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性”

世界上，任何專家都犯一個毛病，就是自己這一行最重要，人類沒有他這一行，就完了。事實上，他這一行雖非不重要，但沒重要到他所說的那種程度、那種比例。但專家絕對不肯這樣想，他只肯吹牛，不知道他在牛角尖里。歷史家也是專家，也自不例外。但歷史這一行縱面橫面比較寬，見識多一點。所以，歷史家吹牛的時候，位置從牛角尖朝下移，在牛角里。中國歷史家的專家作品很可憐，他們窮畢生之力，寫的東西，竟大都是“相圻書”、是“帝王家譜”、是“統治者起居注”，卻不是民族的活動史。換句話說，這種專家的毛病，橫批八字可盡——眼有牛角，目無全牛。歷史本是全牛，專家既無法看這麼全，只好視而不見，只看他們牛角里的。所以，在他們的作品中，他們只會唯來唯會，“唯物史觀”也、“唯心史觀”也、“唯帝王將相史觀”也……唯個沒完。一不唯，他們就泄了氣。但一唯，就會過分擴大了他唯的，縮小或根本抹殺了他不唯的，結果牛是吹了，歷史真相卻還坐牛車。我願舉一個沒有被唯的例子，一段根本被抹殺了的歷史。

在《易經）的“序卦”傳里，有這樣一段話：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措）。這是一篇很簡單的演繹，從“條件述辭”（conditionalstate-ment）中，我們可以知道，“男女”一項，在我們老祖宗的眼睛裏，究竟佔着怎樣重要的地位——它是“天地”、“萬物”以下，最被我們老祖宗重視的一環。它的地位，不但遠在“父子”、“君臣”、“上下”、“禮義”之上，甚至還是產生這些抽象名詞的必要條件。

在同一部《易經）的“繫辭”下傳里，又有一段看來跟上段有點矛盾的文字，簡直把“男女”的地位，超過“萬物”以上去了。原文是：

天地姻慍，萬物化醇；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這又明明是說，“男女”的“構精”，構成了“萬物”的“化生”。躍地”雖像麻縷（細）棉絮（組）般的附着在一起，可是“萬物”在這種附着的狀態下，只是醇醇重重的而已，並不能化而為一種生命體。只有在“男女構精”的條件下，才能把“萬物”賦予生命。～這種對“男女”關係的熱烈頌讚，是我們兩千多年前，老祖宗的真知灼見，也是見諸文書記載的最早史料。

除了這種文書的記載以外，還有更早的，那是實物的遺留。這種實物，最足以表示我們老祖宗的早期性觀念是一個價么樣子，在陳仁濤的檢匾論古初集》（頁六，圖初一、①九）里，我們可以看到老祖宗們什麼什麼崇拜（phallicism）的圖片，那在河南安陽侯家莊發現的“五男根”——一條上面刻着三角繩紋鏊餐的、青銅文化風格的石做男人生殖器。看過以後，我們可以恍然大悟：我們這個“禮義之邦”的民族，和世界上許許多多的民族～樣，也不例外的崇拜過這個玩藝兒，甚至崇拜得別有天地呢！少文書的記載和實物的證據，都證明了老祖宗們對“男女”問題早有認識，並且這種認識，從某些角度看來，甚至比今天的某些人還來得開明正確。至少老祖宗們沒有把“男女”之事看做卑惡不潔。相反的，他們要把“男女”捧在“父子”、“君臣”之上，敬重膜拜，頂禮有加！古史中，最能代表性觀念開通的例子，莫過於做國策》韓策中，秦國宣太后的一段話。宣太后對韓國來求救的使臣尚靳說：

妄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位韓，兵不眾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這段對外國大臣現身說法，公開描寫性交姿式的文字，不了解當時性觀念的開通程度，自然看了要大驚小怪。無怪乎清朝的王士偵，在他的《池北偶談》卷二十一“談異”里，在“秦宣太后晏子語”條下，要嘆氣說：

此等淫褻語，出於婦人之口，入於使者之耳；載於國史之筆，皆大奇！其實，若了解當時性觀念開通的程度，這是毫不足奇的。

又如《左傳》宣公九年（紀元前六百年）這段記載：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於朝（按：此處在《穀梁傳》中記為“或農其衣，或衷其儒”，以相戲於朝）。泄冶諫日：“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日：“吾能改吳！”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這種不分君臣，一塊兒把大家共有的情婦的內衣，在廟堂上相互炫耀、大開玩笑的做法，不但呈露了“禮義之邦”、“守禮謹嚴”的真相，並且十是反證了當時性觀念開通的程度。

性觀念的開通，原本是一種動物性的自然現象的流變，我們的老祖宗本來是“洒脫”得很的。他們當時缺乏下列這一套觀念：

一、他們缺乏性的嫉妒的觀念。

二、他們缺乏貞操觀念。

三、他們缺乏羞恥觀念。

四、他們缺乏親父子的觀念。

五、他們缺乏“羅曼蒂克戀愛”（romanticlove）觀念。

這五項重要的特徵，我們在古代的文書和實物里，可以找到許多證據。這些證據，可以為我們描繪出一種景象——一種性開放的景象……在這種性開放的景象里，我們可以看到老祖宗們如何在生殖器崇拜、如何重視陰陽的理論、如何公然宣淫、如何“男女雜游、不媒不娉”、如何血族相好、如何私通野合、如何同性戀和雞好、如何性變態、如何寫《素女經》、《洞玄子》如何因“性”的因素成為中國歷史的重要一環，並且影響到部分中國民族的歷史。’仔細研究中國民族的歷史，會令人驚訝的發現，由於性的．因素，直接影響了歷史、改寫了歷史的，例證又多，又層出不窮。夏桀是以“熒惑女寵”妹喜亡了國的，商紂是以“熒惑女龐”姐己亡了國的，性的原因使人亡國，不能說不重要。趙嬰．的私通，引出趙氏孤兒；齊莊公的私通，引出臣斌其君，性的原因造成政變，不能說不重要。呂不韋的奇貨可居，禍延秦皇顯榜；呂后的人彘奇妒，禍延劉家命脈；唐高宗的倒扒一及，禍延，武后臨朝；楊貴妃的順水人情，禍延安史之亂，性的原因鬧出君權爭奪，不能說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圖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漢家；漢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漢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關，—一都牽動戰爭和平大計，性的原因，不能說不重要。齊襄公亂倫，出來了母忘在營；陳後主好色，出來了井底遊魂；慕容熙的跳步送亡妻，出來了回不去；花蕊夫人的被劫入宮，出來了送子張仙；咸豐的天地一家春，出來了禍國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

這樣隨手寫來，好像大可“唯性史觀”一下了。其實我並不這樣想。做為一個“非唯主義者”，我不承認“唯性史觀”可用來解釋所有的歷史現象，如同我不承認“唯物史觀”或“唯心史觀”或“唯什麼什麼史觀”可用來解釋所有的歷史現象一樣。因此，我看這類事，也只是就中國歷史現象中，可從“性”的觀點來觀察的為限。有均衡感的人，當然該知道，除了這種性的觀點與對象的歷史以外，還有許許多多“性以外的”丟人歷史和光輝歷史。

在中國許多“肯定‘性’的”（pro－sexual）歷史現象以外，另有一種“反對‘性’的”（anti－sexual）歷史現象，這種現象的表現是對“性”的規律、約束，乃至壓抑。它的發生，約有四種原因：

一、對“性”生神秘與恐俱：老祖宗們缺乏生產知識，他們對異性相交而產生的結果，感到神秘，也感到恐懼。

二對“性”的疲乏：“性的疲乏”（Sexualfatigue）是由性滿足后或過度后而生的現象，這種現象，很容易導致一種反動——對性感到憎惡或厭倦，走向節慾或棄世絕欲的信仰。

三、嫉妒心和佔有心：在古代，女人只是男人財產的一部分。由於對產業的佔有心，引發嫉妒心，再配合家庭、子女等觀念，慢慢建構出許許多多規律、約束，乃至壓抑“性”的理論。四、精神因素：由於有人不能滿足現狀，要尋求精神上的慰藉來彌補塵世上的空虛，因而有“禁欲主義”（asceticism）或類似禁欲主義的思想產生。於是，不得不宣揚“性”的罪狀，誇大或栽誣有關“性”的一切。

上面四種原因，構成了“反對‘性”’的條件，因而老祖宗們開始說明什麼是“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扈”了，什麼是“防隔內外，禁止淫佚”了，什麼是“婦道”、“女誡”了，什麼是“男女不通衣裳”了，什麼是“富貴不能淫”了，什麼是“坐懷不亂”、“秉燭通宵”了，什麼“去勢”、“幽閉”了，什麼是“絕房事”的好處了

這些“反對‘性’的”歷史現象，跟前面所說的“肯定‘性的”歷史現象一樣，同樣成為中國歷史的重要一環，並且也影響到中華民族的歷史。

從歷史角度來看，中國歷史上，“反對‘性’的”現象，至少在表面上佔了上風，所以規律、約束，乃至壓抑“性”的理論與事實，總是層不出窮。而經典、政府、理學、教條、迷信、教育。輿論等所層層使出來的勁兒，大都是在“解淫劑”（antiaphro－disiacs）上面下功夫，在這種層層“解淫”之下，善於掩耳盜鈴的人們，總以為“沒有‘性’的問題”“中國是禮義之邦”！流風所及，一涉到“性”的問題，大家就立刻擺下面孔，道貌岸然的扶口不言，或聲色俱厲的發出道德的譴責。因此，“性”的問題，終於淪為一個“地下的”問題。這樣重大的問題，居然千百年不見天日，怎麼能不發霉呢？；正因為“性”的問題，被不合理的規律、約束，乃至壓抑。劫以，我們的中華民族，才有了數不盡的“性”的“發霉”現象：從孌童到“御女車”，從“螢幸”到“蝶幸”，從“肉台盤”到“肉屏風“、“肉雙六”、“肉吐壺”，從人狗交到奸屍案，從纏小腳到丐戀。從老年癲狂到性戾換，從貞節牌坊到“冒恥求種”，從花旋風到壯陽葯，從自閹到闊人……試問哪一件不是中華民族歷史的一部分？試問有哪一件我們敢說：“這不是我們中華民族乾的事？”

我們的歷史書，傳統寫法總是一派忠貞、英烈、聖賢、豪傑的歷史，搭配上貳臣、叛逆、奸佞、巧宦的活動，交織成歷來的眾生相。但是，受過現代方法訓練的人，他們不能承認這種“春秋之筆”、“忠奸之判”能夠解釋整個歷史現象，也不承認單靠一些相殺相砍的政治史、耀武揚威的軍事史、仁義道德的思想史、四通八達的交通史等等就能了解過去。有現代方法認訓練的人，他們嘗試用新的方向和角度、新的輔助科學（像性心理學、行為病理學、記號學、行為科學、團體動力學、統計學等等）來解釋歷史現象，來從夾縫中透視歷史。在這種新的方法的光照之下，以前所視為神奇的，如今可能化為朽腐了；過去所看做朽腐的，現在可能又化為神奇了；過去當做不重要的或忽視的，現在我們要“無隱之不搜”了；過去當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現在我們不再“見笑於大方之家”了。

有了上面所說的種種認識，我們必然發現：“性”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何等被有意忽略的大題目！我們必然關切：我們老祖宗們的“性”生活，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他們的“性”行為，怎樣成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一環？我們必然提出：“性”的因素，對中華民族的部分歷史，究竟影響到什麼程度？

能夠滿足這些聲音的，很顯然的，起碼是心理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責任。但是，事實上，我們的心理學家和歷史學家始終在“迴避”（？）這個重大的研究主題，我們不能在這個主題上做一次“科際整合”的示範，也不能在烏煙瘴氣的“性”的暗流里做一次學理的澄清，為小百姓和大官人做點指示迷津的依據……這些因‘舊避”而生的缺憾，十足證明了我們在真理面前的萎縮，證明了我們在尋求真理上面的無能和膽怯。這篇文字的用意，是嘗試用現代的方法，提出一些確定的解釋和“解釋草案”（explanationsketch），求出歷史上中國“性”生活的真相和可能的真相，至少我提供的，是一種可供討論的合理懷疑，也許值得專家和學者的評判。

在現代方法的妙用下，歷史萬象雖多，其實不乏理路可尋。例如真的專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易經）中的“威卦”等卦是描寫性交姿式的；《詩經》“寨裳”里說的“且”字是男人生一殖器八周禮）中“地官”里“令會男女”、“奔者不禁”的話是一種“交配季”（matingseason）、一種“節期雜交”（feastpromlscu－ity）；（老子）中的“元扎”是女人生殖器；《論語）中孔夫子罵女人的緣故是因為他離過婚；伶玄《趙飛燕外傳》中的漢成帝有“足戀”；常遽《華陽國志》中的關雲長背離曹操是因為他吃醋；徐應秋《玉芝堂談薈》中“女子男飾”里的六朝女子婁逞是性戾換；柳宗元《柳河東集）中“河間傳”是寫唐朝一個女人的花旋風；徐士鸞的《宋艷）中“殘暴”里記宋朝的王繼勛是一種虐戀（虐待狂）；陶宗儀《輟耕錄）中“奇遇”一篇是寫元朝人性愛的白日夢；明朝張岱《琅環文集》中“魯雲谷傳”是描寫潔癖；清朝薛福成《唐*筆記）中“入相奇緣”里寫和坤“對影談笑”是一種影戀……所有的大量歷史文化，都禁不得真正專家的一雙法網，用這種法眼來“復興中華文化”，才夠資格，否則只是口號。關於這類性質的寫作，在西方很多。性質近的像泰勒（G．RattrayTalor）的“SexinHistory”（一九五三倫敦Thames＆Hudson版）就是一例。西方過去，在基督教的禁欲主義籠罩下，對性的禁忌，跟歷史上的中國，真可說是老兄老弟。可是他們在近幾十年的努力之下，終於擺脫了傳統上對性的不合理的規律、約束與壓抑，終於使他們逐步走上一個開放的社會，建立一種“約定俗成”的性道德。培養了風俗、修正了法律，使他們的青年男女，又恢復了在“伊甸園”里沒吃蘋果前的歌唱。

反觀我們中國，相對起來，我們不得不慚愧我們還是一個老大的閉鎖社會。對“性”的不合理的規律、約束與壓抑，還是這個閉鎖社會的主要閉鎖項目之一。從電影檢查到出版管制，從教條宣揚到性教育的空白，從警察的衝動到道德家陽屢以後的陰謀，已經把我們的“性”空氣攪得極不清潔。在這些不清潔的空氣里，我們呼吸到的，是禁忌、是媽媽跟在屁股後面的戀愛、是買賣式的婚姻、是手銬式的離婚、是情殺與毀容。是通好的殘忍懲罰、是電影接吻的禁止、是情書的火葬與公佈、是春藥廣告、是春牛橫行、是廉價的初夜權、是文壇的新鴛鴦蝴蝶派、是姨太太第一號第二號、是婚姻法律的莫名其妙。是靈肉分裂、是衣服暴露的管制、是政府縱容的公娼、是私娼的七折優待、是節育的反對、是李敖這類先知式專題討論的完全缺乏……所謂“禮義之邦”的“國情不同”，以及所謂“有傷風化”的管制法令等等，都不足作為上述這些“性空氣不清潔”的護符，一切的護符，都更會增助我們恥辱的標記——那跟西方文明社會比起來，“性水準低落”的恥辱標記。

漫無心肝的中國知識分子，漫無心肝的日子太久了，實在應該認清自己，振作一下，洗洗這些恥辱的標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