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這是一個青年的作者，以一個現代的活的青年為主角，描寫他十年中的行動和思想的書。

舊的傳統和新的思潮，紛紜於他的一身，愛和憎的糾纏，感情和理智的衝突，纏綿和決撒的疊代，歡欣和絕望的起伏，都逐着這“小小十年”而開展，以形成一部感傷的書，個人的書。但時代是現代，所以從舊家庭所希望的“上進”而渡到革命，從交通不大方便的小縣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從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偉大的社會改革——但我沒有發見其間的橋樑。

一個革命者，將——而且實在也已經（！）——為大眾的幸福鬥爭，然而獨獨寬恕首先壓迫自己的親人，將槍口移向四面是敵，但又四不見敵的舊社會；一個革命者，將為人我爭解放，然而當失去愛人的時候，卻希望她自己負責，並且為了革命之故，不願自己有一個情敵，——志願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處就愈少，可以自解之處也愈多。——終於，則甚至閃出了惟本身目前的剎那間為惟一的現實一流的陰影。在這裏，是屹然站着一個個人主義者，遙望着集團主義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２〕之前，我沒有發見其間的橋樑。釋迦牟尼〔３〕出世以後，割肉喂鷹，投身飼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說教的倒算是大乘，總是發達起來，我想，那機微就在此。

然而這書的生命，卻正在這裏。他描出了背着傳統，又為世界思潮所激蕩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漸寫來，並無遮瞞，也不裝點，雖然間或有若干辯解，而這些辯解，卻又正是脫去了自己的衣裳。至少，將為現在作一面明鏡，為將來留一種記錄，是無疑的罷。多少偉大的招牌，去年以來，在文攤上都掛過了，但不到一年，便以變相和無物，自己告發了全盤的欺騙，中國如果還會有文藝，當然先要以這樣直說自己所本有的內容的著作，來打退騙局以後的空虛。因為文藝家至少是須有直抒己見的誠心和勇氣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談不到什麼意識。

我覺得最有意義的是漸向戰場的一段，無論意識如何，總之，許多青年，從東江起，而上海，而武漢，而江西，為革命戰鬥了，其中的一部分，是抱着種種的希望，死在戰場上，再看不見上面擺起來的是金交椅呢還是虎皮交椅。種種革命，便都是這樣地進行，所以掉弄筆墨的，從實行者看來，究竟還是閑人之業。

這部書的成就，是由於曾經革命而沒有死的青年。我想，活着，而又在看小說的人們，當有許多人發生同感。

技術，是未曾矯揉造作的。因為事情是按年敘述的，所以文章也傾瀉而下，至使作者在《後記》裏，不願稱之為小說〔４〕，但也自然是小說。我所感到累贅的只是說理之處過於多，校讀時刪節了一點，倘使反而損傷原作了，那便成了校者的責任。還有好像缺點而其實是優長之處，是語彙的不豐，新文學興起以來，未忘積習而常用成語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亂用誰也不懂的生語如創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藝和大眾隔離，這部書卻加以掃蕩了，使讀者可以更易於了解，然而從中作梗的還有許多新名詞。

通讀了這部書，已經在一月之前了，因為不得不寫幾句，便憑着現在所記得的寫了這些字。我不是什麼社的內定的“鬥爭”的“批評家”之一員，只能直說自己所願意說的話。我極欣幸能紹介這真實的作品於中國，還渴望看見“重上征途”以後之作的新吐的光芒。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於上海，魯迅記。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五日上海《春潮月刊》第一卷第八期。

葉永蓁，浙江樂清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生，後為國民黨軍隊的軍官。《小小十年》是他的一部自傳體長篇小說，一九二九年九月上海春潮書局出版。

〔２〕“重上征途”《小小十年》的最後一章。〔３〕釋迦牟尼（Ｓａｋｙａｍｕｎｉ，約前５６５—前４８６）佛教創始人。相傳是北天竺迦毗羅衛國（在今尼泊爾境內）凈飯王的兒子，二十九歲時出家修行，后“悟道成佛”。

〔４〕小說作者在《後記》中說：“寫到這裏，總算有好幾萬字了。但我也不知道究竟寫了些什麼。小說嗎？不像！散文嗎？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