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馬廄里有一個公社幹部模樣的陌生人，披着一件淋濕了的藍布中式褂子，和曹學義一起靠在馬棚的欄杆上。
“回來啦，淋着了吧？”曹學義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
我沒有理他，把馬群趕到潮濕的馬棚里，幫着“啞巴”一頭頭地將它們掛在糟頭上。
曹學義和那個公社幹部走了過來。“都在這兒了，一共二十四頭，”曹學義告訴他。“你看吧。”公社幹部很內行地一一打量着牲口，老練地翻開它們的嘴唇看看牙口，邊看邊咂嘴搖頭。“都不怎麼樣！”他說。
“你是幹什麼的？”我問。“是買牲口么？”
“嗯。”公社幹部抬起眼睛看了看我。
“你算了吧！”我說，“你們農村有這樣的牲口嗎？農村的牲口都是‘三快牌’的——躺倒比站起來快，拉稀比幹活快，脊梁骨比刀快。你瞧瞧這頭牲口，”我拍拍大青馬的脖子，“你要買我還不賣哩！”
“行啦，”曹學義說，“他看上哪頭就給你哪頭，都看上了都趕走！”
“怎麼？”我詫異地問：“農場不要牲口了？”
“哼哼！”曹學義撇了撇嘴。“上頭說一九八○年全國實現農業機械化，下頭更積極，定的目標是提前三年，現在八字還沒有一撇，就開始處理牲口了。我看他狗日的五年裏能不能實現機械化！……不過，到時候咱們再向公社買牲口吧。反正折騰來折騰去都是國家的錢。”
“好吧。”我說。他這番話，似乎縮短了我和他的距離。
回到家，黑子夫妻倆和“啞巴”的大腳女人就接踵而至。
“老章，他媽的！我一回家就叫我寫批判稿。”黑子說，“沒轍！你給咱們倆口子一人寫一份吧。”
“還有我們倆口子哩！”內蒙古的大腳女人說，“你們說這叫啥事兒！還要讓‘啞巴’也批判宋江。宋江是誰呀？又犯了啥錯誤了？”
“宋江是黨中央的副主席。”黑子拍拍大腳女人的肩膀，告訴她，“他的錯誤跟你們家‘啞巴’一樣：一天到晚不說話！”
“咦！一天到晚不說話也是錯誤？”大腳女人手裏拿着一疊白紙。這是畜牧班發給她寫大批判稿用的。批判稿紙有統一的格式，限期交上去，和交公糧一樣。
“那可不！”黑子正色說，“說得太多了跟不說話都是錯誤。幸虧你們‘啞巴’是個臭放馬的，要是個官，咱們也要拿他來批判批判！”
大腳女人半信半疑，嘟噥道：“這世道，簡直叫人沒法兒活了！……”
何麗芳今天梳洗了一番，突然變得白潔而光滑。她笑着說：“行啦！黑子盡胡弄老實人。大嫂，把你的紙捐獻出來，咱們一人一張。”說著，把大腳女人手裏的白紙一把奪了過來。
“這夠嗎？這夠嗎？”大腳女人有點捨不得。
“你當他媽的要跟姚文元一樣寫長文章呀？”黑子說，“一人有他媽一張哄哄上頭就行啦！”
“還有我哩，給我也留一張。”香久在忙着做飯，這時插話說，“班裏也要叫我寫。我都忘了跟我們老章說了。還是我們老章跟馬老婆子好，有帽子的倒不用批判宋江了。”
我洗了臉走到桌子旁邊，說：“嗯，你倒確實應該批判宋江，因為他把他偷野漢子的老婆給宰了。”
香久悄悄地在我背上擰了一把。
何麗芳抿着嘴向黑子瞥了一眼。
傻乎乎的黑子比去北京之前胖了一點。他趴在餐桌上低聲對我說：“北京他媽的小道消息可多啦！說是什麼‘批周公’、‘批宋江’都是衝著周總理和鄧小平來的。”
“哦？”我抬起眼睛。
“可不是！你瞧着吧，這‘文化大革命’還沒完，要不搞個天下大亂，徹底完蛋才怪哩！”
我把白紙鋪在桌上，謹慎地說：“咱們寫吧。在沒完蛋的時候，你不是還得照他的意思批判嗎？”
“哦，對了！”黑子從口袋裏掏出兩張報紙，“給你，當作參考。你就瞧着上面抄得了。可別幾份都抄成一樣的。反正你有那個本事，前後句子顛倒着來……喏，你看這條語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這叫啥話？連我都他媽知道宋江那時候連馬克思主義都沒有，哪來的修正主義？這還不是指雞罵狗？……”
我笑着說：“你看得這樣透，那我就照你的話寫，保證是篇好批判文章。”
“可別、可別……”黑子做出驚恐的模樣，隨即又笑喜嘻地說，“北京人說，上頭實行‘愚民政策’，咱們下頭就實行‘愚君政策’；反正是‘丫亭’的哄我，我哄‘丫亭’的！誰跟誰也沒實話！”
“唉！”我提起筆，邊說邊寫。“‘文化大革命’，首先搞壞的倒不是國家，而是敗壞了我們中華民族的道德。這可是要遺禍好幾百年的事！”
黑子把一隻腳踏在板凳上，頗為自得地宣稱：
“沒有道德的日子好過！有道德的日子不好過！”
確實是這樣！
我很快就把五張批判宋江的文章抄好了。黑子眉開眼笑地拿起他們夫妻的兩張：“行！嘿，你們聽這詞兒：‘把批宋江同農業學大寨，堅定不移地向貧下中農學習結合起來。’真他媽有你的！老章。給，大嫂，這是你們倆口子的。趕明兒，我得好好向你們‘啞巴’學習哩，他才是真正的貧下中農……”
客人們高高興興地走了。她把飯端到餐桌上，頗感自豪地說：“你寫得真快！要叫別人寫，起碼要憋上兩天。”
我搖搖頭，苦笑着說：“我們生活得很艱難，但卻很方便，一切都給我們準備好了，我們連腦子都不用動。”
原來，她托黑子去北京給我買了一台半導體收音機！
她纏着叫我猜了半天，但我怎麼也猜不着。鬼才知道女人肚子裏的花樣！在我感到無聊而又無趣的時候，她才從箱子裏面拿出來。
“你看，這是啥？”她笑着舉起紙盒子。“黑於說要一百多塊錢，你說值嗎？別讓他給咱們坑了。”
“值、值！”這是她做的唯一一件叫我喜出望外的事。我連忙拆開包裝。“你看，這是三波段的，還有拉杆天線，帶耳機……太好了！你怎麼想起來的？！”
“你跟我說過。”她趴在我肩頭上，不看收音機，卻看着我。“你跟我說過的話你自己都忘了，可我一直放在心上……”
“好了好了！”我推開她，“去把窗帘拉上。”
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收音機就和“特務”與“反革命”聯繫在一起。這種意識滲入到每一個人的神經細胞，凡是擁有收音機的人家，都會引起別人特殊的警覺。一個小小的黑匣子，深不可測，裏面藏着一個罪惡的世界；光明的、革命的世界只存在於一天播三次音的大喇叭里。除此之外都是謊言，都是魔鬼的咒語。但科學技術不斷地突破森嚴的國界，突破不可逾越的意識形態的界限，用看不見的無線電波把世界牢牢地網羅在裏面。把支離破碎的土塊箍成一個整體。我激動地裝好電池，拉出天線，戴上耳機。在這一瞬間，我自己都有一種犯罪的感覺，儘管我認為收聽廣播並不是犯罪——既然自信真理在握，為什麼害怕人民聽到謊言——可是我的手指仍然抑制不住地顫抖，在齒盤上尋找一個個波段。電波穿過太平洋、地中海、紅海的上空，越過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峰，帶着暴風雨的沙沙聲傳到我的耳鼓膜。這一晚上，我一直聽到所有的華語廣播結束的時候。
結果，我非常失望。
西方那些不缺吃、不缺穿的洋人，在這三十年裏似乎並沒有什麼長進，並沒有成熟起來。這個龐然的機械人，和飽經猶患的我們相比，和在苦難中成長起來的巨人相比，他的政治智慧不過是幼兒園水平，對在東方玄學指導下的神秘主義的政治，對在這種政治環境中造成的人們的曲里拐彎的心理和曲里拐彎的表現形式，他們茫無所知，就象中國老百姓不能理解一個美國總統只因偷聽了別人的談話便被轟下台一樣。他們評論中國的事態，只會從現存秩序出發進行所謂客觀的報導，而這種客觀恰恰是最表面的現象，還不如黑子和曹學義認識得深刻。可是，北京的中央台今天的廣播卻透露出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在一篇署名“池恆”的文章——《結合評論水濟，深入學習理論》裏說：“投降派，投降主義路線，歷史上有，現代有，今後還會有。”這個“今後”，就絕不是無的放矢……
“他媽的！”我摘下耳機，疲倦地把收音機扔在炕上。
“咋啦？”她在我身邊翻了一個身，迷迷糊糊地問我。
“不值！”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