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在影視界中，有兩種人分分秒秒都離不開手機。一是製片主任，二是經紀人。

他們可以在手機里討論條款極其複雜的合同，談成一筆又一筆的交易，真到見面時一切盡在不言中。很難想像，一天不允許打手機，他們的生活將會多麼的沮喪。

我和小陸一起去美國出差，看見他手裏沒有手機，我都會感到不安，好像跟在我身邊的不是小陸，是一個陌生的朋友。我曾在討論劇本時，宣佈所有人都關掉手機，但我發現，小陸想方設法改成振動也要開着機，對這一點我始終無法理解，想必是手機里有着巨大的誘惑，讓他如此擔心和外部世界失去聯繫，哪怕只有兩個小時。

為此，我曾生出這樣的念頭，百年之後，如果我的墓碑雕刻的是一張侃侃而談的嘴；那小陸的墓碑就應該是一個手機，墓志銘上寫着：“正在通話中”。

中磊和小文、小陸，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雖然都不是愛喝酒的人，但只要是劉老師來了，三個人都能陪着劉老師喝到盡興。

劉老師有一個特點，特別能勾着別人掏心窩子，東拉一句西扯一句，原本大家對生活的認識十分樸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經劉老師三言兩語，由表及裏的那麼一分析，茅塞頓開，從此養成“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的臭毛病。這種認識事物的方法在我的工作室里蔚然成風，弄得每個人都變的猴精，說話都倍加小心，生怕被對方透過現象看到本質。

9月底劉震雲來工作室的那天，我向他訴說了改編《老吳太太》的苦惱，鬱悶找不到正確的途徑。

劉老師說：創作有兩種途徑情況。一種是“向生活要藝術”；一種是“向藝術要藝術”。選擇了后一種途徑就勢必會導致影片里到處結滿了假肢。你們半途而廢是明智之舉，你又多拍了一部電影有多大的意義呢？張藝謀、陳凱歌今年拍的電影，無論其規模大小，成敗如何，有一條兩部電影的創作途徑是一式的，都是“向藝術要藝術”寫出來的劇本……

那天工作室的人都在，都想聽劉老師的高見，但在劉老師說這番話的時候，每個人都不停地在接打手機。他們打手機時，劉老師就停下話頭，等着他們，等完張三等李四。有的人手機接得很坦然，通話言簡意賅，也沒有會什麼可避人的；有的人則一接手機，馬上顯得鬼鬼祟祟，不是支支唔唔，就是起身支應着往沒人的地方躲。我和劉老師的興奮點不知不覺轉移到他們的身上，對每個人接手機的心態逐個分析猜測，試圖揭出那些藏在手機里的無窮秘密。後來全體人都加入了我們的討論，紛紛道出自己手機里的種種隱密，以及藏在這些秘密背後的更大秘密。真可謂是險象環生，驚心動魄。

這時，我說：應該拍一部電影，就叫《手機》，謹以此片獻給每一個手機持有者。

劉老師一巴掌拍在我的肩上，說：我相信這個影片會有很大的力量，這就是“向生活要藝術”。

手機本來是用來溝通的，但它卻使人們變得心懷鬼胎，這時手機就不再是手機了，手機變成了手雷。

在場的人聽了，臉色大變。都說，手下留情，萬萬不可！包括我在內也是疑慮重重。

劉老師問：你們怕什麼？你們怕什麼？是怕捉鬼捉到自己的頭上么？我不怕！

我甘願做一個人體炸彈，以此給每一部手機消毒，凈化我們的社會空氣。我願意寫這個劇本，如果你們不做，我就把它寫成小說。

我們忙說：我們干，我們也豁出去了，該死鳥朝上。

之後，劉老師一字一句地說：漢語本來是簡潔的，但手機的使用極大地改變了漢語的說話習慣，手機連着人的嘴，嘴連着心，心裏的秘密通過嘴源源不斷地輸入了手機，為了掩蓋手機里藏着的秘密，人們開始說謊和言不由衷，手機本來是用來溝通的，但它卻使人們變得心懷鬼胎，這時手機就不再是手機了，手機變成了手雷，反過來控制了它的使用者。

我的心裏一陣陣發緊，我問：《手機》應該拍成一部恐怖片，還是一部喜劇呢？

劉老師答：表面上看，它是以喜劇的形式表現的，但它同時又是令人畏懼的。

這種創作上的悖反，恰恰更加深了從生活走向藝術的力量。我看它甚至可以成為一部賀歲片。向中國電影一百周年賀歲。

從10月初開始，我們集中討論了故事的脈絡，確定了人物之間的關係和人物的身份。然後，劉震雲開始寫劇本。

我開始平心靜氣地在家寫書。

11月底，第一稿劇本完成，用了一個下午讀了劇本，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劉震雲把大家的意見消化了一個星期後，把我和趙非約到一個封閉的環境中，3個人連續10天逐場戲地推進，寫出了第二稿劇本。這時，我和趙非都對第二稿劇本充滿了信心，也已經對影片的拍攝有了成熟的構想。但劉震雲卻對劇本仍不滿意，提出再給他20天的時間從頭捋一遍，然後再用10天的時間，3個人一起最後再打磨一遍，直至我們的能力所不及的程度，再送電影局審查。

由此使我想到，劉震云何以能成為一個傑出的作家，他的思想、他的才氣，不說了，單就他的勤奮和敬業的態度，就應該令所有從事編劇寫作的同行們尊敬。

我又要說不好聽的話了，現在很多編劇，說起來頭頭是道，做起來完全是兩回事，糊弄自己也糊弄別人。你約他寫本子，上來就先開價，而且還事先聲明，只寫一稿，似乎是對自己寫作能力有天大的自信。可往往是付了錢，得到的卻是一疊廢紙。別人推倒重建，還厚着臉皮要求屬名在前。這種無能又懶惰的編劇不是一個兩個，是數不勝數，到處泛濫。有人認為賀歲片很容易，只要有幾個明星，佔住一個新年檔，隨便找人攢一個劇本就可以了，結果觀眾不買賬，電影拍出來沒人看。原因很簡單，劇本不行。而要想得到一個好劇本，必得是選對一個認真負責，手裏沒有其他活，能夠拿出半年以上的時間，不辭辛勞，不怕麻煩的編劇。這樣的編劇是不能和隨便對付一個本子，20天就完活的編劇是一個價位的。我認為一個好劇本的合理價位，絕不應該少於一個明星的收費。而眼下的許多白痴製片人們，屈於一些狗屁明星的狗屁名聲，隨隨便便就能讓價幾十萬，卻對一個優秀編劇的價格從心裏就給定了一個極低的限度，往往是導演磨破嘴皮子，為一個好劇本多爭取幾萬元就會引得製片人暴跳如雷，甩手而去。在他們的眼裏，似乎只要有了明星一切就已經萬事大吉。豈不知，中國內地的電影市場，除了葛優之外，就沒有真正具有票房號召力的演員。所以我說那些製片人是白痴，賠錢也是自找的。

對不起，我有點惱羞成怒。我知道，這種怨婦式的寫作會令讀者感到乏味，但我必須一吐為快。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時間已經到了12月的下旬。終於，劉震雲打來電話，告之，他的第三稿已接近尾聲，約好聖誕節后，全體集合，用集體的智慧對劇本進行最後的打磨。

至此，我的2002年即將成為歷史，輕輕翻過這一頁，一年來的甜酸苦辣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令我欣慰的是，雖然這一年沒有電影面世，但已有《手機》懷胎，總算是沒有虛度。今年雖然因傷缺陣，但已經作好了準備迎接來年的挑戰。在中國電影的叢林裏，我不是一隻沉默的羔羊，我是一頭餓了一年的狼。這個比喻也許不太恰當，但它真實地反映了一種掠食者的心情。

記得美國現任國務卿鮑威爾，在九四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曾因為其在海灣戰爭中戰功卓著，一度在選民中呼聲很高。

有記者問他：您對於可能成為第一位黑人總統有何感想？

鮑威爾是這樣回答的。

他說：在當美國總統這件事上，我沒有聽到上帝對我的召喚。

借用這句話，我想說：在《手機》和《溫故一九四二》這兩件事上，我都聽到了上帝對我的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