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殿堂在股票市場的樓上

作者按：從所謂“文學新時期”開始直到今天，中國文學界總把能不能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當做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標誌，甚至有“諾貝爾情結”的說法。一個諾貝爾獎，使多少中國作家夢魂縈繞，有的人還專為奔這個大獎寫了許多中國讀者讀得齜牙咧嘴、外國人看了也其明其妙的作品。但真正和諾貝爾文學獎的主持人面談過、多少了解點“第一手材料”的中國作家大概極少，而我卻有此機緣，還可說是在中國作家中與諾貝爾文學院接觸最早的一人。此文寫於一九八三年，當時嚴文井老師是我們中國作家訪問北歐代表團團長，文夫兄和我是團員，陪同的翻譯是作協外聯部的何濱小姐。十幾年過去了，評判諾貝爾獎的主持人已有更動，可是諾貝爾文學院樓台依舊，傳統未變，也沒有搞過任何“體制改革”。我想，把這篇文章再次發表，還是有現實意義的。

拜訪以頒發諾貝爾文學獎聞名於世的瑞典文學院，是我們北歐之行的一項主要日程。

瑞典文學院在一座古老的建築里。在北歐來說，內部不能算堂皇。我們從側門進去，立時感到很陰森，彷彿進入了一座古堡。踏着沒有鋪地毯的花崗石樓梯上到二層樓，才看見外面燦爛的陽光從大窗戶透進來。樓梯口是衣帽間，脫了大衣，經過長長的走廊，又經過靠牆陳列着許多精裝書的圖書室，才到文學院秘書長俞連斯登辦公的地方。

俞連斯登是一位溫文爾雅的學者，個子不高，紅潤清癯的臉，花白的頭髮很整齊地梳向腦後，穿一身黑色的老式西服，完全是上一個世紀歐洲紳士的派頭。他，就是在決定誰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文件上簽字的人。也就是說，誰獲得諾貝爾獎，誰不得諾貝爾獎，大部分的決定權在他手上。

寒暄已畢，他先向我們介紹瑞典文學院的歷史。瑞典文學院建在一七八三年，是至今仍被瑞典人懷念的國王古斯塔夫三世創建的。當時，完全模仿法蘭西學院的建制，主要任務是發展瑞典文化。因為瑞典語言的發展和文學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一開始就着手編訂瑞典文辭典、從瑞典文的頭一個字母一直編到最後一個字母。它就是我們在長廊的一間圖書室中看到的那些書。那些書在他們歷史上的意義，很像我國的《永樂大典》。可是他們的辭典保存得很好，而我們的《大典》卻散失殆盡。

頒發諾貝爾文學獎，只是瑞典文學院的一項附屬工作。俞連斯登特彆強調“附屬”這個詞，我個人的感覺，他有一種要表現出瑞典文學院還有更重要的工作的語氣。他說，承擔頒發諾貝爾文學獎是從一九○一年開始的。在當時，就有院士不贊成攬這一個差事，覺得由瑞典來承擔世界性的文學評獎是很困難的，並且這也不是瑞典文學院該做的正經事，因為各項諾貝爾獎金完全不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麼崇高。後來終於接受了（為什麼又接受了此項工作，俞連斯登沒有說，我個人估計是為了可以多得到些經費支持）。而一旦接受了此項工作，就必須建立一個龐大的圖書館。他說，你們過一會可以去參觀這座圖書館。

瑞典文學院有十八個院士，一半以上是作家，其餘的是語言學、人文科學的教授。院士由選舉產生。學院的一切事務政府無權干涉；在瑞典，各學院都是獨立機構，不隸屬於政府某個部門。院士一律是終身職，不受任何一屆政府的影響，也就是說不管政府由哪個政黨執政，院士都不隨之進退。不過，政府也不提供一文錢的經費，學院的經費完全由私人資助。諾貝爾基金會提供了學院的日常費用（這是關鍵之所在）。

這十八個終身職的院士又選出“五人委員會”、由這“五人委員會”來決定誰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世界各國的文學家組織都有權向瑞典文學院提出候選人，學院每年要收到一百到一百五十名的候選人名單。這時，文井同志問，我國的巴金和艾青是不是在名單上。俞連斯登說，“在名單上。還有一個中國作家，叫沈從文。”文井同志又問，他們是否能夠獲得諾貝爾獎金？俞連斯登笑了笑說，“這是絕對保密的。我只能透露一件事，就是今後諾貝爾文學獎金的頒發，將偏重於中東和遠東國家，因為這些地區的作家近年來還很少得獎，但這些地區的文學最近有了很大發展。”

俞連斯登又說，年的名單上，有許多是多次被提名的人。事實上，要做到公正是很困難的（說到這裏，他帶着歉意的表情）。因為不管“五人委員會”也好，十八院士也好，他們不能讀絕大部分推薦作品的原著，只能靠譯成瑞典、英、法文的譯本。

最後，他說，他們知道中國作家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不能寫作，希望中國的中年作家和老作家努力，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他的最後一句話，倒有點中國味道。

這樣，訪問算告結束，前後不過四十分鐘。在外國，沒有在辦公室一聊就是半天的事情。我們告辭后，俞連斯登派了一位工作人員，領我們參觀瑞典文學院。

值得一看的不過是兩個地方，一個是十八院士的會議室。他們每年在這裏舉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會議，給我們印象很一般：牆上掛着大幅油畫，全是歷屆的院士，我們並沒有看到諾貝爾的像。長條會議桌四周擺着十八把金漆的古舊椅子。漆面也脫落了。我坐在主座上照了張相，感到坐椅並不舒服。那些老頭子不可能像我們一樣一開會就是幾天，不然真受不了，屁股是坐不住的，他們又不如我們練就了開會的坐功。這十八個人全到了耄耋之年，到這裏來大概就舉舉手完事。主要決定權在“五人委員會”，而最主要的又是俞連斯登。另一個地方，就是俞連斯登介紹的，專為評選諾貝爾文學獎而設立的圖書館。

這所圖書館似乎不對外，只供文學院內部人員使用。所收藏的書籍當然全是文學作品：小說、詩歌、散文、文學評論等。我們看到，以法文本居多，其次是英文，再其次是西班牙文，真可謂汗牛充棟，從屋頂一直到地板，擺滿了一排排書架，全都是燙金的精裝本。

承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好意，為我們中國作家來訪，專門把翻譯成外文的中國文學作品排出來擺在長桌上展覽。這個展覽，倒使我明白了中國作家，如巴金、艾青這樣世界著名的作家、詩人尚未能夠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個技術原因。

據工作人員說，長桌上的書籍已是瑞典文學院收藏的譯成外文的中國文學作品之全部，但看來只有寥寥的數十本。我沒有仔細數，充其量不過一百本。那長桌子比乒乓桌略大一點，而所有陳列的書又都是翻開的，讀者可以想像有多少了。這中間，又以譯成外文的四書五經、《道德經》、《西遊記》、古典詩詞、宋元話本、明清小說居多。然而，如老子、吳承恩之流，是再也沒有資格得諾貝爾獎金的了。現代中國文學作品中，魯迅的著作有幾本，但都很薄；茅盾的作品有一本：《子夜》。這些大師也已作古了。尚健在的巴金的著作，我們只看到兩本，一本是《寒夜》，另一本也很薄，看起來不像是《家》。大家都知道，《家》已譯成了許多外國文字，但遺憾的是這個最關鍵的圖書館卻沒有。艾青的詩沒有專集，只有與聞一多兩人的合集《死水與黎明》，而且是中瑞文對照本，這就可以估計出來所選的詩也不多。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我們只看到兩本《中國文學》社編的“熊貓叢書”，一本是諶容、張潔、張抗抗、王安憶等六位女作家的合集，封面是她們六位女士的照片，故一看就認識。另一本是《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選》，其中有我的《靈與肉》。

現代文學作品，從封面看出，倒是港台翻譯出版的比我們翻譯出版的多。這且不去說它，使我們大為驚愕的是，姚文元的一本什麼文學評論集，還當做主要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被陳放在很顯著的位置上。這本書有三百多頁，開本較我國一般的三十二開本大；我翻了一下，是一本打字本，不是印刷本。也不知譯者是誰，但那封面卻是印刷的，可能是哪一所大學自印的參考書。

工作人員對我們很友好、很客氣，顯然不會是有意使我們尷尬而放上這本書的。他可能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姚文元已經被我們打倒了，關進了監獄，也可能是照西方的習慣，認為人雖然犯了法，著作還可以保存下來。我們本想告訴他，姚文元這個文痞寫的東西都毫無學術價值，不過是許多條打人的棍子，但轉而一想，恐怕我們跟他說上一天，他也不會明白中國當時的政治背景，也只好作罷，放就讓它放着去吧。也許它在將來還有點史料的價值。

最好的辦法莫過於給他們供給我國翻譯出版的文學書籍。何濱以中國作家協會工作人員的身分，當場與那位圖書館管理人員建立了聯繫，答應以後不斷地給瑞典文學院寄書來。胖胖的管理員很高興，雙方都交換了通迅地址。回國以後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何濱這個小小的工作人員有沒有條件給他寄書，寄過了沒有。恐怕她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吧。

一個多小時以後，我們走出了瑞典文學院。繞到前面，才知道我們剛剛進去的那扇門是側門，正門面對着一個小廣場。正門的台階上坐着許多男女青年在曬太陽。

隨便說一句，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斯德哥爾摩難得有艷陽天。禁聲同志說，他在駐瑞典使館工作了幾年，由於太陽曬得少，四十來歲的人頭髮幾乎都掉光了。我們去的時候又是春天剛剛來臨，所以遇到太陽好的天氣時滿街都是人。瑞典人喜歡戶外活動。在時間不允許走得遠的情況下，他們常常像我們的老農民一樣，擠在南牆根兒曬太陽。

這時，小廣場的木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都是一副懶洋洋的在享受陽光的模樣。廣場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許多鴿子。地上很潮濕，還散佈着許多鴿糞、垃圾。堂皇的、世界著名的瑞典文學院的環境衛生可不怎麼樣。

這裏還要插一句：奧斯陸、斯德哥爾摩、哥本哈根的街道衛生都不像我們原來所想像的那麼好，商店連各自門前的雪都不掃，門檻外面的垃圾一律由市政工人負責。有一次逛街，我向馬悅然教授介紹我國的“門前三包”，他也認為很好。

參觀完瑞典文學院，我們有一種聞名不如見面，而見面又不如不見的感覺。心想，原來不過如此，很有些失望。當然，這個印象很大程度是圖書館所展出的書給我們造成的。

後來，禁聲同志給我們說，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在現代，不僅僅靠作品，這裏面還有些“門道”。第一，當然是政治背景，比如索贊尼辛之所以能得文學獎，幾乎完全在於他是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同時，還有文學思潮與不可捉摸的西方讀者的興趣變化。比如拉美的馬爾克斯獲獎，就是西方普遍地突然對拉丁美洲的政治關注起來，再加上他的“魔幻現實主義”。還有，就是技術因素：一個是翻譯，一個是活動。所謂活動說明了就是拉關係。瑞典文學院名義上不受政府干預，但它並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十八個老頭子院士仍然要受這一批或那一批名流的影響。禁聲同志說，如果我國的文化宣傳部門能把我們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態度確定下來；認為獲獎也是我們的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標誌，那麼在現在的國際形勢下，通過我們的積極活動，巴金或者艾青獲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當然，如俞連斯登自己也承認的，他們的評獎不可能做得十分公正，所以，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不見得就說明我國的文學沒有達到一定水平。通過這次訪問，我深深地感到了這一點。我看還是本世紀初那些不願承擔此項評獎活動的院士有見識：靠十八個根本不可能熟悉世界各國文學情況的老頭子，來一年一度評選世界最佳作品和最優秀的作家，這件事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事實也證明，從一九○一年以來，世界上很多偉大的作家並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不影響他的偉大，如托爾斯泰；而許多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到後來卻默默無聞了。

我一面走，一面這樣想。繞過正門的廣場，走到另一側的一條小巷子。這條巷子比我們進門的那一條巷子熱鬧（在斯德哥爾摩，我搞不清東南西北，只好說這一側，那一側）。巷子邊有一個酒店，那天是星期五，——星期六在瑞典就開始放假，於是許多人正在排隊買酒，準備過周末。還有幾個小“滂克”在巷子裏嬉鬧。他們就住在瑞典文學院旁邊，他們完全不知道他們隔壁的這所學院頒發的一項獎金，牽動着世界成千上萬的文學家的腦神經。

霍爾小姐領我們走進這座文學的殿堂以後，就留在走廊的一間房子裏，沒有參加我們和俞連斯登的談話。直等到我們出了圖書館才又接着導遊。我們上了汽車準備回旅館時，霍爾小姐告訴我們，那瑞典文學院下面的一層，就是從正門進去的地方，並不屬於文學院，而是一家股票交易所。

這倒很有點象徵意味：樓上的學院對文學作品所發的獎金，有時並不反映文學作品的實際價值，價格與價值是分離的；樓下交易所所售的股票，票面金額有時也不反映實物的實際價值，價格與價值也是分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