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傾訴

——台灣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自序

一九八七年十月，保爾·安格爾和他的夫人聶華苓女士主持的美國艾奧瓦大學國際寫作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我有幸被邀參加他們的紀念活動。華苓事先來信要我準備一篇題為《我作為作家的生活》的五分鐘演講詞。正值我當時有一種要說真話的衝動，我就寫了以下這篇講話稿寄去。在艾奧瓦的譚嘉女士還細心地將它譯成了英文。女士們先生們：

我敢說，在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作家比中國作家感受到這麼多的痛苦和歡樂。在我們這個雖然廣袤但人口密度卻非常大的國土裏，在歷史的這麼一瞬問，壓縮着幾代人的願望、要求、理想和幻想，有的幾乎是針鋒相對、真正的作家，不可能僅僅只代表着一代人或一部分人，那些自我標榜為新生代或老一代代表的作家如果不是缺乏自知之明便是感覺遲鈍。因為實際上，年輕人身上也都籠罩着歷史的陰影。在夕陽西下的時刻，歷史的陰影會越拖越長，越來越濃。同樣，老一輩人也都隨時隨地受到新浪潮的衝擊。在生理上已過了更年期的人，血管里再一次地感受到青春期的騷動。

我可以虛構故事，但不能虛構自己。不但在寫作的時候，在平時我也在尋找自己。歷史的傳統要把我固定在岩石上，現實卻使我飄飛。而現實其實是歷史的繼續。我常常有一種被撕碎的感覺。當我自以為是在空中翱翔的時候，俯首一看，我的血肉還攤在那片不長青草的砂礫中間。

不斷地自我反省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我們反省的根據不是自身的直接感覺，而是某種規範，某種既成觀念。在我們國家，任何一利回在歷史上曾經行之有效的措施、方法都容易成為長久的規範；只要給謬誤以時間；謬誤也會成為真理統治人們的頭腦。請別忘了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這些東西形成了一個堅硬的外殼，我們卻要在這堅硬的外殼中孵化出來。所以，可以理解，任何一個自詡為現代派的中國作家，也都散發著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氣味。

其實，我和大多數中國作家一樣：我們既勇敢，又懦怯；既有追求，又墨守成規；既想獨辟溪徑，又心驚膽戰地怕和整體脫離；我們常常大聲疾呼，卻又暗自感到底氣不足；我們充滿着熱情奔放的幻想，但最終依然把筆下的方塊字放在它應在的位置上；我們絕對有創造能力，卻又經常不自覺地去尋找祖傳秘方或是向西方著名作家模仿；我們習慣了政治的風風雨雨，我們並不吝惜個人的生命，但同時也習慣於為了民族和國家整體的利益和聲譽而不斷地妥協；當我們在客廳里向客人大膽地高談闊論的時候，我們卻又要小心地把廚房的門關上，以免妻子聽見後向我們發脾氣。

請別以為我是個悲觀主義者。我和我的同事們正在障礙前面積蓄力量。我們積蓄的力量正在堅硬的外殼裏迴旋激蕩。徘徊其實是進步的一種形式，因為畢竟不是靜止不動。中國改革和開放的政治肯定還會遇到風雨。但是，中國民間傳說中那位神通廣大、變化無窮的孫猴子，正是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日子從一塊巨大的頑石中蹦出來的。

請別以為我說的是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的前景。由於中國現實的多變，因而就使力圖表現當代中國現實的作品有了厚重感；由於當代中國現實的多變而造成了這一代中國作家自身的複雜，因而使我們的作品無不具有多重性和多義性。我們這一代中國作家本身就是個謎，包括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這足夠後人去解析的。我們中國並不缺乏分量很重的作品，因為恰恰是具有以上所說的條件，使中國當代作家最適於表現人類本性中固有的二元化品質和自我矛盾。如果朋友們有興趣，不妨翻一翻在當代中國享有聲譽或是引起爭論的文學作品，你就會發現你的手捧不動那麼多幻想、憂慮、苦惱和歡欣。

我的話完了，謝謝大家！

十月十七日，我口袋裏裝着這份嚴肅的演講詞，由芝加哥大學李歐梵教授領着進入會場。我發覺，以色列的作家、波蘭的作家、加納的作家和一位中美洲的女作家都沒有照演講稿講話。我不懂英語，但從聽眾的反應看，他們好像還不時地插進一兩句玩笑。於是我臨時改變了主意，反正我有一位極好的口語翻譯作依仗。我就和李歐梵教授在台上如同說相聲一般，我說一句，他譯一句，說了以下一番話。女士們先生們：

在我講話之前，我們可愛的女主人華苓再三囑咐我不要超過五分鐘。我懂得她的意思。她一定以為來自中國大陸的人都是善於做長篇的政治報告的。現在，我卻想先講一個笑話。有一個小說家寫小說，寫了三天三夜沒有寫出一段。他的妻子看他寫得艱苦，便同情地問：“怎麼你寫小說比我生個孩子還難？”小說家皺起眉頭說：“你生孩子容易是因為你肚子裏有東西，我寫小說困難是因為我頭腦里沒有東西。”

幸好我們不是這樣的小說家。我們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折磨，我們肚子裏沒有什麼食物，我們的頭腦卻充實了。我現在寫作品，成了一名作家，是因為我頭腦里的東西非噴射出來不可，正像懷孕九個多月的婦女一定要生出孩子一樣。

我寫了一些長篇、中篇、短篇小說，已經有五部小說被搬上銀幕。有的演員曾因主演我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而成為影星。評論家說，我給文學畫廊中增添了一系列光輝的婦女形象，說我刻畫婦女和表現愛情有獨到的藝術手法。我聽了這些暗自發笑。因為我在四十三歲以前根本無法談戀愛。可以想像，勞改營里是沒有女人可做為戀愛對象的。直到三十九歲，我還純潔得和天使一樣。我希望在座的男士們不要有我那樣的性苦悶。

雖然我身邊沒有女人，但我可以幻想。正因為沒有具體的女人更能夠自由地幻想。在黎明雞啼的時候，在結了霜的土炕上，在冷得和鐵片似的被窩裏，我可以任意地想像我身邊有任何一種女人。她被我撫摸並撫摸着我。

一九七九年我在政治上獲得了平反，我又有了創作和發表作品的權利，於是我就把以前的幻想寫了出來。

於是，我就認識到了：文學是表現人類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對現實的反抗。

我的話完了。謝謝！

全部講話連翻譯沒有超過五分鐘。我認為這篇聽來很油滑輕浮的講話，實際上是落在很嚴肅的主題上的。那就是最後一句。這次演講意外地獲得了很好的效果。

十月十八日，在艾奧瓦的全體華人學者、作家、留學生，又舉行了一次文學討論會，仍由華苓主持。被推到台前的有海峽三岸的中華兒女：台灣的陳映真、李昂、蔣勛、黃凡等，美國的李歐梵、鄭愁予、曹又方、董鼎山等，大陸的有吳祖光、汪曾祺、古華、劉心武、張辛欣。討論會的題目是“我為什麼要寫作”。

因為開始講話之前，華苓特意向全體到會者介紹了遠道而來的陳映真的老父親。他為了祝賀國際寫作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感謝在陳映真最困難的時候得到華苓等在美國的文學界朋友的聲援，千里迢迢來到艾奧瓦。陳映真的老父親是我看到的慈祥的和具有風度的老人之一，當時的情景使我非常感動，所以我說了這樣的話。

在這次討論會上要我談“我為什麼要寫作”，我想從陳映真的父親來看望陳映真和我們大家談起。我很羨慕陳映真。他在最困難的時刻，在監獄裏，他的父親和家人仍然能夠關心他，去探監。我在大陸曾經進過監獄，進過勞改營，也進過看守所。我唯一的親人，我的母親遠在北京，靠替人編織毛線衣維持生活。她即使要關心我也沒有能力。在寒冷的塞上，在平沙漠漠的大西北，身在監獄、勞改營和看守所里，我是多麼希望有一個親人來看望我一次。每一次聽到號子外邊傳呼“某某某，你家裏人來看你來了！”我都獨自傷心落淚。我並不是想有誰來給我送什麼東西，譬如食物和日用品。我只是想把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心裏的話說給她聽。“犯人”所受的折磨除了物質條件的困苦和失去自由外，最主要的就是孤獨感。孤獨感比物質的匱乏更令人沮喪。而消除孤獨感的最好方法便是傾訴，向親人傾訴。

我為什麼要寫作呢？我就是要向親人傾訴我過去沒有機會傾訴的感受、想法和心裏話。但我後來又發現，我用筆傾訴出來的聲音並不完全被大家所理解。這樣，我的孤獨感並沒有因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的變化而消除。

於是，我只有不斷地傾訴下去。

我想，以上三篇發表的和沒有發表的講話，連起來讀，是能夠做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台灣版的序的。

然而，我並不對被真正的理解抱多大的希望。也許，我終此一生，最後會發覺，人與人之間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重要的是自己只管傾訴……

1987年11月於寧夏銀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