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寫入這部長篇小說的是三個家族內外的眾多人物。原要分為三部長篇來寫，但我不敢佔用讀者過多的時間，試圖找到一種比較“經濟實惠”的結構，將三個家族包容在一部小說里，而不必在編織各種人物的相互關係上挖空心思。我從“冰糖葫蘆”和“烤羊肉串”的“結構”方法上受到了啟發，用第一人稱“我”的經歷和視角，把三個家族內外的各種人物串連起來。“我”在其中的位置好像只是“冰糖葫蘆”和“羊肉串”中的那根棍兒。但我十分注意“我”所串連的“山裡紅”和“羊肉”的質量，希望讀者能夠吃出好味道。

這樣的結構給我帶來了一種自由，就是毋需在整體結構上煞費心機地編織一個完整的故事，而是每個家族及每個人物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只需“我”發揮一下“串連”的作用，人物就可以隨時出現，也可以隨時消失。但我必須小心從事，當我在一個類似散文體的大結構中獲得敘事的自由時，始終不敢怠慢了讀者閱讀小說的興趣，必須隨時提醒自己，“我”所串連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敘事性“散文”，而是“文學即人學”意義上的具有審美價值的人物。“我”還必須跟着“人物”走。他們都具有環繞着自己的社會矛盾和生存“難題”以構成“情節”，他們的命運應引起讀者的關注而產生“懸念”，而且，他們必須是屬於我的發現。

當我完成這部小說的時候，我喜悅地看到，我給讀者送去了四十多個人物，送去了他們各不相同的具有紀實性的傳奇故事與他們“心靈的秘史”，其中多半是我過去的作品中很少涉及的城市和鄉村三代知識階層中的男性和女性。他們是由中國傳統文化所造就、而又較早地接受了外來文化的一批人，有清末的舉人和接受“西學”的紳士，有早期的職業革命家和他們的同路人，有教授、“洋博士”和不那麼循規蹈矩的私塾先生。還有“浪漫的薛姨”，哀婉多情的宛兒姨和她不時撲閃着的“杏形的眼睛”。歷史不願意成全他們，即使對其中的勝利者，也要把他們始料不及的悲劇及其在內心引起的巨大痛楚和迷惘，遺留在遠去的驛站上。人類不可避免地要在正劇和悲劇乃至於十足的鬧劇中沉思着、跋涉着，走向新的驛站。

與“大舅”和“姨父”擁有知識、家產和權力的家族相對應，此書也寫了“父親”從中破殼而出的貧困、封閉的農民家族。與以上兩個家族相反，這是一個不會產生“理論”、“主義”和仁人、志士的家族。他們在粗糙的物質生活、瑰麗或是奇譎的神話和歷史傳說所構成的亦真亦幻的世界裏，在與自然界相互親近和相互矛盾中，活着並消亡着。即使是“老爺爺”和“老奶奶”那樣以驚人的生命力量創造生命奇迹的人，最終也沒能逃脫悲劇的結局。田園牧歌已經消亡在遠去的雲煙里，留給這個家族的，是掛在桑樹枝椏上的輓歌。

當我將作品中的父親、大舅、姨父等人物作為三個家族中的主要人物來表現的時候，一點兒也不敢輕慢別的人物。他們在各自的位置上沒有主次之分。即使只是在一個章節或是一些片斷中出現的清末舉人或留德博士、省委書記或開明士紳、軍官或藝妓、私塾先生或盲藝人、爺爺或奶奶、財主或長工、福音堂里的英國牧士或難童收容院裏的孤兒，等等，我都傾注了同樣的心血，希望在“我”所經歷的人生驛站上，給讀者展示一個流動不息的人物畫廊。這個畫廊里的人物或工筆、或寫意、或濃墨重彩、或僅僅是用單線條勾勒出來的素描和速寫，都應該成為可以獨立存在的藝術品。

我還試圖寫出三個家族在地域文化上的差異，也表現了純屬個人化的愛、恨、情、仇。但是，即使在純屬個人情感領域，誰也擺脫不了環繞着他們的社會矛盾，也許還有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之間的矛盾，例如家族內部不可割捨的親情與政治觀念上勢不兩立的矛盾。每一個家族、每一個人物都有自己的一本“難念的經”。

作者向讀者說明自己試圖表現什麼，實在是犯傻。這不僅因為他在寫作過程中常常出現自己也說不明白的“寫作衝動”，還因為讀者並不在意作者試圖表現什麼，而只是重視自己在作品中感受到了什麼。因此，這篇“後記”只能說是作者犯傻時與讀者談心。他真誠希望

此書能贏得讀者的喜愛，那將是對他年逾花甲之後的許多個不眠之夜的褒獎。

在此書即將第二次印刷之際，我還要感謝長江文藝出版社為此書增添了精美的插圖，並支持我對此書又作了一些修改。這無疑要增加出版成本，而沒有提高書價。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了贏得讀者的喜愛。

讓我用巴金老人《真話集》“後記”中的一句話激勵自己：

“我的生命並未結束，我還要繼續向前。”

2002年元宵節一稿，8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