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節 台灣的“我們”

第7節 台灣的“我們”

出版期刊是個日月催迫的事,那二十多年間,蘭熙和我這顧問之間的熱線電話從來沒有停過。電話解決不了的時候我們便須見面,譬如書稿的編排,與新的譯者見面,分享好文章的發現,文字推敲的喜悅等。一九七八年底。林文月和我參加教授訪韓團期間,結成談心的朋友,回台後也常參加我和蘭熙的小聚,不久林海音也常來。十餘年間,每月或隔月聚會,每聚都興高采烈地說最近寫了什麼,譯了什麼,頗有各言爾志的舒坦和快樂。

林文月和我在台大同事,她在中文系,我在外文系,結成好友卻是由於書緣。我最早讀她的《京都一年》,印象很深,認為那才是一個讀書女子該寫的遊記。有一天下午我在文學院十六教室上課,迴廊上有一位女老師穿着一雙黑色的半統靴子走過,後來學生告訴我,她就是《京都一年》的作者——林文月老師。創立比較文學學會的時候,她和鄭驚、葉慶炳先生是中文系的發起人。初期開理事會,她和我常常坐在一起,出去開會也因為只有我們兩位女士,都安排在一間客房。到韓國訪問第一天,車行出漢城郊外,旅館旁有農家,大白菜和蘿蔔堆在牆旁,待做漬菜,令我想起童年在東北家鄉看着長工運白菜入窖,準備過冬。晚上與文月談起我們的母親,雖已倦極,竟談至夜深仍感嘆不已。教授訪韓團之後。我們又同去日本,十餘天中,兩個人休戚與共,有許多的感想與看法可談。

一九七二年起,她沉潛六年,精譯的日本經典之作《源氏物語》。由《中外文學》以五冊形式初版,應是中文首次完整的學術譯本,令我甚為佩服。文人好談不朽,這才是不朽的功業。在我們聚會的四人中,文月很少有激昂慷慨的樣子,常常是那個“你愛談天,我愛笑”的笑者。發表意見,也是語調沉穩,不着急的樣子,也許是因為她比我年輕十歲吧!《源氏物語》之後,她接續譯成《伊勢物語》、《枕草子》。就在我們四人一次餐聚時,海音說要幫她出版新譯的《和泉式部日記》。下個月再聚時,初校本已印出來了,海音問她可否在一星期內初校完成,我在旁說:“大概三天就會校好。”果然,這本雅緻的書,加上郭豫倫先生的封面設計,不到兩個月。純文學出版社最後的紀念本已經問世了。

不久蘭熙病了,失去記憶。在文月隨夫移居美國之前,我們經常在兩家之間,和平東路與新生南路口,一家名為“法哥里昂”的咖啡店小聚,除了說不完的話,她還幫我做筆會季刊的封面等等。我們常坐的桌子在大玻璃窗前,人們走來走去,互相看着,倒都是一閃即過罷了。有一天,窗外一個人站着往裏看,然後走進店來,是主編《中央日報》副刊的詩人梅新。他走到我們桌前說:“我們常常在想,你們兩個人都說些什麼呢?”那天正好我們正忙着季刊一百期紀念號的封面,文月正幫我剪許多桂樹的葉子,貼成一個桂冠花環,中間嵌上刊名,ChinesePEN100"。不久梅新病逝,我們覺得那天好似來作告別。

文月至今出版散文和隨筆已有二十多本,舉凡閱讀、交談、生活、旅行或訪舊懷人,無不委婉真摯。一九九九年出版《飲膳札記》,從一些宴客菜單追憶家人、師友相聚情景。此書興起台灣“飲膳文學”之風,大約也記錄了國富民安后的生活趣味。其實她的虞意是在記錄人生每場聚會後,分散的惆悵吧。

文月離開台北后,海音也卧病,客廳燈也熄了。

我從台中搬到台北后,最早受邀到同街巷的琦君和李唐基先生家,餐後梁實秋先生簽贈他悼亡妻的《槐園夢憶》,很多人頗為他傷心,那是我對台灣文壇的第一個記憶。那些年,海音和何凡(夏承檻)的客廳,經常高朋滿座,隱地稱之為“台灣一半的文壇”。有《國語日報》、《聯合報》和《純文學》月刊和出版社的朋友,在這裏也遇到幾位早期的女作家,其中我最想多了解的是孟瑤和我始終最佩服的潘人木。

孟瑤自以《心園》成名以後,二十年間有四十多本小說問世,書店都以顯着地位擺着她的新書,如《浮雲白日》、《這一代》、《磨劍》等。相當受讀者歡迎。

一九八四年,我寫了一篇《江河彙集成海的六0年代小說》分析:“這些篇小說的題材都來自現實人生,記錄了那個時代的一些生老聚散的人生悲喜劇。孟瑤擅寫對話,在流暢的對話中,可以看出那個時代一些代表人物對世事變遷的態度。她小說中的角色塑造以女子見長,多是一種獨立性格的人,在種種故事的發展中保有靜靜的剛強。”也許是她寫得太多了,大多是講了故事,無暇深入,心思意念散漫各書,缺少凝聚的力量,難於產生震撼人心之作。多年來我仍希望,在今日多所台灣文學系所中會有研究生以孟瑤為題,梳理她的作品,找出一九五0至七0年間一幅幅台灣社會的人生現象,可能是有價值的。因為她是以知識分子積極肯定的態度寫作,應有時代的代表性。

潘人木和孟瑤幾乎是同時在抗戰時期畢業於沙坪壩國立中央大學,前者是外文系,後者歷史系。潘人木惜墨如金,《撻漪表妹》一出版即得《文藝創作》月刊社徵文的二獎,雖是“反共小說”,卻以真正的沉痛寫抗戰時期青年的憤怒和熱狂,政治的巨浪在一個女孩人生舉步之際捲走了她,淹沒了她的青春,失身、失學、遠走延安,再歸來已家破人亡。過了三十年再寫《馬蘭的故事》,以精鍊的文字寫鄉土風光。人物內心的反響,佔全書三份之一的篇幅,故事雖不濃烈,全書卻是藝術之作。

她後來繼唯一的短篇小說集《哀樂小天地》之後,十年間只創作一、二篇短篇小說,但是一九八六年的(有情襪》以及二00六年逝世前兩個月創作的《一關難渡)。堪稱藝術精品。

我從台中“進城”到台北之前,反共小說的政治高潮已過,但是我仍趕上尾聲,對於張愛玲《秧歌》、陳紀瀅《茨村傳》和姜貴《旋風》有及時的認識。其實,對於他們的時代記憶猶新的人仍多,我自己也從那天地中出來。所以能虔心誠意地寫我那篇《千年之淚》和《時代的聲音》。姜貴來台灣時已五十歲,經商失敗,妻子久病去世,生活困頓,在真正的家破人亡的創痛中以大敘述之筆,錯綜複雜地描寫從“五四”時期到抗戰初期,一個山東大家族在共產黨竄起之際的興衰,他的《旋風》和《重陽》必能傳世。近半世紀后,此書由九歌出版社重印,我曾寫《旋風中的繡花鞋》詳述我對傳統中女子的處境最強烈的反思,可是歷史上的斑斑血跡,已非今日女性主義者的課題,後來也無暇再作進一步研究。王鼎鈞的小說《碎琉璃》和散文集《左心房漩渦》是我這一代最精美深刻的文學懷鄉作品。他的回憶錄四部曲:《昨天的雲》、《怒目少年》、《關山奪路》,和二00九年三月剛出版的《文學江湖》,真是文人一生夢寐思念得以完成的磅礴力作,也只有王鼎鈞的才華和堅強性格才能完成。和記述一九四九年前後苦難的早期出版的王藍的《藍與黑》、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彭歌的《黑色的淚》、紀剛的《滾滾遼河》,都是傳世之作。

自從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之後,不僅持續讀所有的創作新書,我也經常擔任《聯合報》、《中國時報》、吳三連等文學獎評審,一直是個認真讀作品的評審。筆會季刊有一個很大的初選來源,使是隱地主持的爾雅出版社年度小說選(一九六八~一九九八年)。三十一年間,每年的編選可說是台灣文學點將錄,所以仍如當年初編選集時一樣心胸——“放眼天下”。

隱地是台灣文壇一個令我尊重的出版家,後來也成為好友。他由文藝青年起家,二十多歲主編《書評書目》月刊,評論水平高,對台灣文學發展有相當影響。憑藉一顆愛文學的赤誠之心創辦爾雅出版社,三十三年來,每年固定出二十本書,不受時勢影響。出版的六百六十本書,清一色是文學創作,詩集、詩評、詩話竟達一百本。隱地《漲潮日》寫父親由上海來台的種種坎坷和自己童年在台北的困窘,真切坦率,雖是悼念初期流亡族群的遭遇,全書卻充滿了積極進取的生命力。

相對於大出版公同如聯經、時報文化、天下文化、遠流等,與爾雅並稱為“五小”的洪範、純文學、大地、九歌出版社,是當年文壇佳話。都是由作家創辦經營,專印行高格調文學作品的出版社,對台灣文學的推動有不朽的貢獻。他們之間的和諧,見證了一個“文人相重”的良性發展時代。

台灣文學以中文寫作,以沈光文結東吟詩社為始(一六八五年),可溯者已長達三百餘年。中間雖經日本佔據五十年,努力推行日語,台灣人以日語創作之文學流傳至今,且得到中譯與多方面的研討者,賴和、吳濁流、龍瑛宗、楊達、呂赫若等,都已獲得尊榮定位。而一九四九年後來台的作家,六十年來,寫盡了漂流與鄉愁,對父祖之鄉,骸骨的留戀,終也被歲月淹沒。但是他們的作品已融入台灣土地,戰後生長的孩子,大約都未分省籍地“讀他們的書長大的!”在報紙副刊,文藝雜誌,社團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慶祝會上,鍾肇政、葉石濤、紀弦、林亨泰、余光中、周夢蝶、洛夫、痛弦、楊牧、吳晟、琦君、林海音、黃春明、白先勇、李喬、鄭清文、張曉風和席慕蓉……並肩而坐,笑語盈盈:被政治選舉語言撕裂的讀書人,怎能否認,這群老中青作家灌溉培植了台灣文學的土地,使它豐美厚實,令世人刮目相待,在文學面前,沒有“他們”,“你們”,只有“我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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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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