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羅宗祺把幾張白紙從抽屜里拿出來，推到我面前。

“你真是異想天開！”他神情疲憊地往藤椅上一靠，看了我一眼。“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怎麼能給你提供空白介紹信？”

白紙上，印章已經按規格蓋好在紙的右下方了。信箋上部的標誌和下面的印章都是他所領導的農場的。這幾張白紙因為有了這些鮮紅的戳子而異常貴重。我從寫字桌上拿起它，仔細地疊好，揣進棉襖懷裏的口袋，會意地說：

“你不給我也沒關係。現在外調人員滿天飛，這種空白介紹信多得路上都能揀到。”

他的家還跟一年前我來時一模一樣。只是他那時蓋的小廚房已經有些殘舊了，牆皮被那場大雨淋得露出了黃色的麥秸。屋子裏，雖然並沒有減少什麼陳設，而在我看來，卻感到蕭條了許多。北面牆上那幅由意大利記者照的周恩來總理的遺像，像框上掛了一條黑紗，兩端垂落下來，搭在一盆沒有生氣的文竹上。他親手綳的沙發早已失去了彈性，我坐在上面。象跌進了一個土坑。他本人也比一年前削瘦了，兩鬢爬滿了白髮，再加上他坐在吱嘎作響的藤椅里，更給我一股涼颼颼的感覺。

雖然是春天了，但到處都給人以涼颼颼的感覺。

上面的那一幕戲演完，他說：

“你給我的信，走了五天才到。只有四十里路，怎麼會走這麼長時間？我拿起信封左看右看，深怕是讓人檢查過了。”他苦着臉笑了笑。“你別看我現在是場長，可是還跟在監獄裏一樣，成天擔驚受怕的……”

“我們從來就沒有出過監獄。”我說。

“是呀。”他喟然長嘆，“這些年，我的嘴也成了一張臭嘴了：往壞的方面預料的事，總是一料就准；往好的方面希望的，從來沒有實現過！你還記得去年這時候我跟你說的話么？”

“怎麼不記得？不過是來得太快了點。”

“你還覺得快？我倒以為慢了。”他懶懶地說，“這些年，我們國家就象石頭往山坡下滾似的，越滾到後來越快。我看現在也差不多滾到底了。”

他抬起頭，眼睛朝上，鼻翼噏動着，好象在嗅哪兒飄來的一股什麼味道。他的眼光里有一種歷經痛苦，備受希望的折磨，而最終惘然若失的神色。我理解這種心情。

“是快到底了。”我說，“不過，我總覺得會有一次運動，一次真正屬於人民的運動……”

“能有什麼屬於人民的運動？”他在藤椅里煩躁地扭動。

“這麼多年來我們都是在運動群眾，但又都說成是群眾運動。‘真正屬於人民的運動’？那就會給扣上個‘反革命事件’！你不信，我們就走着瞧。”

“不管會被扣上個什麼‘事件’，可是真正屬於人民的運動總會來的！”我說出這些日子一直在心裏醞釀的話，“周總理逝世了，鄧小平又下了台，隨着‘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展開，一批一批象你這樣的‘民主派’都會倒下來。人民前面的屏障坍塌了，這時中國人民假如自己再不站出來說話，不走到鬥爭的第一線上去，那麼我們十億中國人就再沒有資格在這個地球上生存！我們就是世界上最窩囊、最軟弱、最劣等的民族了！”說到這裏，我眼睛裏不能剋制地蒙上了淚水。“我們被欺負了十幾年，被愚弄了十幾年，被當作試驗品試驗了十幾年，難道我們在試驗失敗而致我們於死地的時候連一聲‘疼’都喊不出來嗎？麻木到連‘疼’都喊不出來的人，那就是真正是該死的人了！……”

我的喉頭被硬塞住了，獃獃地坐在自造沙發的坑裏。他也在藤椅里凝然不動。屋子裏一時異常靜謐，但又洶湧着感情的波濤，隆隆作響。

半晌，他思忖着說：“那麼，你準備怎麼辦呢？走？走到哪裏去？”

“我還沒有一定的計劃。”我盡量使自己平靜下來，冷冷一笑，“這是個混亂的年代，連國家都沒有計劃，別說個人了！我只知道，這裏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右’跟‘翻案’兩個概念都跟我有聯繫，運動一深人，我就會象七○年那樣頭一個被擰進監獄。與其讓生命的火花在監獄裏悄悄熄掉，還不如在一次風暴中讓暴風刮滅！另一方面，你知道，六八年我從勞改隊出來，曾經傻頭傻腦地找過什麼‘劉鄧司令部’，當然，那時候只能以失敗告終。可是現在，我想，如果你們這些‘民主派’再不把眼睛轉向人民群眾身上，發動群眾，組織群眾，至少是支持人民群眾，還是象過去一樣等着挨打，等着人家把你們擰進監獄，而你們還要撅着屁股低頭請罪，那麼你們這些‘民主派’也是活該倒霉了！……”

“哦，哦。”他抬起一隻手，苦笑着說，“你別這樣寫我們吧，我至少還給你提供了某種方便吧……”

“是的，”我下意識地摸了摸胸口。“正因為你給我提供了某種方便，我們就可以想像：就在我們兩個坐在這裏的同時，全國正在悄悄進行多少象我們兩個在這裏做的事，說的話！我們不會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右派分子，在各自的道路上走了二十年，搞到後來居然會有差不多的遭遇和心情，在這裏促膝談心，如果不承認這是歷史造成的，又怎樣去解釋？所以我覺得現在整個中國的空氣在孕育着一場真正的人民的運動。我們的國家和中國共產黨，只有經過這場運動才能開始新生。”

他深邃的眼睛突然警覺地盯着我問：

“你準備好了嗎？有……什麼聯繫沒有？”

“沒有。”我坦然地笑道，“能有什麼聯繫？跟誰聯繫？這十幾年來他們作的最大努力不是改善人和人的關係，而是切斷人與人之間的橫向交往。我甚至認為這是他們造成的最大禍患。他們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善意、人道和義快氣概全部破壞掉了，把人變成了浪和狐狸。這樣的道德狀態，也只有在一次人民運動里才能凈化，建立起新的人與人的之間聯繫……所以你不用緊張，不用擔心我現在和什麼人有聯繫。你革命幾十年了，你和你的那些老戰友有私人聯繫嗎？能互相推心置腹嗎？”

“沒有。”他承認，“都是‘人一走，茶就涼’！”他長嘆一聲，感慨地說，“也別說沒來往，來往是有的，可全是靠外調人員牽的線。我一些多年不知音訊的戰友，倒是通過外調人員的嘴才知道他們在哪裏，現在出了什麼問題……”

驀地，一股悲涼的而又無可奈何的情緒向我們襲來。我們竟然生活在這樣一片沙漠，一片自身正在遭受摧殘，而又摧殘着我們，但我們卻對其無能為力的沙漠之中。這時，他家小院的牆外，一個人孤寂地唱起來：“東風吹，戰鼓擂，當今世界上究竟誰怕誰……”我們靜靜地聽着，彷彿要從歌詞裏得到什麼啟示。但什麼啟示都沒有。在這個時代，凡是能夠大聲唱出來或喊出來的聲音，全是沒有內容，沒有意義的。

沉默片刻，他才接著說：“不過，我要告訴你，你想的那個什麼……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因為——”他向上豎起一個指頭，“他還在……一切都別想改觀。”

“我明白。”我仰在沙發上，嘆道，“可是周總理說過，‘人生難得幾回搏’，現在全部情勢都決定我必須去‘搏’一下了。別人可以等待，我也願意等待，但我連窩裏都蹲不住了，棍子快要搗進窩裏來了，還怎麼能等呢？他們要搞你這樣的‘民主派’，還要先糊幾張大字報，發動一下群眾，造成點聲勢；要搞我的話，這些表面文章都不用做，光拿一副手銬來就行了。這十年來，我這種人是一直給你這種人當陪襯，又是打頭陣的。”

“哼哼！”他無可奈何地笑了笑，“這就叫‘先掃清外圍’。”

我也笑道：“也可以說是先搞垮你們的‘社會基礎’！這十年間我非常榮幸地給很多不同的人當過‘社會基礎’。最早是‘劉鄧司令部’的‘社會基礎’，後來是‘五·一六’的‘社會基礎’，再後來是林彪孔老二的‘社會基礎’。現在又循環回來了，是‘右傾翻案風’，也就是說仍然是鄧小平的‘社會基礎’。幸虧我的背已經鍛煉得和烏龜一樣厚了，不然踩都被踩扁了。”

提到“烏龜”，我心中一動，情不自禁地臉漲得緋紅。恰好這時朱蜀君端着托盤進來，招呼我們吃飯。她臉上有一種壓抑的惶惶不安的神情，一片愁苦的陰影。一年前那種歡快的氣氛不見了，她的一舉一動彷彿都怕弄出聲響，好象羅宗祺又要去坐牢似的。其實，並沒有發生什麼事，什麼事情都還沒有發生，但是報紙、廣播、各種宣傳工具，已經把毒氣散佈到每一個家庭里，使得男人鬱鬱不樂，女人提心弔膽。我食而不知其味地吃着餃子，默默地想：我的決心是對的。

吃完飯，朱蜀君收拾着桌子，憂心忡忡地問我：“你走就走，為什麼非要離婚呢？是她？……”

“她很好！”我急忙打斷她的話。我不能說她不好，並且也不願意別人懷疑她有什麼不好之處。我尋字斟句地說：

“有的夫妻離婚，是因為沒有感情；有的夫妻離婚，卻是因為感情太複雜了。也許，即使我不走，我們倆也會離婚的。”我淡淡地一笑，接著說，“能夠白首偕老的夫妻，大概就是能夠掌握適度的感情的夫妻吧！”

門外，那個唱歌的男人又踅回來了，嗚嗚地唱着另一支什麼“革命歌曲”。這真是一個快樂的人！我想。

朱蜀君以她女人特有的敏感，似乎理解了，沒有再問下去。羅宗祺並不理解，但是也沒問。於是，空氣凝固住了。我覺得這正好是我告辭的時間。

“我走了，”我說。

羅宗祺當即從藤椅里掙扎着站起身。他大概還沒有從他的什麼想像中走出來，心不在焉，眼神恍惚。過了一會兒，他才彷彿很羞澀地伸出手，跟我握了一下。他的手心很潮熱，可能他真的害了病吧。

“你走吧。”他說。

走到門口，我回過頭來和朱蜀君點點頭，算作告別。她站在屋當中，依然是那樣憂心忡忡的，用目光送我出門。我在一瞥之間再次環顧了這間房子，這個曾經給予我友情的家庭，這個我能夠暢所欲言而不怕被檢舉的地方，從此以後我可能再也回不來了。

羅宗祺把我送出小院。外面，在一條平整的通道前面，是一排高大的白楊樹，象衛兵似地挺立着，銀色的樹皮隱隱地泛出了綠色。白楊樹的那邊，才是用碎石鋪的公路。我將沿着這條公路走向曠野。

“老章，我把這個送給你吧。”羅宗祺看看四周沒有什麼人，突然想起來，解下腕上的手錶。“這塊表走得還很准，你在外面一定很需要它。”

我接過表。秒針急促地跑着，好象後面有什麼東西在追捕它似的。這真是一個用得着的東西，逃亡者的命運往往決定於一秒鐘之間。我沒有推辭，把它揣進我的懷裏，跟空白介紹信放在一起。

“謝謝！”我說。

他兩手亂搖，咕噥着：“謝什麼！……看來一切都要靠時間來解決了……要是有什麼事，可以寫信來。”

“好的，”我說，“如果我還能夠寫信的話。”

我在碎石公路上步行了十幾里，沒有碰見一輛汽車，只有幾輛大車和我迎面錯過去。趕車的把式晃着鞭子，弓着背，和海喜喜一樣地沉鬱。他們是去城裏裝磚的，車廂板上落滿紅色的磚渣。從這裏可以看到大路的盡頭：在藍色的天空下的一個小黑點。那就是喧囂的城市，正在向人們猛烈開火的城市。先是用語言文字，緊接着就要用棍棒和槍彈。北邊，大路的盡頭消失在荒漠之中，象一條河似的，分散成為許多支流，於是也就無所謂哪是它的源頭了。在大路兩旁，還有一條條人踏出來的小道，向曠野里延伸。我走到一條幹涸的大渠上，就開始岔向去我們連隊的小路了。

草原已經被“學大寨”的人們破壞了。曠野上到處是一塊塊廢棄的田地，上面覆蓋著厚厚的硝鹼，象骯髒的雪原，象披麻戴孝的孤兒。雖然經過多少次風吹雨淋，但仍能看到一條條如傷疤般的犁溝，橫七豎八地劃在曠野的肌膚上。自然和人同時受到鞭笞；“學大寨”的結果是造出了更多的不毛之地，硝鹼地上連一株草都不長。歡快的春風從黃河岸邊吹來，一下子跌落在這裏嗚咽，表示對草原的痛惜。啊，這就是我的田野！

走過硝鹼地，穿過干竭了的沼澤，是一片沙化了的草灘。一叢叢芨芨草的宿根周圍堆滿細沙，並且風還不斷地把沙子刮來，越積越厚，越積越高。於是，一個個綠色的生命就窒息了、淹沒了、死亡了。綠色在無可奈何地退卻；生命在軟弱無力地消失。春天回到這裏。但是她找不到落腳的地方，所以這片黃色的土地上便沒有春天。

我走着。我走過硝鹼地，走過沙化的曠野。我練就了一雙慣於走流沙的腳。這雙腳生下來是又白又嫩的，任何鞋襪對它來說都太粗糙了，它只能悟在母親的手掌之中。但現在它已經習慣於赤裸裸地走過礫石，走過荊棘，走過發黑的沼澤，走過蜇人的硝鹼地……

在硝鹼地和曠野的那邊，才是麥田。麥田的邊緣，還可看到白色的硝鹼，麥苗稀稀拉拉的。這是生命和死亡對峙的地帶，誰勝誰負，還很難預料。再往裏走，麥苗才顯得旺盛起來。田埂上長着苦苦菜的嫩芽，還有茸茸的青草；春天的土地不用澆灌也是濕潤的、柔軟的。空氣中有一股哀婉的綠色的氣息。去年春天，也正是在這個季節，我回連隊走的也是這條路。當時的景色和這時竟毫無二致，彷彿這一年間並沒有發生什麼事，一切都不還是我的幻覺，我的夢境。過去，在我面臨突如其來的、不可理解的災禍時，我常常幻想，如果時光能倒流，如果能讓我再從某年某月某日開始生活就好了。這樣，我就可以做得更聰明一些，躲過這場可以避免的災禍，或是有充分的準備，來迎接這場不可避免的災禍。那麼，現在，是不是還讓時光倒流回去，倒流到去年這個時候呢？

不！

即使魔法能使我再從那時開始生活一次，我從這裏走回連隊以後，還是會象去年一樣向她求婚的。這一年，是我短暫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我的預感告訴我，這一切都不會再演一遍了。今後我不可能遭到這樣的屈辱，經歷這樣的精神痛苦，但也從此不會再有這樣的快樂和這樣的幸福。

特定的感受在人生中只能有一次。

我走着，邁着沉重的步子。

我走回去。回去后就要離婚，這和我們必然會結婚一樣，也是一個命定。

啊！我的曠野，我的硝鹼地，我的沙化了的田園，我的廣闊的黃土高原，我即將和你告別了！你也和她一樣，曾經被人摧殘，被人蹂躪，但又曾經脫得精光，心甘情願地躺在別人下面；你曾經對我不貞，曾經把我欺騙過，把我折磨過；你是一片干竭的沼澤，我把多少汗水灑在你上面都留不下痕迹。你是這樣的醜陋，惡劣，但又美麗得近乎神奇；我詛咒你，但我又愛你；你這魔鬼般的土地和魔鬼般的女人，你吸幹了我的汗水，我的淚水，也吸幹了我的愛情，從而，你也就化作了我的精靈。自此以後，我將沒有一點愛情能夠給予別的土地和別的女人。

我走着，不覺地掉下了最後的一滴眼淚，浸潤進我腳下春天的黃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