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磨柔情甜蜜意

朋友阿咪總想不通我為什麼要憑白無故地被人家娶了去，她伸手拉了拉我十年一貫制的披肩直發，說趙凝我真是想不通，你挺現代的一個人物，怎麼會跳到婚姻的圈子裏不肯出來了呢？

阿咪是典型的“現代大女子主義”，抽煙喝酒，男朋友一茬接一茬地猛換，日子過得有山有水好不隨意。我則一天到晚苦兮兮地枯坐在家裏，守着同樣一份風景，同樣一個人。那天王林湊到我寫字枱邊上來，我就把這樣的想法和盤托出了。王林也像阿咪那樣拉了拉我的披肩直發，說道：“想不到你還有這份傷感呢，不如你搬到阿咪她們琴齋去住幾天，心情或許會好些。”

這樣我就打點行李，又和丈夫吻別了好幾回，搬了一擦書到琴齋去。隔日王林又騎車送了一迭稿紙來。琴齋里住着清一色的“女生”，嫁了的或者死活不肯嫁的，大家都很開心，一天到晚樂哈哈的，有時晚上還開Party呢。我很怕阿咪像男人那樣雙手摟住我的腰跟我跳“兩步”，那樣滿場招搖着好像眼全體男性同胞遊行示威似的，我深怕別人懷疑我們兩個腦子有毛病，眼神不安地在黑暗中飄來盪去，終於被一陌生男子接管過去，別彆扭扭地跳完一曲，回到坐位上心緒飄忽不定。

阿咪走過來捅捅我說，哎，你幹嘛呢，心不在焉似的。我沒好氣地告訴她說，想家了。阿咪給我一支煙說：“老天，你可真不是個做浪漫女人的料。”她自己點煙，也教我點，我卻嗆得眼淚鼻涕一塌糊塗。

阿咪一根修長的女式香煙夾在指尖，兩片紅唇吞雲吐霧，風情萬千。

“他已經搬走了，”阿咪說：“健偉這小子神出鬼沒的，大概是又有了新女朋友了。”

健偉是阿咪頗為欣賞的一個男孩，阿咪說他是個“鬼才”。自從阿咪跟了健偉，阿咪對其它男朋友上划採取了“冷處理”，在琴齋她的房門上貼了大大的一個招牌，上書“阿咪不在”。其實她正眼位偉關起門來進行秘密的“地下活動”呢。看她和健偉好成那樣，我這個笨笨的紅娘就夾在中間及時勸說；“嫁了吧，阿咪，健偉人不錯的。”

阿咪調皮地沖我笑笑說：“我知道你還要說‘過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對吧？可是結不結婚對我們來說有什麼區別呢？結婚最多不過是把我們倆個打磨成一對柴米夫妻罷了。”

我知道我是說不過嘴唇薄薄的阿咪的，況且自己已經嫁掉了，要是再硬逼着人家，有技人下水之嫌。那天晚上做夢，卻忽然夢見阿咪和健偉“吹了”，第二天見到阿咪，不好跟她亂說，只問了句“你和健偉還好嗎？”

阿咪給我這樣一問，立刻激動得面放紅光，阿咪告訴我，昨晚上“他”沒走，我們終於“在一起”了，以後，我們將永遠在一起。

“那你為什麼不嫁給他呢？”

阿咪用食指點着我的太陽穴說：“你呀，真是老腦筋。我們現在這樣子不是很浪漫很有詩意嗎！”

健偉果然浪漫，風裏雨里地趕來看阿咪，“我愛你”之類的話，張口就來。不像我家王林，覺得說什麼都肉麻，一旦問到他愛不愛之類的話題，他就嗯嗯呀呀好像牙疼似的。情人和丈夫就是不一樣啊。

秋高氣爽的一個早晨，阿咪小倆口以及我和王林，結伴而行去爬香山。雖然住得離香山不算太遠，但那座長滿紅葉的山一到秋天就“香”得要命，山道彎彎擠滿了人，還有什麼情趣可言呢？

本來我們也是“有產階級”，擁有一輛寶藍色的“斯波思曼”山地車的，後來一激動丟在了演唱會的大門口，我們兩個傻瓜竟然哼着“花心”回家睡大覺去了。現在的這兩輛“大28”，牛一樣地笨笨傻傻，因為行得很慢，常有“山地”揚眉吐氣地超過去，王林氣不過，就在車屁股後面掛一招牌，上書：“山地車已丟”。我則在一旁穿一雪白T恤，慢悠悠地蹬牛車，背後背着四個醒目的大字；“超車罰款”。

阿咪和健偉跟在我們後面，幾乎笑了個人仰馬翻。他倆一人一輛“斯普瑞克”情侶車，連車停着的時候都是那麼車把和車把交錯着，好像一雙鴛鴦交預而卧。武裝到牙齒的健偉和阿咪，從頭到腳沒有一個地方不“情侶”的。頭戴小歪“情侶帽”，檸檬黃色的高領T恤更是成對成雙，外罩短牛仔小夾克。再看我跟王林，各穿各的毫不相干，連“妹妹”也不像，倒像是臨時結伴上山一對男女土匪。

我覺得結婚和“住在一起”的最大不同不在於責任和道義，而在於一夫一妻小兩口同在一個屋檐下長期打磨出來的那種鬆弛狀態。好的婚姻不需要承諾，好的婚姻是不累的。一天一遍的“我愛你”，倒不如早早起來給自行車打足了氣，給晾水瓶里注滿了水。你穿得漂亮，他亦不會特別地誇你；你披頭散髮坐在稿件堆里改稿子，他倒當你打扮得美若天仙，說這種亂亂的頭髮最好看。

談戀愛則不行。戀人關係最講究表面，男朋友要來，屋子裏亂不亂？這件連衣裙該不該穿？頭髮要不要盤起來？他今天沒有來，會不會又有了新的女友，移情別戀？當然婚姻也有種種危險，但婚姻打磨出來的那種“老夫老妻”式的柔情蜜意，同居是無論如何也體會不到的。

我們四人終於登到山頂，那漫山遍野的紅葉，好像燃燒起來一般。健偉激動地握住阿咪的手說：“紅葉作證，我將愛你直到永遠。”我則回過頭來給我們那位飛了一個調皮的媚眼，王林走過來拍拍我肩膀問：“曖，你的車鎖好了沒有？”

我說都怪你早晨起來氣打得太足，已經放炮了。說完我倆仰天大笑，震蔣紅葉一地。秋風再起時，我們兩個“土匪”已早早竄至山下，牛羊肉採購了兩年斗。回家美美地升起火鍋，準備慰勞那對“模範情侶”。誰知她和他，竟一路吵下山來，弄了個不歡而散。

吵架以後，兩輛嶄新的“斯普瑞克”，就總是離得八丈遠。再也看不到交頸而卧的鴛鴦了。阿咪說哭都找不着調門兒了，他終於搬走了。

舞廳里燈光忽明忽暗，阿咪的煙頭在黑暗中一亮一亮地閃。我們就這樣聊了一晚上，沒跳舞。忽然想起該去吧枱給王林撥個電話的，剛才打電話找他，他竟不在家。

電話里還是長音，真讓我氣得眼冒金星，·這小子煽動我到琴齋來住幾天，他可倒好，難道去住了和尚廟不成？

我到座位上氣火火地去拿長大衣，一邊繫着鈕扣一邊找誰拚命似地往外走。阿咪一溜小跑跟在後面追問怎麼啦怎麼啦？我卻和門口的一個晃里晃當的大高個撞了個滿懷。

“真的是你？”王林喜出望外，“我已經在外面等了你兩小時了！”

我卻驚慌未定地說：“幹嘛不進來？這麼鬼鬼祟祟的，不打算做夫妻了么？”

“跳舞嘛，我站在旁邊，好像監視你似的……”我們越走越近，喃喃私語，阿咪已經聽不見了。回到我的那個針線橫籮放在地毯上的小家，有一句沒一句地和身邊的帥小伙搭着話，想起今夜孤零零的阿咪來，起身去找那盤磁帶——《我想有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