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文的新生

中國現在的所謂中國字和中國文，已經不是中國大家的東西了。

古時候，無論那一國，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數的人的，但到現在，教育普及起來，凡是稱為文明國者，文字已為大家所公有。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卻大概只佔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這還能說文字和我們大家有關係么？

也許有人要說，這十分之二的特別國民，是懷抱着中國文化，代表着中國大眾的。我覺得這話並不對。這樣的少數，並不足以代表中國人。正如中國人中，有吃燕窩魚翅的人，有賣紅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一切中國人，都在吃燕窩魚翅，賣紅丸，拿回扣一樣。要不然，一個鄭孝胥〔２〕，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滿洲去。

我們倒應該以最大多數為根據，說中國現在等於並沒有文字。

這樣的一個連文字也沒有的國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壞下去了。我想，這可以無須我舉例。

單在沒有文字這一點上，智識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辦白話報，五四時候的叫“文學革命”，就為此。但還只知道了文章難，沒有悟出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復興文言文，也為此，他明知道現在的機關槍是利器，卻因歷來偷懶，未曾振作，臨危又想僥倖，就只好夢想大刀隊成事了。

大刀隊的失敗已經顯然，只有兩年，已沒有誰來打九十九把鋼刀去送給軍隊〔３〕。但文言隊的顯出不中用來，是很慢，很隱的，它還有壽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開倒車相反，是目前的大眾語文的提倡，但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題：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

反對，當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規，動他不得。格理萊〔４〕倡地動說，達爾文〔５〕說進化論，搖動了宗教，道德的基礎，被攻擊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飛〔６〕發見了血液在人身中環流，這和一切社會制度有什麼關係呢，卻也被攻擊了一世。然而結果怎樣？結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環流！

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並無用處，卻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麼，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走那一面呢，這並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於中國大眾的存亡的。要得實證，我看也不必等候怎麼久。

至於拉丁化的較詳的意見，我是大體和《自由談》連載的華圉作《門外文談》相近的，這裏不多說。我也同意於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眾語的前途的艱難；但以為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後，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話文的當時。

九月二十四日。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上海《新生》周刊第一卷第三十六期，署名公汗。

〔２〕鄭孝胥（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字蘇戡，福建閩侯人。清末曾任廣東按察使、布政使；辛亥革命后以“遺老”自居。一九三二年三月偽滿洲國成立后，他任國務總理兼文教部總長等偽職，鼓吹“王道政治”，充當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

〔３〕關於打鋼刀送給軍隊事，據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報》載：“二十九軍宋哲元血戰喜峰，大刀殺敵，震驚中外，茲有王述君定製大刀九十九柄，捐贈該軍。”參看《偽自由書·“以夷制夷”》。〔４〕格理萊（ＧＧａｌｉｌｅｏ，１５６４—１６４２）通譯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學家、天文學家。他從一六○九年起自製望遠鏡觀察和研究天體，證實了哥白尼關於地球圍繞太陽旋轉的太陽中心說（地動說），推翻了以地球為宇宙中心的天動說，給予歐洲中世紀神權論以致命打擊，因此曾遭到羅馬教廷的迫害。

〔５〕達爾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英國生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者。他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種起源》一書中，提出以自然選擇為基礎的進化學說，摧毀了各種唯心的神造論、目的論和生物不變論，給宗教以嚴重的打擊。因此受到教權派和巴黎科學院的歧視和排斥。

〔６〕哈飛（ＷＨａｒｖｅｙ，１５７８—１６５７）通譯哈維，英國醫學家。他根據實驗研究證實了血液循環現象，為動物生理學和胚胎學的發展奠定了科學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