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氏9?11”——中國式報復與反抗

2006年5月30日，32歲的河南農民艾緒強被北京市二中院判處死刑。法院判決認為，艾緒強為了報復社會，採用暴力手段，造成多人死亡和受傷，其行為已經分別構成搶劫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數罪併罰，一審判處艾緒強死刑，並賠償7名原告人經濟損失共計103萬元。

無疑，以保衛社會的名義，對於這種通過暴力肆意剝奪他人幸福自由、排泄自己心頭不滿的行為，我們必須無條件地加以譴責。今日世界，沒有哪個國家的法律與道德，會寬恕或縱容這種喪失人性與理智的“恐怖行徑”。然而，與此同時，對於這起被部分媒體描述為“個人恐怖主義”的真實悲劇，由於關乎我們的公共生活與個體命運，其所揭示的意味深長的社會內涵當不容我們忽略。

沒有人知道“報復心切”的艾緒強為什麼會把這次“同歸於盡”的行動選在9月11日。然而，倘使我們留意其中的一些細節，並加以分析，亦不難發現，這起帶有“個人恐怖主義”色彩的“襲擊”與發生在美國的“9·11”事件有着某些驚人的相似：

襲擊時間選在9月11日上午；

襲擊地點同樣具有某種象徵意義。據艾緒強稱，其之所以選擇王府井，是因為“王府井是中國最繁華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襲擊原因同樣是出於跨地理、跨階層的報復。站在法庭上，艾緒強對自己“報復社會，報復富人”的目的直言不諱。由於“無法在社會生存”，索性選擇“與王府井同歸於盡！”據稱，今年32歲的艾緒強家在河南農村，在城裏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對待（在北京開鏟車打工，卻沒有得到工錢），因此對城裏人產生一種深重的偏見——“現在10個城裏人有9個都是黑心的”。

襲擊手段同樣是劫持交通工具，然後擇準時機“自殺式”地沖向無辜的人群。艾緒強騙乘一輛出租車后在東城區燈市口附近將司機殺死，隨後駕駛該車由北向南沖入王府井大街，直接造成3死9傷。據其供述，倘使車子不被停下來，他還要順着大街一路衝撞下去；

此外，從襲擊后的心理反應來看，艾緒強一直堅持自己“報復有理”的邏輯。當艾緒強聽到“死刑”宣判時，面無表情的他竟然朝着受害人家屬“微笑”。隨後又面帶冷笑扭向不斷閃爍的鏡頭，彷彿自己是勝利者。如庭審法官所表示，自始至終艾緒強都沒有悔過。

或許，對於許多媒體和公眾而言，這種“襲擊行為”不過是個“小概率事件”。當街市回歸太平，人們很快會忘記這個個體與信仰甚至信念全無關係的“日常式反抗”。它血腥而平庸，與本·拉登撼動世界秩序的國際化、有組織的恐怖襲擊行為相比，多少顯得有些“微不足道”。“艾氏9·11”只是轉瞬即逝的零星火花，它既不會像“拉登版9·11”那樣追求“可持續”的有組織襲擊，更不會讓我們上升到“國家安全與戰略”的宏觀角度進行長篇累牘地剖析。

然而，在我看來，這種“中國式的9·11”襲擊更應該引起政府與社會的重視。不可否認的是，這種“隨遇而不安”所引發的“內爆式”報復行為可能危及到每個人的安全。走在大街上，你不知道哪些是對社會充滿“仇恨”的人，正咬牙切齒，伺機報復。關鍵更在於，如果我們停留於譴責那些由報復鏈條牽引而出的所謂“解決方案”，會讓我們忽略產生社會不幸的根源，甚至可能將社會置於更大的危險之中。

報復離間人心，使人遠離理智。憂慮讓我們重新回到了案件本身。據報道，5月30日，在聽完判決後有受害者家屬“非常不滿意”，一是艾緒強被執行死刑並不能改變他們失去親人的現實；二是法院判決賠償受害人及家屬共計103萬元賠償的決定完全可能成為一紙空判，所有被傷害者的家屬不得不面臨“他死了，拿什麼賠償我們？”的困境。正是在獲知自己可能獲賠無望的情況下，有家屬建議拍賣艾緒強的器官以獲取賠償金，理由是“不能讓他就這樣一走了之”。不可否認的是，對於受害者及其家屬的遭遇，我們滿懷同情。然而，當有家屬提出希望通過拍賣一位死囚的器官來“懲治惡人”並“獲得好處”時，我們所看到的已不再是那種理所當然的“實用主義”，而是一種讓我們痛徹骨髓的“殘酷”與毛骨悚然。

應該說，對於上述“兩種不滿意”，前者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有關“死刑存廢”的諸多爭論，即死刑作為一種“報復之刑”能在多大程度上救濟社會；至於後者，如何讓一位即將死去的“窮光蛋”兌現百萬元賠償金，更是所有受害者家屬必須正視的困境。從公訴機關移送的情況看，沒有發現艾有可供執行的個人財產，賠償金很可能不了了之。然而，令人悲嘆的是，為什麼那些受傷的人們不從刑事受害人救濟制度上力求突破，反而繼續遵循一種“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簡單思維來解決問題呢？如有學者評論，從世界通例來看，對刑事被害人進行救濟，不僅是國家應有的人文關懷，也可以說是國家義務之所在。畢竟公民被害，與國家未能提供一個安全的生存和生活環境有關，國家因此有必要擔起責任。

或許，如人所說，轉型期的中國各種力量在角逐，新社會正在形成，在此過程中，社會失序與分配不公平在所難免。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不久前發佈《對中國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結構現狀的總體判斷》，對當前我國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較大的問題直言不諱。對此有專家評論貧富差距過大會讓低收入階層產生“相對剝奪感”，心理失衡嚴重將導致“報復社會”等行為，從而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值得一提的是，“相對剝奪”並不能概括全部。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像艾緒強這樣失去了一隻眼睛的鄉下人，懷抱改變命運的夢想來到城市打工，當他連應得的工資都要不到時，顯然，這更意味着是一種“絕對剝奪”。如果此時，我們將艾緒強式的反抗簡單地歸類為“仇富”，這既有失公允，又可能離間社群，滋養矛盾。我相信，將這種所謂的“仇富”心理訴求還原為“仇不公”，也許更接近真相。

論及艾緒強案，有網民在網上悲嘆，“螻蟻尚且偷生，誰人願意尋死？”犯罪學家同樣告訴我們，任何犯罪都有一定的條件與誘因。如上所述，艾緒強之所以有如此強烈的“報復”之心，是因為他曾經受過“太多的不公平待遇”。顯然，如果我們不能從更深的社會層面來尋求問題之解決，那麼這種“報復”只能是“頭痛砍頭，腳痛剁腳”的權宜之計，它並不能還社會以真正健康的體魄。受害者家屬的“拍賣器官”一說，更加彰顯報復之罰是不過是一種“懶漢政治”。不幸者不去要求國家與社會建立起一種可行的國家補償制度，反而要求通過實施“法外報復”來追繳一位“人生破產者”的所有債務，顯然，這不但無益於社會理性的進步，反而會衝垮一個社會的道德與倫理底線。透過受害者親屬的眼淚，我們看到，艾緒強所謂的“報復社會”亦不過是魯迅先生當年慨嘆的“弱者對弱者的欺凌”；而受害者親屬要求通過拍賣死刑犯的器官以獲得補償時，不但不會使我們的社會變得強壯，反而讓它收穫更多的殘忍。

顯然，“以眼還眼”只會讓世界繼續失去眼睛，而不可能真正救贖回任何一雙眼睛。如聖雄甘地所說，“以眼還眼，只能使全世界的人都變成瞎子。”不可否認，正是那些不經意間流淌在我們生活中的“報復情結”，將我們的社會一步步推向遠離寬容與秩序的困境。

李慎之先生曾談到中國有兩個傳統：大傳統是孔夫子，小傳統是關王爺。前者講禮義廉恥，講仁愛；後者則講朴刀棍棒，講殺伐與報復。寫作此文，我無意詆毀中國社會的文化養成，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復仇與報復的文化至今仍像鬼魅一般飄散於我們周身。那些熱播於大江南北的“仇俠片”，更是把“報復”變相地引申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以至於我們的社會、歷史與人生，彷彿“被報復詛咒”。

記得美國作家雷·布萊貝利先生曾經寫過一本名為《華氏451》的反烏托邦小說，在未來世界，消防員成了縱火者，他們燒毀了圖書館和民居，搗毀裏面的書籍，從而讓人們無法獨立思考，而“華氏451”正是書本燃燒的溫度。得其靈感，美國導演米高·摩爾為紀錄片取名《華氏911》，意為“在這個溫度下，自由也會燃燒”，以此揭露小布殊政府操縱恐懼使美國人失去自由。用摩爾的話來說，書本在“華氏451”燃燒，自由在“華氏911”時消失。我們同樣有理由擔心，當報復成為一種思維習慣，一種解決方案，社會理性同樣會在“艾氏911”中灰飛煙滅。當報復成為一種文化，並以“日常的反抗”與懲戒的形式出現並擴散，它可能比那些有組織的恐怖行為更令我們膽顫心驚。

我們該如何建立一個平等、公正與寬容的社會？即使在面對惡人時，我們能否從文化與制度層面進行更為深刻的反思？無疑，艾緒強的人生悲劇同樣是一場社會悲劇。在此意義上，我們更應積極反思的是犯罪發生的社會成因及其預防，它將遠遠迫切於我們對一個束手就擒的罪犯實施肉體消亡的懲罰。社會有如一片大陸，人人都在維持着自己的一角水土，並間接維持着我們的社會生態，我由此相信，只有正視每個人的權利與苦難，平息他們心底的酸辛與無望，給予希望，才能真正醫治社會的苦痛。試想，誰能在一個“報復心切”的社會裏追求幸福與自由？誰能在充斥“報復戾氣”的絕望之中守衛安寧而勇敢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