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走進電視：略顯偶然的相逢

曾經聽電視台的一位中年記者給我講過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八十年代初她大學畢業，分配的方向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在當時，由於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是大哥哥，宣傳效果好，社會影響大，因此能分到電台是非常值得追求的目標。而中央電視台當時還很小，社會上電視機的數量少得可憐，所以乾電視有些冷門，也因此分到電視台工作，心裏總有點彆扭，但不幸的是，由於這位記者畢業時不慎得罪了權威人士，最後被分進電視台工作，當時她自然好久不樂意。但誰也沒有想到的是，不到十年的時間，乾電視成了年輕人追求的熱門職業，多年後回憶當初分配時的不盡如人意，她頗有些滄海桑田之感。

我畢業的時候，乾電視已經是學新聞的學子們追求的熱門目標，但在我心裏卻似乎很少做過電視夢，一來當時畢業時的主要目標是留在北京，如果選擇電視台作為主攻方向，那風險太大，似乎是一場很難贏的賭局；二來在廣播學院進了新聞系，學的是采編專業，出去之後，干廣播甚至做報紙都是天經地義的事，而去做電視，那是電視系學生們的選擇，對我來說，很遙遠，當電視節目主持人就更不在念頭之中了，我畢竟照過鏡子，從長相到聲音都提醒自己：別開玩笑了，還是為廣播奉獻終身吧！

1993年2月份，春節剛過，我在《中國廣播報》報社辦公室接到一個電話，當時在電台《午間半小時》工作的崔永元打來的，“小白，我的同學在電視台要辦一個新的節目，挺缺人的，你過去幫幫忙怎麼樣？”

這不是一個什麼重大的轉折，因此我一口就答應下來。

在當時的北京新聞界，干好本職工作之餘到別的媒體幫幫忙正日益開始成為時尚，再加上當時總感覺有多餘的精力可分配，嘗試點東西總是好的。沒人會知道接了電話爽快的答應會讓我今後的生活發生那麼大的變化，一個簡單的決定會讓我走上一條與以前不太相同的路。

接下來和《東方之子》的製片人時間聯繫上了。當時的欄目還不叫《東方之子》，只知道是一個人物欄目，我的任務是去這個欄目當策劃，也就是幫助主持人設計一些問題，一起和其它工作人員進行人物分析。我不認為這很難，因為在幾年的報紙生涯中，我也採訪過好多人，再加上自己只覺得這是一個副業，更不可能把寶押在這個欄目上，因此心裏幾乎沒有什麼負擔。

時間很慎重，一個上午，他來找我，我給他拿了幾篇我過去採訪人物的文章，時間仔細看過之後，拍板，你來吧！

二月底，我去時間他們的大本營，當時他們一些人在北京亞運村的一座辦公樓里租了一大套房子，為節目的開播作準備。大大的客廳被改造成演播室，兩張凳子固定了採訪人和被採訪人的位置,其他人住在另外屋裏，很有點小成本家庭作坊的意思。這就是《東方之子》剛剛成立時的情景。

剛一進屋，時間把我介紹給大家，我的年齡在那兒擺着，和“策劃”這個職稱似乎有點距離，我看得出屋內人士臉上那種不太信任的神情。正好我的一位大學同學在場，更是驚訝而直爽地喊道：轉了好幾圈，我以為找的是個老頭呢，原來把你找來了！

我並沒有感到尷尬，因為畢竟年輕還有些不知深淺，加上製片人時間和我談話的時候，淡化了我的工作職責，也沒有把太大的工作壓力給我。

工作就這樣開始了，當時的主持人都已到位，包括《工人日報》的胡健大姐、社科院的陸建華以及另外一位女學者，在他們的面前，我更是感覺到，我將把自己的服務工作干好。

但我不會隱藏自己的觀點，記得我第一次看的採訪，對象是以寫毛澤東著稱的作家權延赤，採訪結束，時間讓我談感受，表揚過後，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議，當然可能會引起不快但大家在那裏都是工作第一，爭論一下也就過去了。就這樣我也慢慢地上了路，白天在報社正常工作，晚上和周末與未來的東方之子們打交道，日子倒也過得充實。

當時節目的名字還沒定下來，議論取多的是《新太陽六十分》，我們這個人物欄目的名稱就叫“太陽之子”，直到有一天時間接了個電話，告訴我們名字定了，叫《東方時空》，咱們這個欄目叫“東方之子”。名正了言就順，大家的工作開始為五月一號的正式開播做準備。

當時還缺主持人，我自然不會想到自己，我認真地在腦海中盤算了半天，給時間推薦了一位我在電台的同事，兩人也見了面，後來不知怎的就不了了之了。

於是記不清是哪一天，時間找到我：“後天你出差去山東，採訪一個企業家，你做一下準備吧！”

我一時有點懵，什麼，我去採訪：沒有搞錯吧？

沒有，時間的態度很堅決，也沒有作什麼解釋就定了。聽了這個安排，當時組裏的攝像趙布虹倒是來了個預言：剛開始人們可能會不習慣你，但你會慢熱的，能行！

我肯定不是千里馬，但就在這一位又一位伯樂的督促下，半推半就地上了電視路。

但心裏還是有點打鼓，不是為採訪或工作難度，而是怕電視一出圖象，我在電台的同事一看到，他們就會發現我在外面干私活，雖然是業餘時間，但似乎還有些不妥，這時候，別人勸我：沒事，咱這節目早上播出，人們早上不一定看電視。這樣的安慰加上自己覺得採訪完這一位之後可能就不會再上圖象了，於是橫了橫心，去！

在去山東的火車上，我和同事聊天，信誓旦旦地對自己來了個設計：我要做一個不穿西裝的採訪人，至少領帶是不能系的。但計劃沒有變化快，到達山東濟南，採訪開始前，時間看到我一身休閑的裝束，便臨時給我借了一件西裝，領帶也打了上去，當時瘦骨嶙峋的我終於穿上一個寬大的西裝，晃晃蕩盪地開始了我的第一次電視採訪。想休閑一點的夢想沒有了一個好的開頭，以後幾番掙扎幾番被領導訓斥，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一步一步走上西裝革履之路，雖然彆扭，但一句“要對觀眾尊重”就慢慢打消了我的自由設想。

由於《東方時空》節目將在五月一日正式開播，因此我這次到山東採訪的對象是濟南鋼鐵廠的廠長馬俊才，一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最初和電視的磨合於我不是問題，既然不懂電視我也就沒了鏡頭感、攝像機在哪兒的顧慮，攝像師跟我說：你只管像平時一樣採訪，別的事由我管。就這樣，我的第一個電視採訪完成了。

很久以後再重新看第一次採訪，大家都笑了。

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東方時空》正式開播，在一段其他幾位主持人的開場白之後，就是我採訪的東方之子，而我自己並沒有看到，由於心裏沒底，家裏也沒通知，至今母親還在埋怨我當初沒打個招呼。上電視的路就這樣偷偷的起步。

在欄目開播前，要為自己的欄目設計一句廣告詞，當時沒有多少精雕細刻的時間，編導在機房外我在錄製間裏，現上轎現扎耳朵眼，第一句“濃縮人生精華”在我腦海中跳出的很快，大家也一致認可，而第二句就多少有些周折，一句一句地拋出一句一句地否決，直到“盡顯英雄本色”，大家才鬆了一口氣，於是從第一天節目播出起，“濃縮人生精華，盡顯英雄本色”這句《東方時空》欄目的第一個欄目廣告就開始每天和大家在早上見面。直到後來，隨着《東方時空》節目“平視”概念的增強，加上欄目廣告詞一句才最好，終於有一天，“盡顯英雄本色”這句和觀眾告別，《東方之子》欄目和“濃縮人生精華”緊密為伴，這句話也成了欄目的一個標誌。

直到今天，這句依然會提醒我們，也許在過去的歲月里，我們短短的八分鐘人物採訪節目對人生的濃縮還不夠，但至少是我們一個不停追求的目標。“畫虎畫龍難畫骨”，無論怎樣的文章，是文字的還是電視的，對人物的經典刻畫都是難的，也正因其難，探求人物的性格走進不同的人生都是具有吸引力的。我至今仍感幸運的是，當初接觸電視走進的是人物欄目。如果說做其它欄目我更多的是一種付出，那麼做人物節目我每次都是在獲得，“東方之子”群體於我是一個大課堂，從第一天走進開始，前輩學者，時代精英便一一走進我的生活，註定了我在今後的電視生涯中，對人性和人生的關注成為每日的功課。

有了第一次採訪，接下來就欲罷不能了。當時時間和我們採訪記者談得最多的是如何在採訪中達到“平等智商的對話”,作為一個採訪者必須不再是一個簡單的提問者,而是要在和被採訪者的問答之中，把每一位“東方之子”最該被濃縮的東西展現出來，也正因此，我們這些外表上感覺“歪瓜裂棗”者才有走上電視的機會。不過在當時，雖然“初生牛犢不怕虎”，但我的壓力還是有的，在幾位主持人當中，無論學歷還是資歷，我都是最低的，“平等智商的對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也因此在最初的一些節目當中我並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作品，不象胡健大姐採訪張賢亮的片子，直到今天都被我們視為經典。難怪在多年之後，當大家又再次看到我在“東方之子”中的第一個採訪時，都樂了，這種樂我相信不僅僅是因為當時的外表和現在反差太大，還有很多的內容。

最初的日子裏，從來沒有想過《東方時空》會有日後的紅火，大家頗有點只顧低頭趕路的意思。節目開播不久，我們推銷起自己的節目來都有點底氣不足，因為太多的人都不知道也沒有看過這個節目。我們到海南省採訪，很多人的聯繫都頗費周折，不象後來“東方之子”這個欄目廣為人知后，相對聯繫起來容易些。而在當時，每當有人接受了我們的採訪，我們心裏都有一份喜悅。其實不光我們做節目的遇到很多困難，在經營方面好同樣如此，現在《東方時空》的廣告費很高也一般很早訂完，可在最初，廣告費很便宜但依然沒有人願意掏這個錢，誰也不想讓鈔票在早間節目中打水漂。回頭再看那最初走過的艱難之路，更懂了“萬事開頭難”這句話的含義。

那時的我自然也沒有太長的設計。93年5月底，我接到製片人時間的電話，問我想不想調進中央電視台，我沒太考慮就拒絕了。“‘做電視’是副業”這種概念在我當時的頭腦中還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當時在廣播報，我正籌辦着一張新報紙《流行音樂世界》，報社內部也把這件事當成了重點，甚至創刊號各個版的內容和樣式都設計出來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也專門為此開了會，台長也講了話表示支持，在會上“高舉起流行音樂這面旗”很給人一種振奮。能把自己的愛好變成自己未來的工作，對我來說自然是件快樂的事，欣喜之中，覺得電視到底能做多久，心中沒底，於是就拒絕了時間的好意。

但走進電視看來還是我的宿命，過後沒多久，已經呼之欲出的《流行音樂世界》在當時一種對流行音樂依然不屑的氛圍中，被某位領導給判了死刑。寄託了我的熱情和理想的夢碎了，我立即有了萬念俱灰的感覺，好吧，走。這個念頭一出來，最後走進電視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也曾有人問過我，假如那張報紙辦下來，，你和電視說再見不會後悔嗎？我想不會的，一來人生沒有假如，二來每條路都會有不同的風景。走上辦報之路自然會依照另一種規則欣賞着路邊的景緻，也會有掙扎，也會有快樂，也許今天的自己會在這樣的一條路上尋找到另一種成就感。

但最終，我還是成了徹頭徹尾的電視人。

但真正讓我在心中歸屬電視，還是依賴於一次同行對我的認同。《東方時空》播出一百期時製作了特別節目，我承擔的任務是去青海與西藏的結合處，採訪一位電影放映員趙克清。

接到這個任務時，我正在寧夏銀川採訪另外的幾位“東方之子”。也許是好事多磨，採訪放映員的任務從一開始就不順。就在我接到任務的第二天，在銀川機場一架客機失事，死傷者眾，媒體報道后舉國震驚。遠在內蒙的母親自然知道了這件事，但由於不知我在銀川的具體行程，內心的擔憂可想而知。而我因為在銀川的拍攝工作很緊，加上當時也沒有手機，忽略了給母親報平安，結果母親不知怎麼千方百計尋找到我們節目組的電話，來向北京我的同事詢問，那份焦慮自然深重。因此當後來我的同事把這件事告訴我之後，心中馬上有了愧意，“兒行千里母擔憂”啊！

結束了銀川的拍攝，開始繼續西行，踏上了去青藏高原尋找趙克清的路程。先到蘭州，但從蘭州去西寧的火車票卻特別難買，好不容易上了火車但沒有座位，多方交涉，我們一行三人被安排到火車的行李車廂中，一路上我們是躺在各種郵包袋子上行進到西寧的，那種滋味至今難忘，而車窗外新鮮的風景到今日卻變得有點模糊不清了。

到了西寧，與先期到達的策劃人崔永元接上了頭，了解到有關趙克清的情況。原來，趙克清是從河南來青海工作多年的老放映員。青藏高原上人跡稀少，一個游牧點和另一個游牧點可能相距上百里，趙克清就趕着馬隊，上面裝着帳篷和放映電影的設備，到達一個游牧點后,給當地的牧民放上一夜電影，第二天收拾行裝，再奔下一個放映點走，其間的艱辛與磨難我們難以想像。一個特殊條件下一個特殊的故事，大家都能在這樣的故事中體會到另一種生活另一種人生，感動是自然的，也因此我們的特別節目採納了小崔的建議，於是有了這趟青海之行。

接過頭后，知道了去高原上尋找趙克清的辦法，又在西寧租了一輛桑塔那，就準備出發了。當時小崔的身體不是太好，在西寧的兩千多海撥的高度中高原反應已經比較嚴重，考慮再三，小崔不易向更高的海撥挺進，第二天早晨我們就和他分手了。

出發時又一件不順的事發生了。送行的時候，我進了車裏，手卻搭在了車門外，被旁邊的人一關車門，我的手被夾了個正着，十指連心，鑽心的疼痛在以後幾天的採訪中就沒斷過，也沒睡過一個好覺，這份疼痛等於是此行中的又一個下馬威。

一路疼痛，桑塔那在寂靜而又風景秀麗的青藏公路上奔跑，和我一起去拍攝的攝像是曾經獲過亞廣聯大獎的紀錄片《沙與海》的主攝像江兵，功夫自然了得。一路上由於隔七八十公里就能看到一起車禍，我和江兵不敢怠慢，不停地給司機點煙並和他說話，免得開着開着他睡過去了。因為在青藏公路上，車前總是一樣的無人景緻，身邊總是沙沙的車輪聲，困意上來，後果不堪設想。

一天的行程之後，我們到達了海撥三千七百多米的青海和西藏結合部，拿着事先了解的地址，我們找到了要拍攝的主人公趙克清，正好第二天他又要出發，去一個游牧點。一夜休整之後，我們又上路了。

老趙是個純樸的人，在我聽來都是一個又一個感人的情節，在他那兒卻是平靜地敘述着。多少個春節沒在家過；怎樣爬過冰坡；怎樣在山谷中用冰塊就着硬饅頭充饑；怎樣經歷一次又一次生命中的驚險篇章……聽着聽着，我們都感覺這個片子有戲。

到了游牧點，老趙的馬和駱駝又被人騎走了，沒了馬和駱駝我們不好拍攝，老趙就和其它的牧民去找他的馬和駱駝。我們就在蒙古包里和住在這裏的蒙古牧民聊天，有一段對話我至今難忘。一位牧民問我：“是從北京來的嗎？”我答“是”。他接着便問：“毛主席他老人家還好嗎？”我答：“毛主席早已去世。”那位牧民驚愕了一下又問我：“那現在北京誰是毛主席呀？”我答：“是江澤民。”牧民沉默了，隔了一會兒說：“不認識。”

這樣的一番對話在當時讓我明白了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閉塞，也因此感受到，趙克清隔上半年一年來給他們放映電影該是他們生活中多麼重大的事兒。中國太大了，當我們從高樓林立的北京出發，當我們對世界上哪個國家的政府更迭都了如指掌的時候，在遠方，有的人們卻對這個國家的大事也無從知曉。這就是中國，這才是真實的中國。

老趙找回駱駝，太陽已快落山，我們的攝像江兵急了，他馬上和老趙開始拍畫面，否則太陽一落山，明天老趙去昆崙山中，我們的節目就很難在播出前弄出來了。四十來歲的江兵開始在三千七百米海撥的高原上奔跑起來，還算天道酬勤，一組後來讓江兵奪得最佳攝像獎的的畫面終於在太陽落山前趕了出來。在太陽還剩下大半個臉的時候，我也拍完了我在節目中的敘述。

很快，天就黑了，遠處游牧點中的牧民也知道了這兒要放電影的消息，騎着馬從幾十公裡外趕到這兒來，我們和老趙一起搭好了賬蓬，賬蓬里很快擠滿了好奇的人們。電影開始了，老趙進入了工作狀態，我們也一直在拍着。放映的當然不是什麼新電影，但在屏幕上無論放什麼，對看不到電視聽不到廣播的牧民來說都是新的。到後來，很多牧民都在昨天的酒意中沉沉地睡去，可老趙的放映機一直在轉，他整整放了一夜。

草原上的深夜靜極了，因此電影的對話可發送的很遠，屏幕前是孩子們聚精會神的眼睛和大人們此起彼伏的鼾聲。對於老趙來說，這是他無數個相似夜晚中的一個，而對我們來說，這卻是無數個相似夜晚中最不同的一個，至今我耳邊彷彿都能聽見放映機那沙沙的轉動聲，不知我行筆至此，遠方的老趙一切都好嗎？

太陽重新照在草原上，牧民們的生活又恢復往昔，女人們勞作，在無事的白天，男人們喝酒，孩子天馬行空地遊戲着。

老趙又要上路了，去更遠的一個游牧點。要翻過大山，我們多少都替老趙有些擔心，但老趙卻一片坦然，我和老趙一邊折着帳蓬一邊聊着，攝像江兵在一旁記錄下這樣一種與眾不同的採訪。在當時我並沒有故意如此設計也沒有感覺到這種採訪是如此特別，沒想到回來以後，這種純自然和生活化的採訪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好評。

和老趙要分手了，他將繼續遠去，而我們則要快速趕回北京，把這遠方的故事講給更多的人聽。臨走時，趙克清把一條祝福的哈達給了我，在節目中，結尾處是這個畫面，但解說詞我是這樣說的：“這個哈達其實是應該送給老趙的。”回到北京製片人時間親自編了這個片子，我也很快寫完了解說詞，在一種內心情感的觸動下，合作順利結束。在《東方時空》播出百天的時候，特別節目播出了。很多天後，在新的工作中忙碌的我已經快忘了這件事，忽然卻接到我們的編導喬艷玲的電話，告訴我：小白，你因為趙克清那個片子獲得了《東方時空》第一次內部評獎中的最佳主持獎。在電話中我半天沒有反映過來，不是因為獲獎的激動，而是在電話里反問這條消息的內容：“什麼，我是主持人？”這的確是我當時的提問，因為我從來只認為我是個記者，主持人這個稱謂離我這種人太遠了，但當這個獎項來臨，我才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條另外的路，前途是凶還是吉都得繼續往下走了。

我忘不了青藏之行，忘不了趙克清，忘不了草原上的那一夜，因為這次拍攝後來所獲得的肯定，幫助我下了最終走上電視路的決心。

幾年之後，回頭看當初走上電視路的情景，最該跳出和詞語應該是“感謝”和“無心”兩個，感謝是自然的，小崔、時間、我的諸位同事，怎麼就能在當初，在那個本來沒有我們這些人位置的舞台上，把我們推了上去，還取得了不錯的結果呢？這是一種眼光，是一種更前衛的意識，還是一種賭博？但跳出我個人的利益，我們必須感謝最初《東方時空》的與眾不同，從主任孫玉勝到製片人時間，從當時還在外圍的崔永元到我們身邊的攝像，他們放棄了傳統的選擇標準，用新的方式和新的概念來把另外一群人聚集在身邊，於是，電視的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畫面上一種新的語言誕生了。當創業在今天已經成為歷史，我慶幸自己當初趕上了這輛頭班車，更讓人興奮的是，在這頭班車上做了一件和改變有關的事兒。

而說到“無心”這兩個字，倒似乎更象是一種感悟。當初走進電視是無心的，也許幹什麼事情都需要一點無心。正因為無心，希望抱的不大，失望也就不大；正因為無心，沒有刻意的鑽營與設計，我只能本本分分地做自己，少了表演，多了自然，少了模仿，多了本色。最後倒因為這種無心，使自己在沒有什麼壓力的情況下一步一步上了電視路。

但願以後好多事，自己也能平靜地“無心”去做，最後能否成功其實並不重要但上路時的輕裝才最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