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黑邊眼鏡的青年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發，街頭的一切都變了樣。
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我從學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經常因下班晚而遲到，但今天他卻比我先回家。他歷來嚴肅，今天卻很和氣。
吃飯時大家都不說話，因為已有一種預感，爸爸要宣佈一點比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頓飯下來，他什麼也沒有說。
放下筷子，他終於開口。他問祖母：“媽，還記得阿堅嗎？”
祖母一聽就笑了：“怎麼會忘了他，天下活寶！”
爸爸掃了我一眼，然後對祖母說：“他揭發了我。”
“揭發什麼？”祖母問。
“說解放的第三天，有一個人在江寧路邊上掏出一個本子寫了一句話給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沒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解放纔三天，沒有公安局啊。”祖母說。
“那也應該扭送解放軍。”爸爸解釋。
“真是反共字句？為什麼寫在小本子上給路人看？”祖母覺得難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權轉移的時刻，傳播那樣的字句，膽大的可以寫在標語上張貼，膽小的可以寫在書信里秘傳，不管膽大膽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寫在小本子上塞給不認識的人看，最說不通。
“其實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貫道」的一句說詞，那人是「一貫道」的一個傳道者，我記得。”爸爸說。
“你怎麼知道「一貫道」的說詞？”
“媽你忘了，我們住在塘沽路時，隔壁不是有一個「一貫道」的道場嗎？我和小哥去玩過，聽來的。”
“那你照實說呀！”祖母說。
“「一貫道」也算反動道會門，說不清楚了。”爸爸非常沮喪。
祖母回到本題，問：“照阿堅的說法，他也看到那個人寫反共字句了，那他為什麼不扭送？”
爸爸說：“他揭發了我，就成了革命群眾，自己當然沒事了。而且，我是黨員。”
“什麼？你是黨員？你什麼時候參加國民黨的？我怎麼不知道？”
祖母顯然是大大吃驚了。她不知道自己不問政治的兒子，還有一個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國民黨員，是共產黨員。”爸爸解釋道，“這次運動，專整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你沒當什麼權呀。”祖母說。
“所以他們只說我是混進黨內的。”爸爸說。
“那你是什麼時候混進去的？”祖母問。
“全家搬到上海以後。那時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們「發展」進去了。”爸爸說。
“是不是你做那套卡其布制服的時候？”祖母問。
爸爸想了想，說：“差不多那時候。但做那套制服可不是因為入黨，是為了做人民陪審員，坐在法院裏象樣一點。”
對那套制服大家都還有點印象。爸爸穿上的頭一天，經過西康路、北京路口的一家商店門口，就被頭頂修屋工程隊的油漆澆着了。油漆為深棕色，澆在深藍色的卡其布上倒也不太顯眼。當時沒有專業洗衣店，爸爸聽從別人的建議用酒精擦過一遍，油漆沒擦掉，反把邊上的深藍色擦得泛白了。因此，這套制服肩上一直扛着一小片近似台灣島形狀的棕色漆漬。
“阿堅為什麼要害你？”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這個問題。
“倒也不是故意害我。運動來了，靠搶先揭發圖個安全。”爸爸永遠從最善良的角度來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為批判對象，他真正的噩運就開始了。
他，連同着他的老母妻兒，將長時間地成為苦風凄雨中的一個箭垛，任人發射。
當事情越來越大的時候，有次祖母問他：“把你批判成這樣，是哪個上級的意思？”
爸爸說：“我太小，沒有哪個上級會注意我，再說現在他們也自身難保。”
祖母問：“那是誰的意思？”
爸爸說：“好像是朋友們的意思。”
爸爸漸漸感覺到，他不應該再與七十多歲的祖母討論這些問題了，甚至，連素來不關心政治的我媽媽，也不必硬拖在裏邊。想來想去，能討論的是他的大兒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戲劇學院來找我，要我當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與我談。
當時要在學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國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樣，它早已亂成一團。我在總務科外面的走道上聽到後面有熟悉的聲音叫“哥哥”，回頭一看是表妹，有點吃驚。不知她已經問了多少人。
亂局是由北京的學生打開的。先是兩個高幹子弟，一男一女，好像是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站在我們學院的水泥球場上發表演說，主要是描述北京的革命形勢，口氣極大，好像昨天剛剛列席完政治局會議似的，鬧得我們學院的學生目瞪口呆，發覺自己居然如此閉塞和無知。第二撥演說者來自北京大學，當時北京大學已被公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個叫做聶元梓的北大教師到上海文化廣場作報告，跟來了一批學生，分頭橫掃上海高校。他們在我們學院演講的口氣要比上一次北航的學生平穩得多，但越是平穩越見氣魄，似乎天下早在囊中，只需他們一步步花時間打理了。
這兩個報告刺激了我們學院一些同學，開始造反。以舞台美術係為主，佔據了學院的一棟灰色樓房，命名為“革命摟”，貼大字報要推翻學院的現任領導，批鬥一切“有問題”的老師，不惜採取“革命行動”。這時所謂的“革命行動”，主要是指抄家、打人、關押。這本來都是上級文件規定不允許的，但各校之間的摹仿和傳染比文件更加有效。
我所在的戲劇文學系三年級整個班級都與造反派徹底對立，被造反派們稱為“對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動堡壘”，而我則是這個反動堡壘的代表者。
我與班內的同學們決定與外校聯絡，去尋找不贊成造反的夥伴。經顧澤民、曹畏同學的引見，找到了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個叫喬林的同學，他正在中文系組織一個會議反對造反；經李嬰寧、惠小硯同學介紹，見到了交通大學反對造反的一些同學。但主要還是在校內聯絡同道，討論對策。大家謀劃了一陣，設計出一個反敗為勝的方案，沒想到這個方案讓我們失敗得更徹底了。
方案的核心，是動員我們學院少數民族班的學員來對抗造反派。他們都是貧苦出身，到上海來讀大學，覺得是上了天堂，充滿了感恩之情，又都純凈而善良，他們怎麼會同意造反派把這個學校的領導和老師都打倒呢？如果他們站了出來，學院的形勢一定會扭轉。第一次會議確實開得很好，少數民族班的學員同意我們的觀點。
但是，不知造反派同學做了什麼工作，到第二次會議，情況全然倒逆。少數民族班的學員明白了只有文化大革命纔能抵制復辟，只有造反纔能開闢新世界，他們把怒吼轉向了學院的領導，把拳頭伸向了可憐的老師。這種裹卷着巨大感情色彩的行為既無可爭辯，也無可阻擋，我們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造反派徹底掌權后，原先跟隨我們的一些同學也後悔了，重新學習報刊社論、上級講話，重新站隊。中央號召，大勢所趨，怎麼能要求這些同學有更正確的選擇呢？在當時，更正確的選擇又是什麼呢？掌了權的造反派歡迎同學們轉變立場，但必須把我和少數幾個帶頭對抗的同學放在一邊。他們當時都習慣把小事想成大事，覺得如果把我這樣的人也團結進去了，那麼，成天念念不忘的所謂“兩條路線鬥爭”就失去了對立面的代表。
這種看法很可笑，卻正好成全了我，讓我產生了一種英雄氣概，心想各路兵士可以轉營，堂堂將帥豈能變節，於是乾脆仿效起明末遺民，把一身弱骨強橕成一身傲骨，把一臉茫然裝扮成一臉冷然。至於心中還在堅持什麼，天曉得，自己也不知道。
當時一直陪着我不離左右的，是同班同學呂兆康。
那時的校園，人頭攢動，忙忙顛顛，我們兩人每天六次從宿舍到食堂，又從食堂到宿舍來回行走，走得很慢，旁若無人，用筷子敲着碗。穿行在標語叢中，無所見，穿行在高音喇叭底下，無所聽。幾十年後外系同學說起對我當時的印象，都還記得我手裏必有一個空碗，身後必有一個同學，走過時必有一陣木然而又高傲的敲擊聲。
真正讓我產生傲氣的，倒是後來看到的一些事情。
說起來，我對學院造反派的首領們雖然沒有好感，卻也不強烈厭惡，因為他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做了事，上了當，後來又遭了難。儘管他們當時從來不願正眼瞧我一下，而我卻從旁仔仔細細地看過他們。他們天天想着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想着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因此所發表的言論都空洞而狂熱，卻不會針對某個具體的老師、某件具體的事情。對於他們，我也有兩點瞧不起：一是他們在校園裏時時皺着眉頭裝成思考者的模樣，卻從來沒有獨立地思考過什麼，因為他們的造反是按照上級文件的指示進行的；二是他們要打倒的人在當時早已是弱者，並沒有還手之力，因此打倒的舉動一點兒也不英勇。相反，在當時的情況下保護可憐的老師和學校領導，倒是需要有一些勇氣的。
最叫人瞧不起的，是泛涌在這些造反派首領背後的一大堆渾濁的泡沫。如果說，幾十年後時過境遷，我還能與當年的造反派首領握手叫聲“老同學”，甚至成為朋友，卻絕不可能對那堆泡沫這樣做。學生中打人打得最多、最凶的，一定是那些哭着、喊着的“反戈一擊”者，他們一開始不敢參加造反，後來看到形勢大變，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選擇，便轉過身來大打出手，而且主要是打老師。更讓人噁心的是老師隊伍中的某些人物，起先也許是以揭發別人來自保，後來便一發而不可收，天天揭發，月月揭發，年年揭發，揭發對象全是同事。再加上一些卑劣的人事幹部，三天兩頭從檔案里拋出幾條沒頭沒尾的材料，變成大字報公開張貼，於是“項目組”林立，“批鬥會”不斷，任何最不可能成為鬥爭對象的人也不能不天天提心弔膽，全院終於陷入了一種徹底的混亂。
據我所知，上海和外地的絕大多數高校，情況基本相同。
什麼是“文革”災難的民間版本？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提請研究者們注意這樣一些場面，而這些場面並不僅僅出自我們學院——
一位文質彬彬的老者站起來，指着另一位站着的老者柔柔地說：“我希望你好好回憶一下與反革命分子潘漢年的關係。那年他來這兒，你離他只有一步之遙，他與你隨意說笑，我雖然聽不見，但相信反革命的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他臨走時拍了一下你的肩膀，你難道能否認，這不是一種責任的交託？”
一位中年女子對着另一位也是中年女子的負責人喊一聲“你無恥！”讓全場嚇了一跳。接下去的憤怒話語是：“你居然當著那麼多幹部的面公然說，你年輕時翻過那本書！作為一個幹部，作為一個領導，作為一個女人，你居然說得出口！廣大革命同志，你們知道她說的是什麼書嗎？我實在說不出口，但今天只能紅着臉說出來了：金——瓶——梅！”說完她似乎要立即暈倒在台上，好像猛烈的怒火已經燒乾她的精力，好像她說出那三個字已經使她喪失了全部貞操。一位驚慌不已的女學生把她扶了起來。
這次飄然上台的是一位副教授。當時評個教授很難，因此副教授已經滿頭白髮。他在規勸他的一位好朋友：“只要放下包袱，再大的錯誤也能得到革命同志的原諒。作為老朋友我請你回憶一下，一年前你曾經在教研室提議，開一個毛主席詩詞討論會。毛主席詩詞只能學習，怎麼能討論呢？難道你心中覺得還有爭議的餘地？因此你提出這個議案后，我沉默。我只是沉默，沒有鬥爭，這是我的問題，我今天應該向毛主席請罪，但是，你呢？”
一位記性好得出奇的先生又搶過了話筒：“忘了？你可以健忘，卻不可以抵賴。我提醒你吧，是在十三年前，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三時二十分左右，你說了一句有關劉少奇的奉承話。在第二會議室，你坐向朝南，左邊三個人，右邊兩個人，名字我就不一一點出來了，由他們自己站出來揭發。你說那句話之前還清了兩次嗓子，講完后喝了一口水，茶杯是藍色的，你真的忘了？”
兩個戴塑料眼鏡的學生搬着五六本書、一大堆雜誌、教材上台了，這種情況很少見，像是當場要公佈什麼罪證，全場立即安靜下來。其中一個皺着眉頭說：“「文革」以來，大家熱衷於批判走資派，但是大學和其它單位不同，最需要批判的是反動學術權威！”這話初一聽有一點邏輯，發言者感覺到大家的注意力已被調動，口氣更加昂揚起來：“什麼是反動學術權威？那就是假權威，不是權威！我們戰鬥隊經過四個月的艱苦努力，已經從全校教授、副教授的著作、論文、教材中找出他們是假權威的證據六百多條，真是觸目驚心！這六百多條證據，將在《紅衛兵戰報》和《上海工人造反報》上同時刊登，現在，請我們的副總指揮選讀其中一小部分。”
站在他身邊的就是副總指揮。那個人拿起一本書，翻到夾着紅紙條的地方，開始“說文解字”。說的時候還會經常去翻邊上的一本字典，上面夾着很多白紙條。他的發言時間太長了，終於有一個穿着紅背心的學生衝上台來，大聲地背誦毛澤東語錄來阻止：“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但台上那兩個戴塑料眼鏡的學生沒理他，繼續邊翻書邊講。穿紅背心的學生為了表示抗議，下台後憤而離場，跟着他離場的還有近百人，但整個會場至少有七百多人，絕大多數留下了，津津有味地聽着。不是認真地聽“說文解字”，而是興奮地聽一個個昔日的大專家如何在專業上被兩個造反派書生頃刻之間咬得千瘡百孔。全場瀰漫著一種快感。
…………
這些發言，一般都能激發起一片片很誇張的口號聲。沒有誇張的是，被揭發的那些人大多不能回家了，包括那些被揭露的“假權威”在內，而且免不了受皮肉之苦。
只要上台發過言的人，第二天走在校園裏便步履輕鬆，別人對他們也不敢小覷，總以為他們上台發言一定獲得過當權的造反派的批准，至少沒有被造反派阻止。這種心理氣氛，極大地鼓勵了大揭發和大批判，下一次大會也就開得更熱烈、也更殘酷了。
那麼，我可說說我的概括了：“文革”災難的民間版本，是用一種徹底失控的民粹主義，為平日遊盪在街角、埋藏在心底的惡，提供了一個發泄的機會，而且把這種發泄轉化為表演，轉化為文化，轉化為暴力。
“文革”時期在民間的風雲人物並不很多，他們各自的活動時間也並不很長，真正長時間大行其道的，是每個單位的失敗者、嫉妒者、投機者、錯亂者、無聊者，這些人由於特殊的政治機遇，成批地變成了誣陷者、栽贓者、報復者、泄憤者、審判者，而且都學會了裝扮，裝扮得大義凜然。
這便是我在冷然傲然中的觀察，這便是我與呂兆康四目一對便互相領悟的世態。
說得再大一點，這也使我歷來不大看得起那個總在誇張其事、總在偷襲別人的文人圈。我太了解他們。
那天表妹在校園裏呼喊我時，把我的心情立即帶到了另外一個天地，冷然傲然的表情剎那間煙消雲散，我趕緊問：“家裏怎麼樣了？”
表妹轉達了爸爸叫我晚上回家與他討論重大事情的指令，我朝她點點頭，心想，我爸爸只與祖母、媽媽、叔叔商量大事的時代已經結束。
學院後門有七十六路公共汽車，乘足五分錢的最低票價可到膠州路、餘姚路口。再步行二十分鍾，到達江寧路、海防路口，那個十年前從家鄉搬來的家。
祖母還是趴在陽台上看，今天她不是在閑看街景，而是在等我。
桌上放着一碗醬油百葉結，爸爸微笑着推到我面前。我說已經在學校吃過飯了，便坐下談正事。媽媽在裏間沒有出來，祖母招呼了一下又回到了陽台，他們有意退避，讓兩個男人第一次平等對話。
爸爸說：“我的問題開始大了。一個當年同事，叫趙庸，你見過的，揭發我在一九五三年參加過一個座談會，為一位私營企業家說了好話。他當時作了記錄，現在把記錄上繳給了造反隊，成了罪證。”
我問：“這有什麼罪？”
爸爸答道：“他們說，這是在解放之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剛剛開始戰鬥的時候，站到了資產階級一邊，所以說我是階級異己分子。”頓了頓他又輕輕地補充了一句：“昨天鬥爭會，給我掛的就是這麼一塊牌子。”
“他們對你掛牌鬥爭了？……動手沒有？”我沒說“打”，選了“動手”這個詞。
“沒怎麼動手。”爸爸回答得很曖昧。
讓他更傷心的是昨天當場再一次被朋友出賣的情景。他說：“最可怕的是趙庸上繳記錄這個動作，好像既有證人，又有證據，一定有大罪。他又是我過去的同事和朋友，因此他舉着筆記本上台時，下面是一片熱烈的掌聲。”這情景我能想像。
我想了想，說：“必須立即拉回到你當年發言的實際內容。”
爸爸說：“我記得，那天是看了報紙上陳毅市長關於團結私營企業家的報告，主持會議的人要我們談體會。”
我說：“那就找出當年陳毅市長的報告，與你的發言對照，揭穿趙庸的把戲。”
但是，兵荒馬亂的年月，哪兒能翻得到十多年前的舊報紙？爸爸想了半天突然記起，當時好像出版一種年鑒性的政治書籍叫《人民手冊》，上面一定有，圖書館也可能有保存。
我想，惟一的出路，就是到我們學院的圖書館動腦筋了。但是圖書館在文化革命一開始就已經被查封，怎麼辦？
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的管理員大多是有“歷史問題”的人物，不能教書了，卻又懂書，就去管書。在這些管理員中，與我關係較好的是“右派分子”蔡祥明先生。前一陣學院有大字報揭發，說他有可能是“逃亡地主”。
人們說起“逃亡地主”就立即產生了一系列想像，好像罪大惡極的“黃世仁”、“劉文彩”害死了很多“喜兒”之後倉皇逃竄，逃到上海一所大學的陰暗書庫里躲着，這實在太有吸引力了。但大字報貼出來那麼久，農民造反派並沒有來抓他，這是怎麼回事？我因為有一個“破產地主”的外公，大致能想像事情的基本面目，很可能是蔡祥明先生的老家有點錢，但他卻一直流落在上海。
我敲開了蔡祥明先生住所的門。那是教學樓東邊一排小平房中的一間，三平方米左右，只能放一張小床。我問起“逃亡地主”的事，誰知他一說比我想像的還簡單，他曾對什麼人說過，這宿舍太小，家鄉房子大。“逃亡地主”就是從“家鄉房子大”這個說法一步步“推理”出來的。
我對他說，這事倒也不能掉以輕心，一有風吹草動還是會有人順着這個罪名胡言亂語，因此應該把自己家鄉的實際情況寫出來，還要把那天關於“家鄉房子大”的談話過程寫出來，作為申訴交上去，也算備個案。
蔡祥明說他不會寫這種東西，求我幫他寫。又說要寫這麼多內容挺費事，這房間連一張桌子也沒有，問我能不能抽時間到書庫去寫。
這正合我意。我一心想着《人民手冊》。
那天我在塵封的書庫里給他寫好了申訴，他說昨夜反覆思考還是暫時不交上去，而且也不知道要交給誰，暫且放在手邊，等到有事時再交。我同意他的做法，卻早已在東張西望間看到了那一大迭《人民手冊》。
我提出要翻翻《人民手冊》，他沒有阻止，因為這個書名不會給他帶來“散佈反動書籍”的罪名。他說他要暫時離開一下去開會，一小時后回來，放我出去。
等他走後，我連忙找一個凳子爬上去拿下兩本《人民手冊》，很快找到陳毅市長的講話，還摘錄了他正面評價中國民族資本家、私營企業家的幾段話。
抄完之後我舒了一口氣，站起身來重新打量這個書庫。
書庫本不陌生，但被查封了那麼久，今天見到，如逢獄中親人。這麼多親人被判了無期徒刑，沒有出獄的時日。其實，沒有它們，真正被囚禁的反而是我們。
一小時后，我跟着蔡祥明先生悄悄地離開了書庫。三小時后，陳毅市長的話已經寫在爸爸的申訴報告中。
我為我的工作效率而高興。
但是，誰能想到，正是我的這個舉動，給爸爸帶來了滅頂之災。
兩個星期之後我知道了事情發展的具體過程。
造反派收到爸爸申訴后認為是“翻案”，開了一個小型的批鬥會。爸爸又一次複述陳毅市長當年的講話內容，造反派便大聲呵斥道：“你知道嗎，陳毅也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上的人物，北京已經開始批判了！”
爸爸完全不知道這驚人的消息，隨口嘀咕了一句：“對陳毅這樣的人，不能過河拆橋。”
“停——余學文！”一個陌生的聲音尖利響起，爸爸抬頭一看，是一個戴黑邊眼鏡的圓臉小個子男青年，以前從沒有見過。他喊“停”后好一會兒不再有聲音，無論是爸爸還是批鬥會全場，都在等待。
戴黑邊眼鏡的圓臉小個子男青年在喉底輕輕笑了一下，終於開口。下面這段，是他與我爸爸的問答——
問：你剛纔是說，對陳毅這樣的人不能過河拆橋？
答：唔。
問：你過去學過語法嗎？
答：學過一點，忘了。
問：“主語”沒有忘吧？
答：這沒忘。
問：“對陳毅這樣的人不能過河拆橋”這句話，主語是誰？你是說誰對陳毅這樣的人不能過河拆橋？
答：我們。我是說我們大家對陳毅市長都不能過河拆橋，不是專指你們造反派。
問：專指我們造反派倒沒有什麼問題。問題是，我們那麼年輕，無權無勢，說得上對陳毅過河拆橋嗎？
答：我說大家。
問：什麼大家？你的級別有多高？
答：我沒有級別。
問：一個沒有級別的人能對一個政治局委員，一個國務院副總理過河拆橋嗎？
答：可能用詞不當。
問：你用詞很當。你說對陳毅不能過河拆橋，是在說一個人。這個人的身份和地位，可以把陳毅當作渡橋和工具，你老實說出來吧，你究竟是指誰？
答：……
問：觸及要害就不吭聲了吧！其實你剛纔躲來躲去，就是在躲主語，躲要害。既然這樣，我不能不在你面前高喊一聲口號：誓死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
…………
——從那天晚上開始，爸爸的問題性質變了。
我聽了爸爸對這個過程的敘述，頭也暈了。“你這麼一個小人物，怎麼也碰不到上層政治啊。”我說。
“不，全連上了。那次批鬥大會後，我的另一個老朋友張茂宏揭發，說「文革」開始后不久我在路上對他說過，陳丕顯打不倒。”
“你說了嗎？”我問。陳丕顯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市的一位負責人。
“很可能說了。”爸爸說，“我在廣播裏聽過他的報告，口氣溫和，也比較實事求是，不像是壞人。而且全部打倒了，這個城市誰來管？”
“你這是瞎操心。”這話我剛說出口就後悔了。爸爸並沒有瞎操心，他只是在走路的時候與一位老朋友隨口聊天罷了。
“他們說我既為陳毅翻案，又為陳丕顯翻案，因此是劉少奇、鄧小平的孝子賢孫。”爸爸說。我沒想到爸爸頭上已經壓了那麼多帽子。
這顯然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字獄”在現代的變種，可稱之為“大批判文化”。這種“大批判文化”一旦與前面所說的“大揭發風潮”相遇合，其效果近似於核裂變。“大揭發”有本事把一絲風影說成鐵證，“大批判”有本事把一聲咳嗽判成大罪，結果，只要它們一連手，天底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快速成為元兇巨惡、竊國大盜、殺人魔王。
爸爸的那些“老朋友”、“當年同事”突然熱衷於揭發，已經使爸爸無招架之力；又不知從哪裏闖進來這麼一個戴黑邊眼鏡的圓臉矮個子男青年，核裂變立即形成。
其實遭殃的豈止是爸爸，當時中國的萬里山河，幾乎全都淪陷於由大揭發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災難之中。
爸爸不能回家了，關押在單位的一個小房間裏，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員休息時纔被允許回家拿點衣物。批鬥會每三天開一次，後來覺得內容太重複，大家聽厭了，就改為一星期一次。
最恐怖的事情是薪水停發。這是我一直不想開啟的記憶閘門，其中儲積着太多的悲苦，怕一時噴瀉，連我自己也受不住。但這是全家的承受、老少的煎熬，這是災難的核心、邪惡的傑作，我豈能避過？
爸爸薪水停發后，單位里只發放“生活費”。當時全國“被打倒對象”的生活費標準是統一的，即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幣。
我至今不知道是北京哪個部門訂下這麼一個數字的，查遍所有的“文革”史料都沒有查到。然而，這對我來說可是一個冤孽般的數字，天天在腦中盤算，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也許是什麼人粗粗劃定一天一元，扣去四個星期天，變成了二十六？
但是，他們算的是單人。他們真的不知道嗎，在當時，很多“被打倒對象”有着一個人口眾多的家庭，而這個家庭很可能只有惟一的經濟來源？
而且，他們真的不知道嗎，所有的人在星期天也要吃飯？
當時在我家，這每月二十六元的人民幣需要養活以下人口：
首先是爸爸自己，關押處並不免費管飯。那年他四十五歲；
然後是祖母，那年她七十五歲；
媽媽，四十四歲；
我，二十一歲；
表妹，也是二十一歲；
大弟，十八歲；
二弟，十一歲；
小弟，八歲。
一共八個人。沒有其它任何收入，當然也不可能保留存款，平均下來，每人每天一角。再扣去房租和水、電、煤的最低費用，每人每天七分。請當代青年不要誤會，這不是指零用錢，而是全部生活費。
爸爸在關押室里天天算這筆賬，但他已經失去橕持這個家庭的權力。這個權力，已經落到我這個大兒子身上。
當爸爸在關押室里期待着叔叔的時候，祖母和媽媽也在家裏期待。她們商量幾次，也不知如何去信。那天祖母下了決心：“再不去信，全家快餓死了，叫秋雨寫，趕快寄！”
根據這個決定，媽媽親自摸到學院來找我。
媽媽認識我小學的全部同班同學和中學的部分同班同學，卻不認識我大學裏的任何一位同學。她來到我們學院後到處打聽，最後終於經一位外系同學指點，找到了我的同班同學唐乃祥。
唐乃祥安排她在我們宿舍邊的一處樹陰下等着，自己則與另一位同班同學王建華分頭在校園裏找我。
當時的校園，更混亂了。
“革命”沒有帶來一絲一毫期待中的昂揚氣氛，無序的結果只能是無聊和無恥。此刻整個學校由誰在掌權已經全是表面文章，角角落落瀰漫著一種既殘酷又低劣的嬉鬧。
前些天傳來一個笑話，說表演系一個姓彭的學生拿着道具槍去恐嚇古典文學教師陳汝衡老先生，聲言革委會已作出槍斃判決，由他來執行。陳汝衡先生哪裏能夠辨別槍的真假，被那個學生逼到牆角后，突然轉身跪下祈求道：
小將，小將，
不要開槍！
我下有妻兒，
上有老娘……
講述這個笑話的是戲劇文學系的一個青年教師，他笑罵道：“這個老傢伙，臨死求告還押韻！”
這幾句說辭，幾乎是中國傳統故事中一切不幸男兒的委屈之聲、血淚之言。我從那個青年教師的笑罵中快速逃開，暗自擦淚。
記得唐乃祥同學終於找到我時，第一句話就是“你老娘來了”，說完一笑，大家都想起了那段說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