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秘的河灣
歷史，雖有莊嚴的面容，卻很難抵拒假裝學問的臆想、冒稱嚴謹的偷換、貌似公平的掩飾、形同證據的偽造。它因人們的輕信而成為輿論，因時間的易逝而難以辯駁，因文痞的無恥而延續謬誤，因學者的怯懦而知錯不糾。結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會進程中的一些最關鍵的隱秘。
尤其是歷史轉折時期的隱秘，更其複雜。這是一個最容易被人們忘記的時期，因為不管用轉折前還是轉折后的坐標都無法讀解它，而無法讀解就無法記錄。
歷史的轉折處大多並不美麗，就像河道的彎口上常常匯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麗的轉折一定是修飾的結果，而修飾往往是歷史的改寫。
我生有幸，經歷了好幾個歷史轉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這兩年。這兩年，一般被稱為“兩個凡是”時期。所謂“兩個凡是”，就是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先生提出的指導思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四人幫”已經倒台，並開始清查，但“兩個凡是”的指導思想使歷史變得曖昧，“文革”到底結束了嗎？
爸爸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卻有很多朋友來訪。他對他們，都很冷淡。這一點，與後來很多小說、戲劇描寫的劫后重逢的喜悅全然不同。有時，我也依稀聽到幾句他們之間的對話——
“老余，那次批判會上的發言，是造反派強要我……”
“都過去了。這十年你也不容易……”
只有祖母還繞在那個問題上轉不出來，那天終於問我爸爸：“你到底什麼時候認識陳毅、陳丕顯的？”
爸爸說：“我連一個區長都不認識。”
對於這樣一類的常識性陷害，整整十年，那麼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終於明白，爸爸為什麼能原諒那幾個造反派頭頭，卻無法原諒那些朋友。
朋友應該知情，知情應該發言，在那麼長的時間內說幾句平實的公道話並沒有太大的風險，而對當事人卻是救命繩索。此刻災難過去，他們現在正合力聲討那幾個造反派頭目，爸爸則背過臉，為晚年選擇了孤獨。
那天家裏只有我和祖母在，聽到敲門聲。迎進來的是一腔安徽口音，兩位先生來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們高度評價了叔叔，又憤怒批判了他們單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夠“化悲痛為力量，加入新長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發現，她眼裏居然涌動着恰似一個年幼女孩被奪走了手中珍寶的無限委屈。此刻，祖母已經八十四歲。
老人的嘴唇抖動着，問：“他第一、第二次自殺后救活，你們為什麼不通知我？”
沒有回答。
過了好一會兒，來人說：“老太太，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沒有經驗，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們還要搞？”祖母問。
“嗯。”
“什麼時候？”
“再過七八年吧，主席說過。”
聽說七八年後還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齡，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強硬。”
我知道，對於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脈的叔叔，我沒有資格說這句話，卻想藉此對這位真正強硬的尊長作一種保證。我估計她會嘲笑我。
沒想到她輕輕一笑說：“這我早就看出來了。”
“憑什麼？”我驚喜莫名。
“憑你一個人離開上海，在沒吃沒喝的荒山上住那麼久。有一股狠勁。”
我笑了：“吃喝還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就在這個期間，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廈見一位重要人物。他叫車文儀，原是海軍政治部的文化部長，“四人幫”倒台後，他隨海軍最高負責人蘇振華接管上海，擔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職務還是新職務，大家都叫他車部長。在一場涉及全市的清查運動中執掌指揮大權，他當時在上海的影響力可想而知。
我家當時住在江寧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廈要搭乘19路無軌電車，再走一段。
出家門見隔壁一位同齡人與我客氣地打招呼，這在幾個月前還不可能，因為他是工宣隊員,而我們家是打倒對象。
居民委員會辦的黑板報里，上面有一排“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標語是用紅油漆寫的，還在，但底下用粉筆寫的兩個口號“粉碎四人幫，批判鄧小平”，後面那個已被路人用手指頭塗花，只能勉強辨認。
19路無軌電車開得很慢。
那年月，大家脾氣都爆，那麼擠的車，難免誰踩了誰，誰撞了誰，於是就互罵。罵的結果總是一樣：先由一方惡狠狠地提議到下一站停車時下車打一架，叫“對開”，對方當然高聲同意。對於這種決鬥，其它乘客都抱着熱烈鼓勵的態度。如果互罵幾句還沒有達到這個結果，周圍往往一片慫恿；“對開！”“對開！”
兩個人在車站下車后對打時，車子會停一陣，不是等他們打完上車，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讓滿車期待已久的乘客一飽眼福。
只有在發現提議“對開”的對手是瘦老頭的時候，這方的態度纔會緩和下來，因為代代相傳，“路邊瘦老不可惹”。當然不是為了尊老，而是害怕瘦老身上極有可能暗藏的功夫。
上海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規矩很值得稱道，那就是不能在車上“對開”。公開的原因是怕傷及無辜，私下的原因是施展不開手腳。因此，如果有兩個年輕人在車上打起來了，全車都瞧不起。這種風氣全市普及，使車上顯得很安全，不必擔心橫拳飛掌擦面而過。
我當時乘公共汽車最感擔心的，是怕車上有竊賊。不是我怕偷，而是怕他們偷了哪個人后整個車子開到公安局，每個乘客被搜身。這會耗費很多時間。
這樣的事情，當代上海的新市民已經無法想像，但在那時，卻是家常便飯。如果車上有一個人突然尖叫一聲：“售票員，我的皮夾子沒了！”接下來的情景就非常公式化了。
“裏邊有多少錢？”售票員問。
“十元！”失主回答。
“好，每站不停，開分局！”售票員立即作出了決定。他所說的分局就是某個區的公安分局。
車上有幾十人，在那貧困的年代，大家都覺得這十元人民幣是一筆財產，對車子不停站直開公安局毫無異議。這車上，很可能有即將上課的教師，手握大把門票的運動場管理員，急於開刀的醫生，但是，沒有誰想到要阻止這個行動。
如果有一個乘客對此稍露不滿，哪怕是說：“老娘有病，在家等我”，全車的目光都“刷”地對準他，把他看成是試圖逃脫的竊賊嫌疑犯。
於是，每個人都要裝扮出坦蕩從容、滿不在乎的表情，到公安局接受搜身。在伸起雙手來的時候，還笑容滿面。
所有的人只想着表白自己沒有偷，不僅對自己和別人的權利、尊嚴毫無興趣，甚至對於真正的竊賊也沒有氣憤。如果這事發生在夜間，車上幾個聰明人就會向售票員提議，把車廂的燈關閉一下，讓那位錯拿了別人皮夾子的先生有機會把皮夾子扔在地上。這種提議很容易通過，等車燈一閉一開之後，果然有乘客大叫，他腳下有皮夾子。這是提議的先生扔的，大叫的先生扔的，還是別人扔的，誰也不感興趣。因此，在這樣的事件中，大家也不存在捉拿竊賊的意識。
有的只是自我洗刷。
這樣的事，在19路無軌電車上經常遇到，因為這路車的起點宜昌路和終點提籃橋，都是當時的貧困地區。
幸好今天沒有遇到，否則，不知拉到普陀分局、靜安分局、閘北分局還是虹口分局，趕不上車部長約定的時間了。
但是，由於在車上想到了上海人的圍觀起鬨心理和自我洗刷心理，我對正在開始的清查運動擔懮起來。
不高的個子，花白的頭髮，渾身的精力，車部長一見面便稱讚我那篇談魯迅佚文的論文。我說，原文會更好一點，被人改了。他說，在那種形勢下還寫學術論文，是一種勇敢。
談話剛開始就被電話一次次打斷，後來他乾脆把我從會客室拉進辦公室，在他接電話的空隙中交談。一聽就知道，電話多數是新任上海市委書記蘇振華本人打來的，這天他倆在反覆通報着一些正在從北京調入的高層幹部的情況。
從交談中得知，他對我在“文革”十年中的經歷了如指掌，並備加讚許。是誰告訴他的呢？我好奇地詢問，他神秘地說：“我有多頭情報。”
我首先猜測是海軍方面。由於老朋友張攻非的關係，我在十年間結識了一些海軍高級官員，就連後來擔任過全國海軍參謀長的安立群將軍，那年月也總是把吉普車停在我們秘密聚會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條陋巷口，與我們一次次討論着在風聲鶴唳的寒冬間的行為選擇。而車部長，正是來自海軍。當然，“情報”也可能來自我所在班級里的一些高幹子弟，也可能出自車部長他們接管上海幾個月來的調查。
他這天找我，是問我對上海宣傳文化系統清查運動的意見。
我說：“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運動？”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會兒，終於點了點頭，說：“我大致懂你的意思，但運動看來是免不了的了。”
我說：“那就要請您緊緊掌舵，不要放過真兇首惡、重大事件，但必須警惕有人胡亂指控、顛倒輕重。我已看到大量讓人擔心的跡象。我們國家有一批永恆的運動積極分子。”
車部長同意我的意見，動員我擔任寫作組系統文藝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負責向我所在的學院打招呼。
我說我不想擔任任何職務。
他說，這算什麼職務呀，很快就完成了。今後擔任什麼，我們從長計議。
我怕再推下去他會笑我把小差事當作了大職務，就不再吱聲。
最後握別時他問：“你的名字是筆名嗎？”
“不，真名。我從來不用筆名寫作。”
“誰取的？那麼有詩意？”
“不識字的祖母。”
不久之後車部長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內有了自己的住宅，便邀我去作客。他的書房滿壁圖書，面對小小的草坪，我們坐着喝茶閑聊，他已把我當作朋友。
我每次到他家去，都會在他的書架前站立一會兒。那是典型的中國幹部藏書。比較堂皇的是馬恩全集、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再有歷年的《人民手冊》，這些加在一起，已經佔了書架的絕大部分。車部長與其它幹部不同，還加了一套《魯迅全集》和《辭海》（未定稿），證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取向。
他後來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討論上海能開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藝作品。本來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點。我相信這事他還會與別人討論，只希望我能預先給他講得細一點、全一點。這種談話今天回想起來還十分享受，卻是任何在正常情況下生活的人們所不能理解的了。文化大革命幾乎禁絕了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文藝作品，現在撥亂反正，理應果斷解禁，但像車部長他們那一代人卻很難下這樣的決心，生怕在哪一點上出了問題，因此要一部一部“過堂”。讓我暗自喜悅的是，每說通一部，便是一部偉大作品與一座偉大城市的重新見面。儘管這種見面是遲早的事，但總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辦法是抬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只要他們提到過的歐洲經典名作，都立即開放。這對車部長這樣的老幹部來說，最具有“通過”的說服力。於是從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到貝多芬，都滿城綠燈。
然後，麻煩的事情就來了。一些戲曲片能不能立即開放？例如越劇《紅樓夢》和黃梅戲《女駙馬》，還有一些新進來的外國片如《音樂之聲》，是內部放映，還是公映？所有這些簡單問題的難度全在於，批判文藝作品中的“帝王將相”、“纔子佳人”、“外國死人”、“封資修”最強烈的，是毛澤東主席。
最先開放的是越劇《紅樓夢》，理由也只有一條：毛澤東喜歡《紅樓夢》。記得這部片子的“復映”活動在上海文化廣場舉行，幾天下來，真可以說人山人海、一票難求。
其它很多傳統作品，要開放也必須獲得解釋。我發現，對車部長他們，要聽的只有政治解釋。有一次我把幾部作品解釋為“在封建主義外表下的反封建作品”，他一聽很高興，覺得找到了一種說服別人（主要是說服比他更大的領導而不是一般觀眾）的“理論技巧”。後來我還聽他多次在大會上作過這樣的解釋。
說完這些事，他會順便問一下：清查工作怎麼樣？他對此好像已經沒有多大興趣，因為一些重點的清查對象早被市裡隔離，面上的清查在他看來只要“掃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終於鼓起勇氣說：“車部長，我覺得「文革」中最糟糕的有兩個階段，一是「文革」前期的造反，二是「文革」後期的批鄧，至於中間那一塊，由周恩來、鄧小平主持工作，情況很不一樣。現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鄧，有可能產生是非顛倒。”
“這裏有一個原則問題。”他的態度突然嚴肅起來，“這兩件事都是毛主席號召的，我們一定要謹慎。觸及毛主席，怎麼也不行！”
他看我有點沮喪，笑了笑，說：“我知道你既拒絕了造反，又拒絕了批鄧，所以對這兩件事特別敏感，這可以理解。但這兩個口子一開，牽涉的面就大了。就說我吧，包括我們這次一起到上海來工作的領導幹部們，絕大多數都參加了批鄧。至於造反，也很難說沒參加。部隊裏的是非是看跟誰，但一開始不管跟誰，都以造反的名義。”
有一次見面，我發現他情緒奇特，像一個受委屈的孩子。
他先問我，有沒有聽到上海民間的一個傳言：“車文儀，車文儀，把上海的文藝「車」走了！”
我問：“什麼叫「車」走了？”
他說：“就是說我用大車把上海的文藝拉走了！上海沒文藝了！全是我的錯！”他說得有點激動，然後還輕聲補一句：“真不象話，在別人的名字上做文章！”
我笑着說：“電影、戲劇、書籍都開放了，看還看不過來，怎麼能說「車」走了呢？”
他說：“是幾個作家說的，其實是說我沒有給他們發獎、撥款！”
“作家？”這讓我有點奇怪。
“還是革命作家，部隊來的，”他說，“資格比我還老。”
這下我就知道他生氣的原因了。上海有一批資格很老的革命作家，在他們眼裏，車部長至多是一個文藝愛好者。車部長來上海，按禮節也應主動拜訪這些作家，表示尊敬。於是這些作家有了一種“心理預設”，認定車部長必定站在他們一邊。然而問題是，這些作家互相之間十分對立，在“文革”中雖然一起受難，但也有互相揭發的事端，到了“五七幹校”勞動，也曾互相批判過。他們都有大量證據證明對立面作家在“文革”中喪失了立場、出賣了戰友、傷害了文化，於是紛紛把材料送到車部長處，結果，車部長只能兩頭滅火，得罪兩頭。我聽下來，他也有一點個人傾向，但正是這種個人傾向，引起了另一撥人的強烈反彈。反彈的方式是以資格老的革命者身份來訓斥資格淺的革命者，外帶以一個著名作家的身份來訓斥一個文藝愛好者，車部長怎麼受得了？怎麼不委屈？
“他們不想想自己不光彩的事情！”車部長說，“自從清查以來，我這兒收到揭發他們「搞腐化」的材料就一大堆，都什麼年紀了，見一個要一個！我昨天還收到一份揭發，說那個作家騙女孩子，光自己標點符號的稿費就夠經常請客吃飯的了。你聽聽，把寫作當作「搞腐化」的資本了……”
車部長所說的“搞腐化”，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太明白了。在當時，這三個字就是借指淫亂事件，十分通用。甚至司法文告、幹部處分決定上也這麼寫，直到很晚纔被諸如“不正當的兩性關係”等提法所代替。
其實在民間，分不清詞語的褒貶，連“正當”的關係也算。我曾看到一個中年人的有趣回憶，當年他與未婚妻談戀愛，一度手腳失度，未婚妻正色道：“搞腐化，只能在正式登記之後！”
今天車部長所說的“搞腐化”當然是指非正當的。他的由衷憤怒使我更明確地意識到，清查運動實實在在有點走歪了。即使不算生活作風問題，僅從政治節操而言，那些作家也很可能在“文革”十年間幹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但不管怎麼說，他們在總體上是被打倒、被羞辱、被抄家、被剝奪閱讀權利和寫作權利的可憐群體啊。
他找我傾訴，證明他個人對我的信任。因此，我明知他不願意聽，還是又一次把自己想說的話說出來了。
我說：“車部長，其實這些作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們在「文革」中的許多行為，也是被迫無奈。因此說來說去，還是要算「文革」的這筆總賬。清查的大方向，應該……”
車部長知道我會說什麼，立即把話插了上來：“今天不談這個了吧。”
但我還是很不識相地加了一句：“說真的，據我的觀察，清查這樣搞下去，有點近似於瞎子摸象！”
“什麼？瞎子摸象？”他立即不高興了。我一直不知道我所說的這個成語為什麼會如此深深地刺痛了他，因為他後來在幾次報告中都反覆提到：“有人說，上海的清查是瞎子摸象，請問，誰是瞎子？誰是象？”我甚至感到，這四個字，就成了我和他中斷友誼的關鍵所在。
他面無表情地站起來，拿起牆角的熱水瓶，給我的茶杯加水，又給自己的茶杯加水，一直不說話。
他從受老作家奚落的委屈中走了出來，又恢復了部長的尊嚴。過了好一會兒，他用冷靜的口氣說：“「文革」再有問題，也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直接領導的。上海的清查不是沒有大方向，一是要清查反對毛主席的言行，二是要清查反對周總理的言行，三是要清查與「四人幫」牽連的人。”
按照語言邏輯，我本想說，這裏所說的“反對”、“言行”和“牽連”都太寬泛，缺少限定。作為政策實施，至少要舉例說明。但看他的臉色，我沒有說。
那天告別，彼此都有點矜持。
我知道責任全在我：瞎子摸象。
半個月後，我接到通知：暫停文藝組清查召集人的職務一段時間，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說清楚。
一個姓王的材料組成員悄悄告訴我：“車部長說了，你在「文革」十年間表現良好，這封信如果真有什麼問題，說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但是，要說清楚這封神秘的信，實在不容易。
一開始他們就告訴我了：我的這封信，是寫給一個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說，有“打小報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當時一個老幹部馬天水的秘書，這我聽說過，但我根本不認識他，連名字的這幾個字是不是這樣寫也不清楚，怎麼會給他寫信呢？
材料組的人見我想了好些天也沒有想起來，終於決定提醒：“那封信，是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來了，而且全部想起來了。
這個名字，把我帶到了“文革”中在農場勞動的艱辛歲月。
我前面說過，那年我帶領夥伴們用身體填堵決口，最後被拉上堤岸時全身已經凍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着一個身體極弱又患眼疾的病芭，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見狀，立即把我們一個個按在床上，端着水來挨個兒擦身，擦完身，他又用雙手狠命地搓我們的四肢，搓完這個搓那個，忙來顛去，直到我們一個個睡着。
從農場必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幾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廠工作。有一天他摸着牆壁找到我家，把我嚇了一跳，連忙攙扶住他，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忙。他說：“你有沒有辦法通過任何一家報社，轉一封我們車間工人的集體簽名信，給上海分管工業的老幹部馬天水？”
我問信中說什麼事，他說主要是不滿意他們的車間主任。
我說報社信函太多，容易遺失，還不如從郵局直接寄。我聽說過這位老幹部的一個秘書名字，就寄給他，試試看。他說好，就把那封集體簽名信摸了出來。我一摸，覺得信寫得太長了，建議由他簡述幾句信的內容，由我記錄並加上自己的簽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對他的幫助。
這事不到五分鍾就做好了，我就扶着他，找附近的一個郵局寄走，然後送他上車。
材料組的人聽我說完，點了點頭，表示事情的經過與他們已經去找過的沈立民的敘述完全一致，但又補充說：“問題是馬天水真的收到了這封信，還作過批示。現在他出了問題，這事也就成了事兒了。”
“但無論如何，這是車間工人的集體簽名信啊！”我說，“他們給市政府分管工業的領導人寫信，說說車間主任的事，怎麼就成了「小報告」？他們前幾年怎麼知道馬天水後來會犯錯誤？”
材料組的人說：“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總算過去了。這件事，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瞎子摸象”這個成語的含義，到時候還要與車部長辯論一番。
我猜，車部長知道真相后一定會哈哈大笑，然後問我：“你說，那位失明的殘疾人是摸着牆找到你家的？”
我點頭。
於是他調侃自己：“那就對了，他是瞎子摸牆，我是瞎子摸象！”
誰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預想。在這樣的政治運動中，一個人只要有一個小小的疑點被審查，立即就會引來大量的揭發信。這就是政治運動中的所謂“黑子爆炸”效應。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說清楚。
由於從那封集體簽名信到這次“更重要的事情”，都以撲朔迷離的方式出現，我頓時在人們的竊竊私語間名播遠近。
我見不到車部長了。出現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馮崗先生。
馮崗先生是一位資深的文化官員，上海老一代新聞界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領導部門找我談話。
我以前沒見過他，卻早就知道他，因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學馮慧的爸爸。聽說在“文革”中也受過很多苦，後來也進入了寫作組系統。清查運動開始以後，寫作組系統中像馮崗先生這樣的老幹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領導成員。他們手下有一批“骨幹”和“積極分子”，實權在那些人手裏。
馮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經常被審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見我的第一眼就充滿了同情。
握完手之後，他又把另一隻手合過來，捧着我的手好一會兒，這是他不出聲地表達同情和關愛的辦法。他在請我落座前又親自將那把本來已經擺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讓我坐下，然後又給我泡了一杯茶。最後，坐定，他纔長時間地盯着我，輕聲問一句：“弄清楚了沒有，怎麼被審查了？”
“總不會還是那封信吧！”我說。
“你啊！”他說了聲，搖搖頭，不再說話。
看得出，他在猶豫，要不要今天就“啟發”我。
也看得出，他終於下了決心。
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頓了頓，問：“你，有沒有——防擴散的言論？”
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謂“防擴散言論”是指議論毛澤東主席的言論。這種言論一旦有人揭發就嚴封密裹，連一般項目人員也不可偷看，哪個負責人看到了更是嚴禁複述，如果複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擴散”。這種案件的麻煩就在於不可複述，很多人被關押審查了十年，人們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說了什麼話。
我的腦中轟然一聲，自知陷入了一個黑洞。
我在這方面自然說過一些話，但哪幾句被揭發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謝馮崗先生，他以違反清查紀律的方式，“啟發”出了我“議論”毛澤東主席的兩句話。
馮崗先生還建議，把產生這兩句話的思想過程寫一下，有個“緩衝”。我照他的意思，寫了一份思想彙報。
從此，從車部長開始，上海宣傳文化系統一次次清查工作動員報告中，都有了一項“有人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法。開始我還以為說別人，有一次報告正說到這裏，遇到了馮崗先生閃電般投來的目光，我一怔，心想這就是說我了。馮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觀察我是否經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據報道，前不久有的省還在處決“反對毛主席”的人。我有點擔懮了，便向清查組提出，那份思想彙報記憶有誤，需要補充修改。修改時，我把“毛主席對「文革」錯誤應負很大的責任”改成了“應負相當的責任”，以為“相當”有彈性，定案會輕一點。但正是這個改動，又使我成了清查運動中“態度不好”的典型。
“其實我是隨口說，哪裏記得是說了「很大」還是「相當」。那個揭發的人，就能保證？”我對馮崗先生抱怨。
“那你一開始就交代「相當」，不就好了嗎？”馮崗先生說。
“一開始的交代是你啟發出來的啊！”我說。
“這你可千萬不能說出去，”馮崗先生緊張了，“哪兒也不要說，隔牆有耳。”
我說：“你是我的長輩，你說，毛主席對「文革」錯誤難道不應該負很大責任？”
“這些只能心裏想想，不能說出口。”馮崗先生說。
“那麼，你估計，他們會給我定個什麼罪？”我問。
“這要看中央今後有沒有新提法。憑我的經驗，不太樂觀，你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你的另一句話倒是可以辯解的，辯掉一點好一點。”他說得非常知心。
他所說的“另一句話”，也是由一個人揭發，又由他幫我“啟發”出來的，就是我曾在一個場跋上說：『毛主席去世的時候我沒有流淚，更多的是思考。”這也被上綱為“反對毛主席”。
“怎麼辯解？”我問。
“你可以辯解，說我在思考中國沒有了毛主席，該怎麼辦。”他說。
我感激地點點頭。不是感激他的主意，而是感激他的好意。
每次談話，我總是要在他面前大罵那個揭發者，邊罵邊觀察他的表情，藉以來判斷揭發者是不是我心中猜測的人。他只是不斷重複：“遇人不淑啊！遇人不淑啊！”
終於有一天，馮崗先生把我找去，不關門，一邊故意大聲地說：“你也太驕傲了，連這樣的報告也不聽！”一邊用手推給我一張紙條：
×××同志：
昨天下午的毛選五卷輔導報告和學習動員大會，余秋雨中途離場，到結束還沒有返回，整個過程都沒有請假。他的這種態度，與他平時的一系列言論直接有關，我建議進行嚴肅的教育。
紙條下端，有一個署名。我一看，果然是他。直到二十幾年後這個名字還在報紙上頻頻招惹我，我一直不理，只因為不想從我的筆端寫出那三個字。
當時，馮崗先生像是不經意地點了點那個署名，又用手指彈了三下。署名下面的日期，是幾個月前的，那正是我被宣佈“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說清楚”的時候。
馮崗先生說：“驕傲很害人。軍人作報告，知識分子中途離場，能不發火？你是兩項揭發併發，纔出了問題。”
這下我憤怒了。那天下午的事我還記得，聽報告時我右邊坐着華東師範大學的一位陳先生，不知怎麼他突然吐血，我和一位叫奚啟新的年輕人一起把他扶了出來，本來要送醫院，陳先生說這是老毛病，家裏有止血藥，我們兩人就相扶相持把他送回了家。那時還沒有出租汽車，換了兩路公共汽車纔到他家，趕不回來聽報告了。讓我氣憤的是，那個寫紙條的人就在邊上，完全知道我們為什麼中途離場。
由此，我也大致推測到了他突然被重用的原因。
我對馮崗先生說：“你終究會明白，他是什麼樣的人。”
馮崗先生平靜地答道：“你幾歲？我幾歲？”
當時的我，不怕受難，只怕受氣。
不像現在，連受氣也不怕了，甚至連氣也不受了。
那天從馮崗先生的辦公室里出來，我顯然是氣壞了，滿眼都是一個鑲着已經發出銅綠的金牙齒的似笑非笑的瘦削麵影。
他沉默寡言，滿臉老實相。你如果拿着他寫的那一迭揭發材料去責問他，他一定先表白是“響應黨的號召”，沒有個人恩怨；然後再謙虛地聲明自己很可能聽錯、記錯，誠懇歡迎被揭發者指正。最後，他希望你也能揭發他，大家一起正視歷史，輕裝上陣。
聽起來句句有理，但正是這樣的平淡言詞，直接導致了中國現代政治史上的無數血泊荒墳。
人一被氣憤所裹卷，就很難注意周圍的一切，我突然發現，已到家了。是怎麼上車、下車、買票、換車的呢？竟全然不知。
抬頭看我家二樓的陽台，依然是那叢蓬勃的夾竹桃。祖母沒有像往常那樣，站在那裏看街景。
想起祖母，我覺得應該平一平心境，便不進家門，先到昌化路、安遠路繞一大圈。告誡自己，繞圈時決不能去想金牙齒的事，把氣憤在小路上甩乾淨。
繞完圈，我笑瞇瞇地上樓，見祖母，叫一聲。祖母正在迭衣服，先應聲，同時抬頭看我一眼，又低頭去迭衣服。但她的頭又猛然抬了起來，叫我的小名，讓我走到她跟前，看着我。
我口氣輕鬆地問她叫我有什麼事，她輕輕搖了搖頭，說：“不對，你今天有心事。”
這怎麼看得出來呢？她剛纔只掃了我一眼啊，於是我問。
祖母說：“你的心事我看不出來。我只看到，今天你有點硬裝高興。這就有事。”
祖母這麼說具有充分的權威性，因為她一生面對過太多的災難，又撫育過太多的子女，最清楚從孩子們的臉上讀出災難的最初消息。當年，我的伯伯、叔叔、姑姑們遭受危難時也會強裝着笑容來看望她，她太熟悉這種笑容，所以一逮就着，豈能逃遁。
——僅僅想到這裏，我心頭的堵塞就去了一大半。我至今所承受的一切，哪能和此刻眼睜睜地看着我的這位女性相比？她，活在世上八十五年，彷彿就是專門來領受災難的，於是也彷彿是專門來嘲笑災難的。她親自送別過幾乎所有的子女，只剩下我爸爸，而我則是爸爸的大兒子，註定要繼承她一輩子領受災難、嘲笑災難的命運。
我有能力繼承嗎，看我這副滿心憤怒卻又不知如何對付的沒出息樣子！
“其實前幾次你回家我已經看出來了。”祖母說，“我不問。你們的事我也不懂。懂也不問。因為煩心事不能多說，說一遍就長一分，幫了它。”
我點頭，真像是在傾聽金匱秘語。
“遇事只往底里想。”祖母說，“它到底能把我怎麼樣？真的怎麼樣了又能怎麼樣？能關我嗎？你爸爸關了那麼多年，也過來了。能餓我嗎？我們全家餓了那麼多年，也過來了。別的還在乎它什麼！”
“只是有點氣。”我已經說不響亮了。
“我知道，氣惡人太惡，氣世事不公。其實都沒有什麼好氣，惡人當然會惡，世事從來不公。最大的不公，你氣都沒法氣。你看我十個孩子死了九個，都死在我前面，我去氣誰？”
敗雄辯。
『要不，還去鄉下躲一陣？”祖母開始為我設想辦法了。
我說：“這次下不去了。有人說我反對毛主席，我要是躲到鄉下，會被抓回來。就像前幾年，我能躲到奉化山上，爸爸就不能，他們會來抓。”
“那又怎麼樣？”祖母還是那口氣，“他們也說你爸爸反對毛主席呢。我算過了，到了陰間，毛主席最生氣的就是他們。他一定會親自審問：為什麼要憑空造出那麼多反對我的人，敗壞我的名聲？”
說到這裏祖母笑了，我也笑了。
馮崗先生還是經常找我談話，派人來通知的時候非常嚴肅，等我到了之後把門一關，便聳聳肩，給我做一個愉快的表情，幾乎不再談清查的事情。
“我女兒昨天講起你「文革」初期對抗造反派的一些事情，真不錯哦！”他說。
改天，他又告訴我，他家對窗的鄰居是我中學的同學，叫張敏智，一個中學教師，一有
機會就向他打聽我的處境，非常關心，還對我的人品作了種種保證。在政治運動中為中學同學作人品擔保，也真夠冒險。
看着這位白髮蒼蒼、衣冠不整的老人我一直在想，他心裏什麼都明白，也有愛憎是非，卻又如此謹小慎微，為什麼？他當時的地位，已經比那些翻雲覆雨的人物高，為什麼不與他們針鋒相對？一度，我甚至對他也有點生氣。
有一次，他在我面前自語似的嘀咕，像是作了解釋：“搞運動就要鼓勵揭發，鼓勵揭發就無法提防誣陷，誣陷一旦落實成文字，再大的幹部也沒有辦法幫你抽掉，這好像已成為規律……”
我問：“歷來的這種運動中，有沒有懲處過誣陷？”
他說：“很少，幾乎沒有。”
老人的內心，比我還悲觀。
寫作組系統的另一位老人比他樂觀，那就是老資格的哲學家姜丕之先生。姜先生作為老幹部也翻閱過揭發我的材料，一天在一個弄堂口拉住我，說：“相信我，你沒有任何問題。”說著他舉起了有傷痕的右手大拇指：“解放戰爭時我在山東老區受到審查，拴着大拇指吊在樑上。後來事情清楚了，我用這隻手寫黑格爾《小邏輯》闡釋。”
相比之下，一些沒有太多運動經歷的年輕人勇敢多了。有一次在食堂排隊，我前面隔着一個人恰懊是那個鑲金牙齒的揭發者，他正在與另一位清查組成員談話，邊上突然衝過來一個二十齣頭的女孩子，在我身邊站定，憋紅了臉大聲對我嚷嚷：『別怕，余秋雨！我已經知道真相，「文革」結束了，看他們還能胡鬧多久！”
她的聲音如此之響，使整個食堂一時為之寂然。我牢牢記住了這個女孩子的名字，她叫趙錦繡，不知現在在哪個單位工作。
其實趙錦繡我是認識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總理去世時我正好又被關進了上海虹橋醫院的肝炎隔離病區，她也在。記得那天早晨在收音機里聽到哀樂后，病區里各種職業的病人哭成一團，包括一些沒有文化的環衛工人在內。因為在當時很多中國人心目中，表情溫和的周恩來的離去，是中國最後一個希望的離去。我記得當天驗血，不少病人連GPT指數都上升了，一個姓吳的護士拿着一迭驗血單一邊翻閱一邊擦淚。
我當時想，這些病人和護士都是再普通不過的平民，卻那麼急切地在每一個政治老人身上搜尋着任何一點希望，中國人真是可愛又可憐。
這時突然傳達通知，上海嚴禁各單位的一切悼念活動。我、趙錦繡，還有靜安區一位叫趙紀鎖的老幹部，三人聽了傳達后只說了一句“我們是病人，怕什麼”，便立即在病區底樓的一個倉庫里佈置靈堂，組織全病區舉行隆重追悼會，由趙紀鎖先生主持，我致悼詞。
我能夠推測，禁止追悼活動的命令並不是針對已死的周恩來的，而是怕“死人壓活人”。但是我們，在苦難的大地煎熬了那麼久，已經不怕什麼。
事後，我還獨自把病床搬到靈堂隔壁守護，以防有人來拆除。我相信這很可能是當時全上海惟一公眾性的周恩來靈堂。這件事，當年虹橋醫院第六病區的所有病友和醫護人員，都不會忘記。
那天趙錦繡在食堂里的大聲嚷嚷，幫我下了一個決心。我決定像那次在醫院裏組織追悼會那樣，繼續壯膽抗爭。就從那天開始，我不間斷地向北京的中央領導機構寫信，反映上海清查運動中出現的投機分子和是非顛倒，呼籲徹底否定“文革”。我說，只有否定“文革”，纔能全盤改觀。如果仍然以捕風捉影的“反對毛主席”作為清查的第一標準，到頭來只能是“文革”初期造反派在所謂“誓死捍衛”口號下一系列極左行為的重複。
這一大堆信，我想直到今天，中央的信訪辦至少還應該保存着登記目錄吧。當時為了防止意外，我把其中一份底稿以給李小林同學寫信的方式藏在她家裏，心想她父親巴金先生已經平反，會比較安全。
歷史，終於走上了正路。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兩個凡是”結束了，“文革”終於被徹底否定了。
清查組在我的問題上不知該如何收場，只是談話的口氣變得越來越溫和。“攻擊毛主席”改成了“議論毛主席”，不久又改成了“有錯誤言論”，過幾天又改成“說過幾句不妥當的話”，後來乾脆不提了，只說大家都有問題，讓我“反思一下自己的其它問題”。
一天，清查組裏一位平日十分寡言的謝先生輕聲對我說，晚上到他家去一次，還把他家的地址抄給我。
那天晚上我剛敲開門，他就一把拉我在沙發上坐下，滿眼誠懇地直視着我說：“中央精神有變，你的話沒有錯。那兩個人正在找台階，證明清查你是正當的。找到你的兩篇學術文章，一篇寫魯迅的，一篇寫胡適的，每個字都在啃，啃了幾個月，還沒有啃出問題……”
“那麼，他們會怎麼做我的清查結論呢？”我問。
“這就是我今天找你的原因。他們原來搞你的材料全部作廢了，寫不出任何一條問題，現在把球踢到了我這裏。我和幾個比較正派的清查組成員商量，還是由你自己寫幾句吧。”他說。
“沒有問題就說沒有問題嘛！”我說。
“那也得由你來寫，我們表示同意，再叫老夏看一看。你的事我給老夏說過，他說天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沒有問題，他自己在「文革」中的問題就很多。我建議，你就如實寫幾句，有沒有問題別人自然會看出來。”顯而易見，他對我充滿善意。他所說的“老夏”，就是他們的臨時組長，早年與江青熟識，“文革”中被隔離過一陣。
但是，我心中充滿不平。我說：“老謝，什麼時候了，他們居然在查我的那兩篇學術文章？他們也不看看年代，那是在周恩來、鄧小平主政的年代寫的，當時敢於寫學術文章，還署了我自己的真名，本身就是在對抗大批判！他們自己寫了那麼多造反、批鄧的文章反而不查了？這真是歷史的顛倒。”
老謝說：“你的不幸，是車部長親自決定審查你的。他倒是講了你很多好話，但後來卻撒手不管了。現在，車部長和市委書記蘇振華他們在「兩個凡是」上出了問題，都調走了，清查組的人都忙着撇清與『兩個凡是”的關係，忙着在找自己今後的工作。他們這次算是又滑過去了。』
根據老謝的要求，第二天我就寫了一份自我清查。共分三條，抄錄所留底稿如下——
自我清查
“文革”十年，我受盡批判，歷經磨難，家破人亡，卻仍能抵製造反，抵制批鄧，殊為不易。但心中也有很多愧疚，尤其是對父母、親友救助乏力，至今深自譴責，不便與外人道也。
近兩年接受清查，清查的主項問題，現已有中央文件證明我為正確，毋庸多論。另外曾被清查人員感過興趣的，是下列第一項。其它兩項雖然算不了什麼問題，卻一直使我感到不舒服，因此不妨作為教訓提一筆。
一，我曾幫助在外地農場一起勞動過的“難友”──殘疾人沈立民先生，從郵局轉寄過一封車間工人的集體簽名信給當時分管工業的市政府領導馬天水。我和那些不認識的車間工人們都沒有預料到他幾年後會犯政治錯誤。從中得出一個教訓，雖然向政府有關部門投訴是人民的權利，但最好不要投給我們不了解的領導人；
二，十年間我從未參加過任何大批判，但在複課後有一次卻對自己所在學院表演系編的一份台詞教材，提出過不恰當的口頭意見。我誤以為那份台詞教材的“繞口令”有點低俗，可能是“工宣隊”插手了，其實是誤傷了與我關係十分親密的教師；
三，在我生病其間，一個文化程度很低的青年工人請求我從文字語法上幫助修改一篇談《紅樓夢》的極為幼稚的千字短文。我推不過，在病床上花了大約十分鍾時間修改了一下。後來這個青年工人得知我因幫沈立民先生寄信的事情被審查，也緊張了好一陣。由此得出教訓，此生作為教師，只能教書，不能改文。只要在別人的文字上一落筆，什麼都扯不清了。
十年教訓，略如上述，敬祈指教。
兩天後，老謝告訴我，我的清查結論就寫了這三條。但我的文字“太幽默”，可能會作些修改。我說，要修改可要徵得我同意。但後來再也沒有迴音。
二十幾年後，當年的揭發者，那個金牙齒在上海《文學報》再一次向廣大讀者揭發我當年曾經被他清查，還說保存着“材料”，全國一片嘩然。我一時警覺，拉着一位政法記者一起轉彎抹角終於找到了“兩個凡是”時期金牙齒等人的組長夏某，當面質問當年他們搞的“材料”的去向。夏某老衰，支支吾吾說全部上繳了，又反反覆復地說我的好話。後來，我又繼續查緝，窮追不捨，終於，有關領導部門和司法機關在我的強烈要求下，花了不少周折，在一個角落查到了當年夏某他們上繳的所謂“材料”，有關我的，還是這三條。他們讀了幾遍，不知所云，瞠目結舌。但我估計，我的文字一定被人改壞了。因為後來據看過這份“材料”的幾位負責人告訴我，既看不出任何問題，也看不出任何幽默。
就在我當時以輕鬆口氣做“自我清查”之後不久，北京一位叫張雲義的軍人一連幾次來上海找我。他是當時北京一位副總參謀長的女婿，代表國防科委的王素之將軍，動員我到軍隊工作，去北京。
這事使我很驚異。原來，王素之將軍一度曾到上海領導過清查工作，知道我的一些情況，回北京后對我的政治判斷和為人態度越來越有好感，執意要調我。
張雲義先生說：“你受了很大委屈，但「兩個凡是」的問題在上層人事上比較複雜，考慮大局只能向前看了。軍隊調你，立即給你一個象樣的級別，正團級，就是為你恢複名譽。”
聽了這番話我被王素之將軍的負責精神感動了。他只是來過這麼一段，也沒有再過問後來的事，卻一直記着，盡自己所能，給一個遠方的年輕人返還公道。
我對張雲義先生說：“請代我謝謝王老，但調我卻不必了。現在我已找到崗位：為中華文明的重建做點事。在這個崗位上，是否恢復那種名譽，並不重要。”
此後，張雲義先生還來我家四次，他們調我之心一直未泯。
張雲義先生一再警告我：“中國文人里最讓人噁心的就是那些揭發專家，揭發過一次就會揭發一百次，因為除非你永遠默默無聞，否則他們總會為過去的揭發感到不安全，所以一輩子不放過你。還是離開上海吧。”
我說：“你這麼說我更不走了，歷史還能聽他們擺佈？”
就這樣，我留在上海了。
然而，我早已不想和那些揭發專家憋氣。
我很明白，自己的經歷和見聞，只是社會一小角。“文革”中受難的很多家庭，地位更高、落差更大、災禍更深。
這就是我們腳踩的土地。
這就是我們民族的集體隱疾。
所謂集體隱疾，就是文化。
我們的文化本不應該這樣。
我義無反顧，向文化走去。這次出發，與我報考大學時對“文化”的理解，已經完全不同。
個人的名譽確實已不重要。在整個民族的人格文化還沒有重新建立的時候，個人的名譽算什麼？
於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深入文化領域的一個決絕舉動，近似破釜沈舟。我讓自己在屢屢傳言中形象模糊，以便讓仕途成為陌路。
這就是說，我讓自己的文化行為，失去文化以外的退路。
八十年代初的一個夏天，我與所在學院的范民聲、王家樂兩位老師一起到湖南長沙招生。中南地區幾個省的考生都要趕到長沙應試，我們從接受報名到設考場監考、口試，忙了好一陣。那次招到了一批很優秀的學生，但說來悲涼，居然已去世好幾位。
學生之一的黃見好，後來以“伊妮”的筆名成了一位知名作家，但幾年前突然給她相親相愛的丈夫留下了一封不明不白的告別信后，不知去向。她家人和諸多社會機構找了好幾年，都不見蹤影。連所有的寺院都找遍了，估計已不在人世。但為何離開，至今無人能說得清，據說與得了一種病症有關，但那並不是絕症。她丈夫至今還沒有停止尋找，一路帶着她的那些著作，著作扉頁上印着，作者“受業於余秋雨教授”。
與她同班的另一位學生黎奕強畢業后表現卓著，已出任廣州市粵劇院院長、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誰知有一年除夕駕車帶兒子回廣西梧州的老家過年，夜色中墜入一處斷橋河谷，父子兩人都未能生還。
我至今還記得口試他們時的一問一答，還記得畢業送別他們時的依依情景。我一直以為，災難結束在我們這一代，我再忍辱負重，也要讓學生們過上好日子。
那年去招生住在湘江賓館一座現已拆掉的老樓內，我與范民聲、王家樂兩位一起住一小間，既擁擠又簡陋，為的是替學院省錢。那天，我們三人正在閑聊，有人敲門，篤、篤、篤，估計是考生，便大叫一聲“進來”，只見急急推門走進一位老人。
我奇怪地定睛一看，立即起身：“車部長，是您！”
車部長早已調任湖南省委宣傳部長，與幾年前他所在的上海市委執行“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有點關係，當然比在上海寂寞多了。不知道他從哪條管道知道我來了，住在這裏，居然準確找到。須知我當時還籍籍無名，他在湖南的工作系統不會因外地來了幾個招生的教師而向他彙報。
“我有多頭情報。”這是他對我疑問的回答，與我們首次在上海大廈見面時一樣。
我把范民聲、王家樂兩位老師介紹給他，他一一握過手後轉身看了看我們住的這個小房間，看得很仔細。
這種擁擠狀況對他這一級別的幹部來說可能已經相當陌生了。他似乎由此覺得我境遇不好，便找了一個床邊坐下，關切地問：“你的事，我後來沒時間過問，現在一切還好嗎？”
說著他瞟了一眼范、王兩位老師，在猶豫要不要在他們面前談過去的事。
“我現在專心教書、寫書，算是回家了。”我順手指了指兩位老師，把重音放在“回家”兩字上，表示我們親如家人，儘管說。
車部長一笑，說：“我倒是幾次想起你最早對我說的話，能不能只搞清查，不搞運動。這不容易做到。我們黨，還沒有找到更好的辦法。”
我說：“事實又一次證明，這樣的運動一定會搞亂，甚至顛倒。”
車部長說：“顛倒只能一時，歷史終究是公正的。”
我說：“問題是通向公正的代價實在太大了。例如，我當時突然被清查，他們一定向您彙報過，一是我議論了毛主席，二是我給馬天水打了小報告。議論毛主席的事現在不用說了，可您知道不知道，那個小報告，是車間工人的集體簽名信？”
“車間工人的集體簽名信？”車部長有點吃驚。
“他們批評的對象，只不過是車間主任。”
“車間主任？”
“而且，信是從郵局寄的，誰也不認識馬天水和他的秘書。”
“郵局寄的？”
“我只是幫了一位殘疾人的忙，這算什麼小報告呢，居然一鬧兩年。”我說。
“嘣！”車部長一拳砸在床頭柜上，還罵了一聲粗口，把范民聲、王家樂兩位老師嚇了一跳。本來我還想講講與這位殘疾人的關係、講講當年在洪水中以身體填堵堤堰決口如何凍僵、又如何被他用手掌搓暖的往事，見部長已經發怒，不再火上加油。
以後幾年，我經常接到湖南文化界的講學邀請，一次次去長沙。車部長一聽到消息必定主動來看我，我們又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我用十幾天時間為湖南戲劇界的朋友講完《戲劇審美心理學》和《現代藝術精神》，就告訴前來看我的車部長，嶽麓書院必須保護。
“嶽麓書院我去看過。是毛主席、蔡和森他們從事早期革命活動的地方，革命傳統紀念地。”他說。
我說：“其實那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教育機構，朱熹在那裏講過學。我這次去，發覺那裏只說現代革命，不提朱熹他們……”
“朱熹，是那個唯心主義哲學家吧？”車部長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但很快就笑了：“對，先保存，再評價。”
說完嶽麓書院，我又隨口提議這個省還有一些曾經被整慘了的老一代戲劇理論人纔，應該發揮他們的作用，我舉了一位叫金式的先生和另一位姓唐而現在忘了名字的先生，作為例子。
幾天之後再一次見面，我又向他轉述了一位姓李的詩歌評論者告訴我的種種生平委屈，希望他能予以幫助。他在小本子上一筆一筆地記下了這位李先生的名字。
正說著，文化廳的朱靜民先生進來了，他看見車部長坐在我的房間裏已經很吃驚，沒想到車部長順着我們剛纔的話題對朱靜民說：“我們湖南，再也不準任何人去整文化人了，不管以什麼理由！”朱靜民鬧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只顧點頭。
車部長突然轉過臉來看着我，放低聲音問：“那幫人還纏你嗎？”我說：“暫時沒有太大的動靜，只有一個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十分狼狽，連找一份工作都很困難了，在一家圖書館打雜，卻老是在外省的現代文學研究圈裏散佈一些謠言，說我曾被他清查，問題嚴重。讓他說吧，我纔不理呢。”
“你以後有什麼事情說不清楚了，找我！”車部長的這句話透露出一種軍人豪氣，洗刷掉了我心底對他的最後一層抱怨。
我在內心感謝之餘，卻也明白，身處現世，靠誰的保護都不管用。你看，從車部長開始，有多少長輩想保護我、為我說話啊，但都沒用。結果，陰錯陽差，他們還可能不經意地傷害了我。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去，真正能保護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選擇和文化選擇。那麼反過來，真正能傷害你的，也是一樣，自己的選擇。
長輩們無法真正地保護你，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們有發言權的那個災難未必還
會重現。新的災難以什麼形態出現在什麼地方？完全不知道。
在學生們面前我也算長輩了，卻完全無法預見他們將會遇到什麼災難，因此也無法把他們，例如黃見好和黎奕強，保護好。
原以為渡過那隱秘的河灣后一切都會挺直、暢亮、歡快，其實根本不是。正像幸福是一種接力賽，災難也是一種接力賽，而且兩條跑道往往合在一起，不分彼此。我們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地給下一代講述過去的災難，因為災難並沒有結束在過去，更沒有結束在我們身上。他們承受的災難，很可能比我們承受過的更兇險。
我只希望，下一代的災難，不要像我們這一代遇到的那樣帶有如此宏大的群體性：群體性承受，群體性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