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斯坦尼

一九六八年的秋、冬之間。

進駐學院的工宣隊，分批找即將畢業的學生談話。

我們班裏的工宣隊小隊長是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工人，姓尹，聽他自己介紹，文化程度是初級小學，一口常州方言，聽起來很吃力。我們的畢業談話，由他親自逐個進行，談話地點，在紅樓門前的草地上。

找來談話的學生席地而坐，他的身下墊着一方印着工廠廠名的舊毛巾。

幾個老年女工站在一邊，看到一個快談完了，就急匆匆地到學生宿舍叫下一個。

已經談了兩天，今天終於輪到我了。

尹師傅開頭一段話，一定是一個通用的開場白。

尹：“你們馬上要下鄉了，先要做一個畢業鑒定。下鄉不要怕，青菜蘿蔔便宜，一斤要差好幾分，一個月下來好幾角，我算過。現在最頭痛的是要做畢業鑒定。畢業鑒定，這種東西你從前聽到過嗎？”

余：“我知道畢業鑒定。”

尹：“知道就好。中隊裏前幾天討論過了，這鑒定要分四個等級。第一等，跟着毛主席革命造反，現在又服從工宣隊領導；第二等，也算不錯，但是曾經沾到過一個麻煩問題，譬如，有的是運動初期抵制過造反，現在轉變態度了，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現在有點認識了；第三等，沾到的問題不止一個，態度轉變也不明顯；第四等，思想頑固的反動學生。你猜猜看，你是第幾等？”

余：“第三等。”

尹：“嗨，看來上下一致，你也沒有抵觸情緒，這很好。鑒定要做兩個月，在這兩個月期間，四個等級的學生有分工，第一等級的參加鑒定組；第二等級的參加校內大批判；第三等級的參加社會大批判；第四等級的繼續審查、關押。”

余：“什麼叫社會大批判？”

尹：“校內大批判針對大家都認識的那些領導、教師，指名道姓，一針見血，你們立場沒有轉變，做不了。社會大批判就方便了，大家在說什麼不好你也去說兩句，什麼修正主義、經濟主義、山頭主義，圖個熱鬧，也沒人看。”

余：“社會大批判要到校外去嗎？”

尹：“那倒不一定。聽我們隊裏的小王師傅說，報社要批判幾個毛主席不喜歡的外國人，要我們學校也弄幾個人過去幫忙。我聽說報社的伙食最便宜，八分錢就能買一個葷菜……”

余：“毛主席不喜歡的外國人？哪些人？是死了的還是活着的？”

尹：“我不知道，聽說是死了很多年的。”接着他放低聲音嘀咕開了：“毛主席也真會記恨，其實死了也就算了嘛，路又那麼遠，他老人家又那麼忙……”

任他說下去，按當時的標準，真不知會蹦出多少“反動言論”來。我禮貌地打斷他，請他告訴我怎麼找小王師傅。

胖胖的小王師傅好像有點文化，大概是哪家工廠里的文書或宣傳幹事。他說：“工宣隊一進駐文化單位，全線安靜，上海報刊上也就做不出文化題材了，幾家報紙編輯想找一些空閑的專業人員，去寫幾篇評論舊俄理論家別什麼、車什麼、斯什麼的文章。聽說表演系有個叫徐企平的老師是這方面的專家，你反正也沒事，跟着一起去吧。”

對這位小王師傅我必須另眼相看，因為他的語言方式比較接近正常邏輯，而且，他居然把那幾箇舊俄理論家名字的第一個字，都記住了。

他還在說：“現在誰也不會有心思去碰學術，但你們很快就要下鄉，一輩子的事，今後再也沒有機會碰這些東西了。”

他的這幾句話，與當時的通行思路南轅北轍，卻讓我非常感動。很想重重地握一下他的手，卻又覺得自己是第三等級，身份不妥。

我說，我忙於下鄉準備，又要鑒定，可能抽不出時間。他說：“沒事，有空去晃一下就行。”

離開他之後我獨自走了很長時間的路，心想對啊，兩個月之後我就會變成一個最地道的農民，直至終身，青年時代短暫的文墨緣分，就此結束了。

我本來想到文匯報社隨便晃一下就走，像小王師傅說得那樣，但一到那裏，腳被粘住了。

我的腳被粘在報社六樓的陽台上，眼下，正是百年外灘。

外灘當然來過，但居高臨下地俯矙還是第一次，那番宏偉靜寂的景象，給了我強烈的震撼。我想，一定是上天知道我要永久地離開上海，便找了一個機會讓我站在這裏，與這座城市最精髓的部位好好告個別。

最震撼我的是，外灘彷彿根本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

我知道在下面細細看去，會有不少政治運動的印記，但從上面看下去，高樓依舊，石壁依舊，江水依舊，堤岸依舊，連那座建造於世紀初的外白渡橋也沒有絲毫變化，一切都屹然冷然，無知無覺。

早晨，江輪的汽笛聲中，一個個還沒有來得及梳洗的家庭婦女急匆匆地提着一個小竹籃到大餅油條攤去買早餐白天，外灘並不熱鬧，在那裏徘徊俯仰的多數是背着大包的外地人；晚上，無論是黃浦江邊還是蘇州河邊，都擠滿了一對對談戀愛的情侶。這一切實在是沒有多大改變。附近有這個城市的首腦機構，偶爾會有一些敲鑼打鼓的車輛來“報喜”或“表決心”，吵吵鬧鬧地抹過一筆極左狂熱的倉促印佰。但是，對於這種吵鬧，沿江的情侶們沒有一個會回過頭來觀看，街邊老屋裏剛剛入睡的居民也許會醒，卻嘟噥一聲翻個身又酣然入夢。

我注意了，『文革”給外灘之夜帶來的惟一變化，是江邊一對對情侶背後會出現一些戴着紅袖章、舉着小旗子的老工人。他們見到緊緊偎依的情侶，會用小旗子的旗柄敲一敲柵欄杆，隨口叫道：“分開點！分開點！”

轉過身來回答的必定是那位小姐，用最標準的上海話罵一句“十三點！”美麗的慍怒完全等同於任何時代的上海女人。

這些老工人白天在廠里很可能是頤指氣使的造反派，但那只是在廠里，不是在外灘，更不是在外灘的夜間。在外灘夜間，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上海女人美麗的慍怒仍然如雷霆萬鈞。

一種經過反覆調試的秩序，會構成一種穩定；一種經過時間考驗的生態，會構成一種慣性；一種沈澱着文化的規則，會構成一種防衛；一種蘊涵著人性的習慣，會構成一種氣氛。這一切，正是上海讓一切革命者頭痛的地方，也是上海讓一切極左派惱怒的地方。他們發現，全城的資產階級可以低頭，滿街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卻很難整治；上海的政治身份可以改變，上海的文化生態卻很難動搖。正因為他們討厭的是文化生態，所以搞起了一場以“文化”為名的革命，而且偏偏在上海發起。那些天，我在上海外灘的夜間，找到了這個秘密。

與窗外的一切相比，報社屋子裏的事情就顯得非常瑣碎了。

報社文藝組的幾位編輯找了我們幾個比較空閑的專業人士來討論舊俄戲劇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簡稱斯坦尼）的表演理論體系，本是想為報紙弄一兩篇文章發發的，我們幾個也這麼想。後來知道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青年教師胡錫濤先生也準備寫一篇評斯坦尼的文章，只是不太懂表演，想讓我們幫他做點文字準備和專業諮詢。他當時已參加市裏的一個寫作組，地位有些特殊，但我們這些專業人員都不知道深淺。結果，只要一討論斯坦尼體系，專業人員就與胡錫濤先生對立起來，而且越來越嚴重。

這事回憶起來十分有趣。我們這些人，為什麼對於造反派聲色俱厲的批判毫不在乎，反而對胡錫濤先生文質彬彬的觀點如此抵拒呢？原因是，造反派的批判沒有進入文明的底線，根本無法建立一個對話（包括吵架）結構，而胡錫濤先生的批判話語卻在文明底線之內，具備辯論的基礎。這就像，有人說你是“強盜”你很難駁斥，有人弄錯了你的學歷你卻會站出來更正。

我從胡錫濤先生那裏，第一次近距離地知道了一種“學術性大批判”是怎麼回事。那種“大批判”並不罵人，也不像當今的一些大批判幹將那樣滿口臟語惡詞，而還是保持着一種外層的理論態勢。但是，這種理論態勢完全是單向的，根本不考慮批判對象的邏輯結構和歷史過程，只按自己一方的預定概念進行斷章取義的組接，然後得出一個個危言聳聽的政治結論。他們追求“犀利”和“痛快”，其實就是追求在斷章取義和危言聳聽這兩者之間的大膽跳躍。

在見到胡錫濤先生之前，這樣的“學術性大批判”文章也在報刊上見過一些，只是因為我們對批判對象知之不深，尚無切膚之痛，而這次胡錫濤先生要評論的卻是我們專業範圍之內的斯坦尼體系，那就難於承受了。

其實斯坦尼是一個去世已久的外國戲劇家，我們毫無衛護他的必要，更何況在我們連自己的親人也不能衛護的年代。但是，文化邏輯在當時已成為生命價值的最後一條防線，我們的迂闊勁頭浮起來了。

表露在外的事端主要是兩個：一是胡錫濤先生徹底“槍斃”了我寫的《關於“從自我出發”》一文；二是對立過一陣后五個專業人員很少再與胡錫濤先生講話，等到我去外地軍墾農場勞動之後，留在文匯報社的四個專業人員與胡錫濤先生之間已經互不理睬，胡錫濤先生獨自埋頭去寫一篇叫《評斯坦尼體系》的文章了。

我的《關於“從自我出發”》一文的被“槍斃”，純屬必然。不要說胡錫濤先生，即便換了全國任何一家報刊，在當時也不可能發表這樣的文章。我非常喜歡斯坦尼的表演理論體系，但因為已經接觸過布萊希特的理論體系和中國戲曲的表演美學，認為一個演員僅僅“從自我出發”來表演是不夠的，還應該從生活出發，從表演形態出發，文章主要寫了這個問題。

我寫這麼一篇明知要“槍斃”的文章，不是勇敢，也不是反抗，而是對即將永別的文化話語的一次告別性沈醉。小王師傅說，我這輩子再也不可能碰這些東西了，因此故意再碰一下。

碰完，我還想碰點別的，就到報社的資料室去找書。沒想到這個資料室因為天天開放，清理得特別乾淨，連一本可讀的書都沒有。兩位楚楚動人的小姐，管着一大堆剪報。

想到很快就要失去閱讀的權利，我狠狠心，乾脆把今後最不可能再碰的英文書拿了出來。這稍稍需要有一點勇氣了，因為據報紙公佈，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不積极參加“文革”而一心背外語，被取消了“畢業”資格。我故意在一片口號聲中讀英文，當著胡錫濤先生的面讀英文，在一輩子下鄉的前夕讀英文，確實有點“表演”。按照當代的說法，有點“作秀”。但只有我內心知道，這是一個決絕和無望的文化祭奠儀式。窗外，是百年外灘。

其實，胡錫濤先生當時在文化思想上雖然挺左，在人品上卻是一個仗義君子。例如，我們幾個專業人員的召集人王亞侖先生，也是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一個進修班的畢業生，當時下放在一家工廠，他班裏有一個叫何西明的同學，來自邊遠地區的小劇團，劇團領導苦苦積蓄多年，湊成一筆款子，叫何西明到上海來買舞枱燈光設備，沒想到他掂着這筆款子一進上海市第十百貨商店（即永安公司），就被小偷摸走了。他是一個工薪極低的人，一輩子也賠不起，更覺得無法向劇團交代，居然要上吊自盡，被人發現后救起。我們從王亞侖先生處聞知此事後，決定集體簽名給何西明所在地區的各級領導機關寫信，以證人的身份請求由政府免除賠償。做這些事，胡錫濤先生特別起勁，他並不認識何西明，但每次簽名都帶頭，還到報社的各個編輯室徵求簽名，因為當時《文匯報》有名，容易獲得外地領導的信任。這事後來終於給我們辦成了，何西明深表感謝，然後天天在他失竊的櫃枱前抓小偷，一連抓了十來個。

另一件事是我班一個同學因尿毒症去世，由於我談起過這位同學的一些情況，那天我到報社報告死訊時，胡錫濤先生立即霍然站起，雙眼含淚，其實他根本不認識我的這位同學。

我很快就下鄉了，握別各位與我一起受盡委屈的專業人員，也與胡錫濤先生告別。此後，這位“左傾”的學人，善良的君子，常常出現在我的腦際，讓我想起中國一代文人的人格悲劇。沒想到在三十二年之後，讀到了他在武漢《今日名流》雜誌上對那段往事的回憶。

且引幾段——

為了這篇文章（即胡錫濤先生寫的《評斯坦尼體系》一文），我在文匯報社頂層熬過了寒冷而苦惱的三個月，我把包括余秋雨在內的幾位朋友都得罪完了。但余秋雨給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難忘。

我“槍斃”了他的稿子，他不記仇，頗有雅量。實際上他寫稿很下功夫，不走快捷方式，直接查閱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捲起了角。他的稿子不僅文筆漂亮，而且內容紮實，從理論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體系的特點和缺陷。作為一篇學術論文，只須刪掉一些應景文字，放在今天的學報上也能發表；但作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個特殊年代就不合格。

令我更佩服的是他堅持學英語，喜看英文原版書。每天早晨，大家剛起床，他已站在陽台上朗讀英語。季節已入冬，冒着嚴寒讀英語，可真不易。“文革”時期“讀書無用論”盛行，誰會拚命學英語？余秋雨書桌上所放的一大堆書籍，除了幾本魯迅全集，全是英文版原著。是小說還是戲劇理論書，我也看不懂。我不明白余秋雨為何對英文原版如此感興趣……

他當時很窮，經常向徐企平借飯票，借了之後又還不出。到後來，徐企平總是慷慨主動支持他。他們兩人並不在一個系，關係卻很密切，因為都在“文革”初期受過造反派的衝擊，都屬於“保守派”，共同語言特別多。據徐企平私下向我透露：小余的業務水平在同屆學生中最拔尖，戲劇文學系教師都想讓他留在系裏，但都無實權，實權掌握在造反派手裏。小余表面上很活躍，其實他內心很苦悶，他父親有歷史問題，很可能會影響他的分配，影響到他的前途。……待分配的畢業生，沒有工資，經濟困難的人可以申請補助，一般只能領到十二元。小余家裏很窮，他每月領十二元補助，還得貼給家裏一半，自己只剩下六元錢，怎麼維持生活？

苞錫濤先生的這些回憶發表時我在國外，隔了很久纔看到。與許多老人的回憶一樣，其中真正有價值的是親身經歷的部分，後面很多道聽途說的內容就難免以訛傳訛、笑話頻頻了。我與胡錫濤先生實際接觸的時間很短，初見面時彼此不認識，沒有成見，因此那些最初印象比較純凈。那麼多年過去了，幾乎再也沒有見過他。朦朧中覺得似乎在北京某單位禮堂看電影時匆匆閃過一眼，那也很多年了。不知道他現在什麼樣子了，估計見面時還能認得出來吧？

讀了這些片段回憶，我很感動。因為在讀到的當時，我正受到一批嫉妒文人捕風捉影的誹謗。誹謗者們雖然口氣越來越大卻始終找不到絲毫證據，最後發現只有一點能講得稍稍具體一點，那就是我批判了斯坦尼，並由此推斷我參加了『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能夠反駁這項誣陷的人很多。但是，按照常理，胡錫濤先生不可能站出來。這是因為，他如果站出來，必然要牽扯到他當時確實是“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的成員這樣一個事實。我和他，既無交往又無交情，他又何苦做這樣的傻事呢？

我敢肯定，誹謗者們之所以那麼肆無忌憚，很重要的原因正在於，他們斷定一切有證人資格的人，都不願去沾染這一些早已被他們攪渾了的遠年事件。

但是，他們低估了人們的道德勇氣。

苞錫濤先生在『文革”中確實走過一些歧路吧？因此他最能敏感到“文革”災難的死灰復燃。他冒着危險，拼將自己的余年站出來了。

作為最權威的證人，他主動地發表文章表明，那篇文章完全出自他一人的手筆，與我一字無涉。

誰都知道，當年他寫作這篇文章，責任也不在他。但是那些本應為他承擔責任的人都已無法出來承擔。因此，他今天的承擔，是一個“到我為止”的決絕行為，他的身後已沒有退路。我幾乎能聽到他的心聲：把再多的罪名壓到我身上都可以，但只要我活着，就要阻止“文革”式的誣陷。

這是他對歷史的一個回答，也是他對人生的一個交代。站在當代的一大批誹謗者面前，他顯得那麼高貴。

苞錫濤先生在回憶中，有一個細節說錯了：我當時已經領不到每月十二元錢的補助。

在『文革”之前，那叫助學金，大致能勉強支付我一人每月在學院食堂的伙食費。但是“文革”開始后爸爸被打倒，我就不可能再領了。當時的一切經濟補助都以政治身份為前提，沒有一個單位敢給一個“階級異己分子”的兒子一分錢的補助。

那是怎麼度過來的呢？

我只能排除一切具體的感覺、圖像和場景，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來回答：一步步穿越令人恐怖的飢餓。

借飯票，我不止向徐企平老師一個人開口，只是向他借得最多。周圍的每個專業人員，王亞侖先生，周康渝先生，何秀文先生，包括文匯報文藝組的每個編輯、記者，褚鈺泉先生，何倩女士，路元先生，周玉明小姐，以及很多年後成了我學生的孫東海先生，肯定都被我借到了。另一位因為參與“炮打張春橋”而天天在隔壁寫檢查的倪平先生，我也借了不少。所有的人，我都沒有還過。

“文革”期間的上海，飢餓的現象並不普遍。因此，一切被我借了飯票的人當時一定不會感到事情的嚴重性。他們不可能知道，我背後還有一個完全失去了經濟來源的大家庭，而我，那麼要面子，必定是餓了幾頓纔會訥訥開口。

有時，實在餓得抗不住了，又不好意思再“借”，就像胡錫濤先生看到的那樣，逃到陽台上大聲朗讀英文。

正是飢餓，我的飢餓和我全家的飢餓，使我產生對下鄉勞動的焦灼企盼。徐企平老師和胡錫濤先生在擔心我爸爸的歷史問題會影響我的前途，其實我當時覺得最光明的前途只有一條：下鄉勞動，養活全家。

寫到這裏，我忍不住要對另一位老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徐企平老師。

其實我與他的關係並沒有胡錫濤先生所說的那樣親密，因為在學校里隔系如隔山，再加上師生之分、年齡之差，以前幾乎沒有說過什麼話。作為一個真正的斯坦尼研究專家，他在文匯報社期間與胡錫濤先生鬧得最僵，彼此很少講話，但是胡錫濤先生關於我和我的家庭的了解，都來自於他，可見他們兩個人除了學術爭吵之外，餘下來的談話內容就是我了。

我在胡錫濤先生的回憶文章中看到，徐企平老師每次談了我之後，都請求胡錫濤先生幫幫忙，能不能通過市裡寫作組的關係，救救我父親，救救我全家。須知，這是一個在學術觀點上寸步不讓的耿直藝術家，居然為了一個並不熟悉的年輕學生，在向自己的辯論對手求情！

其實，善良的胡錫濤先生當時也毫無辦法，因此在“文革”十年間，我的父親和我的家庭始終未能獲救。

讓我感動的是，徐企平老師從來沒有把這一切告訴我。二十年後我擔任他所在學院的院長多年，徐老師的生活過得並不順心，卻也從未向學院提過什麼要求。見到我只是親切一笑，好像我們從來未曾在艱難歲月相遇。

感謝胡錫濤先生用回憶錄讓我得知，在我陷於災難深淵底層的時候，曾有一雙無力的手，一次次向我拋投過援救的纜繩。

天下有很多關鍵時刻的援救，是被援救者所不知道的。這正像，天下有很多關鍵時刻的傷害，是被傷害者所不知道的。世事繁雜，時間匆匆，重者隱之，輕者顯之，真言如風，偽言如盤，真正知道的究竟能有多少？

讀到胡錫濤先生的回憶錄后我立即通過學院的現任領導葛朗先生，快速尋找早已退休的徐企平老師。

我為徐企平老師準備了一桌飯菜，人少菜多，他很感驚訝。我舉起酒杯說：“徐老師，這是歸還三十多年前的飯票，我實在欠得太多了。”

年逾古稀的徐企平老師哈哈大笑，說：“飯票？忘了！”

是的，那些飯票，他當時借給我不久，就可能已經忘記了。

對我來說，一直想忘而忘不掉的，竟然是飢餓，二十歲的飢餓。

前幾年有一個我不認識的年輕人聽了謠言撰寫誹謗文章，把三十多年前我快餓死的那個階段說成飛黃騰達。我本想找來所有借給我飯票的一大堆證人，與他面對面地召開一個有趣的記者招待會，但等見了他一面，我就取消了計劃。回來后很多朋友責問我為什麼如此寬容他，我說，見到他就心軟了——不飢餓的二十歲，油亮亮的二十歲，有權利胡說八道的二十歲，讓我心軟。

更何況，他也姓余。

臨近下鄉，我就不去文匯報社了。自己家裏本多傷心事，又與同班同學一起張羅了一個追悼會，追悼那位得尿毒症而死、讓胡錫濤先生流淚的周啟平同學。

周啟平同學原先在宿舍里與我腳對腳睡。他是一個孤兒，由一位不識字的養母養大，生活艱難，卻愛書如命。他節衣縮食地摳出每一分錢來買書，只要聽到哪個書店有了一本期待中的新書，不管多遠，他都會在課餘時間趕去買來。平日逛街，也只為買書。每買來一本，至少成為全班男同學的盛事，爭相翻閱，有時女同學也會到男生宿舍里來看看他的書架。那年月好書出得不多，他又受制於經費，一共也就買得半箱子的書罷了。“文革”開始，書店蕭條，他也就無書可買，無街可逛，不久便生病了。病中一度神志昏迷，怒罵世間惡人，清醒時只想書籍和同學，還曾多次託人帶信要我去看他。到他臨終，他的養母已悲痛欲絕，全由我們同學操辦後事。

這個追悼會開得震天撼地，幾乎每個同學都把嗓子哭啞了。原因是,“文革”一來，很多同學像周啟平同學一樣突然成了孤兒，父親找不到了，母親也找不到了，現在又要離開書本、學校，投身荒野。哭周啟平就是哭自己，哭大家。那天上海龍華殯儀館裏的情景，我們班的同學直到幾十年後回想起來，還兩眼發怔。

我為這個追悼會寫了一副輓聯，高掛在靈堂中間：

父親何去？娘親何去？孤身一人走寒冬；

教室空也，街市空也，半箱遺書付狂風。

記得我趴在地上用大毛筆寫這副輓聯的時候，身後已是同學們的一片嗚咽。

我的父親在何處，我倒是知道的。

下鄉前又去看了他一次。他單位造反派說，這個人沒救了，居然在關押期間盜竊上級的機密文件！

在隔離室見到爸爸后，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是看了一份造反派遺忘在廁所里的王少庸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王少庸是當時上海市的一個領導，被造反派“結合”進來的一個老幹部。

我輕聲對他說：“爸爸，只要事情還捏在他們手裏，你的問題天天會增加，上一趟廁所也會升一個台階，由它去。現在的關鍵是要把全家養活，我聽說我們在農場勞動每月會有四十元左右的津貼，這就夠了，我第一個月就會寄錢來把祖母送回老家。”

說到這裏我說不下去了，爸爸也一聲不響，低頭看着地面。有了一點津貼，可以支付祖母回鄉的路費，但這是小事；此間真正的大事在於：怎麼能讓七十六歲的祖母一個人回鄉！我知道這是一個殘酷的決定，是一個足以使我們全家在鄉親間永世抬不起頭來的決定，但是這個決定恰恰是祖母自己作出的，而且那樣堅定，全無說服的餘地。

我在與祖母細細談了幾次之後，纔知道她執意回鄉的理由。

她並不了解時事政治，但已親眼看到，在她最後兩個兒子一個屈死、一個被關之後，孫輩的前途都是遠離上海。我要去外地軍墾農場了，表妹要去安徽的茶林場了，兩個小弟弟也已不斷地到農村去“學農”，根據當時趨勢，以後必然也是上山下鄉的命。既然全都發配到各地農村去了，為什麼不一起回家鄉呢？

她相信，只需經過幾年努力，每個孩子都有可能七拐八彎地調回老家，重組一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家庭，省得每個人分頭在遙遠的異地呼喊不應。

她還判斷，我爸爸被批鬥得那麼厲害，即使以後放出來也不會給他一個象樣的工作了，那還不如回到家鄉與兒子們一起務農。

當這個藍圖在她腦海里慢慢形成，她就為家鄉的老屋擔懮起來。長年沒有人住，老屋已岌岌可危。此刻家裏一貧如洗，拿不出修理經費。惟一的辦法全在她身上了：她回去，住下，查看，然後動用親族之情和輩分之威，請村裏的後代熱心人一點點地補磚、添瓦、換梁、塞漏，最後成為一個可以居住，而且是可以容得下一個大家庭居住的處所。

祖母的這個計劃，就我家內部而言，實在稱得上雄纔大略。她居然要把當初闖蕩上海而終於散落遠荒的余家子弟，全部召喚回來。然而當時要完成這個計劃，沒有人能做她的助手，原來有可能幫她一把的我媽媽，現在也為我的兩個小弟弟的生計，到處打工，早已忙不堪言。祖母把這個宏大計劃，放到了自己的肩上。

七十六歲老太太的這次回鄉，氣勢非凡，似有旌旗馬蹄相伴。

這也許是她一生遇到的最後一個災難時刻吧？祖母要在半個多世紀前自己初嫁余家的房舍里，調動起她最後一點影響力，為余家尋找一條退路、築造一個歸巢。

她要用農耕倫理的大熱鬧，來彌補傷心都市的大荒唐。

當時的爸爸，思維能力一定遠在祖母之下。這不能怪他，一則是，他被關暈了，已經無法作出整體思考；二則是，即使不關，他在這方面也歷來趕不上祖母。

一九六八年的寒冬，上海漫天大雪。歷來最怕冷的爸爸裹着那件我們送去的破棉襖，蜷縮在關押室里。破棉襖裏邊是那套肩上有漆漬的卡其布制服，他本來是準備穿着這套制服自殺的。現在這個念頭已經打消，制服還是穿着，我與他告別時還特地伸手進去摸了一摸。

他只能在這裏默默地盤算日子，不能為任何一個家人送行。先是表妹去安徽，然後是我出發。等我寄回第一筆津貼，媽媽立即去買火車票，送祖母回鄉。前後三次骨肉分離，都下大雪。

媽媽只能把祖母送到火車站，原因是，再也找不到買另一張火車票的錢。但是，七十六歲的老祖母為了余家前程在大雪天獨自出行的壯舉，肯定把上蒼也感動了，媽媽在火車站見到了我中學的同學曹文清，他也上同一趟車。曹文清是去杭州，卻在杭州車站為我的祖母辦完了轉車手續，並一直攙扶到她的座位上。到了餘姚車站要下車時，祖母又遇到了剛從上海下放到鄉下勞動的遠房親戚朱雲楚。為這事，祖母後來一直誇耀：“出門一路，好人一路！”

終於到了。吳石嶺的半山以上都是積雪，上林湖的邊沿結了薄冰，高地地村子裏那間老屋，也正被大雪覆蓋。打開冰冷的鎖，屋內也是一片雪白，雪花正從梁間漏裂處紛紛飄入。

全村還不知道老太太回來，但鄰居幾個後生眼尖，先跟了進來。他們也是余姓同族，祖母都叫得出名字，便立即下令：

“志凡，拿笤帚來！”

“桂新，灶間生火！”

三天以後，她一拐一拐，由兩個本家的孩子扶着，到吳石嶺去上墳。腳下都是殘雪，滑滑的；胸口棉襖里揣着一束香，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