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無力，所以執着——我為什麼要寫作？

轉眼之間，離開巴黎已經幾年。我時常懷念自己在那裏求學、採訪與簡單生活的日子。我從不諱言，雖然孤身一人，但我在巴黎度過了一生中迄今最難忘、最美好與最純潔的時光。而我所學到的，與其說是在巴黎大學的課堂，不如說是在巴黎這座城市。我寫的為數不多的幾篇散文，也多是因巴黎有感而發，這是一種連接過去與未來的鄉愁。因了這種鄉愁，歸國后雖然終日忙碌，但有機會我總還是想着在巴黎轉轉，哪怕只為匆匆幾天的停留，為沉悶的人生透一口氣，為心靈做個深呼吸。

2010年初春，我去日內瓦參加第四屆世界反對死刑大會，順道又一次去看米哈博橋。“河水走了，橋還在。日子走了，我還在。”今年昔我，久別重逢，看着靜靜流淌的塞納河水與淺綠色的米哈博橋，以及河邊一棵棵剛剛長出新葉的老梧桐樹，真有一種莫名的想寫點什麼的衝動。不幸的是，當時我忘了帶筆，手機又早早用光了電，什麼也記不下來了。我在河邊找來了小石子與斷樹枝，卻無法捉着它們在紙上畫字。因為在香榭麗舍大街另有約會，在橋邊焦慮與流連了近半個小時后我只能匆匆離開。坐上RER，這是我上學時天天搭乘的快速鐵路，沿着左岸，不到半小時便可以到達先賢祠邊的巴黎大學。而此刻，我只能透過側頂傾斜的車窗，無奈又無助地望着米哈博橋上的天空朝身後奔跑。我多麼想記下自己的所想所愛，卻找不着一支筆，並因此徹底失去了內心的安寧……那是一種怎樣的惆悵與絕望，我至今未忘。

我曾經在微博上寫過這樣一段話：“當農民守不住自己的土地，法官保不住自己的良心，警察看不住自己的房屋，千萬富翁會被滅門，而你握不住手裏的筆……這樣的時代，沒有誰比誰更幸運，只有誰比誰更不幸。”想必是因為切中了時代的某些癥結，這條微博很快被轉了近千次。不過，謝天謝地，我還不是那個握不住筆的不幸的人。雖然還不能盡情表達我的所思所想，也不像《潛水鐘與蝴蝶》裏的主人公那樣只能靠着眨眼睛來寫作，但我總還是想方設法將自己的表達空間撐到了最大，如《重新發現社會》一書的出版。

我不曾失去手中的筆，不知道無以表達者的痛苦。直到那天，當我在塞納河邊體會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無助感，一種失去了寫作能力的悲哀，我才真正意識到思考與表達對於我來說有着怎樣無可替代的意義與歡樂。我知道，如果失去了手中的筆，我將惶惶不可終日；如果失去了自由思想的權利，我的生命將不復存在。

一

感謝我的父親，一位憨厚而怯弱的農民，在我五歲那年，從生產隊給我買來了一支沒有花紋的鉛筆，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支筆，也是父親給我的最大恩情。寫到這裏，我差點要掉下淚來。還記得那個夏日的傍晚，我光着膀子，將鉛筆別在小短褲的鬆緊帶上，在村子裏四處炫耀。雖然那時還不知道這支筆對我意味着什麼，但我的確非常喜歡它，知道它很重要，並且感受到了它可能給我帶來的求知的樂趣。這也許就是人的天性吧，我天生好學，在我還未入學的時候，因為能做五年級學生給我出的數學題，而且喜歡眨眼，我已經是聞名於方圓幾里的小天才了。

我的樂趣並不在數學，而在語文。十五歲時，我上高二，在學校辦起了文學社，開始給各年級送一份由我親自刻寫油印的文學刊物。所以我一直說，在考上大學，提着筆杆子進城之前，我最初的想法是要寫詩歌或者小說的。那個年代，詩歌未死，烏托邦還在，小說依舊寄寓青春夢想。只是時光流轉，陰差陽錯，多年來我詩只寫了幾首，小說未着半字，評論倒是寫了一千篇。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近幾年，不少寫詩歌或寫小說的人也開始改行，該出手時就出手，做起了評論員來。這一切轉變，恐怕是中國這光怪陸離的現實，讓那些以想像為業的人對自己的想像力絕望了吧！人們時常感慨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化無窮，給了這個世界無以數計的神奇景觀。事實上，轉型期的中國社會也是如此傳奇，它的創造力已經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力。試想，在平常寂靜的午後，當你翻開書頁，怎會在某篇小說中讀到“躲貓貓”、“被自殺”、“牽屍談價”、“臨時性強姦”、“恨爹不成剛”等詭異的章節，猙獰的詩意？

和現實相比，詩人與小說家不但輸掉了想像力，而且輸掉了修辭的能力。難怪有人說，轉型期的中國不需要小說了，詩歌也一樣——現在需要的是評論。而我，正是在這一時代浪潮的推動下，並由着自己思考問題的樂趣，捲入到評論寫作中來的。

還記得十幾年前，我剛參加報社的工作沒多久，有機會開專欄寫評論。而我遇到的第一個難題便是領導之領導下達的小要求：“評論可以寫啊，但不能有觀點。”好在事在人為，這個“第22條軍規”並沒有完全阻礙我的成長。2002年，在大學畢業六、七年後，我辭去了第一份工作。回想那次辭職的過程，其間不乏惆悵與糾結。在此之前，因為希望報社能給我一個外派的機會，再加上日報是以日為工作單位，醒來就得繼續工作，不能對未來做一個很好的打算，為此蹉跎了不少歲月。直到一個清涼的夜晚，我下完夜班準備回家，就在我獨自走下報社大樓去開自行車鎖的那一剎那，像是突然被電擊了一樣。我聽到了一個發自內心的聲音：“嘿，你為什麼要在這裏等機會呢？你年輕，還有夢想，你能為自己決策。那個有決策權的你為什麼不給有夢想的你一個機會呢？你為什麼不讓他去試試呢？如果連你都不肯給自己機會，誰還會給你機會呢？”

是啊，我是自己人生的領導者，我不能因為不給自己機會而荒廢青春。那一刻，我找到了此前從未有過的清明與力量，做自己命運的主人，讓自己給自己機會。就這樣，幾個月內我很快辦完了赴法自費留學的手續。你得承認，對於一個農家子弟而言，這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少留學生都是父母大把大把給錢，而我在留學時還必須每年給鄉下父母寄一些錢，包括其間母親做手術的費用。不是說了嗎，我是家裏的“臨時政府”。當然，即使如此，日子過得還算寬裕。畢竟此前工作的幾年，我做過一些兼職，還有一些積蓄。雖然不是很多，但在這點上，我對原單位及曾經效力過的網絡公司還是感恩的。我因此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財務自由，並且體會到了財務自由給我的人生帶來的便利。所以，當有的年輕人向我感慨不知道將來做點什麼時，我會給他們兩個建議：如果不想浪費光陰的話，要麼靜下心來讀點書，要麼去賺點錢。這兩點對你將來都有用。

臨行話別，報社有位兄長和我講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大意是在一個廣場上，人擠人，你不知道方向在哪裏，但如果你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就知道周遭的種種擁擠對你來說其實毫無意義。儘管我正是這樣做的，這段話似乎也只是為了表達對我辭職留學的贊同，但我不得不說，它對我很有啟發，彷彿為我的離職出走賦予了一種特別的內涵。這算是我現在談論的“自由在高處”的最早一點機緣吧。

喬布斯說，“你須尋得所愛。”這個問題在我少年時便已經解決了。我知道一生所愛，除了思考與寫作，我的生命別無激情。我需要尋找的只是一個更開闊的平台，打開自己的世界。而這一切，在我跨出國門后，都順理成章地解決了。從今往後，我可以為任何華文媒體寫作，接受他們的約稿。在身份上，我不再屬於任何一家單位，我感受到了什麼是“面朝社會，春暖花開”。更重要的是，我在空間上遠離了國家，在時間上找回了自己。

二

感謝互聯網。雖然十幾年來，我把一生中最寶貴的年華都花在了網絡上，這點讓我時常深感不安。我是原報社最早自費上網的人。1996年，也就是在報社大樓統一接入互聯網的前一年，我花了近兩個月的薪水，約四千元，包括買一隻貓（調製解調器）並預付一年的網費。現在“信息成災”，新一代年輕人或許已經無法想像生活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我們對網絡信息何其渴望。而我始終相信，一個努力拓展言論自由的人，一定不忘拓展接受信息的自由，因為二者密不可分。只有奠基在接受信息自由基礎之上，自由言論才更牢靠，更真實，更全面。

而我面對公眾的更自由的寫作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其後幾年間，伴隨着互聯網言論的興起，各大紙媒都開始意識到了過去單一的新聞紙已經失去了核心競爭力，它還需要觀點，需要評論紙，需要觀點新聞。拜互聯網之所賜，直至今日，“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許多報紙都開闢了一到兩塊甚至更多的評論專版，而且一些電台、電視台也開始緊鑼密鼓地在中國各地尋找評論員。

人人有話要說，一個嶄新的時代正在悄悄來臨。然而它又是那麼似曾相識，續接了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的自由言論，一切勢必要昔日重來。

打開歷史，遊目騁懷，傾聽兩個時代的心跳。誰也無法否認，在那個已然逝去的時代，當年的才子佳人們是何等意氣風發！藉著一次次無意有緣的相遇，我陸續了解到了杜亞泉、胡適、王芸生、董時進、張佛泉、儲安平等睿智而堅定的評論家與思想者。從《東方雜誌》、《獨立評論》到《大公報》和《觀察》，從散見於各處的農村問題討論到憲政問題研究，一切都讓我相見恨晚、無比震驚。相見恨晚是因為我不曾在教科書上得到我最想得到也本該得到的知識，而無比震驚則在於當代中國人扭扭捏捏討論的許多真問題，杜亞泉、胡適那代人在上個世紀初已經充分討論了，甚至包括“孩子是否需要讀經”這樣的小問題。而且，由於種種原因，那代人所得出的一些結論，比現在還要深刻。關於這一點，2008年夏天，在我終於通讀嶽麓書社十卷本《獨立評論》時更是嘆息不止。

大概十年前，我借《錯過胡適一百年》一文梳理胡適的思想，算是閱盡歷史的玩笑與鬼打牆；同樣，當我用一本書（《重新發現社會》）的篇幅來談國家與社會的邊界時，發現杜亞泉——這位比我恰好早生了整整一百年的思想巨子，只用一篇四千餘字的政論便將我要說的道理全講完了。這樣的時候，你是欣慰多一些，還是絕望多一些？

然而，我們總還是有些事情可做。記得幾年前在北京的一次聚餐，當帶我去的朋友向大家介紹我在南開教書，同時給《新京報》當社論主筆、首席評論員，而且還是江西人時，在座的章詒和女士立即從桌子對面站起來和我握手，“你就是羅隆基啊！”當然，這只是些玩笑話。我更知道，無論我是否有所作為，羅隆基和他的那個時代早過去了。但你也大可不必為那個時代事業未竟而惋惜。那代人沒做完的事，由你現在來做，既是責任，也是機緣。歐美國家的一些學者與社會工作者，願意“吃飽了撐的”花更多時間批評亞洲和中國，何嘗不是在這裏找他們想要完成的“未竟的事業”呢？

在《重新發現社會》的後記里，我談到維克多?雨果在很小的時候十分崇拜夏多布里昂。雨果曾經用他的一生髮誓，“要麼成為夏多布里昂，要麼一無所成。”若干年後，雨果的成就只在夏多布里昂之上。我也有許多引以為榮的榜樣，從雨果、羅蘭到胡適，從波普爾、茨威格到弗里德曼，然而這些年來，尤其是在我三十歲以後，我最想對自己說的一句話是：“要麼成為熊培雲，要麼一無所成。”

沒有誰的人生可以複製，你也沒有必要去複製，你只能做最好的自己。時代也一樣，沒有誰可以回到已然逝去的時代，就好像雖然同樣處於穿越歷史三峽的轉型時期，但中國之今日也不會等同於法蘭西的十九世紀。我們唯一可做的，就是一點點努力，讓我們所處的時代——這時間上的家園，成為最好的時代。

在大學的課堂上，我常和學生提及斯蒂芬?茨威格寫在《人類群星閃耀時》裏的一句話，“一個人生命中最大的幸運，莫過於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強的時候發現了自己的使命”，並由此展開；大學的意義不只在於鍛煉人格，培養思維能力，還在於找到或者確定裨益終生的興趣。如果你找到了真正屬於你的興趣，願意終生為此努力，即使沒有讀完大學，你的人生也一定是豐滿而有希望的。一個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最大的不幸恐怕還不在於曾經遭受了多少困苦挫折，而在於他雖然終日忙碌，卻不知道自己最適合做什麼，最喜歡做什麼，最需要做什麼，只在送往迎來之間匆匆度過一生。

有時候我免不了去想，人生真的很無趣，因為要做那麼多我們不想做的事情。記得上中學時，為了高考，學校牆壁上到處是“堅持”、“毅力”等激勵人心的詞語，當時不覺得有什麼不妥。然而，今天回過頭去看，難免會有這樣的經驗（毋寧說是教訓）與心得，靠着“堅持”、“毅力”去學的課本上的知識，去做的事情，也許是我們一生中最不需要的。

我無法不感恩生活，感恩生命，感恩冥冥之中有着某種神秘的力量。我得到了命運之神的眷顧，在我年少之時，就知道自己會將一生獻給文字，獻給自己無限接近真理的慾望，並且年年樂此不疲。無論是寫什麼，一切得益於我的兩個天性：一是懷疑的精神，二是思想的樂趣。而這一切，都是符合我的自由的本性的。有懷疑的精神，就很少會盲從，人生因此少走許多彎路；能體味思想的樂趣，做事便無所謂毅力與堅持，做什麼都樂在其中了。我每天都不捨得睡，想了解世界多一點，想寫作時間多一點。唯一需要有毅力來做卻又未做成的事情是勸自己早點睡覺。就像一個男人愛上了堪稱“Soulmate（靈魂之伴侶）”的美人，願意與她共度一生，這顯然是不需要什麼毅力的。

三

我承認自己的大樂趣就在於思想，正如我相信我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那麼，我對自己的寫作又抱有一種怎樣的態度呢？

李慎之說“二十世紀是魯迅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對此我是非常認同的。以我的理解，二十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流血的世紀；而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改良的世紀，流汗的世紀。這一判斷同樣影響到我的寫作態度。我從來不想將自己的文字變成一種革命性的文字，也不奢望哪篇文章對改良社會有個立竿見影、馬到功成的效果。

我寫評論，這首先是一種思考與表達方式，久而久之甚至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精神狀態。一個真正熱愛寫作的人，未必會去信仰什麼宗教，但他會將自己每天的寫作當作一種關乎良心的禱告。既然不希望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內過盡你的有生之年，又何必奢求一言興邦，改天換地？

有人說，魯迅是雜文，胡適是評論；魯迅是酒，胡適是水。酒讓人看到真性情，也看到癲狂，唯有水，才是日常所需，是真生活。在平常的寫作中，不管實際上做得如何，在心底里我是偏向胡適的。所以，如果有人說，“培雲，你的文章讓我想起了魯迅”，這樣的時候，也許他是在開玩笑，也許是在讚揚我，但是說實話我會因此非常不安，如芒刺在背。我會想到魯迅的“一個也不寬恕”，想到胡適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想到圖圖大主教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由此反思自己活得是不是不夠寬厚，寫作是不是過於凌厲。

我承認，我更喜歡胡適的那份安寧豁朗、樂觀寬容以及“我從山中來，帶來蘭花草”的爛漫與純樸。無論在什麼樣的困境之中，人生都是要保持一些風度的。在苦難與陽光之間，我更願意看到陽光的一面、積極的一面，看到萬物生長，而不是百花凋零，獨自嘆息。我希望自己目光明亮，明辨是非，但也知道每個人，由着一個漸次開放的環境，都在向著好的方向走。我不憎恨，我的心中沒有敵人。

以獨立之志，做合群之事，以思想與良心去擔當。遙想胡適先生當年，不僅挨了魯迅的罵，挨學生（毛澤東）的批。1928年，由於寫《人權與約法》，還坐過國民黨的幾天牢。據說，若不是《紐約時報》參與營救，還險些被判了死刑。胡適的一生會因為同情而讓步，卻從未屈服過。他是思想之軍，而非暴力之軍。

大概是2003年前後，我在法國的電視台上無意間看到一則歌舞劇的片花。雄渾的音樂、宏大的場面讓我激動不已。歌舞劇的名字是《斯巴達克思》，我印象最深、最讓我回味無窮的是其中一句歌詞“Jereviendrai，jeseraidesmillions”。為此，我還特別將它譯成了很上口的八個字——“我將歸來，萬馬千軍”。這樣的雄心壯志，是很適合一個遠赴他國求學的遊子的。即使是一個奴隸，也會覺得自己未來可期。遺憾的是，由於當時學業較忙，未能親臨演出現場。而在我離開巴黎時，想買張碟已是難上加難。其後幾年間，每次返回巴黎時，不忘在音像店裏翻箱倒櫃，但都一無所獲。謝天謝地，在2010年的秋天，我突發奇想，竟然在國內的網站上買到了。

我從來沒想過要到國外定居，我註定要回到中國，我犁鏵一般的筆尖註定是要落在這片土地上。區別在於，雖然我希望自己帶領萬馬千軍歸來，但是我的理解和舞台劇里的斯巴達克思不同。其一，我所期望的萬馬千軍，是思想之軍，而非暴力之軍。其二，我所期望帶領的，不是縱橫沙場的萬馬千軍，而是我孤身一人。我不會像芮成鋼那樣做急於“代表中國，代表亞洲，代表世界”的“三表人材”，我只想做“一表人材”，只代表我自己，靠着自己的經驗與理性發言，不強迫任何人。

而且，我分明看到，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那些能夠帶領萬馬千軍的人，未必能帶領好自己。關於這一點，看看當年袁世凱的凄涼晚景就知道了。另一句廣為人知的話是，打得了江山，卻丟掉了自己。一個以思考為業的人，當以獨立思考為安身立命的根本，沒有比帶領好自己更重要的了。

有趣的是，常常有讀者誤以為我是一個白須飄飄的老者。待知道我還這麼年輕，生命長遠，有人甚至會在網上向我大喊，“嘿，年輕人，把多年來我對一位老人的尊重還給我。”我不能詳盡人們誤以為我是老人的原因，我想恐怕這至少和我說理的態度和敘事的風格有關吧。我內心安寧，每天活在思維的世界裏，寫作於我更像是一種修行。即使是與人辯論的時候，我也不會以征服他人為真實的樂趣，而是希望通過交流在對方身上學得更多東西，以增長我的見識，豐富我的生命。如果你只是為了說服別人而去寫作，不僅真理會離你越來越遠，連自己也會離你越來越遠。是我思故我在，而不是我征服故我在。我不必通過說服別人或者讓別人臣服於我的觀點證明我自己存在。

十多年來，我寫了無數評論，以及寥寥幾篇散文。偶爾，也會聽到一些朋友（比如我尊敬的姜弘先生）問，為什麼寫這些零星的文字，而不去寫更大的東西？對於朋友們的善意提醒，我通常會報之一笑。我知道有些勤奮的朋友，一天會寫出很多評論來。但是，即使是這樣，你也不必苛責他是在“粗製濫造”，你只當他是在做一些思維訓練，在做思想的加法。

因為一些編輯朋友的長期約稿，我漸漸養成了每天寫評論的習慣。再後來，我發現寫專欄是我的一種散步方式。只要時間允許，寫一點又有何不可？為什麼不接受做一些細碎的事情？從這方面說，我是很能理解梁文道兄所說的“寫專欄比寫一本大書重要”的意思的。胡適當年，不還在自己的刊物上撰寫如何刷牙的文章么？散步是日常的，遠足卻需要機緣和更精心的準備。

當然，人貴有自知與自省。當我意識到這份差事佔用了我的大部分時間，讓我的生活在自我重複中慢慢失去了趣味時，我立即學會了剋制。凡讓我成癮的東西，都不是我需要的樂趣。我有自己的方向感，不會去做隔行的評論，更不會發評論癲。但得機緣，我自然也會停下來，做朋友們所謂的“更偉大的事情”。過去的兩三年間，我在《南方都市報》上寫了三十萬字的“鄉村紀事”專欄，也是因了一種機緣。而且，直到今天，人近中年，我仍相信自己的寫作還沒有真正開始。

其實，無論是雜文還是評論，詩歌還是小說，抑或其他，每個寫作者都在尋找自己的表達方式，評論只是其中一種。而且，對於我個人而言，尋找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甚至是件比擴大自己的言論自由更嚴肅的事情。

我對母校南開有一種深厚的情感，除了因為它曾有私學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還因為它與西南聯大的淵源。鹿橋在《未央歌》裏將他在西聯赤腳上學的時代描繪成“詩歌加論文”的時代。事實上，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尋找適合我自己的“詩歌加論文”式的表達，相信只有這樣才能寫出有心靈又有理性的文章，只有這樣才能讓我身心愉悅，才符合我審美的情趣。

寫作首先是為了生活，為了不辜負這一生的光陰，而非為了傳世。但是，只要你細心，就會發現人類歷史上那些真正流傳下來的人文與理論經典——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帕斯卡的《思想錄》，從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到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從老子的《道德經》到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沒有哪篇不是既有理性又有心靈的文字。我甚至敢斷定，將來的經典絕非刊印在現今中國各大中文核心期刊上的那些可以歸類於“密碼學”範疇的所謂學術論文。

讓我繼續讚美托克維爾的文字吧。談到歷史與傳統的珍貴時，他說“當過去不再照亮未來，人心將在黑暗中徘徊”；談到法國農民如何珍愛他們剛剛獲得的土地時，他說“他終於有了一塊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種子一起埋進地里”……溝通理性與心靈的兩極，世界還有比這更好的文字么？

四

我為什麼要寫作，想必還因為我有一點點責任心吧。

今日世界，國家林立，看不盡紛紛擾擾。為了防範敵人，每個國家都在積攢用於相互屠殺的武器，稍有爭執，便有國家在大海里扔炸彈，搞軍演，炫耀肌肉。而國內，各式各樣的暴力與強制仍然充斥於我們的生活。這樣的時候，你真覺得今天世界與中國，仍不過是生活在一個蠻荒的時代，一個不自由的時代。至少，它不是一個你我期許的美好的時代。

生於“80后”的大學生們，時常向我感慨他們的不幸：“當我們讀小學的時候，讀大學不要錢；當我們讀大學的時候，讀小學不要錢；我們還沒工作的時候，工作是分配的；我們可以工作的時候，卻找不到工作；當我們不能掙錢的時候，房子是分的；當我們能掙錢的時候，卻買不起房子……”這不是抱怨，而是現實。

相較而言，像我這樣生於七十年代的一代人，從整體來說卻是非常幸運的。這代人稍稍懂事時正好趕上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大凡努力，多有報償。雖然其間不乏時代的波折，但中國走向開放與多元的大脈絡、大趨勢已經無人可以改變。

但是，在這個社會，生活於這樣一個時代，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中的一員，我們又無法說誰更幸運，誰更不幸。因為我們最需要面對的，也恰恰是我們最需要共同解決的問題。從孫志剛案到“躲貓貓”，從“短訊獄”到“跨省追捕”，從“臨時性強姦”到“我爸是李剛”，從農民看不起病到“亂世用盛典”、大項目燒錢，沒有誰可以對此視而不見。

在此意義上，寫作必定成為對時代盡責的一種方式。只是，真正讓一個時評家感到疲憊的，不是頻繁的約稿，而是不斷的自我重複。我知道很多寫時評的朋友都有這樣懊惱的體會。所以，當大家聚在一起時，免不了會異口同聲地談到“無力感”這個詞——對於你曾經評論或者批評過的事情，一月、兩月……一年、兩年過去之後，還在發生，依然故我，你會不會覺得沮喪？書生論政，你的批評還有什麼意義？類似這樣的話我聽到很多。

然而，我卻並不這樣認為。一方面，如前所述，你大可不必將自己視為藥到病除的神醫，改造社會與政治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它需要超乎尋常的耐心。倘使這個世界會因為一兩篇文章便改天換地，它豈不早就成了人間天堂？與此同時，也要相信“功不唐捐”的道理。惡是摧枯拉朽的，善卻是以蝸牛的速度前進。

事實上，這些年來，從網上海量的細碎留言到遍地開花的專欄文章，時事評論對社會進步的推動還是居功至偉的。草色遙看近卻無，當我們隔着五年、十年回頭望，就不難發現，因為近年來評論的中興，中國的公共空間已經獲得了可喜的成長。

有幾位讀者，自稱看了我寫在微博上的一些批評性的文字而陷入“絕望”。還有一位江西的高中政治老師給我留言，“讀了你的《思想國》和《重新發現社會》，欽佩你的智慧，但與此同時，對現實又是多麼悲觀。”我時常檢點自己的寫作，這不是為了取悅誰，而是以我願意的方式去擔當。這些年來，我毫不掩飾對小說《廢都》的反感。這是一部不僅作者要爬格子，還要讀者爬格子的小說，裏面充滿了虛假的絕望。也許，我這樣要求一個作家過於苛刻，但這與其說是要求他人，不如說是苛責我自己。在我內心深處，有這樣一個堅定的想法：如果自己未得解脫，就不要面對公眾寫字，不要去說悲觀的話，因為這個世界最不缺的就是絕望，更不缺虛假的矯揉造作的絕望。所以我才會那麼熱愛《肖申克的救贖》、《美麗人生》、《放牛班的春天》等電影。

另一方面，我也學會了適當的寬解。有些作品，只是讓你恢復了痛感，這和絕望完全是兩回事。如莎米拉?瑪克瑪爾巴夫的《背馬鞍的男孩》（又名《兩條腿的馬》）。“一天一美元，也真的把自己當成一匹馬”，故事講述的是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人如何奴役人，以及人如何自願被奴役。這是一部殘酷的電影，如果說《物種起源》論證了動物如何進化為人，那麼《背馬鞍的男孩》的意義則在於揭示社會達爾文主義如何讓人退化為動物。薩米拉是個“80后”，十幾歲開始便在伊朗電影界獲得很好的聲譽。在她看來，導致我們不自由的，不是壞人，而是壞的關係。或者說，不是人壞，而是關係壞。這裏的關係，既包括人與社會、與國家之間的群己權界，也包括個體之間的關係。中國現在的很多苦難，就在於未能在制度上確立清晰可靠的權界，建立一種好的關係，結果是每個人都覺得自己不自由，都是弱勢群體，都有挫敗感。所以說，我們這代人在推動社會轉型方面的努力，最關鍵還在於如何確立一種良好的基於個人權利的關係。我想說的是，有些好的作品只是讓觀眾恢復一種疼痛感。而且，有疼痛感，無論對社會還是個人，都是一件有希望的事情。

因為看了我幾篇文章或者微博而有痛感的人，我同樣希望他們可以如此積極理解。不要把疼痛當絕望，凡事還是看積極的一面，至少我和周圍很多朋友都在積極地做事；同時也給自己的視界多一點時間感：一百年前中國還有凌遲，五十年前中國還在喊萬歲，四十年前中國還在破“四舊”，三十年前中國還不許跳舞，二十年前中國還在爭論姓社姓資，十五年前中國還沒有普及互聯網，十年前中國還有收容遣送條例，五年前中國還沒有物權法，兩年前中國還沒有微博，一年前中國還沒有通過城鄉居民選舉同票同權……社會終究是在進步。退一步說，無論環境多麼惡劣，你總還可以做最好的自己，因為你即你選擇。這些年，我一直堅持的一個信念是，改變不了大環境，就改變小環境，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決定太陽幾點升起，但可以決定自己幾點起床。

以《重新發現社會》的出版為例，誰能想到這本書會因為一位老校對停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政治意見而不得不換出版社，並在一年半后收穫各種美名？只要大家肯努力，願思考，不放棄，社會終究會朝着一個好的方向走。

雖然這一切，皆非一日可以完成，但在推動社會變革的過程中，你的每一句話，都可能是最後一根稻草。你不要去掂量你此前堆積的那根稻草不是最後一根稻草就說它份量過輕，或者沒有重量。當然，在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中，每個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這種“無力感”也是無比真實的。但是，也正是因為這種“無力感”，才更需要執着。許多人，之所以平靜而堅定，活得從容，就是因為他們看到，上世紀做不完的事情，可以這個世紀來做；那些一天永遠做不完的事，可以用一生來做。

而這也正是我看電影《讓子彈飛》的感受，那是一部關於我們時代的寓言。因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熱望，以及活得舒展自由的本性，從新中國到新新中國的幾十年間，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銅牆鐵壁如今已被穿得千瘡百孔，現在只需要一點點耐心，“讓子彈再飛一會兒”。

五

2010年暮春，我在家鄉參與籌建了一個圖書館，向社會募捐了不少圖書。我為什麼要寫作，我願意在一位捐贈者的留言中看到自己的志向：“其實文字秀美者眾，難得的是見識；見識明辨者眾，難得的是態度；態度端厚者眾，難得的是心地；心地溫暖，更需腳踏實地身體力行，方是做學問、求真理、提問解惑、治世濟人的書生。”

清晨，陽光照進世界的每一座廟宇。有個問題，多年來我一直沒有弄清楚：一個人如果有信仰，為什麼還會去信宗教呢？如果是因為沒有信仰而去信了宗教，宗教豈不成了信仰的替補品？但我知道我自己是有信仰的，我也願意吸收任何宗教信條中有價值的東西。我不相信上帝，我會想念他；我不信佛陀，我仍會想念他。而我的信仰，在心底，在筆端，從每日清晨寫下第一字的時候開始。我用文字禱告，我用文字誦經。我願意將我的生命託付給這一切。

一個寂靜的冬日，我在北京的一號線地鐵里捧書而讀，讀到封底上于右任給虛雲老和尚的評價，險些掉下眼淚。歸納起來，這個評價無外乎八個字：“入獄身先，悲智雙圓”。這不正是我理想中的人生么？我跑到哪裏去了？

回家后，我給自己換了狀態——“入獄身先，悲智雙圓。雖未能至，心嚮往之”。我無法像地藏菩薩一樣，修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決心，但在心底里，我是誠心誠意地希望自己能做過上一種慈悲而有智慧的生活，這是我人生的興趣所在。讓文字收藏我的生命和我想要的世界，也許才是我寫作的最大目的吧。

當然，“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只是內求的信念，是反求諸己，而非外求他人，更不是為了拉人入伙，便燒了他家的房屋，從此斷了他回家的念想。

同為科學家，是做捨生取義的布魯諾，還是隱忍苟安的伽利略，首先是個人自由。這方面，東德劇作家布萊希特已經通過他的戲劇《伽利略》寫下註腳。在伽利略因為“害怕皮肉之苦”而選擇妥協后，他的學生安德雷亞怒氣沖沖地質問他，“沒有英雄的國家真不幸！酒囊飯袋！保住一條狗命了吧？”而伽利略的回答是：“不。需要英雄的國家真不幸。”

不是么？今日中國，那些熱衷於將韓寒當作英雄來崇拜的人，無所事事的人，是否同時在逃避一個時代的責任？他們是否理解了托馬斯?潘恩在《常識》中所說的——“那些想收穫自由所帶來的美好的人，必須像真正的人那樣，要承受支撐自由價值的艱辛”？

以自由的名義，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主的生活；以生活的名義，誰也不要去鼓勵他人犧牲。勇敢也罷，懦弱也罷，背後都是個人有選擇如何生活的自由。事實上，雖然伽利略選擇了妥協，但他並不像有些人一樣，保全了生命，卻放棄了人生。他的行為後來得到了學生的諒解，在被軟禁的幾年間，伽利略完成了關於力學與落體定律的《對話錄》。他之所以堅持活下來，而不是做廣場上人人可見的犧牲，是因為他相信“即使手上有污點（即向教會懺悔），也總比兩手空空的好”；相信真理是時間的孩子，而不是權威的孩子；相信他今天種下一棵蘋果樹，有朝一日會有蘋果掉到另一個人的頭上。

綠樹紅磚，書聲琅琅。至今還記得年少時背誦“兩點之間，直線最短”時的情景。然而，當我檢視人類歷史的進階，由低級向高級之演進，卻是“兩點之間，曲線最短”，這也是伽利略的觀點吧。我中學有位老師說過“河流彎曲是為了哺育更多的生靈”，想來社會改造也是如此吧。是的，它發展得十分緩慢，簡直讓人無以忍受，可這種表面上的彎曲何嘗不是為照顧更多人的利益呢？暴力革命如瀑布氣勢磅礴，從天而降，飛流直下三千尺，但它不為任何人停留，只有噪聲而無營養。

自由在高處，也在你我平凡的生活里。那天下午，去參加一個聚會，見了一些熟悉卻未曾謀面的朋友，晚間又和一位心儀已久的同齡在另一場合不期而遇。這讓我想起回國后的一次次相聚，我很後悔幾年間沒有好好記錄下每一次聚會談論的內容。它們見證了這個時代的心跳與疑難，也見證了民情的糾葛與轉變。

再後來，我因《重新發現社會》去有“人間天堂”之稱的杭州參加《新周刊》的頒獎會，並且有了以下獲獎感言：“相信中國因有社會而有未來；相信我們每天的付出都有報償；相信我們的國家比我們想像的自由；相信大家一起努力，萬物各成其美；相信陽光如此美好，壞人也會回頭”。我同樣相信，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在困頓中前行的人們，將來總有一天會站在自由而幸福的彼岸會師的。我不要天堂，我只要底線。因為沒有底線，就沒有自由。

2010年12月19日，改定於西子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