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戰俘
姨父剛剛撤離，國民黨少校營長賀石就緊接着隨八十五師進駐豫西。歷史讓姨父避開了一次與堂兄賀石刀兵相見的機會。我不忍心設想，他兄弟倆作為敵對營壘里兩個決不妥協的鬥士假如在一場戰鬥中短兵相接，心中會不會顫抖，意志會不會動搖，子彈會不會在它應該遵循的政治軌道上發出凄厲的嘯叫。但是我知道，姨父曾竭盡全力要把賀石拉到自己的營壘中來，試圖讓親情跨越政治的鴻溝。
賀石帶部隊路過坡底，久別的家鄉向他展現着一幅凄慘景象：國民黨縣、區政府已經沒收了賀家的全部土地；還鄉團搗毀了賀家大院的所有房屋，使他的父輩和祖父輩建造的莊院變成了一片廢墟，還殺害了十二名來不及撤離的農會會員，把屍首拋入賀家井中，向井裏填滿了石頭，血水溢出了井口。還鄉團又竄到東街砸了賀家的染坊、油坊、煙草坊，就要動手拆毀賀家的老屋。賀石身着美式軍裝，大頭皮鞋“砰嗵、砰嗵”地走進了門樓，冷冷地拔出了手槍。還鄉團的打手們喊叫說：“糟了，賀家還有蔣家的人哩！”跟頭尥蹶兒地翻牆頭跑了。
大頭皮鞋又“嗵嗵”地敲擊着坡底的村巷。賀石不時停下來，望着中國共產黨豫西地委、專署、軍分區留在磚牆和土牆上的各種佈告，在佈告下邊簽署着專員大名的地方，他碰到了賀勝光芒逼人的眼睛。他已經知道，他的父母和兩個妹妹也被賀勝帶到黃河北岸去了。他不知道應該責備勝子“劫掠”了他的親人，還是應當感謝勝子讓他的親人避免了一場血腥。
大頭皮鞋又“咚咚”地登上村北的山坡。祖墳里的墳頭都驚呆了似地沉默着，顫動着墳頭上的荒草，掩飾着墳頭裏的恐慌和驚愕。賀石在爺爺墳頭前直直跪下，磕了三個響頭，說：“爺，勝子走了，把你的後人都帶走了，只剩下我了。俺倆的項圈你拿着，俺倆都顧不上你了！”血從他額頭上淌下來，如一條紅色的蚯蚓在鼻窪里蠕動。他拔出手槍，“砰砰”地朝天上打了一梭子子彈。大頭鞋踢着直冒青煙兒的彈殼，追趕隊伍去了。
山鵓鴿正在他頭頂“咕咕”鳴叫。新起的硝煙里，沒有綠陰。
賀石的舅父是一個兩腿格外勤快的牛經紀，而且無法遏止職業養成的喜愛動用舌頭的慾望和進行斡旋的衝動。他跑到黃河北岸的解放區，向我姨父報告了賀石路過家鄉、又開拔到新鄉駐防的消息，說他去新鄉看望了賀石，並為他的外甥表現着深刻的感傷：“勝子，國民黨對不起你石子哥呀！”
姨父忙問：“咋了？”
“他在那邊做的官比你在這邊小多了，早八年就是營長，現在還是營長，只有他那身軍裝比你強！”
“他受誰的氣了？”
“怪他得罪了團長。”賀石他舅說，“團長挪用軍餉做生意，不給士兵按時發餉。石子就跑到團部，指着團長的鼻子罵他是個喝兵血的，摔了大檐帽說，老子沒法幹了，老子走呀！是師長親自攆上他，把他請回去的。事後，團長照舊挪用軍餉做生意，惟獨石子這個營的軍餉按時發放。像他這樣的‘愣頭青’，長官不打他的黑槍就算萬幸，提拔他，那是妄想！”
姨父嘆息說：“我正想石子哥哩，你這樣一說，我就更想他了。”
“跟着石子吃糧的弟兄，都跟石子鐵心。”賀石他舅誇說，“他手下三個連長，有兩個是咱縣的老鄉，見了我，都為石子抱不平說，瞧瞧咱家鄉的告示，賀營長的兄弟在那邊都當上專員了。咱營長在這邊還受着狗日的窩囊氣，倒不如領着弟兄們上山拉杆兒去！”
姨父認真聽了，目光霍地一亮。
賀石駐防的新鄉緊挨着太岳解放區。姨父報經組織批准，決定委派與賀石的大妹妹剛剛完婚的新郎官兒、共產黨員馮傑，跟隨賀石的舅父，以探親名義，去新鄉策動賀石起義。
賀石的舅父為自己能受此重託而得意，對馮傑說：“外甥女婿呀，你知道我是幹啥的？我是空着一雙手賣這張老嘴的呀！在牲口市上，我就是夾在買主跟賣主中間，叫他們都得聽我的，最後還都得承情謝我的外交官呀！這事兒就包在我身上了！”馮傑說：“舅，咱不是去牲口市上買賣牲口。”舅說：“咦，世上事都得討價還價，道理都一樣。”馮傑說：“舅，你只管當個牽線兒的，話就留着叫我說吧。”
他倆潛入新鄉，馮傑向賀石說明了來意。賀石骨碌了一下大眼珠，說：“只敘家事，不談政事。”請他倆吃着豬頭肉，喝着老白乾，卻一聲不吭。舅父大人忍不住說：“石子，勝子忘不了你這個好哥呀，你們還是兄弟團圓吧！你大妹和你這個妹夫也都是‘同志’哩！你要是去了那邊，起碼也得是這個……”說著，右手一抖摟，甩開了寬展展的袖口，抓住石子的手指頭，用袖筒罩住，就在袖筒里捏起了“碼子”。馮傑來不及制止他，他的手指頭已經像小老鼠一樣在袖筒里鼓擁亂動，“勝子眼下是這個，你一過去就是這個。反正，不會叫你是這個！你懂了沒有？”石子抽出手指頭，說：“喝酒，喝酒！”舅父大人赫然變色，“咋啦石子？勝子是大拇哥，你是二拇哥，反正不會叫你當小拇哥，這還不行？”石子說：“舅，酒場上不說官場話。”馮傑說：“石子哥，你冒着生命危險掩護過勝子夫婦，那邊組織上給予很高評價……”石子截住話頭，“過獎了，這不過是一個當哥的應盡的情分。”他舉杯清了殘酒，讓勤務兵拿來兩套軍裝，面無表情地說：“穿上，舅也穿上！”舅父嚇了一跳，“石子，你沒看看，你舅的鬍子都白了，你不管咋着，也不該抓你舅當壯丁吧？”石子說：“我是送你倆趕緊走人，穿上軍裝，好送你們出城。你們回去，向勝子夫婦問好，向我大妹子秋桂問好！請勝子把我父母和小妹根花兒送到我這兒，別讓他們再拖累勝子，也讓我儘儘孝心。”不由分說，連夜把他倆送出了新鄉。
姨父接受不了這個令人失望且具有滑稽意味的結果，倒是立即按照石子的意見，再託付石子他舅送去了二伯、二娘和小妹根花兒，讓他們全家團聚。姨父多次感嘆說，可能是自己連累了石子。石子的上司肯定會看到留在豫西的告示，知道了他在共產黨內的身分，加強了對石子的防範和控制，再加上舅父大人方式不妥，石子能把這兩位說客禮送出境，已經很不容易了。
歷史又給姨父提供了第二次機會。
一九四九年春，淮海戰役勝利結束，中原全境解放。姨父出任剛剛組建的中原臨時人民政府秘書長，賀石他舅又匆匆跑到K市，凄凄惶惶說：“勝子，我看石子這孩子已經沒有了！”姨父吃了一驚，忙問：“咋了？”石子他舅說：“石子手下有個當兵的是咱縣老鄉，他領了解放軍發給的路條和路費，回家給我捎話，說石子當上了上校團長，參加了‘徐蚌會戰’，就是你們說的淮海戰役，叫解放軍重重圍困在一個指甲蓋兒大的村子裏，馬也殺吃了，皮帶也煮吃了。一到晚上，解放軍就把飯碗、飯盒敲得叮噹響，叫他們過來開飯。石子的護兵爬過來吃飽了，又給石子揣回去幾個大包子。石子的肚皮已經貼到后脊樑上了，可他接過包子，看也不看一眼，就把包子扔到雪地里了。沒多久，解放軍發起總攻，一個炮彈砸下來，就不見了石子！”說著，就掉下淚來。姨父說：“先別慌着難過，我正在打聽他的下落。”
賀石他舅還沒來得及離開K市，俘虜教導營政委就給我姨父打來了長途電話：“我們俘虜了國民黨58師一個上校團長，名字叫賀石。他自稱是你的堂兄，曾在國民黨通緝你的時候掩護過你，送你安全出走，是否屬實？”姨父又驚又喜說：“屬實。他在寧夏駐防時，還以同鄉關係掩護過家鄉去的一批同志哩！”教導營政委說：“請你寫一個書面材料送來，我們乾脆把賀石送到K市，由你們甄別處理好了。”
賀石他舅聽說賀石有了消息，又喜又憂說：“他的家眷還在徐州受症哩！”
姨父說：“請你把他們接到這裏來，叫他們一家在這裏團聚。”
教導營就在徐州旁邊。姨父讓賀石的舅父繞道教導營，給賀石帶去了一封問候信：“久疏音問，時在念中。得知近況，感喟莫名。往事如昨，恍然入夢。因工作繁忙，不能親往探視，務請鑒諒！”等等。寫畢，又提筆添上了一句話：“革命形勢大好，吾兄前途亦一片光明。”
數日後，賀石的舅父把賀石的家眷帶到了K市。姨父和三姨見了大喜，原來賀石的妻子正是當年在鄭州照料過他們的肖翠花，懷中抱着一個不滿一歲的“小賀石”。肖翠花好像還沒有從驚恐中醒過神來，見到姨父和三姨，還一驚一乍地稱讚“大軍”真好，紀律嚴明，去徐州家裏搜查，只搜走了兩支手槍，其餘的東西、包括金銀首飾動也沒動。三姨問她受苦沒有？她說不苦不苦，只是沒有柴火燒飯，倒是有用不完的子彈箱，都劈開當柴燒了。肖翠花接着就問，狗娃他爸怎麼樣了？原來他們的孩子叫狗娃。姨父說：“不用擔心，你們為革命做過好事的呀！你在這裏歇幾天，也叫你弟妹侍候你一回。石子哥很快就會回來。”三姨正在籌備建立H省總工會，忙不迭地安排肖翠花母子在招待所住下，就跟姨父商量，翠花嫂才二十幾歲，又有高小文化，不如把她安排到紗廠當女工，你看怎麼樣？姨父說，是的，我們要壯大工人階級隊伍，石子哥也要有所安排的。
俘虜教導營的人卻慌慌張張來到了K市。
“報告秘書長，賀石逃跑了！”
姨父驚呆了，“這怎麼可能？”
“過了永城，他半夜起來解手，翻牆頭跑了！”
“他能跑到哪裏去呢？”
“說不定又去找老蔣了。”
姨父問賀石他舅：“我的信給他沒有？”
“給了。他坐在小板凳上，腳脖上裹着繃帶，守着一口大鍋，正給俘虜們燒開水哩，看了信，頭也沒抬，說：‘謝謝勝子，我也正想他哩！’又隨手把信扔到鍋底燒了！”
“他是不是回坡底了？”
“那咋能？我明明說，要在你這兒吃團圓飯哩！”
半個月過去了，坡底來人說，沒見賀石回去。
南方還沒有完全解放，戰爭仍在進行。姨父和三姨都感到極大的不安，翠花嫂也整天心驚肉跳。三姨說：“翠花嫂，你去紗廠當工人好不好？”翠花說：“我還有狗娃纏手，俺娘倆回坡底等他吧！”姨父只好託付賀石他舅把肖翠花娘倆送到了坡底。
從此，一去四十年，姨父再也沒有得到過賀石的消息。
但是，姨父對一個國民黨上校團長的逃跑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為此受到了黨內嚴重警告和通報批評。通報說，賀勝同志身為黨的高級幹部，卻被封建性質的家族親情所蒙蔽，喪失階級立場，為一個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的國民黨軍官逃脫人民法網、繼續與革命為敵提供了可乘之機。在革命事業即將在全國範圍內取得決定性勝利，國民黨反動勢力仍在進行頑固抵抗的複雜形勢面前，我黨一切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務必從這一事件中汲取嚴重教訓，將革命進行到底。
姨父真誠地作了檢討。他說，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性錯誤，再次從其地主階級家庭出身上找到了這一政治錯誤的階級根源，從其自幼受到儒家文化的傳統教育上挖掘了歷史根源，從一片大好形勢下未能保持清醒頭腦乃至於嚴重喪失了革命警惕上抓住了現實根源，因此，要徹底改造世界觀，從根本上轉變立場，接受這次沉痛教訓。同志們認為，賀勝同志的檢討是誠懇的而不是敷衍了事的，是認真的而不是得過且過的，是深刻的而不是隔靴搔癢的。但是，還需要在今後的工作實踐中繼續認識其嚴重危害，務必嚴格要求自己，認真接受這一深刻教訓。
在省會人民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上，我站在高中學生的隊列里踮起腳尖，看見姨父身穿灰色中山裝，站在檢閱台上，不時與他左右兩邊的首長或頷首低語、或談笑風生，好像釋去了重負的樣子。但他下了主席台，就問我三姨：“你猜，我剛才想起誰了？”三姨說：“那些沒能活到今天的好同志。”姨父嘆息說：“是啊，可我，還想起了賀石！”
12.星星跑了
當勝利的禮花撒向天空的時候，賀石是掠過姨父心頭的一道陰影。在新中國建立以後的歲月里，賀爺的經歷又成了姨父心靈深處的傷痛。
建國初期，賀爺、賀奶跟我姨父一起住在K市保定巷的一個四合院裏。隨着新中國的建立，太岳根據地已經成為歷史。賀爺作為太岳根據地的專署諮議、民主建國會主任的職務已經不復存在。姨父和他的同志們日理萬機，一時沒有想到還需要給賀爺安排新的工作。賀爺並未介意，正為兒子和他的同志們的革命成功而過早地得到了安度晚年的喜悅。三姨說，本來有可能使賀爺感到不安的土地改革，也由於國民黨已先於共產黨沒收了賀家的全部土地與賀爺“失之交臂”，連一頂“開明地主”的帽子也沒能戴上。
我在K市街頭看到過賀爺。那時的賀爺不過五十歲出頭，蓄着花白短髭，身材依舊高大，着灰色中山裝，眉宇間藏不住昔日的英武之氣，手中卻掂着一個與他的風度頗不相宜的菜籃子，向菜販兒露出慈祥的微笑，從不討價還價，從不挑挑揀揀，從不看秤桿兒高低，交了錢，掂着空籃子就走。菜販兒在他身後喊叫：“老同志，菜忘了！”他就自嘲地笑着，“喲，可不是，我差點兒把自己都給弄丟了！”
我作為K市高中腰鼓隊的成員在鼓樓街打腰鼓時，又在街頭觀眾的行列里看到過賀爺。我感到他不應該只是古都街頭慶賀解放的一個看客，因而格外賣力地為賀爺敲着腰鼓，還即興發明了一個高高躍起的動作，扯起鼓棰上的綵綢作“飛天”狀。人群里的賀爺便露出落寞的微笑。但我不會想到，當我到了報社，成了記者娃娃，參加了省直機關土改複查工作大隊，而且聽了姨父所作的動員報告，決心抓住“民主革命的尾巴”，奔赴一個山村經受考驗的時候，賀爺卻要接受山那邊一個農會的清算鬥爭。
一九五二年春天，姨父應該有一副好心情。他作為H省人民政府秘書長，在毛主席發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號召以後，又兼任了“治淮指揮部”的秘書長。他好像總結了大禹和大禹的父親鯀在這塊古老土地上治水的經驗教訓，採取了“蓄泄兼顧”的方針，全面展開了五個大水庫的建設工程。土改複查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收尾工作，也在全省廣大農村勝利地進行着。
那一天，姨父出席了治淮工程的模範表彰大會，給一批大禹的子孫們戴上了紅花，懷着喜悅的心情回到家中，看門兼管收發的老人交給他一封信，說是來自他的家鄉的兩個民兵送來的急信，他們住在省政府招待所等他回話。
那是一個蓋着“L縣農民協會”大紅印章的公函，或者說是一個措詞嚴厲的“通牒”或“勒令”，大意說：賀雨順是坡底鎮首戶地主，有嚴重剝削行為，且長期擔任L縣政警隊隊長、保安大隊長等重要偽職，歷史上犯有嚴重罪行，民憤極大，必須把他交給群眾，接受鬥爭，進行徹底清算，等等。
L縣民兵的到來也驚動了省政府主席齊楚。抗日戰爭以前，齊楚以高中國文教師的身分為掩護，任地下黨豫西特委書記時，就是我姨父的上級。齊楚對待同志的誠摯、厚道及其小腳老伴為秘密來去的地下造反者提供的蔥花兒雜麵條，都給我姨父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齊楚對賀雨順老先生曾是國民黨縣級政權的實力派、卻積極支持並最終投身革命的經歷也了如指掌。但是，作為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早期學員，他親耳聆聽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的教導，而且懂得，一切革命同志、尤其是黨的領導幹部決不可以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感到L縣的民兵帶來了一件令人棘手的事情，正為找到一個比較穩妥的處理辦法而猶豫不決，卻不知道他的秘書長同志已經得到了L縣農民協會的書面通知。
在省軍區政治部工作的明叔聞訊，急急騎着車子跑回來。
“哥，能不能不叫爹回去？”
姨父沉默了半晌，悵然說：“明，你十四歲入伍、十六歲入黨，你應該知道，這是對我、也是對你的考驗。”
二十一歲的明叔開始落淚，“我想不通，爹對革命是有功的。”
“爹的歷史上也有污點。”
“對起義人員還要實行既往不咎的政策，難道爹還比不上一個起義人員？”
“這是農會的意見，是群眾運動，咱不能站在群眾運動的對立面。”
西屋傳來賀奶的哭聲。
接着是賀爺的聲音：“你哭啥？你要把勝子的心給哭亂是不是！……”
賀爺剛剛去街上逛書店，正巧碰上家鄉來的民兵逛大街，他認出是坡底鎮的鄉親，喜出望外地打招呼說：“啥時候來了？咋不去家裏坐坐？”
鄉親卻露出怪異的表情說：“去，咋能不去？農會叫俺接你回去開會哩，就等賀秘書長一句話……”
賀爺到家，又看了石子他舅寄來的一封信，就吩咐老伴給他打包袱。
姨父和明叔來到了西屋。
“你不該瞞着我。”賀爺責備他的長子，“我不會叫你們為難！”
“爹，你……你叫我給組織上說一聲。”
“你啥也不要說，我眼下就回去，我不能叫人家說這裏是我的防空洞。”
“你回去找死哩？”賀奶哭着說，“前些年我跟你們跑到黃河北，那裏的鬥爭會差點兒嚇死我。你想叫用亂棍夯你、用石頭砸你哩！”
姨父解釋說：“那是‘急行土改’的錯誤做法，已經糾正了嘛，現在不會了。不哭，媽，在這個時候……在我爹這個時候……你不能哭，媽，我們都……都不能……”他又儘可能沉靜地囑咐父親，“爹，你要想開點兒，千萬想開點兒，群眾運動嘛，你好好想想，過去總有不對的地方，是不是？給群眾說說，也叫群眾給你說說，總之，爹要想開點兒！”
警衛員說：“秘書長，家鄉人來了！”
“請他們坐會兒，喝口熱茶。”姨父又對父親說，“他們是奉命行事，爹也不要介意，要理解他們……媽，你有頭疼病，你不能哭……”
賀爺也對賀奶說，“你不能再哭了，快給我打包袱！”
姨父與明叔出了西屋，正碰上齊楚急急走進來。
“怎麼？”齊楚望着站在門道里的民兵說，“你們二位也到這裏來了！”
“是哩，是哩，俺坡底還等着開會哩！”
“你們兩位同志聽我說，這位老人對革命是有貢獻的，要保證他的安全，你們回去也要給農會的同志講清楚，不許動手動腳，不許污辱人格。”
“是哩，是哩！”民兵掖了掖腰裏的“二八盒子”。
齊楚進了客廳，對我姨父說：“我已經給地委打了電話，讓他們通知縣委，務必保證老先生的安全，決不可違法亂紀。今天研究治淮問題的會議，你就不要去了，你留下，給老先生好好談談。”又嘆了一口氣，說：“群眾對老先生的過去有點怨氣，叫群眾消消氣就是了。”又格外鄭重地與我姨父握了握手，匆匆去了。
姨父還有兩個正在上中學的小弟、三個正在上小學的兒女放學回來，明叔剛剛向他們講了正在發生的事情，賀爺就挎着一個大包袱出了西屋。他看見了驚呆在院子裏的兩代人，就定定地站住，說：“你們有工作的好好工作，正上學的好好上學，要以前途為重，不要為我操心。”又向門外的民兵打着招呼，“咱走吧，鄉親，一路上不必提心弔膽，我老了，就是叫我逃跑，我也跑不動了！”
明叔至今還記得父親挎着包袱跟隨民兵遠去的背影，還記得追隨着這個背影的一雙雙含着淚水不敢叫它流出來的眼睛。背影就要消失在保定巷盡頭的時候，大家才忽然想起沒有任何人向老人說一句送別的話，也沒有任何人敢於對他臨別的叮囑作出回應。姨父好像剛剛從一場噩夢中醒來，忙說：“明，你快去……快去送送咱爹！”
明叔說，他從火車站回來時，西屋一片哭聲。賀奶繼續用記憶折磨自己，“我知道……他回不來了……我在黃河北見過……再不會有他了……”
客廳里，只有剛剛下班的三姨陪着姨父，三姨的眼圈紅紅的，勸慰姨父說：“你也想開點兒嘛，我們也搞過‘貧僱農坐天下，說啥就是啥’嘛，也錯批錯斗過不是？我們也得總結教訓不是？……”
姨父看見明叔回來了，急急地問：
“給爹戴銬了沒有？”
“沒有。”
“車上有座位沒有？”
“爹有座，他倆一個坐着，一個站着，把守着過道。”
“爹又說啥了？”
“爹不說話。我跟着火車，跑到站台盡頭，爹也沒有扭頭瞅我。哥，我看咱爹……”明叔忍不住抽泣起來。
“不哭，不哭，咱爹咋了？”
“咱傷了爹的心了！”
一顆最頑強的淚珠從姨父用特殊材料製成的眼眶裏拱了出來，但他毅然用手掌消滅了它，站起來說：“唉，淮河又要鬧事了，有個會我不能不去！”他向門外走着，又回過頭，用懇求的口氣說，“明，你在這兒多住幾天，陪陪咱媽！”
我曾膽怯地向姨父提起這件遙遠的往事，表示我對賀爺遲到數十年的同情。姨父總是立即止住我的話題，說：“他回去並沒有受多少委屈，批批鬥斗、走走過場就是了！”
但我沒有勇氣告訴姨父，我對坡底的訪問得知，即使那是一次比較文明的批鬥，也讓賀爺經歷了一次心靈的煉獄。
民兵帶着賀爺走過賀家大院的舊址，那裏早已變成了國民黨還鄉團製造的一片廢墟。而且賀爺知道，六年前，他的二哥、二嫂讓那個披戴着國民黨上校軍銜的兒子送回家鄉，也曾面對着同一片廢墟。二哥受不了這樣的刺激，搖頭頓足，哭呼蒼天，吐血數盆，猝然昏倒，再也沒有醒過來。只半年，二嫂也跟着二哥進了墳地。賀爺只是在他面對賀家大院的一片廢墟時，才十分具體、十二分真切地發現，自己早已成了一無所有的無產者，而且是一個被國民黨的省主席宣佈為“豫西禍首”的無產者。現在，他必須接受他所皈依的那個被壓迫階級的清算。
村巷兩邊的村民在賀爺面對廢墟時才與他作出了同樣驚心的發現。他在民兵的押送下，目不斜視而又不無感傷地從廢墟前邊走過。村巷兩邊，是一雙雙沉默和驚愕的眼睛。有的眼睛裏也夾雜着對於任何一個曾經闊氣過、神氣過而終於觸了霉氣的人都會表現出來的快意。沒有問候，沒有吶喊，沒有嘆息。只有押送賀爺的民兵將手按在“二八盒子”上，向所有的眼睛炫耀着“一切權力歸農會”的權威，表現着完全合乎情理的自豪，喊叫着：“看看，俺從省城大官兒的高門樓里，硬是把他揪回來了！”
賀爺說，他聽到這一聲吶喊的時候，甚至產生了對他的長子——那個共產黨的“省城大官兒”的崇高敬意。哦，只有共產黨的省級官員才可以把自己的老子如此順從地交給民眾。賀爺感到，這的確是一件值得慶賀的既合理、又普通的事情。他的心情逐漸鎮靜下來，開始邁着穩健的腳步穿過變得陌生的村巷。
但是，當他被押進村西奶奶廟的時候，他對自己所作的一切心理調整卻受到致命一擊而轟然瓦解了。因為他看見，用麻繩背綁着的趙雙貴正鼓突着驚愕的眼珠盯視着他。趙雙貴是從縣南的一個山洞裏抓回來的游擊司令。他面黃肌瘦而虎視眈眈、驚駭不已而又喜不自勝地向賀爺打着招呼：“你好啊，賀司令，沒想到你會回來陪我！咱倆咋又變成一根繩拴的兩個螞蚱啦？哈哈，哈哈哈哈……”趙雙貴大笑不止，民兵用槍托戳他，也制止不住他打從心眼裏爆發出來的怪笑，笑得渾身打着哆嗦，笑出了渾濁的眼淚和兩條蚰蜒樣閃光發亮的鼻涕。賀爺被怪異的笑聲震顫着，如有無數條毒蛇吐着猩紅的信子、曲身勾首地死纏着他。他頭昏腦脹、肝膽俱裂，像一個沒有放穩的布袋栽倒在奶奶廟裏。
賀爺醒來時，趙雙貴的脖子後邊已經插上了“亡命旗”，正被民兵揪着胳膊架出去。趙雙貴依舊虎視眈眈地望着賀爺，得意地發話：“賀司令，我在東河坡奈何橋上等你，哈哈哈哈！……”
賀爺聽到了一聲槍響，天空上滾動着人的笑聲。
賀爺再次醒來時，一個陌生的媳婦正在民兵的監視下用勺子喂他喝湯。
“你是誰？”
“三叔，我是你侄兒媳婦。”
“不對，我家早沒人了！”
“有哩，三叔，我是石子屋裏的，你還有個侄孫子也在哩！”
賀爺哭了。他終於想起，在賀家三代人走的走了、死的死了以後，一個沒享過賀家一天福的年輕媳婦心甘情願地來賀家受苦，帶着一個沒了爹的孩子，等待着一個沒有音訊的丈夫。她是賀家惟一的還能喂他一口熱湯的反動軍官家屬。
鬥爭會是在關爺廟戲台上進行的。這是關爺看戲的地方。關爺在這個戲台上看過一幕幕歷史的活劇。賀爺和姨父都在這個戲台上扮演過歷史交給他們的各種角色。賀爺過去不曾想到過，他必須認真扮演一個被民兵押上戲台的角色。坡底的老鄉親說，關爺並沒有因為賀爺把他“請”出了關爺殿而幸災樂禍，當賀爺被押上戲台的時候，那塊寫着“忠義千秋”的匾額水汪汪地泛潮，有晶亮的淚珠滾下來。
由區委劉書記親自主持的鬥爭大會，開得比較文明。坡底鎮的群眾沒有發生任何試圖危及賀爺生命安全的舉動，民兵將賀爺押上戲台以後，也像沒事人兒似地抱着長槍，蹲在戲台兩邊當了看客。賀爺用他蒼涼的聲音有條不紊地交待了自己的罪行：第一條，他作為縣保安大隊長清剿土匪時，混淆過土匪與民眾的界線，鎮壓過因飢荒而“拉杆兒”起事的農民；第二條，賀家有二百多畝土地、三個店鋪和作坊，有長期的地租、雇傭和商業剝削；第三，在五支隊接受共產黨的改編以前，所混入的地主“看家”武裝曾為非作歹、擾村害民，他作為五支隊司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農會的一些積極分子對賀爺交待的三條罪狀似乎毫無興趣。一個叫財娃的貧農跳上台來喊叫，難道叫你回來是叫你翻騰這些陳穀子、爛芝麻？我只問你一件事，你家染房裏的染缸哪兒去了？賀爺說，染缸？財娃說，對，是染布用的大染缸。賀爺說，聽說都叫還鄉團砸了嘛！財娃說，不對，那一缸金元寶你埋到哪兒了？賀爺說，我沒聽說過我家有一缸金元寶。我當時在太岳根據地，聽說還鄉團挖地三尺，要挖啥金元寶，我看他們是白挖了，要不，大家就再往下挖挖！財娃說，我們要能挖出來，還叫你回來幹啥？接着就舉起拳頭，高呼口號：“賀雨順，想矇混，藏着元寶不承認！”大家跟着他一喊，發現這口號是韻文，就忍不住嬉笑起來。
劉書記說，嚴肅點兒！這個問題先留着，叫他以後老實交待。
第二個跳上台的叫三愣，是那個拿着紅蘿蔔當槍使的二愣的胞弟。你說，你把你昧下的“白金龍”弄哪兒了？賀爺說，啥是“白金龍”？三愣說，你裝啥迷瞪？就是俺哥從胡軍長腰上拔下來的“白金龍”！賀爺說，哦，是那支白金小手槍，我把他送給韓鈞司令了。三愣一聽就跳起來，你咋把它送人了！那是我家的無價之寶，我家這輩子跟下一輩子全靠它哩！我不信，是你昧下了！賀爺說，你哥現在是解放軍的連長，這事兒他知道，你問他就是了。財娃又領頭高呼韻文：“賀雨順，瞎胡弄，罪過推給韓司令！”
劉書記又說，你瞎喊叫啥哩？他要是推給了韓司令，罪加一等！
人堆里有個叫歪嘴葫蘆的喊叫，你說，你跟“小花姨”那檔子事兒為啥不交待？“小花姨”一趟趟跑到你家做啥針線活兒，一做就是十天半個月也做不完。她白天做針線，綉個蜜蜂採花心兒；夜晚也不歇着，再綉個花心兒招蜜蜂，累人不累人？你要老實交待！會場上一陣笑聲過後，又是一片肅靜。
賀爺臉上紅了又白，白了又紅，定了定神說，我年輕時候不自重，做過荒唐事，愧對鄉親，愧對祖宗，我眼下認了這個罪！歪嘴葫蘆又喊叫，咋？只撂下兩句話就拉倒了？一回回咋搞咋弄，都得從根到梢交待清楚！
賀爺像石頭一樣沉默着。真格的，三十年前他喜歡過那個閨女。他的心疼了。歪嘴葫蘆不依不饒地叫嚷，說呀，一回回從頭交待，坦白從寬！
一個十七八歲的愣小夥子卻從人堆里跳起來，揪住歪嘴葫蘆的棉襖領子罵起來，狗日的，你是斗誰哩？俺花姑奶奶出嫁都三十年了，孫子都一大群了，你還饒不了她是咋着？歪嘴葫蘆說，對，對，一個願×，一個願挨！愣小伙與他扭打着滾成一團，會場秩序大亂。
劉書記喊叫，民兵，民兵，把他倆拉出去！
鬥爭會在一片混亂中宣告結束。劉書記講話說，壓在坡底農民頭上的一塊最大的大石頭叫我們扳倒了，你們真正翻身了，做了主人了！
農會主席原是賀爺二哥手下的車把式，他一直坐在主席台後邊的一個小板凳上，守着一個大冒狼煙的樹疙瘩烤火，沒有在會上講話。民兵把賀爺押回奶奶廟時，他才跟到廟門前說：“三掌柜，咱農會不見你的面，有人心裏不踏實，怕你啥時候一回來，背靠着你大兒子，站到十字路口一跺腳，坡底鎮又會亂動彈。眼下，我看他們心裏也該踏實了，你的態度不賴！”財娃也領着幾個人追到廟門前喊叫，不能就這樣拉倒了，他得把財寶交出來！
賀爺病了。他睡在奶奶廟的稈草地鋪上，高燒不退，昏迷不醒。劉書記有點發慌，急忙叫來一個中醫先生給他號脈，中醫說：“老天爺！這脈我還沒有遇見過，咋像敲鼓似的，是按照一定的鼓點兒蹦的。”他眯着眼，號在脈上好大一會兒，又點着頭說：“不錯，是關爺廟裏敲的那‘將軍令’。”接着就口授藥方說：“弄點兒關爺廟裏的香灰，配上甘草熬湯，喝喝試試吧！”劉書記沒好氣地說：“去，去！”又連忙給縣上打了電話。縣上回話說，再堅持兩天，就是走過場，也得像走過場的樣子嘛！
石子媳婦給賀爺送了幾天“罐兒飯”。賀爺不睜眼，也不張嘴。石子媳婦的眼淚滴在賀爺臉上，才用小勺子別開了賀爺的嘴，向他嘴裏灌麵湯。她看見，淚水正從賀爺眼角里湧出來。
半夜，賀爺又說起了胡話：“跑了，跑了，跑遠了！”民兵晃醒了賀爺，問他：“你說啥跑了？”賀爺沒有睜眼，說：“星星，關爺廟上的星星。”
劉書記又急忙給縣上打了電話。縣上說，適可而止吧，把他送到縣上來。
民兵用擔架送走賀爺時，石子媳婦慌慌張張跑過來。她借了鄰居家的白面，烙了幾張油餅，用手巾包着，塞到賀爺的擔架上。賀爺欠起身子說：“石子屋裏的，多虧咱家還有你侍候我，我這個當叔的謝謝你了！”石子媳婦一聽就哭了，說：“俺要謝三叔哩，咱賀家的老人總算叫我孝敬了一回，俺還得好好活哩！”
財娃也領着幾個農民跑過來，卻叫劉書記攔住了。
財娃喊叫說：“那一缸元寶還要不要了？這複查不是白搞了！”
13.紅色幽默
對於任何一個中共黨員來說，這都會是一件終生難忘的事情。
一九五三年春天，毛澤東主席視察H省，姨父作為接待工作的負責人，陪同毛主席視察黃河，聆聽了毛主席“一定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教導。姨父在他的《自述》中寫道：“看到他老人家平易近人，談笑風生，倍亟辛苦，神采奕奕。多次聆聽他老人家的指示和教誨，令人終生難忘。”但是，姨父又在《自述》中說：“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他老人家怎麼帶着一個大資本家李燭塵到處走？”省委、省府其他領導同志都在費盡心思，“破譯”這個非同一般的政治謎語。
經過反覆討論，大家才豁然開朗，認定這是因為剛剛經過“三反”、“五反”，黨內滋長了“左比右好”、“寧左勿右”的思想，不敢和資本家接近。啊呀，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以身作則，言傳身教呀！我們務必觸類旁通，做好對資本家及其他民主人士的統戰工作。
那麼，在我們的統戰工作中還存在哪些“左”的影響呢？齊楚苦思冥想后，忽地向省政府牛副主席責備自己：“我怎麼忘了賀勝同志的父親呢？他是豫西著名的民主人士，土改複查時受到群眾的一些衝擊，那是不得已的，後來怎麼樣了？我怎麼忘了這件事情！”牛副主席說：“是呀，是呀！賀勝同志怎麼從來沒有向我談起過這件事情？我只知道這位老先生鬍子白了又跟著兒子鬧革命，在太岳分區當過我們的諮議，陳賡將軍還特意宴請過他哩！”齊楚感嘆說：“咱們這個省政府只有我一個主席、你一個副主席，好多事情都堆在秘書長身上，再加上他的父親受衝擊，他竟能不聲不響、任勞任怨，真是太難為他了！”
齊楚與他的秘書長進行了親切的談話。
“賀勝同志，令尊大人現在何處呀？”
“你忘了？他回去幾個月，縣裏就把他送回來了。”
“哦，那就好！”齊楚如釋重負說，“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我跟牛副主席商量了，安排令尊為省政府參事，不知你意下如何？”
姨父誠惶誠恐說：“有這個必要嗎？”
“毛主席對大資本家李燭塵先生待以上賓之禮，還請他做國務院輕工業部的部長哩！難道像令尊這樣對革命作出過很大貢獻的人，就不可以當一當省政府的參事嗎？參事者，參與政事之所謂也，難道不可以嗎？請你就這一問題給令尊通通氣，看他老人家有何意見？”
賀爺聽了，卻對我姨父說：“大可不必了！”
“爹，這是齊楚他們的意見！”
“已為階下囚，怎作座上客？”
“階下囚？言重了，群眾運動有些偏激就是了，爹不要給群眾慪氣！”
“你爹還戴着‘地霸’帽子，判刑一年，正在監外執行。戴罪之身，何能為參事？”
姨父嚇了一跳，“啥？你啥時候判刑了，我咋不知道？”
齊楚急讓秘書向L縣查明情況。L縣回話說，那個判決不算數了。原來想，既然省里批准他回來接受批鬥，總得挽個疙瘩了結，就判了他一年徒刑，監外執行，也好向坡底群眾有個交待。剛把這個決定通知他本人，原豫西地委交通員、現任五區區長急向縣委彙報，賀雨順老先生當年是朱總司令親自發電報任命的豫西專員，後來又是陳賡將軍請到太岳根據地當了諮議，電文和請帖，我都親眼見過！你們怎敢給他戴上“地霸”的帽子，還敢判他一年徒刑？你們乾脆把偽省長劉茂恩送給他那頂“豫西禍首”的帽子再給他戴上，替國民黨把他槍斃了拉倒！縣委書記嚇出了一身冷汗，沒敢叫法院開庭，就急忙把他送回省城，交還給秘書長了。
“荒唐之極！”齊楚對我姨父說，“請令尊屈就參事之職，決定不變，工作包給你了。”
緊接着，姨父奉國務院之命，調武漢擔任管理整個一條長江航運的局長兼黨組書記，臨走還在做父親的說服工作。賀爺嘆息說：“好了，好了，你趕緊走吧，我幫助你們落實統戰政策就是了！”
賀爺修剪了花白鬍髭，記上了中山裝上的風紀扣，背着手走進了參事室。
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省委統戰部召開民主人士座談會，發動大家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年高德劭的老參事們一個個噤若寒蟬，卻在暗地裏鼓動賀爺，你對革命貢獻大，你的兒子又是高幹，你不提意見，誰還敢提意見！賀爺頷首稱是，就在座談會上大聲說：“好，我對犬子提點兒意見？”
統戰部劉部長沒有聽清，“什麼什麼，你對什麼人提意見？”
賀爺一字一板地回答：“我是說，我對我的兒子賀勝同志提點兒意見！”
會上的老參事們掩口而笑。
賀爺說：“賀勝同志身為黨的高級幹部，卻不能正確對待一個一心跟着黨走的民主人士，是向賀勝同志猛擊一掌的時候了！”
會議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
賀爺端着茶杯，對那位民主人士作了客觀、公正的剖析，認為此公擔任過L縣政警隊隊長和保安大隊長，歷史上確有過錯，但也曾利用其職務之便，為共產黨做了一兩件“兩肋插刀”的事情，後來在賀勝同志影響下徹底轉變立場，毅然棄舊圖新，與賀勝同志肝膽相照，為黨拉起了一支隊伍，並因此受到國民黨的瘋狂報復。賀勝同志對此是完全了解的。但在土改複查運動中，賀勝同志明知此人家中土地已被國民黨全數沒收、房屋被毀，所有財物已被擄掠一空，卻仍要把他交給家鄉農會，對其進行清算鬥爭，這不是與敵人站在一個立場上了嗎？我對賀勝同志只有兩句話相告：一是“不要過河拆橋”，二是“吃水莫忘打井人！”
會議記錄員聽糊塗了，發問：“你說的這位民主人士是誰？”
賀爺指着自己的鼻子說：“就是賀雨順同志嘛！”
全場轟然大笑，賀爺不笑。
一位老參事問：“你怎麼在這裏對兒子提起意見來了？”
賀爺答道：“今天所言是國事而非家事，若是家事，我關上家門，拿起笤帚疙瘩打娃子的屁股就是了！”
會場上再次大笑，賀爺依舊不笑。
齊楚也沒有笑。他原來作報告，動員黨外人士和省直幹部大鳴大放，臉上是堆滿了笑容的，後來不知道他又得知了什麼精神，臉上就失去了笑容。他聽說賀爺的發言內容后，駭然變色說：“這位老先生怎麼突出奇兵，這一回又要陷進去了！”後來在省報頭版顯著位置上發了報道：《賀雨順攻擊黨“過河拆橋”》。據說齊楚是審了稿的。他躊躕再三，刪掉了“賀雨順‘要打共產黨的屁股’”等語，說黨報照搬這樣的用語不妥，這是政治鬥爭，不要庸俗化。
賀爺等於自己伸長了脖子，戴上了一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沒有見到過這樣的帽子，把帽子捧在手中，橫看豎看，不知為何物，問道：“鄙人毫無資產，咋又變成資產階級的右派分子了？”
賀爺從此不再說話，在政協大院裏拖起大掃帚掃地之餘，鑽研起了《資本論》。但他找不到自己有什麼資本，工資卻大為減少，供養不起兩個正在上大學的兒子，就把他們分解給他的長子和次子，由我姨父和明叔資助，賀奶也送到武漢，由我姨父供養。賀爺說：“我沒有‘剩餘價值’了，你們給兩個小弟和白髮老母提供一點兒‘資本’吧！”
姨父成了父親表現幽默的對象，連連甩着手，對我明叔說：“你看看咱爹，你看看咱這個糊塗爹！”
我問明叔，這一次，我姨父受牽連了么？
明叔說，他受到你賀爺的“惡毒進攻”，還會受啥牽連？但他又猛地一愣，說，對，有牽連，還牽連得不輕哩！你姨父有一大群孩子正上學，本來就過得緊張，又分給他一位白髮老母和一個剛剛上了大學的弟弟要他供養，日子就很難維持了！你三姨雖說是個廳級幹部，卻買了一把小鎚子，搜羅自行車的舊輪胎，在武漢街頭的地攤上一蹲就是半晌，學會了釘鞋掌的精湛工藝，攬下了為全家釘鞋掌的全部業務，連你姨父去北京開會穿的皮鞋都是她釘的鞋掌。你姨父就給了她“一等技師”的稱號，相當於現在的“正高”！
我母親也在一個女子高中被打成了右派，有人攛掇母親說，你給你三妹、三妹夫寫信訴苦嘛，你在白色恐怖中掩護過他們嘛！母親說，不要給他們添亂了，他們連自己的老父親都顧不上了！母親由高中語文教師變成牧羊人的時候，接到過三姨要她“過好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關”的來信，還寄來了治療心臟病的藥品。母親卻不知道那是三姨釘鞋掌節餘出來的工資所買的藥品。母親收下藥品說，好，好呀，我要趕着我的羊，過好社會主義這一關，確實需要一個強健的心臟呀！
“文革”時，姨父成了管理長江航運的“走資派”，別的“走資派”遊街，姨父就享受了“游江”的待遇，從長江上游順流而下，在每個大一點的港口上接受批鬥，一直“游”到出海口。賀爺聽說了，毫無驚懼之色，倒是認真學習“文革”文件，評論說：“勝子不是說他們管理長江的資產增長了五六倍嗎？客、貨運輸量、港口吞吐量也翻了十幾番。他弄了這麼大的固定資本再加上流動資本，咋能不當‘走資派’！”
一九七二年二月，賀爺病危。姨父剛剛得到“解放”，出了“牛棚”，就急忙回Z市看望父親，卻不知父親是不是原諒了自己，到了門前仍畏縮不前。賀爺說：“勝子，你過來呀，叫爹看看你！”姨父趨前叫了一聲：“爹！”父子倆都忍不住心酸落淚。賀爺哆哆嗦嗦拉着他的手說：“勝子，你幹了四十多年革命，咋也叫革命‘解放’了一回？”姨父含淚無語。他“游江”時被打斷了一根肋骨，一直瞞着賀爺。別人小聲議論這根肋骨時，賀爺聽到了，卻假裝不知，問道：“勝子，我給你的一樣東西你弄哪兒了？”姨父問：“啥東西？”賀爺哭泣說：“我給你的肋巴骨呀，你為啥不好好管着……”姨父說：“爹，它長好了，真的長好了！”賀爺大哭，“我的……五十七歲的……老兒子呀，你從小天不怕，地不怕……國民黨抓你多少回……拿你沒辦法……可現在……你這個高級幹部……咋變得……變得這麼能忍能受？……這是咋啦……咋啦？……”
賀爺大哭后，渾身抽搐，大喘不止。
賀奶哭着說：“他難受，他憋得難受，叫他走了吧，走了吧！”
賀爺帶着一個沉重的疑問，於一九七二年二月十日病逝，終年七十四歲。
姨父讓我明叔把他關在一間小屋裏，無聲地、卻是痛痛快快地為父親哭了一回。他是紅腫着眼睛從小屋裏出來的，從此不許家裏人再提起他的肋骨。他說，黨受傷了，人民受傷了，國家受傷了，傷得不輕，不止是一根肋骨。
姨父問：“明，咱爹病重時，有啥交代沒有？”
明叔說：“爹在研究《社會發展史綱要》哩！”
“咋又研究社會發展史了，爹說啥了？”
明叔露出迷惘的神情，“爹說，猴子還沒有完全變成人，還叫咱接着變哩！”
一九七九年，賀爺死後七年，省委統戰部下文說：“對照1957年《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標準’的通知》，經組織研究認為，賀雨順同志不屬於右派分子，予以改正。”
一九八零年，賀爺死後八年，省政府參事室召開了追悼會，悼詞說：
“賀雨順同志安息吧！”
14.鎖在柜子裏的爹
姨父沒有想到，他還能與神秘脫逃的堂兄賀石見面。
找到賀石的是他遺棄在大陸上的兒子狗娃。狗娃所以有了“狗娃”這個名字，是因為賀石三十二歲才喜得嬌子，就按照家鄉把小狗當成寵物的習慣，向兒子的光屁股上“叭唧”親了一口，對妻子說：“他就叫狗娃！”
狗娃剛滿一歲，父親就神秘地消失在豫東大平原上。二十四歲的母親帶着狗娃開始了漫長的等待。狗娃來不及儲存父親的記憶，懂事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比別的孩子少了個爹，卻比別的孩子多了一個稱呼：“反動軍官的小狗崽子！”他多次向母親打聽反動軍官的下落，母親說：“在柜子裏鎖着哩！”五歲的狗娃堅持不懈地爬在板凳上用柴火棍鼓搗柜子上的大鎖。母親只好打開柜子，取出一個小木匣子，拿出一張照片遞給他，說：“你自個兒找去！”
那是兩個大人與一個嬰兒的合影。他一眼便盯住了那個身着戎裝的軍官，圓臉、寬額、團鼻，厚嘴唇上掛着沉重的微笑，大眼珠鼓鼓地注視着他。他就指點着說：“我是他的狗娃！”他在相片上還找到了一個比現在年輕、漂亮、着城裏人打扮的母親，她與軍官肩挨肩地坐着，懷中抱着胖乎乎的狗娃。他為此感到滿足，因為他知道自己確實有一個父親；同時也感到驚訝，因為他發現了母親也曾體面過、美滿過、甚至是甜蜜過的樣子。母親收了照片，又把它鎖到柜子裏，如同收起她一去不返的昨天，嘆口氣說：“好了，你不能叫人家知道，你爹天天陪着咱哩！”
狗娃表弟沒有向我誇張他與母親經歷的苦難，他說他跟母親沒有挨過過多的鬥爭。對於沒有享受過賀家大院的榮華富貴而甘願回來為賀家受苦的母子二人，坡底的老鄉親似乎表現着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父親的陰影只是時隱時現地籠罩在他的頭上。狗娃初中畢業時，父親的陰影撲閃了一下。老師說：“狗娃，你不要報考高中了，你有個那樣的爹，不要白搭功夫了！”接着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坡底的貧下中農子弟也組織了紅衛兵，在狗娃家裏抄出了那張照片，還有狗娃也沒有看見過的一套綠咔嘰美式軍裝。意外的繳獲在坡底引起了轟動。紅衛兵敲着銅鑼，押着狗娃和狗娃媽遊街，游到關帝廟門前的戲台上開會鬥爭。
“你要老實交待，狗娃他爹到底跑到哪兒了？”
狗娃媽戰戰兢兢說：“俺不知道，真哩！俺娘兒倆回來等他，等了一年又一年，也等不着他！這個死鬼……他把俺娘兒倆丟下不管了……”狗娃媽忍不住哭起來。
“說！你為啥留着他的反動軍裝？”
“啥也不為，真哩！四八年，在徐州，俺叫解放軍搜查過，這身衣裳，解放軍翻出來，只摸了摸兜，沒摸出啥反動東西，又疊好，給俺留下了。解放軍叫俺留下，俺才敢留下。這衣裳總是個物件不是？扔了老可惜不是？那一年沒錢也沒有布票，本想修修改改叫俺狗娃穿，可他要是穿上這，老扎眼不是？就擱着壓箱底兒了。真哩，我不說瞎話！”
“說！你為啥留着反動軍官的相片？”
“在徐州，這相片就在牆上掛着哩，解放軍看了看，也沒動它一下，我就把它留下了。俺想着，等狗娃懂事了，看見別的娃子有爹，他也會向我要爹哩，我總得給娃子有個交待不是？好爹、孬爹總是他爹哩，狗娃也在相片上，我也在哩，不是我瞎編排，哄俺狗娃哩……”狗娃媽又忍不住哭起來，“賀家的人走完了……走完了……我領着狗娃又當媽……又當爹……活得老不容易……”
貧下中農的婦女們也動搖了階級立場，跟着狗娃媽哭起來。
紅衛兵們慌了神，只是咋唬着：“哭啥？又想男人了不是？”
“文革”以前搞“四清”，留下了一個“貧農協會”，簡稱“貧協”。貧協主任就是賀家大院的長工頭、下藥鬧死了親兒子的劉大漢。他那年七十八歲了，都叫他“老貧協”。他一直坐在鬥爭會的台角抽旱煙，這時就“梆梆”地敲着煙鍋，從紅衛兵手中要過那張相片，看了又看，說：“不假，是狗娃他爹。把他交給我管着，不怕他從相片上蹦出來。這身軍裝就算沒收了，你們留着當戲裝，演‘樣板戲’有用。你們娘兒倆回去吧，以後也叫‘貧協’管着。”婦女們應聲說：“中，就叫咱‘老貧協’管着他！”
劉大漢又申斥狗娃：“咋不走？你那站相老好看，領着你媽給我爬回去！”
過了大批鬥的風頭，劉大漢又把相片還給了狗娃媽。
狗娃說，他跟母親就是這樣活過來的，他很知足。
但是狗娃說，他跟母親也有過“不老實”的時候。
一九七零年，狗娃的三舅爺下世以前，叫去狗娃媽說：“有一件事在我心裏埋了二十多年，今天我得給你說說，你先答應我，你要沉得住氣！”狗娃媽說：“舅，你說吧，我沉住氣哩！”三舅爺說：“那我對你說，狗娃他爹還在哩，在哩，他跑台灣了，真的跑台灣了。”狗娃媽腦瓜兒里“嗡”了一聲，眼也直了。三舅爺又說：“他到了台灣，給我來過信，問你娘兒倆的下落。我回了信，說你娘兒倆在坡底守着家哩，不叫他縈記，也不叫他再來信了。”狗娃媽像傻了一樣，呆了半晌才哭出來，“舅呀，你咋不早點給我說？”三舅爺說：“那時你還年輕哩，我想絕了你的念想，說不定你還能再找個人家！再說，我也怕這事兒傳出去，給你娘兒倆添委屈，也會給勝子添麻煩。就因為石子這娃子不吭聲走了，你勝子哥還受過處分哩，要是上頭知道他去了台灣，勝子的錯誤就更大了！”三舅爺見狗娃媽不停地哭泣，又說：“多哭會兒，多哭會兒，哭出來好，別叫眼淚淹住心！”等狗娃媽止住了眼淚，三舅爺問：“狗娃他媽，石子今年多大了？”狗娃媽說：“屬虎哩，實歲五十五了。”三舅爺說：“好，‘五十五，爬山虎’，還在壯年哩。以後解放了台灣，你別忘了找他。好了，我找你，就是這話！”
狗娃媽回來時，眼哭腫了。狗娃問媽咋着了？媽說你舅爺快不中了，卻把狗娃爹的消息瞞着狗娃。直到一九七五年，狗娃娶妻生子了。五十一歲的狗娃媽完成了當媽的責任，眼花了，背駝了，心勁兒也塌了，心臟和肝臟上的毛病都出來了。她知道自己該去賀家老墳地里歇着了，臨走又向狗娃搗透了“窗戶紙”，叮嚀說：“記住，你爹屬虎，今年整六十，是上校團長，黃埔軍校十一期的，反動的不輕。可是他跟你勝子叔好着哩！等到解放了台灣，只要你勝子叔在，他就在哩，他倆那紅項圈都在你老爺爺手裏攥着哩！叫你勝子叔再去俘虜營里找找他，把他交給你，不能再叫他跑了！”
狗娃心裏深藏着這個秘密，天天盼着解放台灣。一直盼到一九八七年冬天，倒是聽說楊庄有個國民黨老兵，姓楊的，從台灣回來探家，既往不咎了，縣委統戰部的小轎車把他接到縣裏了。狗娃急忙乘長途汽車趕到縣裏，統戰部正在一家餐館裏宴請這位老兵。狗娃不敢進去打擾，就蹲在飯店門口直等到宴會結束，看準一位穿西裝的老人，就跑過去跪倒在地，磕了一個頭，淚流滿面說：“楊叔，我父親也在台灣，離散四十年了，請你老人家替我找找父親！”老兵慌忙攙他起來，感嘆說：“唉，又是一個找爹的！你把你父親跟你的情況寫下來，我一定給你找！”狗娃把事先寫好的“尋父”帖子交給他。他當場展開看了，說：“咦，按他這資歷，退伍時也至少是個中將了！大侄子，你就等我回信吧。”
感謝這位楊姓老兵，他為狗娃找到了父親。
一個月後，狗娃就收到了一開頭就叫他“狗娃吾兒”的“父親手書”。在“狗娃”兩個字上。狗娃赫然看到一個使字跡變得模糊的斑痕。父親請狗娃原諒他棄家遠去，但他無時不在想念家鄉的親人和家鄉的祖墳。狗娃再次看到了斑痕，他用舌頭上的味蕾辨認，那是咸澀的淚漬。他不斷看到使信紙發皺發暗的淚漬。父親問，你的母親呢？你的勝子叔呢？你的三舅爺呢？你的媳婦和你的“小狗娃”呢？……
15.狗娃看家
堂兄與堂弟的會面是在一九九零年。那時候，姨父已經離開了與之相依為命長達二十四年之久的長江，奉調到北京擔任副部長之職，四年後在副部長任上離休，與白髮三姨一起，在木樨地部長公寓安度晚年。
自從狗娃來信報告了在台灣找到了父親、而且去香港見了一面的消息，姨父和三姨都突然變得年輕而易於激動。姨父不時地倚窗遠望，腦海里閃動着剪接錯亂的電影：開封城和伏牛山、關帝廟和紅項圈、天上飛的鵓鴿和地上跑的坦克、日本鬧鐘和“中正劍”、鄭州的街燈和坡底的星星，一個身着綠咔嘰美式軍裝的年輕軍官，面帶不服輸的微笑，一步步向他走來。
他回來了。但他先回到坡底，哭祭了老墳里的祖先和等了他二十七年之後又在一個墳崮堆底下等了他十五年的前妻，與他惟一的狗娃和狗娃媳婦以及從未見過面的狗娃的狗娃兒們在賀家老宅里享受了十天的天倫之樂，又在Z市新起的樓群里找到了他昔日的團部，去公墓祭奠了骨灰盒裏的雨順老叔，見到了當年被勝子“裹脅”到馬克思麾下的妹子。經歷了太多的激動與悲酸、回憶與傾吐、默默流淚與朗朗大笑之後，他把最後的懸念留給了北京的堂弟。
兩個七十五歲的老人在如霜如雪的白髮、如火如炬的目光里認出了各自的兄弟。那時候，鴿群正從秋天的晴空掠過，掛鐘繼續“嘀篤”着腳步丈量歷史，伏牛山上的雲彩馱來了沒有年輪的太陽，讓客廳里不長老年斑的金菊、沒有皺紋的康乃馨飄出年輕的芬芳。白衣護士卻從過道里探進腦袋，望着兩位老人相擁而泣的場景，眼睛撲閃了一下，小聲說：“請注意心臟！”
姨父告訴我，他與堂兄賀石的心臟都跳動得無可挑剔，當他們進行着西方式擁抱的時候，可以感覺到對方心臟的跳動就像建築工地上的打夯機一樣。接着，賀石才來得及介紹與他同行的夫人，她是一位舉止活潑、比實際年齡顯得年輕許多的說上海普通話的老人。她的神情像是在興緻勃勃地驗證她早已熟稔的一個家族的傳奇故事，對她一時受到的冷落露出笑容。
然而，姨父對賀石的第一句問候是：
“石子，你咋跑了呀？”
“咋啦？勝子！”賀石用未改的鄉音表示簡練的驚訝。
“四十二年前，我們準備了好酒等你，你咋不吭聲跑了？”
“你問問自己嘛！”賀石說，“民國三十年……哦，我是說一九四一年，你作為我方通緝的逃犯，為啥不在我為你們安排的地方住下，咋又竄到了陝西？”
姨父和三姨愣了一下，終於為一個長久困擾着自己的難題找到了一個十分簡明易懂的答案。
“儂兩兄弟真的太像了！”賀石夫人責備她的老公，“儂勿要逞強，家中人講過的，弟弟為儂受過大處罰，斷過一根肋巴骨來！”
姨父的微笑凍結在臉上。應該承認，在“文革”中的一次批鬥會上，他正是為了記入檔案的“賀石逃跑”事件折斷了一根肋骨。但他十分警覺地認為，在石子面前，不應該談到共產黨人的一根不幸的肋骨，那是一根不曾被國民黨折斷過的肋骨。
石子卻撫着勝子的肋骨，小聲問：“勝子，留沒留下後遺症？”
“一切正常。”姨父說，“該咱們痛痛快快喝一回了！”
“可是，”賀石說，“我還沒有向你訴苦哩！”那是老哥倆在各自夫人的寬容下喝了“茅台”，三姨用筷子夾着北京烤鴨為石子蘸着佐料、而石子夫人正在質詢烤鴨膽固醇含量是多少的時候，石子跟勝子的酒杯碰了一個輕脆的響，“勝子，哥也為你受大罪了！”
“儂今天勿要講這樁事體好弗好！”石子的夫人說。
“要講，要講！”姨父說。
那是屬於一個海島上的故事。
賀石逃跑后，潛入徐州尋找妻兒，鄰人告訴他，從老家來的親戚把他們接走了。他就開始了向南方的逃亡。路上，他碰上了從俘虜教導營里逃跑的一個少校軍官，少校驚訝說：“你堂弟是共產黨的大官，他不是把你接走了嗎？”賀石說：“我不能走，弟兄們死的死了，跑的跑了，我們的師長殺身成仁了，我就這樣走了，還是人嗎？”少校說：“好樣的，咱倆裝扮成生意人吧！”
賀石說，他要感謝解放軍只繳獲了他的武器，而沒有繳獲他的戒指和金條，使兩個戰敗的逃亡者還能買通船老大，偷渡了長江，晝伏夜行，到了福建，爬上了國民黨撤往台灣的最後一艘軍艦。
賀石到了台灣，才發現他作為上校團長乃至於作為軍人的身分都已經得不到確認了。他所在部隊的建制和全體將士一起，已經永遠地消失在豫東大平原上。沒有任何單位和個人能夠證明他的過去。他自己也失去了任何可以證明自己“是個什麼東西”的有效文件。只有與他一起逃亡的少校可以證明他們是從解放軍俘虜營里逃跑的戰俘。幸而在裝甲兵團服役的少校找到了原裝甲兵團司令蔣緯國將軍，由蔣緯國出面作保，讓少校當上了海上緝私隊隊長，少校不忘逃亡途中與賀石共過患難，收留他當了海上緝私隊隊員。
三姨鳴不平說：“這叫‘過海拆橋’，太委屈你了！”
賀石說，“比着那些死去的人，我好多了！”
三姨與姨父耳語：“聽這話，多麼像我們的同志！”
賀石剛當上緝私隊員，就十分及時地受到了諜報人員的關照。事情出在一次聚餐會上，緝私隊長舉起一杯香檳酒，說：“靜一靜，弟兄們，我要向賀石兄敬酒！大家知道嗎？賀石兄的堂弟是共產黨的省級要員，他被俘后，堂弟已出面保他，可他不忘蔣校長栽培之恩，丟下愛妻嬌子，置個人生死於不顧，跑回來效忠黨國，以上校團長的資歷屈就小小的緝私隊員而無怨無悔，賀石兄應是我們軍人的表率、做人的楷模！請弟兄們舉杯，為賀石兄共同乾杯！”大家都擠過來與他碰杯，賀石忙把酒杯舉起，連說：“慚愧，慚愧！”
那時，蔣介石的“國防部”里剛剛發生了“匪諜要案”，以一位中將副參謀長為首的一批“匪諜”已被處決。台灣島上一片風聲鶴唳。大家為賀石舉杯祝酒時，賀石看見一雙眼睛在玻璃杯的後面變了形狀，折射出貓眼的光亮。他當時並未在意，數日後，卻以“匪諜嫌疑”罪，被特工拖上汽車，拉進深山老林，在一座矇著黑窗帘的小樓里開始了長達數月的秘密審訊。
“匪諜嫌疑”產生在賀石出了俘虜營到他在逃跑途中碰見少校之前——只有兩天的時間裏，賀石到底經歷了什麼事情？審問者和被審問者變換着不同的角度繞來繞去。賀石講了這兩天中能夠蓄入記憶的每一件事情，一塊無辜的小石頭就至少談了三次。那是一塊十分普通的小石頭，他在被押解K市的路上踢飛了這塊小石頭，而方圓一千多華里的豫東大平原上是一望無際的泥土，只有永城縣芒碭山上有石頭。這塊石頭提醒他，已經到了永城，這是豫皖蘇三省交界的地方，到了必須逃跑、也是最適於逃跑的時候……
特工說，不要說石頭，說你的堂弟。
我沒有走到K市就跑了，咋會見着堂弟？他又說他碰見了一隻兔子，是的，那是一隻卧在麥壠里的野兔，它支棱着耳朵東張西望，望見他在沒命地逃跑，兔子便十分賣力地為他領跑，兔子成了他的路標。一般說來，兔子敢於跑過去的地方，對人是沒有危險的……
不要說兔子，說你的堂弟！
我沒有見着堂弟。我睡在麥秸垛里，脖子裏痒痒的，那是一隻螞蟻……
賀石與特工就這樣拉大鋸一樣拉過來、拉過去。特工沒有動用罰具，只是不讓他睡覺。特工們輪流睡覺，一個個精神煥發、神采飛揚。賀石昏沉欲睡，直打前栽。特工就豪爽地為他提供美國駱駝牌香煙，還有據說是來自古巴的咖啡。
他又把脖子上的螞蟻順着脊梁骨爬下去所引起的愉悅講了三遍。螞蟻出洞的時候，一般說來，大地應該解凍了，這有利於……
特工又說，說你的堂弟！……
大鋸從頭頂切割下去，鋸齒從容不迫地、一下一下地、沒完沒了地撕拉着神經，所有的神經末梢都在顫動，流着固體的鋸末。勝子踏着鋸末，一步步向他走來了。在講了石頭、兔子和螞蟻之後，好像只剩下堂弟了。不行，必須把堂弟拒之門外。
他接連吸了半包駱駝牌香煙，然後，開始沉聲不響地、一件一件地脫下自己的衣裳，只剩下一條遮羞的短褲。他赤條條地站着，像健美表演那樣，時而正面、時而側面、時而背面地向特工展示他佈滿全身的傷疤。那是數十個奇形怪狀、大小不一的傷疤，有的像一個個紫黑髮亮的銅鏡，有的像蹩腳的裁縫用粗大的針腳縫起來的一張張歪三扭四的嘴巴，有的像是被鑽頭鑽過以後再也沒有復原的揪巴着旋渦的洞口，還有點、片狀傷疤組成的奇譎瑰麗的圖案，如天女散花，如滿天閃爍的星斗。他袒開手臂，挑釁地望着特工，說：“我這一身美麗的花骨朵，是狗咬出來的嗎？”他又把大腿翹到了審訊桌上，舉起了少了兩個腳趾頭的右腳、搖晃着小腿骨上一塊紅赤赤的鏡子，“這是‘徐蚌會戰’的紀念，還好，還能叫我一顛一拐地跑回來噹噹‘匪諜’！”他指着自己的胸口，“只剩下這裏還少挨了一槍，下手吧，夥計們！立正，槍上膛，瞄準射擊！……哈哈，老子革命成功了！哈哈哈哈……”他覺得頭昏目眩，猝然跌倒在審訊室里。
當他醒來的時候，星星正爬在樹葉上向他眨眼。他發現自己躺在亞熱帶的闊葉林里，衣服堆在他的身上。派克金筆卻摸不着了，那是他惟一值錢的東西。
他向樹林外邊踽踽走去的時候，深信對他的審查已經結束，但他也從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緝私隊的隊籍和戶籍。以他為“楷模”的緝私隊隊長見了他，也像是見了麻風病人似地說了一聲：“請保重！”就匆匆走開。他開始學會不是為了他的蔣校長而十分亢奮、十二分激昂慷慨地活着，而是站在街頭，為兜售一種名叫“紅茶餅”的東西練習歌喉，用接近於“黑頭”的唱腔叫賣，以類似獰笑的微笑拉攏逃之夭夭的顧客。
姨父和三姨都搞不清楚“紅茶餅”是個什麼東西，但是可以想像出一位三十四歲的上校團長佇立街頭，挺直了軍人受過槍傷的腰板，用喊慣了口令的嗓門兒叫賣“紅茶餅”或是叫賣其它任何“茶餅”的樣子。
“你不該向戰俘教導營出示證明。”三姨在責備姨父。
“不，那是我們對石子應盡的義務。”姨父說。
在他們經歷的年代裏，事情的因果關係常常被搞得一塌糊塗。
賀石終於失去了叫賣“紅茶餅”的可能。兜售“紅茶餅”的地攤被整飭市容的警靴踢飛了。他決定用一種比警靴消滅“紅茶餅”更加簡練的方式結束自己。他空着肚子在海灣散步，看到了一塊其高度和形狀都比較合乎要求的礁石。他爬上礁石，對自己爬行的樣子感到不滿，又挺直了身子，從礁石上躍起，團身翻，頭朝下插進了海水。
“你不該這樣！”姨父說，“這不是你的性格。”
“是哩。”賀石說，“漁民幫助我改正了錯誤。”
漁民把他當成一條大魚打撈上來，放在一塊馬鞍形大石頭上，讓他俯卧出馬鞍的形狀，擠壓他的肚子，迫使他吐出一肚子咸澀的海水、還有少許苦澀的膽汁而絕對沒有食物的殘渣。一群黃埔軍校的校友在《黃埔軍校同學錄》上找到了他的名字和照片，為他號啕大哭，為他奔走吶喊，吶喊聲感天動地。他的黃埔軍校畢業生的身分得到了認可，得以享受了畢業分配時的少尉待遇，接着就辦理了退伍手續，成了拿少尉退休金的退伍軍人。
明叔在人民武警部隊工作的小女兒來看望從台灣回來的大伯，大伯盯着小侄女的肩章，眼睛唰地一亮，“啊，你也是少尉，你跟你大伯是一個階級！”
這位大伯剛剛領得了一個退伍少尉的津貼，就對一個懷抱幼兒、流落街頭的寡婦產生了悲憫之情。寡婦的丈夫也是一個敗退孤島的軍人，不知因何種罪名病死獄中。賀石用退伍少尉的津貼承擔起扶危濟困的責任。這位寡婦就是偕同賀石回大陸探親的夫人。
“我知足，我很知足！”賀石勸慰久別重逢的親人，“事後想一想，我對老蔣、對‘黨國’也有不忠誠的時候嘛！”他用肩膀碰了碰堂弟，“我窩藏過共匪要犯嘛！我們都還活着，而且見了面，我就很知足了！”
他從行囊里取出一個金戒指，送給我三姨。
三姨說：“這是你送給我的第二個金戒指了！”
“那麼，第一個金戒指呢？”
“那是在四一年嘛，我把它串在褲腰帶上，後來就成了我們的革命經費。”
“啊，怪不得我打了敗仗！”
大家笑得爽朗，卻也笑得苦澀。
深夜，人們都已熟睡的時候，堂弟與堂兄悄悄出現在客廳里。只有一盞落地燈伴着兩位老人，用柔和的燈光閱讀他們臉上的歷史。
“石子，你為我受苦了！”
“你為我受苦了，勝子！”
在長久的沉默之後，勝子說：“我夢見咱爺了？”
石子說：“我去墳上看了，咱爺在黃土底下還攥着咱倆的紅項圈哩！”
一九九七年三月，賀石病逝於台北，終年八十二歲。
賀石臨終前，在病榻上給我姨父打電話說：“勝子，關爺派周倉來叫我了，我要先走一步了。”姨父說：“你說過還要回來哩，怎能走了呢？你要給周倉說說，你還不到跟他走的時候。”賀石說：“周倉說，他就是帶我回去哩！”
我沒有見過賀石大伯。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春天，我去看望姨父時，才得知賀石大伯已成古人。姨父問我，你知道台灣新黨的F先生嗎？我說知道，常在報紙和電視新聞里看到他，一個長得很帥氣的中年人，是反對“台獨”，堅持“一個中國”的。姨父說，他就是賀石撫養成人的養子，曾留學美國，拿到了兩個學位，當過蔣經國的秘書，眼下，正為兩岸的統一奔忙，很有出息。
我到坡底鎮看望了狗娃夫妻和留在他們身邊的一個女兒。狗娃表弟也有五十多歲了，兩鬢已經斑白。他領我去看了關爺廟，那裏仍是鎮上的小學。正是放學時候，我們進了大殿。陽光從雕花的窗欞里斜射進來，把撲朔迷離的光斑和一根根老柱子的陰影印在地上。大殿裏靜悄悄、空蕩蕩的，好像仍舊是聚會的地方。地上鋪着清朝乾隆年間的方磚，卻留着一大塊沒有鋪磚的黑土地面。狗娃表弟說，那是當年關爺站的地方，大殿小修過幾次，怕關爺回來找不到地方，就留着這塊黑土，讓關爺回來時落腳。
出了關爺廟向東，在村邊小河岸上，有狗娃表弟的長長一綹“責任田”。麥苗綠茵茵的，長得很旺。他在地頭拔了一株野草說，這草小名“毛毛狗”，大名野麥穗，活得可潑皮了。我問他，草都有個大名，你咋沒個大名？他說，我爹回來時，我也問過。我爹說，你就叫狗娃，賀家的人都走完了，留着你這個狗娃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