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窗下

里斯本往西去有危崖臨海，大西洋冷霧迷茫。這裏的正式地名叫羅卡角，俗稱歐洲之角，因為這是歐洲大陸的最西點。在人們還不知道地球形狀的古代，這裏理所當然地被看成是天涯海角。

風很大，從大西洋吹來，幾乎噎得人不能呼吸。海邊樹立着一座石碑，上有十字架，碑文是葡萄牙古代詩人卡蒙斯寫的句子：

大地在此結束，

滄海由此開始。

我在石碑背風的一面躲了一會兒風，瞇眼看着大西洋，身心立即移到五百年前，全然理解了當年葡萄牙航海家們的心思。海的誘惑太大了，對“結束”和“開始”說法的懷疑太大了，對破解懷疑的渴望太大了。

據我過去的閱讀所留下的粗淺印象，對於近代航海事業，葡萄牙覺悟最早。那時德國、意大利還在封建割據，英國、法國還無心問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三桅帆船和其它航海技術都有了長足的進步。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專家們曾一次次來到羅卡角，在這海風雨霧間思考着遠行的路線。作為“熱身賽”，他們已經親自率隊航行過非洲。他們的最終目標，與當時絕大多數歐洲航海家一樣，都是《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述的中國。

今天我在這裏又找到了新的證據，羅卡角南方不遠處，正是古代王室居住地。一代王朝就在這大西洋的山崖上思念着海那邊的東方。海的哪一邊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專家已有初步的判斷。他們認為，應該從羅卡角向南，到達非洲海域后仍然向南，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再折向東。顯然，他們的判斷是正確的。

就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遇到了哥倫布。哥倫布決定橫渡大西洋去尋找馬可·波羅的腳印，希望獲得葡萄牙王室的資助。葡萄牙王室太內行了，一聽就覺得方向有誤，未予支持。哥倫布轉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貝爾女王支持了他。結果，葡萄牙由於太內行而失去了哥倫布，而哥倫布也因為沒有理會葡萄牙王室的意見而失去了馬可·波羅。他橫渡大西洋果然沒有找到東方，卻歪打正着地找到了美洲。

哥倫布由錯誤的航線而導致的巨大成功，使葡萄牙王室心裏發酸。所謂錯誤，都是一定坐標下的產物；按馬可·波羅的目標，哥倫布沒有走對，但新大陸的發現已使哥倫布的盛名超過了馬可·波羅，他已自成坐標，那還何錯之有但葡萄牙王室暗想，儘管哥倫布已經名動天下，東方，還應該是一個目標。

於是，五年後，葡萄牙人達·伽馬果然按照南下折東的路線，準確地找到了印度。他回來時，葡萄牙人舉行隆重儀式歡迎，他帶回來的財富，是遠征隊全部費用的六十倍，其中寶石和香料讓歐洲人眼花繚亂，一時的影響，超過了哥倫布。二十年後，葡萄牙人麥哲倫奉西班牙政府之命乾脆把地球繞了一圈，但他沒有回來。

然而無論是達·伽馬還是麥哲倫，都還沒有進入《馬可·波羅遊記》裏描寫的世界，這總於心不甘，於是，葡萄牙還是一心要從海上尋找中國。

我在這裏看到一份資料，提及葡萄牙國王在一五Ｏ八年二月派出一個叫塞誇拉的人率領船隊到馬六甲，要他在那裏打聽：中國有多大中國人長多高勇敢還是怯懦信什麼宗教用什麼兵器有趣的是，當時葡萄牙遠征船隊在東方胡作非為，但國王卻特別下令，不準向中國人挑釁，不準奪取中國人的戰利品。顯然，他對神秘的中國保留着太多的敬畏。

幾年後又派出一個叫皮萊斯的人來偵探，皮萊斯的情報抄本現在已經發現，他說中國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奪取全中國。

即使情報如此荒唐，葡萄牙人與中國人打交道之初還是比較恭順有度的，中國地方官員沒有國際知識和外交經驗，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窺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綁也繳稅繳租；中國官員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做壞事，特地在他們的借住地外面築了一道城牆，把握關閘大權，定期開閘賣一點食物給他們。這種情景，居然也維持了幾百年，說明雙方心氣都比較平和。

我對這種尚未發展成惡性事件時的對峙，很感興趣，因為這裏邊最容易看出文化差異。葡萄牙人當然以歐洲文明為本，把自己當作是發現者，而又認為發現者便是特權的擁有者，甚至是佔領者，只不過一時懾於中華帝國的宏大，不敢像在其它地方那樣囂張罷了；中國官員開始好像沒有把他們的來到太當一回事，這與傳統觀念對『番夷”的慣性理解有關。後來發生一些事，也處處表現出因妄自尊大和閉塞無知所造成的可笑。

但是歷史終於朝着惡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對中國張狂起來，是鴉片戰爭之後。看到中國在英國的炮火前一敗塗地，便趁火打劫，單方面宣佈澳門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躍而成為西方列強欺侮中國的浪潮中的一員。其實它與中國已打了幾百年交道，而當時國勢也已衰落，竟然一變而成為這個形象，有點不大光彩。

在資料中，有兩個細節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個細節是，葡萄牙人最早抵達中國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達的地點是屯門外的伶仃島，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對面；第二個細節是，他們正式與中國的行政機構取得聯繫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點在南頭關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們那麼早就來到我的窗下，那麼，我也理應來看看你們出發的碼頭，以及你們的家鄉。

他們的麻煩

葡萄牙人喜歡用白色的小石塊鋪城市的行人路。里斯本老城行人路的石塊，已被歲月磨成陳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盤繞的山道，這樣的山道上居然還在行駛有軌電車。

山道很窄，有軌電車幾乎從路邊民房的門口擦過，民房陳舊而簡陋，門開處伸出一頭，是一位老者，黑髮黃膚，恰似中國早年的賬房先生，但細看並非中國人。

骨牌鋪成的盤山道很滑，虧得那些電車沒有滑下來，陳舊的民房沒有滑下來。我們已經爬得氣喘吁吁，終於到了山頂，那裏有一個巨大的古城堡，以聖佐治王子命名。

古城堡氣勢雄偉，居高臨海，顯然是守扼要地。羅馬時代就在了，後來一再成為兵家必爭的目標。它最近一次輝煌紀錄，就是聖佐治王子一五八Ｏ年在這裏領導抗擊西班牙入侵者。抗擊很英勇，在其它地方已經失守的情況下，這個城堡還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時明代正在澳門築牆限制島上的葡萄牙人活動，而葡萄牙人又已開始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當時中國並不衰弱，但與這些外國人打交道的中國地方官員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國家主權已成為嚴重問題。

我順着城堡的石梯上上下下，一次次鳥矙着里斯本，心想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如果只從我們中國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陰謀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門，但是聯想到里斯本的歷史，就會知道他們未必如此從容。巨大的災難一次次降臨在他們頭上，有的來自自然，有的出於人為，只是中國地處遙遠，全然不知。

你看，航海家達·伽馬發現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纔六年，葡萄牙人剛剛在享受發現東方的榮耀，一場大瘟疫籠罩了里斯本。他們在馬六甲的遠航船隊開始探詢中國的情報，但更焦急的是探詢遠方親友的安危。據我們現在知道的當時里斯本疫情，可知船隊成員探詢到的親友消息一定凶多吉少。

疫情剛過不久，里斯本又發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們的船隊要求停泊於澳門的時候；第二次，則是他們要求上岸搭棚暫住的五十年代。

說得再近一點，十八世紀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歐洲最大地震的紀錄，里斯本數萬個建築只剩下幾千。就算他們在澳門問題上囂張起來的十九世紀，里斯本也更是一刻不寧。英國欺侮中國是後來的事，對葡萄牙的欺侮卻長久得多了，而法國又來插一腳，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攻入里斯本，葡萄牙王室整個兒逃到了巴西，此時這個航海國家留給世間的只是一個最可憐的逃難景象，處境遠比當時的中國朝廷狼狽。後來一再地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又一次地陷於失敗，整個葡萄牙在外侮內亂中一步步衰竭。

中國人哪裏曉得眼前的“葡夷”身後發生了那麼多災難，我們在為澳門的主權與他們磨擦，而他們自己卻一次次差點成了亡國奴，欲哭無淚。可能少數接近他們的中國官員會稍稍感到有點奇怪，為什麼他們一會兒態度強蠻，一會兒又脆弱可憐，一會兒忙亂不堪，一會兒又在那裏長吁短嘆……在信息遠未暢通的年代，遙遠的距離是一層厚厚的遮蓋。現在遮蓋揭開了，纔發現遠年的賬本竟如此怪誕。怪誕中也包含着常理：給別人帶來麻煩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着遠比別人嚴重的災難，但人們總習慣把麻煩的製造者看得過於強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