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節 齊世英先生訪談錄

一九九0年八月，父親逝世三周年。我兄妹授權同意。由我整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這項由首任所長郭廷以教授擬訂進行的口述歷史計劃。開始於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九年沈雲龍先生主持，林泉與林忠勝先生訪間我父共十九次，口述錄音之筆錄文稿由林忠勝先生整理后執筆定稿。此稿雖完全保留口述原意，末予刻意修飾，但林忠勝先生文筆流暢，思考達到敘述者複雜經驗的深度。訪問前後，他對我父所處時代與理想產生了真正的興趣與同情，詳細檢查求證。亦不斷與我父討論、核對，全書人名、地名、事件，甚少錯誤。書成后，不僅學術研究者肯定其價值，一般讀者也會因文字的明快、清晰、中肯，以及內容的豐富而感興趣。

林忠勝先生宜蘭人，師大歷史系畢業，訪問時只有二十八歲，有真正研究歷史的志趣，他後來經營大型補習班，事業有成，在宜蘭創辦慧燈高級中學，作育家鄉子弟。出錢出力繼續做訪談工作，在美成立“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出版了《陳逸松回憶錄》、《朱昭陽回憶錄》、《楊基銓回憶錄》、《劉盛烈回憶錄》、《廖欽福回憶錄》及《高玉樹回憶錄》等。十餘年間，林忠勝獨力撰述，賢妻吳君瑩記錄，為台灣本土人物留下可賣歷史，文化深意，真令人欽佩。

在訪談錄“前言”中，林先生回憶當年訪問我父印象:“先生英逸挺拔，氣宇軒昂。舉止溫文，談笑儒雅，有古大臣之風……可嘆人世滄桑，在本人離開近史所近二十年，先生訪問紀錄行將刊印之際，重校斯稿，而先生與雲龍先生皆已相繼辭世。哲人日遠，往事歷歷，前輩風範，永銘吾心。深信先生的見證，必能為這動蕩紛擾、是非難窺的時代網住一片真。”在這篇“前言”中他亦簡潔提到，大陸淪陷，政府來台，齊先生不僅結束東北工作，“甚且後來被迫離開他曾準備為之身殉的此一政黨，心中感觸必深。惟先生雍容大度，處之泰然……”可惜訪問時，我父秉持理想，堅守原則，篤信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與雷震、李萬層、夏濤聲、高玉樹等籌組“中國民主黨”未成，與郭雨新、吳三連、許世賢等，鞠躬精粹於撒播自由、民主的種種努力，訪談時末肯談及，不無憾焉。

這種種顧忌與遺憾大約是我父在世之日不願訪談錄出版的主要原因吧……他的一生，犧牲奉獻，大半生有家歸不得，對所謂榮華富貴不屑一顧，亦從未為妻子兒女安頓憂慮打算。在他逝世之前，更感一生虧欠，失落，一切隨風而去，不必再留個人痕迹。中央研究院的訪談錄也不必出版，世我兩忘即好。

訪談錄中以“凄凄吾行飛台灣”一節告別大陸之後，未有一字談及台北的政局，而以對日交往至一九六七年參加日本首柑吉田茂國葬典禮結束。幸有梁肅戎先生為此書撰寫《立法院時期的齊世英》一文，不僅追懷革命同志情誼，也詳述我父與國民黨關係，及初來台灣時立法院之狀況。他認為“鐵老一生，風骨嶙峋，對國家，對黨都有責獻，對政治有極高理想了……艱苦奮鬥。不屈不撓的精神，（我）理解最深，師承最久。”

訪談錄即將出版之時，我在台大“高級英文”班上，歷史研究所的學生李孝悌和陳秋坤已從哈佛和史丹福大學讀得博士學位，在中研院近史所任研究員，他們幫助我審閱全書，提供意見。孝悌陪我去訪問正在辦《首都早報》的康寧祥先生。康先生於一九七二年當選為第一批本省籍立法委員，與我父結為忘年交，當時他三十多歲，我父七十三歲，在長達七年多的時間裏。每月兩次周末在我們內湖家中，吃我母親做的家鄉菜，對飲暢談。我去訪問時，他與我對談開始即說:“我一直想把鐵老與我個人，和台灣政治前輩的關係，以及他對民主政治的關懷，留下一個紀錄。”那一天，孝悌為《紀念民主的播種者齊世英先生）作了極好的記錄。

我父訪談錄既未談及他來台後為民主、自曲、法治所做之事，我遂將他逝世時，報章雜誌幾篇不同角度乏悼文作為重要附錄，可以客觀看到他後半生在台灣經歷，不僅是前半生理想的延續，亦是一種人格的完成。民進黨創黨人之一傅正，為《新新聞》周刊寫《東北最後一位鐵漢》：政論記者于衡《悼念和中國現代史有關聯的齊世英先生》和田雨時《齊世英先生蓋棺論》。田先生早年曾在張學長所組“四維學會”擔任秘書長，與我父在中央主持東北抗日之“東北協會”競爭。但在西安事變后，田先生進入政府工作，對我父有進一步認識。齊氏家族早期由山西移民東北，有山西人傳統忍耐而沉潛的性格。此文說:“他繼承了從關內移居東北的先民創業精神;而留學德國接受日耳曼民族熏陶，混合成其剛毅果敢的氣魄，實事求是的作風。對人熱情義氣，對事冷靜沉着，鑄有堅強意志，獻身革命，奮鬥不息……自中年至老年，視野廣闊，胸襟放寬，邁進而深入於“中國問題”。先後卻一直全走崎嶇不平的道路，且越走越坎坷……但他卻有似“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文不僅為齊世英作蓋棺論，亦富有當年東北人進關的史料。

訪談錄后尚有一篇《吉田茂與齊世英》節稿，由林水補教授譯自平正道《評價吉田茂》（東京，讀賣新聞社，一九七八年初版），詳述郭松齡反張作霖事件，兩人因此相識，彼此感到個性十分投合。吉田茂對於齊世英磊落的人品深具好感，中日戰爭時各為其國，但齊世英在日人眼中卻是可敬的敵人。

書成之時，我也在致謝文全——十年的聲音）中說明我隨侍一生的看法:“先父自二十七歲加入當年形象清新之國民黨，至五十五歲因拂逆權力中心。被開除黨籍，一生黃金歲月盡在理想與幻滅中度過。個人得失，炎涼世態皆可淡然處之。但一九四八年，東北再度淪陷則終身傷痛，傷痛之心長年在沉思之中。郭松齡兵諫革新，兵敗身死，或可說是時代尚未成熟;而東北，乃至全部大陸在勝利之後迅速棄守，核心原因何在?籌組新黨，絕非出於失意之情，而是對未來的期望。”

這篇致謝文回溯《時與潮》在台灣復刊，一九六六年七月起連續選譯《艾德諾回憶錄》，我引用了宋文明先生執筆之社論《從文德諾回憶汲取教訓》。這位領導西德自戰敗廢墟中重建的老人，曾經歷德國兩次世界大戰的慘敗，對於他的國家的過去與將來，曾下過一番沉痛的思考:“民主政治是一種思想，它的根源在於承認每個人的尊嚴、價值及不可讓渡的權力。”末文明說:“這些說法，雖然聽起來很簡單，很平實，但在實際的德國政治中，這一字一句，都代表了千百萬人的鮮血，千百萬人的眼淚，千百萬人的顛沛流離。”這個基本卻必須堅持的政治理想，即是先父自學生時代至埋骨台灣的心聲。

他生前常言，到台灣來后，許多人仍在熱中地追逐已不重要的權勢，他已脫離那個框架，求仁得仁，恢復了自由身。即使已經沒有當年革命維新的大天地，仍然恪盡書生本份，在立法院和革新俱樂部同仁推動加強民主法案的諸多法案。如出版法、言論自由、司法獨立、法官調度法制化、辯護律師之設立、人權之保障等，皆以人民福祉為主要考慮。其他如建立國會圖書館、印行立法院公報及各種記錄、檔案之整理，以供民間參考……。這一切，在中國政治史上有極大意義，卻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

他的前半世歷經狂風暴雨，他尊敬蔣先生北伐相抗日的功勛，對目前小長安的局面可以壁目矣。

一九九八年十月四日，我父親小友陳宏正先生髮起，和梁肅戎先生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辦了“齊世英先生百歲冥誕紀念會”。陳宏正經營商業有成，向來關懷民主、人權與文化，他對父親一生相當了解，熱心地提起此議。那天到場的不僅是師生故舊，還有許多政治上當年立場不同的人。會場擠得水泄不通。我父革命老友，已近百歲高齡的陳立夫先生堅持親自到場，“有幾句話要說”。他到的時候已無通道可走，幾乎是被抬着到前排，他站立致詞，說的是五十年前的革命感情，齊世英光明磊落的政治風骨令人敬佩。他也最了解我父對東北用情之深，失鄉之痛。

當日在紀念會發言的尚有高玉樹先生，談他一九五0年代參加籌組“中國民主黨”（當時一般人稱為“新黨”或“黨外”）的往事。梁肅戎、康寧祥、杜正勝、劉紹唐、郭冠英等人出席談話，認為當年組新黨如成，今日台灣政治對立或可避免，不致如此突兀生澀。胡佛、張玉法先生更由歷史看台灣與東北同為日本殖民地的影響，兩地民間對自已命運的挫折感與希望。

二十年來，我無數次坐在雙親墓前，望着太平洋浩瀚波濤，想着他的一生，我多麼幸運和這樣的父母結緣，能有如此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