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問題

禁書問題

近十年來本國人把文學對於社會的用外，以及文學本身的能力，似乎皆看得過於重大了些。在野達士通人，認為這個東西可以用來作為治國平天下工具的很多，在朝官吏委員把它當作治國平天下工具的也不少。因此自然而然發生了如下現象，就是對於作家的迫害及文學書籍的檢查與禁止。

據近日上海方面的消息，中央通令應查禁的書籍到二百種。這真是一個可觀的大數目。有些人的著作一部分被禁止，有些人的著作則已全部被禁止。為什麼這些書籍全被禁止？住在北平方面的人，是無法從當局的文書法令中弄明白真正問題的。這個查禁通告據說是出自中央的。我很懷疑這些被查禁的文學書籍，有多少種曾經為通過這個議案的委員先生們閱讀過。負責審查的個人，是不是曾經把這些書籍都細心看過一遍，我也覺得懷疑。就通常禁止的理由，大多數總以為是“為了這個社會秩序的維持與這個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上着想”，因此不能不加以取締。我是個歡喜秩序的鄉下人，我同意一切真正對於這個民族健康關心的處理。但對於由事實上說來，不少並無什麼壞影響的文學書籍，在難於索解的情形下，忽然全被禁止出售，且同時關於書店紙版與剩餘書籍，也無不加以沒收，付之一炬，這行為我覺得真很稀奇。這不過分了嗎？對於這些書籍的處置，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嗎？若這些作品包含的理想真已深入人心，書一燒就完事了嗎？我極希望當局有一點比“跡近反動”的措詞更多一些的具體說明，免得使後人在歷史上多有一件十分含混的記載，免得被人把這件事與兩千年前的焚書坑儒並為一談。

文學被一些讀書人看得儼然異常重大，實有理由可說。這些人照例多是兩手空空不在其位的，無權無勢的。這些人生存到這個混亂貧窮內戰連年國家中，忍受種種痛苦與侮辱，眼見耳聞這個國家一切愚昧與腐敗情形，想把自己本身那點兒力量，滲進社會組織裏面去，使這個民族多少健康一點，結實一點。因為自己所學的是文學，承受了一個新的文學理論，有所努力。也仍然因為自己所學的僅僅是文學，對於目前國家社會的複雜性與矛盾性，解釋得照例常常比事實簡單一些。憑了文學者富於幻想與熱情的氣質，在工作中希望一種奇迹，且因為對於這種奇迹的期待，各人帶着點兒宗教的傾心，與目前這個為“應付眼前事實喪失人心而存在的政府”當局，意見不可免會有齟齬抵觸，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政府若認識這問題比較清楚，便明白處置的方法，不會把不適用於兩千年前的蠢事重演了。這些優秀公民，原是愛他們自己的國家，絕不下於任何當權達官貴人或部長廳長的。他們只是個作家，他們努力從事於藝術，是為了使這個民族增加些知識，減少些愚昧，為這個民族的光榮，為這個民族不可缺少的德性中的“互助”

與“親愛”，“勇敢”與“耐勞”，特別重要是一腔愛國熱忱，加以鑄像似的作品的製作，很誠實也很窮苦的各自獨立分佈在國內各處地方，過着極端簡陋的日子。政府既從不知道對於這種人加以關切，商人因書業蕭條，又對他們待遇吝嗇。他們通常的收入，在上海方面，甚至就從不能夠從從容容過一天較好的日子。病了無法就醫治療，文章不能出賣，又難於尋找其他職業時，如近日投江的某君，去年病死的某君，皆莫不把一生結束在一個最悲慘的死亡里。他們堅苦卓絕的精神，他們輕於物質尋覓而勇於真理追求的人格，是民族中一種如何難得的品質！政府不理會他們，也還罷了。如今對於這種人總像放心不下，不斷加以壓迫與摧殘，所用的手段，又是那麼苛刻的手段，實在是國內多數人難以索解的！這些人在這種國民生產力十分凋敝，國際資本主義壓力無法擺脫，全個民族正陷入一個十分悲慘的命運里去的時節，擔心到可恐怖的未來，認為這個民族若不甘心墮落與滅亡，必須認識現在的環境。因此對於鴉片煙公然的流行，農村經濟的蕭條，知識階層中某些人的只知獨善其身，官吏階層的貪贓無識，以及軍官種種極端囂張跋扈處，加以坦白直率的指摘，他們在作品中一點作者對於這個民族復興的意見，因為他們過分被現狀所刺激，必不可免有激越偏持的呼喊，政府若真正為民族生存着想，對於這些人的意見，難道還不應當同情並加以考慮嗎？如今當局卻只從上海商人方面，看到一點毫不切於實際的關於作品流布的消息，以及從另一方面，某種人為了邀功牟利不惜故意張大其辭的下級報告，便對於處在中國這種困難境遇下的作者，加以壓迫與摧殘，全然不像一個正在希望國內一切漸有秩序的政府所宜採取的政策。就三四年來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種種說來，在中外有識者的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對於這個民族殘忍與愚昧的驚異，其他毫無所得。如目前這種處置，當局諸公中，竟無一個人能指出它的錯誤，實為極可惋惜的事情。（我想特別提出的，是那些曾經從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的過來人，當前主持文化教育的當權派。）

文學在別一國家別一民族中，或者也發揮過某種特別的作用。“光焰一世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作品中植下了促成二十世紀那個民族嶄新人格的種子，與革命爆發成為不可分離的東西”，這說明自一個文學史的敘述者口中說來，並不覺其過度誇張。但多數人若只是單記着這些歷史的輪廓，便打量從自己國家自己行為方面產生一頁新的歷史，必然還有許多待明白的問題。在環境截然不同習性截然不同的兩個民族中，歷史是照例不至於同樣重現的。把某種已成定型的文學觀，移植到另一個民族另一個國家中去時，所需要的修正，將到何種程度，這些理論方能發揮它的能力？在一種被修正的理論下，一些作品又應在何種形式下產生，所側重的必在某幾點，方不至於使作品與社會革命失去其當然的聯繫？有了這種作品，這種作品對於全盤“活動萬變”的政治，究竟能起什麼作用？它的重要性又居於何等？上海方面從事文學運動者，在一種缺少自由缺少衣食朝不保夕的生活情況中，事實上就不可能有人能有暇裕來對於這些問題詳細加以研究。

在中國目前這種景況下，文學能夠做些什麼？宜於從何方面着手？它若不宜離開社會，且應當同政治理想揉成一片，間接或直接促進政治的機能，應如何去安排？假若它在某一時節某一限度內能夠發揮它的作用，那種“富於活動性與彈性”的政治機構，又如何方能與“拘束於一定篇章”的文學作品相呼應相結合？這些問題，不單求生不遑寓居在上海一隅的窮苦作家們無法注意得到，便是人在南京，泰然坦然的按月從國庫中支取相當豐厚的薪水，置身在中央宣傳部當差辦事的三民主義文學理論家，三數年來不是還不曾寫出什麼稍稍像樣的文章嗎？正因為便是左翼也還缺少一種具有我們這個民族豐富的歷史知識的文學理論家，能作出較有系統的理論與說明，致從事於文學創作的，即欲以“唯物論”的觀念為依據，在接受此觀念之際，因理論者的解釋識見的不一，致作者對於作品的安排，便依然常有無所適從之概。三數年來的掙扎努力，予反對者以多少借口，予同情者以多少失望，同時又予作家之群以多少的犧牲！且只從目前上海一隅文學出版物的數量統計上稍加註意，就可以知道一般文學作品在國內流行的情形。那些帶一點兒較新傾向，不頹廢，不諧趣，不墮入惡俗猥褻習氣較慎重的文學刊物，在一般刊物的分配比較上，所佔有的又正是一個如何可憐的數目！這種作品流入社會裏去，固能影響不少青年人，同時這些青年人，卻就又將如何受一種惡習慣的惰性所吸引所控制！官方若不缺少那點必需的冷靜與誠實，對於幾年來文學運動在國內發展的情形加以注意，便不

會把這幾年在數萬萬饑民中僅僅只限於大學生和中學生中流行的一千部或三千部的作品

所引起的作用看得過大了。因為一方面是把一個新的文學觀移入中國，還缺少能密切配合理論要求作品的應世，一方面又由於政府的無知，對於目前文學的恐怖與厭惡，把現在的革命文學對於中國社會革命的影響看得過分重大，因此在上海左翼作家方面，便有了種種的變化：部分原來對於左翼文學抱有理想的，有人向右轉了。又有一些作家，因為不願意同這個對文化只知摧殘的無能政府合作，便同情左傾了。再有一些作家，就是那些對目前政府一切措置均抱反感，對社會主義有所傾心，在現狀下抱殘守缺困守租界一隅的左翼作家，在窮困與迫害交加中，死守殘壘，以沉默來支撐現狀應付現狀。一些人信念與行動中間的矛盾處，既無法可以調和，矛盾的延長，自然是一種很大損失。

近年來大學生中學生左傾思想的普遍，以及對於左傾思想的同情，政府若以為是文學的影響，而忘了社會現實那一面，實在是最大的錯誤。幾年來政府對於青年的措置，實在可以說是無往不在那裏拋棄青年。當局方面對於青年人左傾思想的發展，不追求它的原因，不把這個問題聯繫到“社會的黑暗與混亂”、“農村經濟的衰落”及其他情形考慮，不對於他們精神方面發展加以注意，不為他們生存覓一出路，不好好的研究青年的問題，就只避重就輕，把問題認為完全由於左翼文學宣傳的結果，以為只需要把凡稍有傾向的書籍焚盡，勒迫作家餓斃，就可以天下太平。這種打算實在是太幼稚，對國事言太近於“大題小做”，對文學言又像太近於“小題大做”了。多數人所希望的政府，是一個能“辦事”而且也極“懂事”的政府。因為目前有許多事並不是政府權力能否執行的問題，實在是政府明白如何節制權力或濫用權力，引起國內外有識者對政府厭惡或絕望的問題。關於禁書這件事，出於中央黨部或中宣部，還是出自國民政府，我們不知道。若出自中央黨部的宣傳部文藝科，我不想說什麼話，因為這也許就是國民黨中這些小官僚認為最重要的工作一種。但若果這件事出自國民政府行政院與教育部，或行政院與教育部還可以來過問下，我卻希望凡是這一次被禁止的文藝書籍，能夠即早交付一個有遠識的委員會全部重新加以審查，看看其中究竟有多少書籍必需禁止，有多少書籍不應禁止。朝野都不妨仍然承認文學是個治國平天下的工具，正因為既當它是個治國平天下的工具，一切都宜出之於十分慎重。在世界上我們不是極不願意被別一國家別一民族把我們當成野蠻人看待嗎？希望從別人方面得到尊敬，第一步就應當是自己不作出野蠻人的行為。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