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時代與文學的思考

——致維熙

維熙兄：

在北京開政協會期間，一天在王蒙家吃飯，王蒙說起他有一次在什麼會上講話，稱你是“大牆文學之父”，有聽眾又問：那麼張賢亮是什麼？他說他是這樣回答的：張賢亮是“大牆文學之叔”！這當然是他特有的幽默。不過我倒認為，如果可以把描寫在嚴峻的現實之中，在大牆鐵窗之內而不喪失積極的本質的、大寫的人的作品稱為“大牆文學”的話，的確是你的《紅玉蘭》開了這種題材的先河，所以把我的名字排在你的後面是恰當的。故此，在這裏我應該稱你為“兄”。

感謝你對《綠化樹》的讚賞和所提的中肯的意見，但我對《綠化樹》，和你對《雪落黃河靜無聲》一樣，也不準備多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理解我們作品的，我們引為知己；暫時不理解或對我們作品持否定態度的，我們要以更高的藝術性所表述的思想去爭取理解。從大牆裏出來的人，早已把社會主義民主精神奉為自己重要的生活準則。我們對知遇之情特別感激；我們對不同意見也更為虛心。這裏，我只想就你在給我信中提出的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談一點想法。

你說：“我們文學的現狀，比起深刻迅猛的經濟改革來步子顯得有些扭捏，甚至出現了局部的停滯或裹足不前、何故？……作為上層建築的文學藝術，何以會產生和經濟改革的順差和相悖的反差？”確實是值得我們深思。

維熙兄，我不想探討造成這種文學現象的非文學原因，我只想說，如果因種種非文學的原因而使文學的步於“扭捏”、“局部的停滯或裹足不前”，以及“和經濟改革的順差和相悖的反差”，那就決不僅僅只會妨礙文學的發展。這種現象即刻會反饋到文學以外的領域，對我們的經濟與體制改革都非常不利。經濟繁榮，文學停滯，社會主義在這樣的雙軌道上進行是不可想像的。最近，我讀了一些探討西方現代社會的理論書籍，又去了一趟北歐，給我一個非常強烈的感受是：如果我們不萬分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不大力促進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繁榮，那就不能充分發揮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我們“深刻迅猛的經濟改革”之後而出現的經濟繁榮的社會中，也將和西方一樣出現種種“社會病”。

對目前西方流行的“社會病”，如吸毒、酗酒、迷信、形形色色的犯罪案猛增等等，我們解釋這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可避免的惡果，是生活於其中的人們精神空虛的表現。誠然，就因私有制而產生的根本矛盾所造成的社會現象來說，如此解釋是合理的。但是，我們在作如此解釋的同時，也應該承認西方在各門科學與文學藝術上，直到今天仍然不斷地湧現出具有創造性的優秀人才，其數量之多，成效之優，還是我們要向它看齊的。所以，現代人所謂的“精神空虛”究竟有什麼歷史內容，它和社會制度的聯繫點在那裏，是我們必須搞清楚，才能揚其長、避其短的。

從歐洲回來，我重溫了馬克思有關現代社會的論斷。這裏，篇幅不允許我大段引述馬克思著作的原文，我只想請你注意一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冊，第四八五至四八七頁與一○九頁上的幾段話。那幾段話會給我們很大啟發。原來，現代人，即生活在工業社會的人的“精神空虛”是一種因不滿足而產生的空虛，是基於人要追求自己的全面性而暫時不得的空虛。這種“精神空虛”要大大高於古代農業社會的人的“原始的豐富”。工業社會所創造的牛產力與財富，一方面因其資產階級形式會派生出種種“社會病”，另方面，又會激發起人空前活躍的創造力。而人開始不滿足，開始追求自己的全面性，則是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后的普遍心理狀態。

現在，西方在高呼他們進入了“第三次浪潮”，我們在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社會。在我看，我們所說的“四化”，是概括了他們說的“第二次浪潮”與“第三次浪潮”這樣兩個歷史內容的。隨着“四化”建設的不斷發展，我們且不去預測人們的道德觀念、價值觀念與倫理觀念會有什麼變化，人們精神上的追求將提到生活的重要位置上來，是完全可以預料的。維熙兄，你我都經過六○年“低標準”的生活。我們都知道，那時的社會問題最簡單：吃、吃、吃！連穿都顧不上。那時人們普遍認為，一個社會只要把人民的吃穿解決了，就萬事大吉，天下太平。殊不知，不論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從社會實踐的觀點出發，我們現在都應有這樣的看法：社會生產力越發達，人的物質生活越豐富，人的精神追求也會越活躍，“思想問題”也會越“複雜”。尤其在我們這個“拋棄狹隘的資產階級形式”的社會裏，你所說的“深刻迅猛的經濟改革”已使我們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種已經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易變的絕對運動之中”；“在這裏，人不是在某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產自己，而是生產出他的全面性”了。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爾溫·托夫勒說：“在任何一個穩定的社會中，任何一個佔優勢的變革浪潮，其未來發展的圖景是比較容易看得清的，作家、藝術家、新聞記者，和其他對未來浪潮的發現者，承擔了這項使命。”我認為他把作家列為“發現者”之第一位，是很有見地的。你在給我信中表述的對文學現狀的看法，就表現了這種發現。我理解你的意思，並不是指文學本身“停滯或裹足不前”。正如你信中所說，儘管“由於‘左’傾錯誤的流毒和多年來陳舊積習作怪”，儘管“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來描寫‘昨天’的文學作品，常是磕磕碰碰”，但當代文學不可否認仍然“跨入繁榮鼎盛時期”。你的憂慮，是把文學放在時代的坐標參照繫上而生的憂慮，是面對着由於社會的迅猛發展，我們的人民已經開始發展他們的全面性，開始有着更大、更廣闊的精神追求的現實，而對文學的進步還不滿足。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你我的憂慮與不滿足。正是我們走出大牆后，隨着社會的發展而要求發展我們自身的全面性的表現。維熙兄，你的這種不滿足是可貴的，高尚的。因為馬克思說過：‘’古代世界提供了從局限的觀點來看的滿足，而現代則不給予滿足。凡是現代以自我滿足出現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我和你在北戴河朝夕相處的愉快的日子裏，經常聽到你說“使命感”這個詞。我非常讚賞你具有明確的使命感。是的，在我們社會已經如此迅猛發展的形勢下，在我們的人民已經開始發展他們的全面性，而即將成為以不滿足和有着更大、更廣闊的精神追求為心理特徵的現代人的時代中，我們的文學應該怎麼辦？高度發達的社會應該有同等審美力量和同等思想意義的文學藝術與之適應。我們作家今後如果不能拿出具有更高的美學價值和更深刻、更豐富的思想內容的文學作品，以適應已經發展了的人民的美育要求和使他們得到精神享受，那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就會脫落而難以維繫整個的社會精神。想一想，這將會出現多麼使我們難堪的局面嗎！

我再次說，我不想探討造成你的憂慮的非文學原因。我只想呼籲非文學領域和整個社會重視我們文學，關心我們文學，在四項基本原則的範圍內以更寬容的精神，鼓勵文學要表現人的全面性而從內容到形式上所作的探索，以促進我們以學和社會同時健康發展和持續繁榮。我們作家，只有在我們自身的職業範圍內努力。國文兄曾提出“文學要和時代同步前進”，有人不同意，認為文學是反映現實的，永遠不可能和時代“同步”，只能跟在時代後面亦步亦趨。我也不想介入這種辯論，因為這實質上可歸於把生產力的發展同藝術的發展聯繫在一起的永恆規律的無休無止的探討。但是，我們至少應該承認文學家應該與時代同步前進這個命題可以成立。而現在，我們文學家面對這樣迅猛發展的時代，的確大有努力的必要。

首先，我認為我們文學家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和更新知識，已經成了當務之急。要表現社會、表現時代、表現歷史，沒有對社會、時代、歷史的較全面較豐富的知識是不可能的。今天，我們一些文學家，包括我自己在內，談起文學來或許能頭頭是道，但是對文學以外的領域畢竟是生疏的。這在一個長期停滯的社會環境中，也許還能應付，還能寫出一些不錯的作品，因為在那種社會環境裏，人還沒有造成自己“豐富的關係”，單個人具有的狹隘的知識，就表現了“原始的豐富”。而今天，“深刻迅猛的經濟改革”已形成了一幅廣闊而多變的社會圖景，並且把我們的昨天和傳統習慣等等也要放到新的歷史天平上來衡量；人的能力（體力的和智慧的）已接觸到前人從未涉足的領域；信息技術的變革，新的理論、觀念、藝術見解、技術進展與新的經濟和社會的創見，以空前的速度不斷地湧現，造成了人的新的智能環境，於是人擴展了自己；工業社會的集中化、標準化、同步化、專業化，在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中，並不會消除人的個性，相反，我們的人民正是藉助工業社會所帶來的物質條件充分地展開各自的個性。總之，文學是寫人與社會的，在我們面前的人與社會已開始了巨大的發展，我們面對着一個多樣化的世界，文學家如不隨之發展，不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和更新知識，就等於自行取消寫作當代題材文學作品的資格。同時，作家的勇氣不但來自藝術家的良心和責任感，還要來自對社會的科學認識與自身知識的全面性。

其次，我認為我們現在僅僅“深入生活”還不夠，還必須“創造生活”。我們作家不能只滿足於深入別人的生活，更應該在這正起着深刻變革的時代中於非文學的領域內也以具有鮮明的變革現實的意識去創造生活。我們常說作家應該是思想家，而思想家的特點正在於他要創造性地掌握歷史和在現實中體驗歷史。我很贊同意大利共產黨的領袖、馬克思主義考葛蘭西這樣的觀點，即：真正的思想家不能不是實踐家，也就是說，他是一個積極改造周圍世界的人。即使從藝術的角度來說，我們知道，豐富的想像力來自藝術的啟示、生活和體驗與記憶。但這裏所說的生活不是別人的生活，而是自己的生活；屬於別人的不論多麼激動人心、可歌可泣的生活都不能代替自身在某一領域中哪怕是進行微小的變革的感受。如果用我慣常開玩笑的口氣說的話，我建議你去當一個勞改農場的場長，建議國文去當一處鐵路分局的局長，建議文夫去辦一個飲食公司或旅遊公司，建議驥才搞一家美術廣告公司，建議子龍真正地去當“喬廠長”……以施展作家對未來發展圖景的想像，把我們變革現實的熱情化為現實或局部化為現實。經濟轉型的過渡時期正是創業精神最旺盛的時期。作家親身投入創業中去，我以為只有助於我們表現時代和再現歷史，而不會貽誤我們職業的使命。

至於我，我要和我區的同志們一起辦一個全國獨一無二的刊物——《文學家信息》。基於對我們作家、業餘作者和廣大的文學愛好者在現代都面臨著一個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調整知識結構和知識更新這種認識，基於我們現在的信息生產突飛猛進，以致許多人被知識的海洋所淹沒卻又不知道到哪裏去尋找必需的知識這樣的現狀，這家刊物專為作家、業餘作者和廣大文學愛好者從知識的海洋中提取必需的知識。也就是說，這家刊物專從文學的角度出發，來廣泛摘編文學、藝術、哲學、美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民俗學、歷史學、地理學、宗教、民族和國際政治等等方面的信息，以及介紹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比如正在發展的空間科學、生物工程和海洋工程的新情況。它將成為一套專業性較強的資料；它不追求趣味性和新聞性，只注意努力擴大文學工作者與文學愛好者的知識面，要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與文學的邊緣上形成一門邊緣科學，以促進和便利創作、研究、評論和閱讀文學作品。

現在，我們自治區領導對辦這個刊物的計劃也感到興趣。可是要把這個計劃變為現實，肯定有許多想不到的困難。但正因為有“想不到”，才能激發起活力，生活本身會不斷地把它還不為人所知的方面展示出來。我們，如不愧為當代的中國作家，就要像我們在北戴河時常喊的：“下海去！下海去！”

謹頌伏安！

賢亮

1984.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