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節 柏林的苦兔兒(Kultur)

第5節 柏林的苦兔兒(Kultur)

“到柏林去…”大約是我前世的憧憬。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在柏林留學,在二月凍土的故鄉,柏林是我年輕母親魂牽夢縈的天外夢境。一九八五年整個春天,我在幾乎是新建的柏林不停地走着,常常在想六十年前母親的舊夢好似在此復蘇,那個沒有見過父親的,孱弱的嬰兒,如今到柏林來擔任客座教授,德國人堅持和訪問教授Visitingprofessor不同)。正式講授給學份的文學課程,印在厚重的課程表上:“台灣文學”。就在那半年前,我接到國科會人文組華嚴主任的電話,說西柏林自由大學(FreieUniVerSitatBerlin)要找一位教台灣文學的教授,他們想推薦我去,問我能不能去?當時我手裏拿着電話,怎麼說呢?幾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這麼遙遠、轉折的邀請,隔了我父親雷雨多難的一生,我要到柏林去了。我到柏林的時候是四月初,全城的樹都是枯枝,只偶見一叢叢的淡黃色迎春花,接機的郭恆鈺帶我到大學單身宿舍,並且教我如何從鄰近搭公交車去學校。我住的街名是Thielallee,讀作“梯拉里”,好聽極了,因此我從未迷路。第二天早上,我須乘U-Bahn(讀作“烏邦”)地下鐵路到系裏與學生見面。

原來的怕林大學(HambOldt-UniVerSitatzuBerlin)“淪陷”在東柏林,被迫走蘇共的路線。三年後,大部份學生,還有教授出走,在西柏林集會,決議成立一個學術自由的大學。一九四八年初,在西柏林美軍佔領區,在美國大力援助下,創建“柏林自由大學”。二00八年,六十校慶,同時入選為德國第九所“精英大學”,有學生三萬一千多人。

開設“台灣文學”為該校正式課程的兩位關鍵人物,一位是那時的校Dr.DieterHeckelmann(海克曼)。他曾在一九七0年代兩度到台大法律系任客座教授,帶着妻子兒女住在台大宿舍兩年,對台灣極友善。台大許多傑出教授如翁岳生、戴東雄、廖義男、陳維昭、王澤鑒等都曾前往擔任訪問教授。我在怕林時常是他的座上客,他也經常回台灣來與老友歡聚,且經常抽空到台北大屯山等地深入攀登。德國統一后,他曾出任柏林內政部長。另一位是負責中國研究所的郭恆鈕教授,山東人,一九六0年離開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前往西柏林,在怕林自由大學進修歷史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后,留校任教。一九九0年初曾到台大歷史系作訪問教授,講授德國史一年。

西柏林自由大學中國研究所座落在一幢名人的豪宅,上下五層,寬敞明亮,德國人百年根基的建築。我很勇敢地從“梯拉里”宿舍的迎春花叢找到U-Bahn的車站,到POdibielskillee街四十二號,從外表樸實的門庭進去,才知道別有洞天。

郭教授用德文介紹我,他稱我為“台灣來的教授”,又一再她提到“苦兔兒”(kultur,德文“文化”發音),“苦兔兒”這聲音令我印象深刻,記得在孟志蓀老師課上背過漢樂府“古艷歌”:“螢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想到台灣,乃至中國的文化,這百年來不也相當凄凄惶惶嗎?

他們請我自我介紹及說明教學計劃。我原以為只是與選修自己課的二十位左右的學生見面認識而已,如今卻須對全系的一百多人演講,內容和語氣當然不同,我決定採取“大立足”點的講述法。我先陳述自己出生時,年輕的父親剛從柏林大學轉學到海德堡大學讀哲學系,一心想了解歷史與人生,想如何用教育幫助中國富強向上。台灣的處境舉世皆知,我們所代表的文化意義,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學應該是最能了解的。我今日來此希望藉台灣文學作品作心靈交流,深一層同情東、西德兩個份裂國家人民的生活態度和喜怒哀樂……。我教的台灣大學學生和諸位一樣是追求自由思考的學術青年,我希望能真正認識德國,你們也真正認識我們台灣。郭教授後來一再提起,說我這一場訂交演說得到學生的肯定,是個成功的開始。我赴德國前寄去三百多本台灣文學作品,全數捐贈自由大學中國文化系所,他們的圖書館做了一個印戳:“齊邦媛教授捐贈,1985”。

我上課的教材以小說為主,有賴和《一桿秤仔》、吳濁流《先生媽》和《亞細亞的孤兒》、白先勇《台北人》。在我主編的選集作品之外,還加上一九八五年前已英譯的作品,包括袁瓊瓊《自己的天空》、蕭楓《我兒漢生》等。按照學校的要求,每周上課時發一張授課大綱。我用英文上課,書名人名必須載明中譯名。系裏請講師車慧文協助,必要時譯出德文,討論時用德文、英文與中文作為師生間進一步溝通。車慧文,東北人,二十年前在台灣就讀淡江文理學院英文系,嫁給一位來台在師大語言中心修習中文的德國青年ErikvonGroeling,隨夫回到科隆,但年輕的丈天意外死於手術台上,她輾轉來到柏林,靠撫恤金獨力撫育四歲和一歲的稚子。這樣的生命歷程。使我同情感佩。柏林期間,課內課外她也對我協助照顧,我們因而成為好朋友。她也是我在柏林的導遊,使我在那裏不致瞎撞,如識途老馬,帶我認識真正的柏林。

上課兩周之後,決定找一所自己的住處,慧文帶我按照廣告到處看房子,那真正是認識一個城市的最好方法。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一張書桌,窗外有個院子。我原以為柏林是文化古都,當然家家都讀書,但令我驚訝的是,看過的六、七處出租屋子都沒有書桌,即將放棄時,來到一個樹蔭綿延的小街,在大花園似的巷裏一幢小樓,樓下前後兩大間和小廚房、餐桌,走進裏面一間,第一眼看到一張大大的、真正的書桌!

桌旁全扇的窗戶,外面是一座花樹環繞的真正的庭院!租金比別處加倍,但這就是我在柏林最合理想的落腳之地了。那四個月間。我每天看着全街不同的花圃由含苞到盛放,從樹蔭中走進來走出去,憂患半生,從未有如此長時期的悠閑境界。剛到那幾個周末,遠遠近近聽到禮拜堂的鐘聲,收到海音寄來“純文學”出版的書,寫信告訴她:“禮拜日,滿城鐘聲。”她以一貫的急驚風速度回信:“恨不得也到柏林來!”

五月八日,郭教授告訴我,柏林的學生都得去看一部記錄像片《柏林淪陷四十年》。我到市中心庫當大街我賴以衣食維生的KaDeWe百貨公司門口,車站和街上充滿了各種遊行的隊伍,靜靜地舉着不同的標語,在保存炸毀面貌的大教堂四周有些激昂慷慨的演說。這部記錄片真是令人意外的完整與清晰,從希特拉開始鼓動人心到開戰,戰爭重要場面及人民生活;而大部份是納粹末日,歐洲戰場潰敗。盟國空軍按城市地圖,有系統地轟炸柏林,而且事先預告,你們如仍不投降,明天炸毀哪幾條街。影片上逐日照出地圖區域和轟炸前後實況,可謂彈如雨下,只見整排整排的街道都在盟軍炸彈之下灰飛煙滅成為瓦礫,原來這權力之都百外之六十以上是如此毀滅的。五月二日盟軍進城之日,倖存的百姓躲進地下室,被搶先進佔的俄國兵拖出來刺死、強暴,接着進城的英國軍車在路邊撿拾小孩,帶他們去吃飯,美軍在旁警戒……,畫面清晰詳細,不忍看也得看。這是德國人自己攝製的記錄,留給後世子孫看的。

這天我回到住所天已黑了,全樓未亮燈,原住樓上的房東太太氣喘病發。住在醫院。我一個人夜坐燈下,反覆出現《柏林淪陷四十年》許多城毀人亡的場景,不免想起重慶在日機轟炸下的那些年,我們對死亡不得不採取賭命的無奈態度。看了柏林被炸毀的區域地圖,才明白這美麗的新城原是蓋在廢墟上的!這書桌、這床鋪下面會不會原是上一代的埋骨之地呢?悚然而驚,連續數日夜不成眠。

那一周的《時代》雜誌以怕林投降四十周年為主題,有一篇社論《空前的災禍),大意是德國投降時,蘇俄坑殺降卒二十萬,埋在由漢堡流往捷克的易北河沿岸:而日本投降前,廣島、長崎毀於原子彈,兩國都認為自己災難最大,但是遭受最大災難的豈不是死了數百萬的猶太人嗎?其實,災難是無法比校的,對每個受苦的人,他的災難都是最大的。

半世紀以來猶太人的悲痛成書近千,而中國人在八年抗戰中的悲痛幾乎無人詳

記。一九四九年中共佔據大陸后,那八年正面抗日的是國民黨,留在大陸僥倖末死的都必得否定過去一切,那時殉國的熱血軍民,在政權改變之後,都在“第二次死亡”時被湮沒遺忘了。而我,在那場戰爭中長大成人,二十年來在國際文學交流之際熱切地宣揚“我們台灣文學”,又何曾為自己生身的故鄉和為她而戰的人寫過一篇血淚記錄?

從此。我和自由大學這班學生問答之間就有了一層層沉重的涵義。閱讀王禎和《小林來台北》時,他們認為你必須到柏林才能感覺到德國近代史的深度,這吸引觀光客的圍牆,只是一道淺淺的象徵罷了。我提到初聞柏林鐘聲的喜悅,有人說,戰後許多不同宗教教派在不同的災難地點修築教堂,不僅是追祭亡魂,也是希望有持久的贖罪,終得平安的祈求之地。你看……柏林的教堂特別多!從此,我聽到鐘聲再無喜悅之感。回到台灣,連寒山寺夜半到客船的鐘聲也沒有。小林到了台北又如何?

戰後柏林復蘇,在廢墟上重建大城市,遍植樹木,用欣欣向榮的生命覆蓋死亡。英美佔領的西德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她最大的願望是恢復文化大國,所以國際文化活動很多。我到柏林不久即見街頭掛出“地平線(Horizon)世界文學會議”的預告,也知道將有盛大的大陸作家團參加。開會前我收到白先勇短簡,他與陳若曦、鍾玲、李歐梵和鄭樹森受邀將代表台灣和海外華文作家參加。他們到柏林后,郭教授與我和車慧文竭誠招待,但是主辦單位雖在節目表上排出他們五人的發言及作品朗讀時間,會議大廳樹立的大型廣告牌上有大陸的作家,卻無台灣五人,我們都很憤慨。雖然自由大學先舉辦台灣文學座談會,但是,形勢比人強,大陸十位作家受到的關注和接待明顯熱烈。柏林和三藩市一樣,對這些早期由鐵幕來的作家充滿好奇和趨炎附勢的姿態。

上一章書籍頁下一章

巨流河

···
加入書架
上一章
首頁 當代現代 巨流河
上一章下一章

第5節 柏林的苦兔兒(Kult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