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總公司”簡化成公,最後又簡化成了“八”;把自己從“重新安置後人員”簡稱為員,後來又簡稱為“貝”。所以公司招我們這種人去訓話(這句話未經簡化的原始形態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總公司向重新安置人員佈置精神文明建設工作”),就成了“八口米”;由拆字簡化,造成了一種極可怕的黑話。我現在正犯這種毛病。這種毛病的可怕之處在於會導致性行為的變化,先是性慾減退,然後異性戀男人會變成被動的同性戀者,簡稱“屁”,最後簡稱“比”。我對F說:怕我比?我還不至於。她居然能聽懂,答道:你不比,我在這裏還有意義。你比,我就愛莫能助了。
我承認自己有點綜合,比了沒有,自己都不清楚。心情沮喪是不爭的事實,但我也很累。成天澆瀝青、搬洋灰袋子——第一次把一袋洋灰扛到房頂上時,我自己都有點詫異:原來我還這麼有勁哪——下了班老想往床上躺。說實在的,過去我乾的力氣活都在床上,現在已經在床外出了力,回到它上面自然只想休息。這時F露出肌肉堅實的小腿,從它旁邊走過去,有時我也想在她腿上捏一把,但同時又覺得胳臂太疼了,不能伸出去。她就這樣走進了衛生間,坐在馬桶上。我已經說過,衛生間沒有門,她在門上掛了一塊帘子,故而她坐在馬桶上,我還能看到她的腳,還能看到她把馬桶刷得極白。這時候她對我說:什麼時候把門給咱安上呀。這件事沒有她想像的那麼容易,我得找木匠借刨子,把那個破門刨刨,還得買釘錦、買螺絲,甚至應該把它用白漆刷刷;這樣一想,還不必去干,心裏就很煩的了。但我沒有這樣詳細地回答她,只是簡約地答道:哎。然後她站了起來,提起了裙子,然後水箱轟鳴,她走了出來。儘管是從這樣一個地方、伴隨着這樣一些聲響走出來,F依然風姿綽約。看到她,我就覺得自己不該比。但是我有心無力。
作為一個史學家,我想到這樣一些事:在古代漢語裏,把一個不比的男人和一個有魅力的女人放在一起時他想乾的事叫做“人道”,簡稱“人”。這說明祖先也有一點綜合。晚上睡在板上,對自己能不能人的問題感到格外關切。F從板邊上走過去,坐在床墊上,我看到她裙子上的油漬沒有了,上衣也變得很平整。她告訴我說:我從408借了熨斗,然後使勁看了我一眼(彷彿要提醒我的注意),把裙子脫了下來,裏面是光潔修長的兩條腿,還有一條白色的絲內褲,裏面隱隱含着黑色。當她伸手到胸前解扣子時,我翻了一個身,面朝牆壁說道:你說過,要買幾件衣服?她說:是呀。我說:買吧。要我陪你去?她說:不用。我說那就好。在她熄燈以前,我始終向牆壁。在我身後,F脫衣就寢,很自然地露出了美好的身體。我有權利看到這個身體,但我不想看。
安置一個月後,我們又回公司去聽訓,這是合同規定的。那天早上我對F說:今天回公司,你不去嗎?她說:我們要晚半周。因為她比我來得晚,這種解釋合情合理。我走到公司的柵欄門外,對傳達室說了我的合同號,裏面遞出一件馬甲來,並且說:記着,還回來。那件馬甲是黑色的,胸前有個紅色的D字。我穿上它走到地下車庫裏,看到大家三五成群散在整個車庫裏,都在說這個月裏發生的事。我想找那位懷疑主義的學兄,但到處都找不到。後來聽說他已經死掉了。人家把他安置在屠宰廠,讓他往傳動帶上趕豬,他卻自己進去了。對於這件事有三種可能的解釋:其一,不小心掉進去的;其二,自己跳進去的;最後,被豬趕進去的。因為屠宰廠裏面是全自動化的,所以他就被宰掉了,但是他的骨胳和豬還是很不一樣,肢解起來的方法也不同,所以終於難倒了一個智能機械人,導致了停工,但這時他已經不大完整——手腳都被卸掉,混到豬蹄子裏了。經大力尋找,找到了一隻手兩隻腳,還有一隻手沒找到。市府已經提醒市民注意:在超級市場買豬蹄時,務必要仔細看貨。還有一個傢伙打熬不住,跑去找前妻借錢。前妻報了警,他已經被收押了,聽說要重判。除了他們兩位,大家都平安。到處都在討論什麼工作好,比方說,在婦女俱樂部的桑那浴室里賣冷飲,每天可以得不少小費,或者看守收費廁所,可以貪污門票錢;什麼工作壞,比方說,在火車站當計件的裝卸工。我的工作是最壞的一類,所以我對這種談話沒有了興趣,從人群里走出來,打量時而走過的F們。她們也穿着黑馬甲,但是都相當合身,而且馬甲下面的白襯衣都那樣一塵不染。有時候我站在她要走的路上,她就嫣然一笑,從旁邊繞過去——姿儀萬方。我雖然不是懷疑主義哲學家,但也有點相信那位死在屠場裏的老兄了。後來散會以後,公司留些人個別談話,謝天謝地,其中沒有我。
我從U.K.使館偷了一本書,它是我自己寫的,書名叫做《我的舅舅》;扉頁上寫着××兄惠存,底下署着我自己的名字。很顯然,它是我那天晚上題寫的幾十本書之一,書主把它放在餐桌或者沙發上,我就把它偷走了。按我現在的經濟能力,的確買不起什麼書,不管它是不是我自己寫的,有沒有六折優待。我回家時,F正平躺在床墊上,手裏拿着那本書。她把視線從書上移開片刻,說道:你回來了。我沒有回答,坐在椅子上脫掉皮鞋,心裏想着,無論如何要弄雙輕便鞋。後來她說:這書很好看。過了片刻又說:很逗。出於某種積習,我順嘴答道:謝謝。她就坐了起來,看看那書的封面,說道:這書原來是你寫的——真對不起,我看書從來不看書名。這種做法真是氣派萬千——把世界上所有的書當一本看,而且把所有的作者一筆抹煞。我覺得演員或者時裝模特兒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派,對她的疑心也減少了。那天下午上工之前,我就把衛生間的門裝上了。
以上故事又可以簡述如下,F和M被安置在一起,因為她始終保持了風度。還因為M有一位懷疑主義的學兄,所以他對她疑慮重重。後來懷疑主義的學兄死掉了,還因為別的原因,M決定把這些疑慮暫時放到一旁,和她搭夥幹些必要的事。不知道你是否記得,我小時候在自己家的院子裏搭過帳篷,在裏面鼓搗半導體。這種事實說明我在工藝方面有些天賦,除此之外,我這個人從來就不太老實。所以後來我就從建築隊裏偷了油漆、木料、還有建築材料,把那間房子弄得像了點樣子,還做了一張雙人床。這個故事和《魯濱遜飄流記》的某些部分有點雷同,除了那張雙人床。
那張床的事是這樣的:有一天上班我給那位操蛋師傅上煙時,把整整一盒煙塞到他口袋裏,而且說:我要給自己做張床。他說他不管,但是他看到工地上有一捆木檁條。這捆擅條我早就看到了。然後我給了木匠師傅一盒煙,說了我要做床的事,他說他也不管,就去找別人聊大天。然後我打開一盒煙,散給在場的每一個人,就把那檁條拖出來,依次使用電鋸、電刨子、開筍機,把檁條做成床的部件,然後打成捆,塞到角落裏。我干這件事時,大夥都視而不見。直到幹完,才有人對我說:你好像干過木匠活。我告訴他小時候干過,他就說:下回我打傢具找你幫忙。天黑以後,我叫F和我一道來工地把那一捆木頭拿了回去,當夜就組裝成床架。我不記得魯濱遜干過這種事。在此之前,我已經把床墊拆開修好了,F還把破的地方補了補丁。我們把床墊從地上抬起來,放在床板上,就完成了整個造床過程。它是一件很像樣的傢具,但很難說清它是我自己造的,還是偷來的。初次睡在上面時,我心花怒放。當你很窮時,用上了偷來的東西,實在是很開心的事。臨睡時,我甚至一時興起,給F解開了脖子下面的兩個扣子。F依舊很矜持,但是臉也有點紅。後來她就在昏暗的燈光下躺在我身旁,身上有一副乳罩和一條內褲,都是粉色的。我也饒有興緻地看着她窄窄的溜肩,還有別的地方。F目不邪視,但我看出她在等待我伸手去解開她的內衣。說實在的,我已經伸手準備這樣幹了,但是我又覺得這粉紅色的內衣有點陌生,就順嘴問了一句。她說是她買的。我問什麼時候買的,她說前天。忽然間,我情緒一落千丈,就縮回手去。又過了一會兒,我說:睡吧,就閉上了眼睛。再過了一會兒,F關上了電燈。我們倆都在黑暗中了。
懷疑主義的學兄說,公司怕我們對合同反悔,就雇了一大批漂亮小姐,假裝待安置人員,用她們來鼓舞我們的士氣。假如此說是成立的,那麼她們的工作就該只是穿上佩有紅色D字的衣服在公司里走走,不會有一個F來到我家裏。現在既然有一個F睡在我身邊,我應該狐疑盡釋,茅塞頓開,但我還是覺得不對頭——她和我好像根本不是一類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當然想再聽聽那位學兄的高見,可惜他死掉了。我和F睡在一個床上時,就在想這些問題。後來她說:喂。我說:什麼?她說:你該不是捨不得錢給我買衣服吧。我說:不是。她說:那我就放心了。過了一會兒,她都睡著了,我又把她叫醒,告訴她說:我當然不反對你去買衣服,不過,你那些衣服假如不是買的,而是偷來的,那就更好了。我怎麼會說出這些話來,這些話是什麼意思,我自己都無法解釋。就着窗外的路燈光,我看到F大睜着眼睛在想。忽然她嘿嘿一笑,說道:我明白了。她明白了些什麼,我也是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