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不買日本貨

本世紀初，魯迅先生在日本專攻醫學，偶然看到一部報道日俄戰爭的記錄影片里有日本兵殺中國人的鏡頭，圍觀者皆中國人，麻木之狀可掬，自此棄醫從文。在他當時的心目中，似乎文學才是富國強民之道。這則軼事文化界盡人皆知，不必饒舌。

最近因紀念反法西斯勝利５０周年，電影電視裏又看到許多日本兵殺中國人的鏡頭，且都是當時的真實記錄，有的是外國傳教士和醫生偷拍的，有的是中國人冒着生命危險偷藏的，還有的更是“大日本皇軍’，自己留下的“赫赫戰果”。不知魯迅先生那時在銀幕上看到的是怎樣情景，但可以斷定，日俄戰爭中日本兵殺中國人的頭與魯迅先生逝世後日本兵的作為相比，絕對是小巫見大巫。到本世紀３０年代，日本已經進入機械化時代，日本兵不再是－個個地殺中國人而是成批成批地殺，成千上萬地殺；殺中國人的方式已大大進步，機槍加大炮再加毒氣彈，用著名的日本軍刀把中國人頭手工處理掉，已經成為一種娛樂，就像放着整套的電氣煮具不用，非要用符合“茶道”的規則來淺斟慢飲相似。親自用手操作有用手操作的樂趣；機械作業其實是最沉悶最無趣的，手工作業才能顯出個人風格，也只有用這種方法才可展開競賽，機械化批量生產中國人頭，不能算人的本事。

日本兵比賽殺中國人取樂還嫌不足，對中國婦女好像是先奸后殺更為開心，於是我們今天才能看到許多中國女性的解剖照。這類珍貴的照片和記錄片，魯迅先生都無緣見識，不知倘若他老人家見了會有怎樣的感想，是不是又會放棄文學而改行干別的什麼去？而倘若他老人家見了會有怎樣的感想，是不是又會放棄文學而改行干別的什麼去？而我們這一代人看了后是怎樣的心情，我沒調查也就不便發言。僅就我個人說，真是“剪不斷理還亂”，看了后心裏就像打翻五味瓶一般。

當然我還不至於愚昧到看了這些照片就憎恨起日本人，從此心懷報復，發誓要跑到日本去殺他些日本人的程度。一，這都是５０多年前日本軍國主義者乾的事情與現在日本老百姓毫不相干；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５０周年的今天，重新發表這些歷史材料，正是為了讓全世界、讓整個人類都牢記血的教訓，防止歷史在今後重演，決不是要挑起仇恨也不會挑起仇恨。以上兩點已是人所共知的一般性常識，區區者如在下，也還是明白的，況且戰犯已在東京法庭受到懲罰，時過境遷，今天的中日關係也正常化了。

但現在，中國人倒是寬容大度地原諒了日本軍隊曾在中國乾的獸行，而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很多當權者（其中不乏日本軍人的後代）卻不承認他們前輩做的事情；我們無心讓後代人還前代人的欠債，而後代人卻不領情，壓根兒要賴這筆帳，這就很難叫我心平氣和了。

據報載，受現代日本教育成長的一代日本人，大多數對50年前的中日戰爭的認識是：“一，中國和日本之間曾經有過一次戰爭；二，我們打敗了；三，我們賠償了。”不能怨這一代日本人無知，因為他們受的就是這種教育。如果我們的教師按這樣的教科書教育我們說：“日本人侵略過中國不止一次，日本能夠成為現代化國家全靠‘馬關條約’的戰爭賠款，他們在我們身上發了財又來打我們，所以日本過去是我們的敵人，現在是我們的敵人，將來也是我們的敵人。”全體中國人不磨拳擦掌才怪,中日友好便無從談起，兩個大國之間會一直敵對下去，世界也就永無寧日了。也是據報載，日本戰敗五十年後，終於有一位政府首長出來代表日本政府公開承認，過去日本“進出”亞洲，發動太平洋戰爭是對亞洲的“殖民統治”，是對亞洲赤裸裸的“侵略”，而已誓言“日本將不會重犯這些錯誤”。然而就在首相“反省與道歉”的同一天，首相領導下的內閣倒有半數成員，即十名內閣部長，跑到放置被國際法庭絞死的戰犯東條英機靈位的“靖國神社”，拜祭所謂“為國捐軀”的“英靈”，其數量和規模大大超過往年。日本政府大概忘了日本人與中國人同屬東方人，有大致相同的心理和文化背景，這葫蘆里的葯只能騙騙“老外”，騙中國人真可謂班門弄斧了。

我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生於南京，可以說我一出生就領教了日本人的招數。祖父是國民黨政府的外交官，住宅很大，就在那時的“國民政府外交部”後面──湖北路獅子橋，祖父給它取名“梅溪山莊”，是當地小有名氣的一座園林。我呱呱落地的第四天發生“西安事變”。

國共開始合作抗日，日本軍隊也就加緊了侵略步伐，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大日本皇軍”兵臨南京城下，我們舉家成為“難民”，逃往四川。今日想來，其慘狀肯定比“波黑戰爭”中的難民有過之而無不及（“波黑戰爭”的難民還有國際救濟）。我母親後來回憶說，在從南京逃往祖籍安徽途中一個下大雪的夜晚，我在她老人家背上哭鬧個不停，待逃到安全地方歇下來，才發現我腳上的鞋襪都掉了，裸露的小腳在嚴寒中凍了一路。自此以後，我有個與別人不同的習慣，就是總穿着襪子睡覺，夏天也必須如此，因為我的腳非要嚴密包裹起來才能焐暖。我不能說這個毛病絕對是日本人給我造成的，也許有其它原因，但誰叫日本人曾逼着我非逃難不可呢？如不逃難，今天很可能我就是那三十萬烈士中的一個而享受祭奠了。在找不到其它原因的情況下，每晚腳冷得睡不着時，我不想日本人想誰？

抗日戰爭勝利后，我隨家人回到南京老宅，已經從嬰兒長成為少年。在這個過程中，我當然不可能去前線，而即使身在重慶，也可說是日本人的炸彈燃燒彈伴隨着我成長的：幾乎每天都要“跑警報”也親眼見識過“大隧道慘案”。我想這點也應感謝日本軍國主義，它不知使多少中國人培養成堅強無畏的性格。對老宅我毫無印象，但據長輩說庭園已面目全非。小時喜歡玩耍，老宅的庭園比魯迅先生筆下的“百草園”大得多，足夠我自由馳騁，而我所見的已是滿目荒涼，破落不堪。名曰“梅溪山莊”，其實既無梅也無溪了，假山傾圯，雜草叢生，宅院裏所有的房門全改成日本式的紙糊拉門，地板上鋪着“塌塌米”。鄰居告訴長輩說，我家曾被日本軍隊當過“憲兵司令部”，此說確實與否存疑。不過有一次我曾玩到一個地下室，確實看見過牆上有血跡，陰森的地下室里擺着幾張莫明其妙的長板凳，屋頂上吊著鐵鏈，少不更事的我感覺到有點恐怖兮兮的，後來我再沒去那裏玩耍。大了才知道，這就是所謂的“老虎凳”吧，這也應該感謝日本人繪我的知識。KK老宅院落里還有一間大房子，說是日本人原先的倉庫。我去玩的時候，裏面還存放着成堆成堆的白糖，一袋袋橫七豎八地摞着，已經變質，硬的跟岩石一樣。留在南京的鄰居告訴我，日本人愛吃甜食，煮雞也要放糖（？），他們到處搜刮糖，所以倉庫里直到現在還有這麼多糖帶不走。大了，知道吃甜食並不是日本人特有的習慣，鄰居逗我玩罷了。可是，雖然我小時沒見過一個日本人，卻對日本人產生這樣的印象：一，和血與恐怖有關；二，愛吃甜的。不知怎麼，這種印象在我腦海里可說根深蒂固。如今我當然不能說我對日本人的印象僅此而已。可是細細捉摸起來，這種印象好似真有點象徵意味哩：鮮血與白糖！

再後來，眾所周知，在中國，好像是“階級矛盾”上升了，不但尖銳而且激烈，所以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要更時刻準備着去解放世界上還在受苦受難的三分之二的勞動人民。我以為這一歷史階段雖然荒謬，卻也使中國普通老百姓受了一次廣泛而深刻的世界人民一體化的教育，中國人再也不像過去那樣狹隘，把“非我族類”視為非人異類，即使是帶有極左色彩的國際主義，也大大消除了中國老百姓一貫懷有的盲目排外情緒；如果歷史地看問題，我們應該承認這種觀念的變化奠定了今日開放和與世界各國正常交流的基礎。KK我當然不再簡單地把日本人和血與糖聯繫在一起了，更沒有一點點敵對情緒。平反后，隨着我的小說被譯成日文，也結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十幾年來跑過很多國家，雖無大的長進，至少這點常識還是有的：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內部，都有好壞人之分，而好人總是佔大多數。如今，不管是對西洋人、東洋人或是中國人，作為個人，我都以一個人的平常心去對待。“平常心”是個佛家語，也是全世界人一體化觀念的最好表述。

第一位翻譯我作品的是北海道大學的年輕學者野澤俊敬。他干里迢迢一人跑到偏僻的寧夏，就為了與我面談，弄懂《綠化樹》中的幾個問題，其實這些問題通信中也能解決。他的敬業精神感動了我，當他提出出版這本日文本的出版社是個小企業，付不出較多的版稅時，我馬上表示主動放棄版稅，幫助他順利地出版第一本譯作。譯本不久就出來了，雖沒給我支付版稅，但郵寄來兩大箱裝幀得很好的樣書，並附了一封誠懇的感謝信。

我自然是和中國人打交道的時候多，所謂人生經歷就是個不斷和人交往的過程。碰見的中國人有可氣可笑的，碰見的外國人中免不了也有。接下來的故事，就不那麼令人愉快了。東京有家大出版商名日“二見書房”，連續翻譯出版了我兩部書一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早安朋友》（日文譯本為《早熟》），不但沒給我打招呼，樣書也不給，更不用說版稅了。中國人向來有“不蒸饃饃爭口氣”的說法，於是趁日本共同社上海支局長高田智之採訪我，就讓他評理，他聽了極為我不平，寫了篇報導登在日本報紙上。“二見書房”招架不住，終於通過高田先生給我來了封信，大意說，當時考慮到張先生不便（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受到批判），所以我們自行翻譯出版了，現在我們表示深深的“謝罪”。整封信里找不出“版稅”二字，真有點幽默感。我回信道，你們的信使我想到一則寓言：一個姓張的小販在集市上賣酒，人告他賣的是假酒，把他拖到派出所，而另一個小販趁機將酒拉到別的市場上去賣了。等張姓小販弄清是非出來，找這小販要酒錢，這小販卻說，您老人家那時在派出所，設法跟您聯繫，現在我表示深深地“謝罪”，酒錢嘛，沒有的！最後，我不客氣地告訴他們：“收回你的謝罪，付出你的現款！”

這事也就不了了之。世界上到處都有痞子，“全球同此涼熱”，有什麼辦法呢？直到１９９３年寧夏書法家代表團訪問東京。柴建方還看到超級市場裏擺着我的作品。他買了一本回來，定價１３００日元。據說此書發行的時候日本各大報登出大幅廣告，說是“現代中國的《金瓶梅》”（那時《廢都》還未出版）。把我抬舉了一番，我還不領情。

痞子過了又遇見君子，因而不用“平常心”來對待所有的人怎麼能行？日本有一家文學協會，翻譯出版了我的《土牢情話》，譯者大望浩秋。有“二見”的經驗，我壓根沒想到要錢，而他們卻託人把版稅帶到北京，儘管不多，我竟有喜出望外的感覺。中國人似乎向來有個“人心換人心”的傳統心理，錢可以不要，人心非要不可。如今你給了人家一張熱臉，而人家卻給你一個冷屁腔，怎麼也叫我想不通。

其實我對日本人和對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東南亞人、俄羅斯人、猶太人、黑人……白人等等人一樣都很喜歡。在各國旅遊時，常見日本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排着整齊的隊形，在一面小旗子和哨音的指揮下統一參觀的情景。儘管在香檄里檄大街上或羅浮宮里這樣拘謹地遊行未免有點可笑，可是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團隊精神。我曾暗暗想過，這樣的民族是很難戰勝的，在某些方面可作為其他民族學習的好榜樣。然而和德國人一比，立刻會對他們失望，雖然隊列艱整齊，旅遊的隊列也幾乎走遍全世界，但他們在世界各地卻沒有學到什麼看到什麼，依然心胸狹窄。

我有幸到過以色列，參觀了“大屠殺紀念館”。暫且不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法西斯殺害了六百萬猶太人給我的震撼，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卻不由得對德國人產生了好感，當然是除法西斯之外的德國人。陪同我們的以色列外交部官員介紹，建造“紀念館”時，德國人出的錢最多，而現在來旅遊參觀的也是德國人最多。我親眼看見不少德國遊客在紀念碑前脫帽致哀，我也立在碑前，我覺得我是既向死難的猶太人致哀，也是在向德國人致敬。那位以色列外交官已六十高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倖存者，今天他對德國人已毫無芥蒂，跟德國遊客談笑風生，常常把我們撂在一邊。如果說日本人是很難戰勝的，那麼德國人不“戰”，就“勝”了！

柏林、德累斯頓在二戰中挨的炸彈炮彈燃燒彈所造成的損失、死亡的人數不比長崎廣島少多少，不過長崎廣島人的死亡方式畢竟有所不同，今天紀念他們有另一層政治意義然而假如德國人要紀念柏林和德累斯頓挨炸，憑他們的聰明勁兒，也不是想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的。我們應該理解和同情日本人對核武器的特殊憎恨，但過份喊冤叫屈也令人反感。核武器是全世界人都厭棄的，現在好像成了日本人特有的“情結”。日本著名女作家、《華麗家族》的作者山崎豐子八十年代中期特地到寧夏來訪問我，山崎女士學識淵博，修養很深，談吐高雅，特別是對人謙恭有禮，弄得不拘小節的我常常手足無所措。但一談到原子彈，我就按捺不住地要反駁她幾句。說到中國的“文革”，山崎女士也極痛心，她說，中國的“文革”就像日本挨的原子彈，對人民都是一場大災難。我說，中國的“文革”可和日本挨原子彈不太一樣，“文革”是中國人自己整自己，其實中國人既沒有反黨也沒有反任何別的國家，老百姓完全是無辜的，“文革”對中國人是一場無妄之災，而日本人挨了原子彈，卻要思考思考自己在別國的領土上先幹了些什麼，人家為什麼要在你頭上扔原子彈。這個問題槁不清楚，日本人永遠不會進步！

我本不願接觸核武器這樣敏感的話題。然而也是據報載，就在日本執政的首相對二戰中日本的所作所為“反省和道歉”的同時，就在全世界人民都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的同時，日本執政黨會議卻借口中國進行核試驗要凍結對華援助。但一個贏弱的人面對周圍一群強者，在局勢還不太明朗的時刻（比如面前就站着個死不認錯的人），手裏拿根棍子總比赤手空拳有點兒安全感吧。我一向不願妄談政治，只會寫小說來過癮。可是今天我忍不住要議論議論：本來，決定援助誰不援助誰完全是援助國的權力，誰也不能強逼他來援助誰，今天援助了明天停止援助也是援助國的自由，別人也奈何不得，但日本決定對華援助時，已知道中國是個核國家，中國已經進行過多次核試驗，如果真正是針對核試驗而來，你老先生早幹什麼去了？今天在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興高采烈地慶祝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之際，你不早不晚偏偏趕在這個時候來這麼一下，難怪中國人會認為日本人“醉翁之意不在核試驗”了。

我真誠地希望日本人能像德國人一樣令我尊敬。我愛日本，也愛日本人。我的小說文章里不乏引用日本作家的警句，日本文學藝術的精緻細膩常讓我神往。我人微言輕，無法幫助我所愛的日本人覺醒，堂堂正正地跟德國人並駕齊驅。想來想去，只好由我力所能及的開始，所以我已決定：在日本政府沒有用實際行動表示真正的“反省和道歉”之前，一，我個人和家庭決不購買日本商品，如果怕國貨有“假冒偽劣”，情願去買西洋貨，幸好在中國與世界經濟接軌的時代，沒有非買日本商品不行的情況；二，對我還能管得着的寧夏文聯、寧夏作協及下屬十個文藝團體，我已告知辦公室，凡購買日本商品的一律不得報銷；三，我所經營的寧廈商業快訊社的電子廣告屏幕，拒絕接受日本商品的廣告客戶；四，我所經營的華夏西部影視城公司鎮北堡電影拍攝基地每年參觀遊客達三十萬人次，是到寧夏的中外人士必游之處，對日本遊客，每位免費發放一份這篇文章的複印件。

我已諮詢了法律顧問，我這樣做無可指責，因按“消費者權益法”，任何消費者都有選擇商品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