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紀元前222年，秦王國出動大軍，急攻遼東(遼寧省遼陽市)，生擒燕王國(首都襄平【遼寧省遼陽市】)國王(八任)姬喜(燕王國自前333年至前222年，共立國111年，至此滅亡)。
司馬光曰：“燕王國太子姬丹，不能忍一時激忿，去冒犯如虎似狼的秦王國(首都咸陽【陝西省咸陽市】)，思慮不周，謀略膚淺，使燕國第一任國君召公的祭祀，突然中斷，這是一項大罪。竟然有人認為姬丹是一位賢才，未免過分。對一個國家領導人而言，主要的工作在於選拔有才幹的人擔任官職，把政治行為納入禮教範圍，以仁愛之心待人民，以信義之心待鄰邦，這樣才能使官員都是人才，幹部都可安分守己，人民都懷感激之情，鄰邦也願意親善。到了這種時候，國家自然安如磐石，發出火光，碰它的一定粉碎，撞它的一定被燒得焦頭爛額。雖然有強暴的敵人，也沒有害怕的理由。姬丹不走這條路，反而以一萬輛戰車的國家，用小偷大盜手段，去為他一個人泄憤。結果失敗身死，國家摧毀，難道沒有悲痛？雙膝跪地，匍伏而前，不是恭敬。對自己的承諾，全部履行，不是信義。送人金銀財寶，不是恩惠。自砍頭顱，自剖腹肚，不是勇敢。蓋只顧眼前，不管它的後遺症，不過是羋勝之輩(楚王國【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縣】十二任王平王羋棄疾，因霸佔兒子羋建的妻子，要殺羋建，羋建逃亡到鄭國【首都新鄭?河南省新鄭縣】，捲入鄭國一場內鬥，被鄭國格殺。當時尚在懷抱中的兒子羋勝，後來回到楚王國，要求復仇，得不到允許，發動政變，失敗喪生。)荊軻只為了酬報姬丹豢養的一點私情，竟不顧他的七族家屬，企圖用一尺八寸的小小匕首，使燕王國強大、秦王國衰弱，豈不是愚蠢無比。所以揚雄評論他時，認為：‘要離不過是一個蜘蛛角色(要離，吳王國【首都吳城?江蘇省蘇州市】勇士，前514年，吳國王吳光派要離刺殺前王吳僚的兒子吳慶忌)，聶政不過一個壯士角色，荊軻不過一個刺客角色，都不能算是行義。’又說：‘荊軻，以君子的眼光看來，一個強盜而已！’確實如此。”
司馬遷曰：“人們談論荊軻，總提到燕王國太子姬丹‘天雨粟’、‘馬生角’故事(傳說，姬丹在秦王國充當人質時，要求回國，他的老友嬴政不準，宣稱：“除非是烏鴉頭白，馬頭生角。”姬丹仰天長嘆，烏鴉竟然頭白，馬也長出角來)，太過誇張。又提到荊軻曾砍傷了嬴政，也不是事實。最初，公孫季功、董生，跟夏無且是好朋友，告訴我經過情形如此。自曹沫到荊軻，總共五個人(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他們行義，或完成、或失敗，但他們的立場，光明磊落，不掩飾自己的志向，聲譽永垂後世，卻是真實事實。”
對荊軻的評價，司馬光跟司馬遷，恰恰相反。司馬遷胸襟開朗，氣吞八荒。司馬光不過一個擁有萬貫家財的鄉村紳士，兢兢業業，謹謹慎慎，聽見一個鐵鍋掉到地上的聲音，都會嚇一大跳，唯恐那是一顆使他這個士大夫階層失去既得利益的核子彈。
時勢到了紀元前3世紀的70年代，秦王國吞併六國的力量，已達到巔峰，六國滅亡的條件已完全成熟，沒有荊軻的一擊，嬴政難道就饒了燕王國？如果一口咬定燕王國是因荊軻的一擊才亡的，不是白痴，便是栽贓。至於說荊軻為了私情，竟然不顧他的家族，司馬光更是在那裏信口開河。一擊而中，家族榮耀，一擊不中，國都亡了，家族受苦受難的，又何只荊軻？而且，問題不在家族不家族，而在荊軻的行為。儒家系統一直在教導人：以家族的利益為標準，去計算什麼事划得來，或什麼事划不來。以致若干“君子”在大庭廣眾間都表演得非常忠心報國，可是一旦回家，就變了模樣。
荊軻是為燕王國獻身，他不為一己利益，他如果為一己利益，早就跟揚雄一樣，關着門寫《法言》去了。揚雄是1世紀10、20年代高級知識分子，在他眼目中，新王朝是一個叛逆集團。可是面對叛逆集團，他不但沒有荊軻的勇氣，挺身而起，反而為了保護他的家族，接受叛逆集團的官位。而就在叛逆集團的官位上，詆毀荊軻是一個強盜。自己沒有道德勇氣，反而譏諷有道德勇氣的人，這種正人君子，佈滿官場，促使中國文化一天比一天墮落。
司馬光用一個最惡毒的詞彙形容荊軻，說姬丹“豢養”他，完全否定荊軻的人格，荊軻豈是金錢美女可以收買的？如果豢養的意義就是雇傭，司馬光可是宋王朝趙姓皇家豢養的文化打手，揚雄可是新王朝王姓皇家豢養的幫凶了。荊軻代表中國社會“士為知己者死”的俠義情操，固然圖報知遇之恩，同時也向燕王國效忠，在荒郊訣別時，荊軻高聲悲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是國家危機時，英雄豪傑們無可奈何的一次自殺性的拯救，人生艱難唯一死，而荊軻從容赴死。悲壯蒼涼，千載之下，仍使人動容。竟有人坐在清風徐來的書桌之前，心曠神怡地說他：“豈不是愚蠢無比！”看起來，聰明人太多，正是中國苦難之源。
齊王國(首都臨淄【山東省淄博市東臨淄鎮】)亡國前夕，即墨(山東省平度市)城主晉見國王田建說：“齊王國土地有數千華里，戰士將近100萬。現在，三晉(魏、趙、韓)的官員們，不願接受秦王國統治，逃亡在阿邑(山東省東阿縣)、甄邑(山東省鄄城縣)之間的有好幾百人。大王如果把他們集結起來，交給他們100萬戰士，叫他們收復故國疆土，即令臨晉關(陝西省大荔縣東)，也可以攻進去。鄢郢人士，不願接受秦王國統治，逃亡在首都臨淄城南的，也有好幾百人，大王把他們集結起來，交給他們100萬戰士，使他們收復楚王國的故土，即令武關(陝西省商南縣東南)，也可以攻進去。如果這樣，齊王國的威望可以建立，秦王國可以消滅，豈僅只保持國家安全而已。”田建拒絕接受。
幸虧田建不採納這位即墨城主的意見，否則徒使人民受到更大的苦難。知識分子談論政治，往往跟趙括談論軍事一樣，千難萬難的千症萬結，信口發飆，都易如反掌。秦王國傾全國之力，可用之於戰場的，不過60萬。即墨城主卻要齊國王一下子交給三晉官員100萬，一下子又交給故楚人士100萬，好不熱鬧，不知道哪裏來的200萬？武裝部隊不由自己將領率領，卻交給那些流亡之徒，天下從沒有這種可能。而40餘年沒有經過嚴格訓練的軍隊，一旦投入戰場，面對百戰百勝的秦軍，恐怕又要勞動對方活埋降卒。即令稍稍勝利，要想一口氣打到咸陽(陝西省咸陽市)，又是一份美麗的紙上作業。齊王國唯一的生路是支持它的鄰邦抵抗強秦。事到如今，只剩下齊王國一個孤雛，即令玉皇大帝下凡，也無法挽救。40餘年目光短淺，必須付出40餘年目光短淺的代價。
紀元前221年，秦王國(首都咸陽【陝西省咸陽市】)大將王賁向齊王國(首都臨淄【山東省淄博市東臨淄鎮】)進發，突襲臨淄。齊王國軍民，沒有一人抵抗。秦軍承諾給齊王田建500華里土地，田建遂投降(前359年至前221年，齊王國立國139年，到此滅亡)。
秦王國對亡國之君，當然不履行承諾，改把田建放逐到共邑(河南省輝縣市)，軟禁在松柏樹林之中，衣食不繼，終於餓死。齊王國人民曾為他作了一首悼歌，表示對他信任外籍人士的不滿：“滿耳松樹的濤聲／滿目柏樹林／飢餓的時候不能吃／口渴的時候不能飲／誰使田建落得如此結局／是不是那些／圍繞着他的客卿大臣?”
司馬光曰：“南北合縱和東西連橫的大戰略，雖然反覆百端，但明顯地可以看出，南北合縱，符合六國利益。最初，周王朝的君王，建立千萬封國，使他們交通來往，相親相愛，用宴會增進感情，用會盟加強團結。無他，只不過要他們同心合力，保衛國家。如果六國都能以信義互相親善，秦王國即令再為強大，怎麼能被它滅亡？三晉(魏、趙、韓)，是齊王國、楚王國(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縣】)的屏障，齊王國、楚王國，又是三晉的根基，形勢上互相依靠，表面跟實質不可劃分。三晉攻齊楚，是自挖根基，齊楚攻三晉，是自己動手拆毀屏障，天下竟有用拆毀屏障的手段，去向強盜獻媚，說：‘強盜愛我，不會攻我！’真是荒謬到了家。”
司馬光這段評論中，讚揚蘇秦的大戰略：“南北合縱，符合六國利益。”似乎是露了底。因司馬光和孟軻二位大亨，一向只談仁義，不談利益的，而今司馬光也不得不把國家利益列為第一。但他又主張“六國如果都能以信義互相親善”，夫國與國之間，只有利益才能使他們永久結合。所謂信義，也必須建立在利益基礎之上。最大的信義往往是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利益往往也是最大的信義。團體的立場和個人的立場並不一樣，儒家學派一直在其中攪和不清，所以總是不斷地捉襟見肘，不能自圓其說。
紀元前221年，秦王國(首都咸陽【陝西省咸陽市】)已吞併六國，統一當時已知的世界，國王(六任)嬴政洋洋得意，自以為品德超過三皇(天皇、地皇、人皇)，功勛超過五帝，於是不再稱國王，改稱“皇帝”(這是“皇”和“帝”二字第一次結合，以後遂成為固定名詞，連續使用兩千年)。皇帝頒佈的文告稱“制”，皇帝下達的命令稱“詔”(聖旨)，皇帝自稱“朕”(從前每個平民都自稱“朕”，嬴政之後，只有皇帝才自稱“朕”，人民只好自稱“我”了)；追尊老爹嬴異人(五任庄襄王)當太上皇(以後只有仍活着的老爹才稱“太上皇”)，下令說：“元首死了之後，所加的綽號(謚法)是兒子議論父親、臣屬議論君王，無聊透頂。從今天開始，廢除謚法。我是始皇帝，後世以數目字順序計算：二世、三世，以至於萬世，傳到無窮。”
嬴政搞出了一大套個人崇拜的玩藝，諸如“制”、“詔”、“朕”、“皇帝”之類，說明他的智商平平，不過廢除謚法卻是一項真知灼見。謚法是儒家系統中最無聊的專門給死亡貴族起綽號的一種文字遊戲。可惜秦王朝瓦解后，謚法復活，直到20世紀清王朝末期，知識分子還樂此不疲，把人與人間的稱呼，搞得其亂如麻、烏煙瘴氣。
紀元前210年，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東巡國土，因身體不適，折回京師(首都咸陽【陝西省咸陽市】)，在中途逝世，幼子嬴胡亥篡奪帝位。把嬴政安葬驪山(陝西省臨潼縣東南)，墓穴極深，熔化銅汁，灌入地下，堵塞泉水，內部填滿奇物珍寶。又命工匠在各處裝置可以自動發射的強弓，對接近的人，立即射殺。墓穴中興建江河海洋，用水銀灌成小溪，設置機械使它流動運轉。墓頂如同天空，星辰排列；墓底完全依照風水格局。凡是沒有生兒子的小老婆，全部驅入墓穴殉葬。棺木入土之後，有人提醒說，製造機械的工匠，可是知道怎麼破解的，一旦泄漏，仍有被掘被盜危險。於是，再把所有工匠驅入墓穴殉葬。
2100年後，嬴政先生的墳墓，開始從外圍被挖掘，水銀已涸，強弓已枯，專制帝王自認為鐵打的地下江山，成為虛話。迄今挖掘出土的，雖不過一小部分，但僅只充當嬴政衛士的“秦俑”，已引起世界矚目。等到有一天，把嬴政本人的老骨頭挖出來，當另有一番啟示。而那麼多被活埋的美女，以及被謀殺的工匠，可以想像，他們在封閉的墓穴中掙扎哀號，而最後紛紛窒息倒地，屍體縱橫，千古含冤。人權被如此摧殘，帶給我們江海般悲憤。
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在沙丘逝世時，遺命由太子嬴扶蘇繼位，而宦官趙高勾結宰相李斯，矯詔立嬴政的幼子嬴胡亥當太子，又矯詔譴責嬴扶蘇顢頇無能，賜死。
在趙高教唆下，嬴胡亥決心誅殺老爹最寵愛的將領蒙氏兄弟。嬴扶蘇的兒子嬴嬰勸阻說：“趙國王趙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國王田建殺他數世的忠臣而用后勝，最後終於亡國。蒙家累世都是我們的重臣和智囊，陛下卻打算一次剷除。殺忠良而任用奸佞，後遺症是：在內使官員對政府失去信心，在外使將士們喪失鬥志。”嬴胡亥聽不進去，遂處決蒙毅、蒙恬。
《法言》曰：“或許有人問：‘蒙恬忠心耿耿，而仍冤死，忠心又有什麼用？’揚雄說：‘開山填谷，西起臨洮(甘肅省岷縣)，東接遼水(遼寧省遼陽市)，死傷狼藉。他的忠心不能抵消他的罪行。’”
司馬光曰：“嬴政正在荼毒天下，而蒙恬接受驅使，他的殘暴，可想而知。然而，蒙恬深切了解當臣屬的本分，雖然沒有罪而被誅殺，而仍忠貞不移，不生二心，實在足以稱道。”
秦王朝長城，西起臨洮，中經高闕(內蒙古烏拉特后旗)，東到遼東，全長約2400公里，是一個偉大而駭人的工程。但它由“秦王國長城”、“趙王國長城”、“燕王國長城”接連而成，並不是秦王朝從東築到西，從頭築到尾。蒙恬先生僅只從事接連工程而已，依當時三國長城位置計算，蒙恬興建的，不過三四百公里。嬴政統一中國后，各王國高級知識分子——諸如貴族們的食客和王室的皇親國戚，全都失業，而嬴政又特別垂青法家學派，以致失勢的儒家系統把他恨入骨髓，詬罵、誹謗，最後更索性昧盡天良，誣陷栽贓，一口咬定嬴政和他的部屬蒙恬共同興建萬里長城，就是一個例證。
揚雄這個酸腐兼備的可憐秀才，大筆一揮，輕鬆地“西起臨洮，東接遼水”，把2400公里的賬，全部扣到蒙恬頭上，這是一種下流手段。然而，問題還在於，即令真的興築了2400公里長城，也是在為國家抵禦外侮，並不是蓋皇帝一個人玩樂的花園！蒙恬之忠，連司馬光都擊節讚歎，揚雄卻肆意誣衊，他這個人曾投降王莽，向王莽歌功頌德，依照儒家法則，可是一項嚴重的變節。自己奸詐，反而詆毀忠良。當他伏案撰寫《法言》時，不知道臉燒不燒？心跳不跳？何以司馬光硬把他搬上台盤，讓他丟醜！
司馬光因蒙恬是嬴政的大將，而予以抨擊，說明六國反動的殘餘情緒，是如何的強烈。嬴政不比戰國時代其他國王更壞，何況他建立統一中國大業。統一大業如果是一種罪行，則司馬光一定贊成四分五裂、群雄割據了。宋王朝向西夏帝國用兵，向遼帝國用兵，豈不也是“荼毒天下”？何以不敢發一字抨擊趙家皇上。
在儒家系統中，秦王朝和嬴政成為罪惡箭靶，一有機會，不經過大腦，隨手就是一箭。
趙高害怕沙丘矯詔的陰謀被揭發，向二世皇帝嬴胡亥建議製造恐怖，使用最嚴厲的法條和最殘忍的手段，凡是有罪嫌的人，都擴大他們的案情，叫他們在口供中盡量說出他們親友的名字，逮捕那些親友后，再如法炮製，然後一網打盡，這樣就可以把重要大臣和重要皇族全部誅殺。嬴胡亥完全同意，於是，在法律外衣下，屠殺開始。任何大臣或王子，只要涉及到一件微小的事，就立即逮捕審訊，審訊時擴大打擊面。不久，12位王子在咸陽街頭被處決，10位公主在杜郵(陝西省西安市西境小鎮，白起死處)被車裂(五馬分屍)，家產全被沒收。
因口供中出現名字而被逮捕的人，更不可勝數。王子嬴將閭跟同母兄弟三人被囚禁在皇宮內院，最後才定罪。三人拔劍自刎。另一位王子嬴高想逃亡，但又怕家人被屠，只好上奏章請求賜死，嬴胡亥全部批准。
政治性冤獄是恐怖政治中最極致的一種手段，把恐怖推向人生盡頭，中國傳統權力運作中，冤獄比屠殺更能發揮鎮壓功能。但有計劃地大規模推動，卻由嬴胡亥首開其端。我們不相信嬴胡亥全無人性，只是無限權力使他的人性喪失。這種人不會尊敬蒙恬之忠，只會嘲笑蒙恬之蠢。嬴將閭顯然跟嬴胡亥感情至篤，所以才被囚禁內宮。最後審判已定，嬴將閭申訴他並未犯罪，當然不會發生作用，政治性冤獄最大的特徵是：無罪不能無刑。不過，任何錯誤的決策和任何人為的罪惡，都有個終結，都要付出代價。只是誰也沒有嬴胡亥終結之日和付出代價之日，來得那麼迅雷不及掩耳。
紀元前208年，歷史上最早和最大一宗冤獄，在秦王朝政府演出。宦官趙高仗恃皇帝嬴胡亥對他的寵愛，專權橫行，各地變亂蜂起，宰相李斯頗為焦慮。趙高遂決定摧毀李斯，於是向嬴胡亥打小報告說：“當初沙丘密謀，李斯是重要角色。而今陛下已即位皇帝，而宰相不過仍是宰相，他的願望很明顯，要陛下割給他土地，封他當王。另外，他的長子李由任三川郡長，故楚王國領土上的那群盜匪，像陳勝之流，都是宰相家鄉鄰縣的子弟，雙方有濃厚的鄉情。所以盜匪公然橫行。經過三川城下，李由都不攻擊。”正巧，李斯與右相馮去疾、大將軍馮劫聯名上書，請求暫停阿房宮工程，削減邊防軍的輪調次數，減輕各種苛捐雜稅與苦役。嬴胡亥閱后，大怒若狂，下令逮捕三人。馮去疾與馮劫聞訊自殺，李斯不肯自殺，獨自到監獄報到，嬴胡亥任命趙高進行審判。趙高審判李斯，苦刑拷打達千餘次，李斯不堪刑求，只好承認罪狀(即現代的“突破心防”、“坦承不諱”等“自動招認”)，李斯所以自誣，因他自信他對國家的貢獻和他的辯才，終可以恢復清白，獲得昭雪。誣服之後，再上奏章，希望嬴胡亥醒悟赦免。奏章呈遞上去，當然先到趙高之手，趙高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冷笑說：“囚犯有什麼資格表達意見！”然而也使他提高警覺，決定堵塞最後一個漏洞。於是派遣他部下十餘位門客，冒充皇家檢察官(御史)、宮廷禮賓官(謁者)、宮廷侍從(侍中)之類，宣稱奉皇上命令，複查李斯案情。李斯以為他的奏章發揮效力，據實回答。冒牌官員回報后，趙高責備李斯不肯合作，再加苦刑拷打。若干次之後，李斯畏懼痛苦，再有人來詢問時，只好繼續自誣。後來，有一天，嬴胡亥果然派遣親信前來複查，李斯無法辨識真假，不敢更改口供。嬴胡亥得到報告，感謝上蒼說：“要不是趙高，幾乎被李斯出賣。”於是李斯被判處五刑(一、先在面上刺字。二、削鼻。三、砍下雙腳腳趾。四、用鞭捶死。五、斬首，剁成肉醬)，在咸陽街上腰斬(可能代替鞭死)。李斯死後，屠滅三族。
李斯被處決，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件冤獄，但卻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和最大的一件冤獄。男主角竟是締造秦帝國的巨頭，擔任宰相30年，身兼法家學派巨子。這場冤獄為中國政治性冤獄政策立下典範，被以後兩千年間的暴君暴官謹慎奉行。最主要的手段是“誣以謀反”，對有些人，如果不誣以謀反，簡直無法剷除。這頂鐵帽，即令是宰相也無力承當。以致發展到最後，甚至還有強臣指控君王謀反的怪事，它是一種銳利的誅殺武器，對宰相固可以使用，對君王同樣可以使用，對手無寸鐵的文化人跟平民，其效更是如神。
次要的手段是“苦刑拷打”，它除了摧毀肉體的抵抗力外，還同時摧毀對手的尊嚴。於是產生了“攻破心防”、“自動招認”、“坦承不諱”等專業術語，鐵帽遂成為孫悟空頭上的金箍，怎麼拿都拿不掉。李斯自恃他的忠心和辯才，趙高何嘗不知道李斯忠心！至於辯才，李斯的奏章即令到了嬴胡亥面前，也不能救他一命。從奏章上看，秦王朝的建立，彷彿李斯一手完成，那麼，置嬴政於何地？專制封建政體下，天下只有一個人才，就是“領袖”。功歸於上，或許還可自保；功歸於己，縱在平時也會招禍，何況縲紲之中？李斯對官場如此陌生，30年宰相，可是白乾。即令不會激起反感，嬴胡亥成見已深，豈會採信一個囚犯的一面之詞？哪一個囚犯不喊冤枉？誰敢推翻案卷里調查所得的“確鑿”證據？嬴胡亥真想了解真相，何必派人複查？和李斯親自面對就行了，但嬴胡亥豈是肯面對之人？
冤獄政策中最毒辣的一招是運用詐術，使李斯不敢翻供。詐術日新月異，20世紀的是：“只要你表示悔過，我們就送你回家。”再有智慧的人，都很難抵擋；以致李斯第一等英才竟栽在三流獄吏之手。而嬴胡亥明知趙高是李斯的死敵，卻把李斯交他審訊，結果當然可以預卜。但這一點卻給後世的暴君暴官們一個很大啟發。
從發生冤獄的多寡大小，可以衡量一個政權的品質。了解這項因果，對中國人的苦難，當會獲得深刻的感受。
司馬遷評論張耳、陳餘說：“張耳、陳餘，舉世稱為賢才，他們的門客，甚至僕役，也都是天下的俊傑，在他們所在的國家裏，全取得宰相級的高官。張耳、陳餘貧賤時，互相誓言為對方效死，並不是一句虛話，他們都有那種情操。可是，一旦身居高位，爭權奪利，竟至兩敗俱傷。為什麼從前相愛如彼之深，現在卻相恨如此之苛？豈不仍是勢利之徒？”
人際之間的關係，親密易，信任難，諒解尤難。張耳和陳餘的友情，並不虛假，但他們並沒有發展到絕對信任和絕對相諒的程度。所以，鉅鹿被圍之日，也就是張、陳二人友情瓦解之時。張耳日守危城，城隨時會破，人隨時會死，唯一的盼望就是陳餘那支軍力，而陳餘卻按兵不動，張耳豈不憤懣？可是陳餘了解，只要出擊，軍必潰，身必亡，對局勢毫無補益。從張[上厭下黑]、陳澤的例證，可說明他的烏合之眾確不堪秦軍一擊。張耳獨責備陳餘不死，而他的兒子張敖也率軍在外，同樣一動都不敢動，置老爹的生死不顧，張耳對兒子為什麼不發一言？如果說陳餘背叛老友，張敖豈不是背叛老爹？形勢猶如山崩，張[上厭下黑]、陳澤之事，不過火上加油。司馬遷稱二人是勢利朋友，那麼，張耳、張敖難道是勢利父子？
張耳即令相信陳餘絕不會背叛(猶如他相信他兒子張敖絕不會背叛一樣)，縱然沒有人從中挑撥，縱然不把印信收回，二人的友誼也已無法恢復原狀。相愛越深，一旦不信不諒時，譴責也越烈。此時如果張耳拒收印信，表面上還有和解可能。然而，二人當初不過兩個光棍，如今各有各的搖尾系統，搖尾系統“效忠”到極致，一定會煽動主子之間互相仇恨，甚至火拚，以便從中取點小利。所謂主子，在搖尾系統掇弄下，身不由己，父子都能被掇弄得反目，何況已經互相生疑的朋友？
楚懷王羋心任命大將劉邦，於紀元前207年攻陷武關，戰火已接近秦王朝心臟，宦官趙高怕二世皇帝嬴胡亥翻臉，遂誅殺嬴胡亥，改立嬴扶蘇之子嬴嬰登極(三世皇帝)。紀元前206年，嬴嬰坐着白馬拉的喪車，脖子上套着繩索，把皇帝用的各種印信，包括“璽”、“符”、“節”(玉璽，皇帝印信。符信，或用金屬，或用玉石，上面刻着文字，中分為二，一留中央，一交在外官員。符節，形狀像一根竹竿，竿頭有毛纓，使臣拿着它，表示君王親臨)，在軹道(陝西省西安市東北)路旁，下車迎降，秦亡。
賈誼曰：“秦王國以那麼一小塊土地，奪取天下最高權力，脅迫八州(古中國分九州，秦王國居九州之一的雍州，六國則居八州)朝拜它這個同等地位的國家，凡百有餘年。然後統一天下，化世界為一家，崤山和函谷關都成了宮殿，聲勢蓋世。想不到一個人冒險犯難，龐大帝國的祖宗七廟(儒家禮制，從老爹上溯到高祖父的祖父，各建一座祭廟。加上創立政權那位祖先的祭廟，共七座廟。統稱“太廟”)，全部摧毀，身雖死而仍被天下譏笑，原因何在？在於不知道推行仁義。同時，攻守形勢，恰恰相反。”
杜牧《阿房宮賦》道出六國覆滅的真相：“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賈誼強調仁義，仁義當然重要，但並不是唯一主宰。嬴政的仁義何在？還不是消滅六國，建立空前未有的大一統江山。至於攻守形勢相反，戰國時代，幾次南北合縱同盟，秦王國都居於挨打地位，為什麼不垮於當時各國訓練有素的正規軍，卻垮於以後的烏合之眾？劉邦的軍隊，不會強過趙括，為什麼趙括攻不進秦軍營壘，而劉邦一下子就擊潰關防線?
這不是一項純軍事問題，即令白起複活，他的結局也不會比章邯更好。軍事是政治的延長，秦政府首領如果不是嬴胡亥，而是嬴扶蘇；不是趙高，而是李斯，章邯何至叛變？關守將何至陣前受賄停戰？政治是人際關係的不斷調整，治和亂、叛和忠，往往決定於這項調整是不是恰當和公平。趙高之流的鯊魚群，最大的盲點是始終看不見當頭劈下來的鋼刀，他們高估了豢養他們的那個政權的能力，認為無論他們怎麼傷害，那個政權仍能保護他們，所以對任何人都不珍惜。包括李斯在內的三公，一夕之間，殲滅無遺。國家唯一的棟樑章邯，也要撲殺。最後甚至認為，連他的保護神嬴胡亥，也可剷除，另換新人。
秦政府之亡，亡於最高領袖昏暴得出奇，當權官員冥頑得出奇，以及窩裏鬥慘烈而兇猛得出奇。
紀元前206年，劉邦既攻陷秦王朝首都咸陽，金銀美女，一無所取，在與人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后，仍然返回霸上軍營。不久，項羽率軍抵達咸陽，屠城。把囚禁在監獄裏的嬴嬰(秦王朝三任帝)處決，焚燒宮殿，大火三個月不滅。大肆劫掠金銀財寶和美女，撤退東返。韓先生(名不詳)向項羽建議：“關中(陝西省中部)地區，擁有險要的山川形勢，在四座要塞保護之下(四塞就是四關：北方蕭關，南方武關，東方函谷關，西方散關)，土地肥沃。在此建都，可以稱霸天下。”項羽一則看見秦王朝宮殿已被燒成一片焦土，二則又急於回到東方，回答說：“富貴不歸故鄉，好像穿着錦繡漂亮的衣裳，卻在黑夜裏走路，怎能顯示榮耀？”韓先生退出后，扼腕說：“人家都說楚國人膚淺暴躁，雖然戴着人的帽子，卻仍是一隻獼猴，果然不錯。”這話被項羽聽到，逮捕韓先生，投入大鍋煮死。
開鑿隧道，山前山後同時動工，在精確測量下，高低相同，方向針對，然後雙方才能銜接貫通。如果一邊高一邊低，一邊向左一邊向右，就永不能築成，不但沒有利益，反而造成損失。人際關係，也是如此，價值標準跟利害判斷，以及智慧的和知識的層面，必須相差無幾，才容易契合。如果懸殊太大，就成了閩南語所形容的“雞同鴨講”，世界固然因此而多彩多姿，但也因此產生悲劇。
項羽不過一個頭腦簡單、肌肉發達的粗漢，有戰場上的廝殺力，卻沒有政治上的思考力。韓先生所作的分析，項羽既看不出、也不了解，遠超過他的智商。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向天下人挺身證明他果然是一隻戴着人帽的獼猴。韓先生對他的批評，有人信，有人不信，但經過項羽自己作證，人們就無法不信。項羽開端之後，歷史上遂層出不窮這種挺身自證的鏡頭。一直延伸到近代，人世間不斷有獼猴，也不斷有烹刑，使人哀傷。
向蠢驢提出只有龍駒才可以了解的建議，一定碰壁；如果憤而指出它真是蠢驢，結果一定嚴重。韓先生就是一個榜樣。
紀元前204年，漢王國大將韓信、張耳率軍東進，趙王趙歇與陳餘在井陘口(井陘關?河北省井陘縣西)集結重兵防守，廣武君李左車向陳餘說：“韓信、張耳，乘勝而前，離開他們的本土，在遠遠的外國戰鬥。進則生、退則死，勢不可擋。不過，糧秣轉運，要經過千里之遙，士兵必然面露飢色。每到一個地方，都要先砍柴搶糧，才可以煮飯，顯示大軍沒有隔宿之食，井陘關出入一線，不能同時通過兩輛車和兩匹馬。漢軍糧秣必然在大軍之後。你交給我3萬人，從小道出擊，斷絕他們的補給。你則堅守要塞，拒絕迎戰。他們向前不能廝殺，向後不能撤退，而又搶不到東西，不出十天，韓信、張耳兩顆人頭，就可以放在我們的軍旗之下。”陳餘一向自稱他的軍隊是“仁義之師”，不肯使用詭計。回答說：“韓信軍隊既少，又十分疲憊，對這樣的敵人，不給他一個迎頭痛擊，各國都會看不起我們。”韓信得知陳餘拒絕採用李左軍的建議，大喜。於是直入井陘險道，會戰不久開始，趙軍驚恐震駭，不但不能再戰，而且不能成列。霎時，大家狂奔，四散逃命。趙軍將領截殺，已不能阻止。漢軍乘勢夾擊，趙軍崩潰。在汦水(即井陘水，注入綿蔓水)水濱，斬陳餘，生擒趙王趙歇。
再精密的作戰計劃，都不能保證勝利，還需要另一個因素的介入才能成功，那就是敵人必須犯下致命的錯誤：錯誤的決策，或錯誤的判斷。對這種不能控制的因素，我們稱之為“運氣”。韓信的軍事能力，舉世無雙，可是，如果他的運氣不佳，碰上的對手不是迂腐的陳餘，而是天才李左車，千萬漢軍，勢將在井陘喪生，所謂登台拜將，徒留笑柄。
紀元前7世紀，出了一個子滋甫(宋國二十任國君襄公)；紀元前3世紀，出了一個陳餘，使我們又多了一份研究儒家學說的資料。荀況在跟臨武君那場洋洋洒洒的辯論中，特彆強調仁義之師。而儒家心目中的仁義之師，據說只有三次：姒文命建立夏王朝、子天乙建立商王朝，以及姬發建立周王朝。而三次滅國興邦的大戰，卻無一不靠詭詐的戰略和戰術。保衛國家的戰鬥，跟侵略掠奪的戰鬥，性質上雖然不同，但短兵相接，血肉相搏的時候，可不管你是聖賢還是禽獸，是正義還是邪惡，一旦進入戰場，衝鋒號響，便只有智慧之師、勇敢之師，沒有仁義之師。拿破崙就曾說過：“上帝永遠站在大炮最多的一邊！”
紀元前204年，困守成皋(河南省滎陽縣西北汜水鎮)的劉邦，被項羽強大凌厲的戰力懾住，知道不能久守，就放棄成皋，再度逃亡。跟夏侯嬰同乘一輛小車，悄悄溜出北門，北渡黃河，到達韓信、張耳統帥部所在的小修武(河南省獲嘉縣有東西二城，東城稱小修武，西城稱大修武)，不聲不響，投宿一家客棧。凌晨，自稱是漢王的使節，馳入統帥部。韓信和張耳還沒有起床，劉邦即直接闖到卧室，奪取韓信、張耳的印信(在中國，印信占極重要的角色，主管官如果沒有了印信，就等於孫悟空沒有了金箍棒。甚至以君王之尊，也必須像保護性命一樣地保護他的印信。而罷黜一個君王時，第一件事就是奪取他的印信)，用該項印信，召集緊急軍事會議，調動他們的職務或工作。韓信、張耳起床，才知道來的不是漢王的使節，而是漢王本人，嚇了一跳。劉邦既取得兩人的部隊，即命張耳巡行各地，加強故趙王國土地的戰備。擢升韓信當宰相(相國)，率領沒有隨着張耳出發的趙國部隊，向東攻擊齊王國。
劉邦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傳奇的君王之一，他出身於地痞流氓階層，可能還不識字(即令識字，教育程度也不會高)。世界上有很多頭目，其蠢如驢，卻自捧或被捧為天縱英明，實在使人背皮發緊。劉邦閣下確實先天地就有超越普通庸才之處。他所有的重要決策，都來自部屬們的建議，自己幾乎完全沒有主見。但他大多數時候，對部屬的建議，都有正確判斷，而在發現判斷錯誤時，會立刻認錯、馬上改正。劉邦身上，找不到予智予雄的鏡頭，這要歸功於他恢宏的胸襟，和對新事物吸收消化的強大能力。
滎陽(河南省滎陽縣)陷落，成皋出奔，劉邦不回關中(陝西省中部)，卻直投韓信張耳大營。像小偷一樣，悄悄溜進小修武，提心弔膽過了一夜。史書雖沒有記載，我們可推想，他跟夏侯嬰一定有一種憂慮和恐懼：萬一韓信和張耳不肯買賬，緊握軍權不放，他們可是死路一條。魏無忌先生手拿國王兵符，帶有隨從賓客，晉鄙還拒絕交出軍隊。劉邦和夏侯嬰，不過落荒而逃的兩個光棍，韓信張耳把他們宰掉，而自己稱王，跟宰掉兩條喪家之犬沒有分別。即令不宰，把兩位軟禁大營，假傳劉邦命令，還可控制關中(陝西省中部)。劉邦出生入死得來的江山，將全部滑入韓信張耳之手。
劉邦不敢把他的生命寄托在韓信張耳的效忠上，假使當天晚上就投入大營，一夜之間，足夠釀成背叛密謀。所以必須一直等到奪取元帥印信，重新調整軍官職務之後，才敢確信自己的安全，這是一種別人教導不出來的應變能力，反應疾如閃電。接着仍授權張耳負責趙軍，並擢升韓信當宰相，使他們雖然軍權被奪，卻不以為意，而仍死心塌地。無疑的，劉邦是一個政治天才。
紀元前203年，西楚總參謀長(大司馬)曹咎鎮守成皋(河南省滎陽縣西北汜水鎮)，漢軍屢次挑戰，曹咎都不作反應。漢軍使用心戰，在城外對項羽以及西楚官員百般詬罵，肆意侮辱。幾天下來，曹咎氣得發抖，忘了項羽“不準攻擊”的吩咐，大開東門，渡汜水(汜水流經汜水鎮東門)出戰，大軍剛渡過一半，漢軍迎頭痛擊，西楚軍首尾不能相顧，立刻崩潰，成皋陷落。西楚儲存的金銀財寶，全到漢軍之手。曹咎跟司馬欣，在汜水河畔，雙雙自刎。劉邦遂從小修武(河南省獲嘉縣東城)南下，渡過黃河，再入成皋，把重兵進駐廣武(河南省滎陽縣北)，接近敖倉糧庫。
西楚王國(項羽)跟漢王國(劉邦)血戰五年，西楚一直居於主動，佔盡優勢。前203年的成皋戰役，是一個轉捩點。成皋一失，敖倉不保，敖倉不保，西楚開始缺糧。即令鋼鐵部隊，一旦“乏食”，便只有破敗。長平戰役(參考前260年)，秦王國所用的秘密武器，就是飢餓。現在，飢餓抓住項羽。
成皋陷落，由於曹咎這個蠢貨之不能忍。心膽俱裂，由衷屈服，是癱瘓了的奴才。跳高之前，先曲雙膝，則是英雄豪傑。《伊索寓言》上介紹過一隻螃蟹，當釣竿敲打它時，它立刻憤怒地把它鉗住，死也不放。這種剛愎暴戾人物，當一個碼頭小流氓，已到頂端，當一個領袖——無論是政治的或軍事的，曹咎就是榜樣。
忍是一種藝術，韓信提供了另一個榜樣。奴才的忍和英雄的忍，表現在外的形態是一樣的，內涵卻大大不同。螃蟹型人物不忍一時之憤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使人深思。
紀元前203年，西楚霸王項羽，在垓下(安徽省靈璧縣東南)，被漢王劉邦的軍隊擊潰。項羽向南逃亡，抵達烏江(安徽省和縣東北20公里烏江鎮)，自刎而死。
項羽是一員名將，他的致命傷是不懂政治，卻在打了幾場勝仗之後，忽然間自以為很懂政治。政治比軍事複雜得多，絕不是一個習慣於發號施令、資質平凡的軍事將領所能勝任。項羽不但自認為他能夠勝任，而且還遊刃有餘，他就註定的要付出代價，並連累千萬無辜的人，跟着付出代價。
紀元前202年，漢王劉邦消滅項羽后，各封國國王，一齊上書劉邦，擁護他當皇帝。劉邦遂在汜水(發源嵩山，曲折北流，注入黃河)北岸，築壇登極(一任高祖)，妻呂雉本稱王后，改稱皇后，子劉盈本稱太子，改稱皇太子。追尊娘親劉老太婆當昭靈夫人。
明明自己想干，卻裝腔作勢，硬說不想干，然後教唆搖尾系統發動誓死擁護的鬧劇，自己才作勉強狀，扭扭捏捏，登台亮相。這種無聊的小動作，在政壇上不斷演出，一直演到20世紀，仍然有人樂此不疲。劉邦寫下的這個劇本，遂永遠被奉為經典。
秦王朝皇帝嬴政，在儒家學派刻意的醜化之下，被當做一個有百非而無一是的暴君。可是，他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的位置和排場，以及全部有利於專制行為的法令規章，卻被劉邦所建立的西漢王朝，滴水不漏地一古腦繼承，受到儒家學派的肯定，沒有任何抵制。儒家學派攻擊的只是嬴政本人，不是攻擊嬴政所做出來的摧毀人權的專制制度。
西楚王國(項羽)將領季布，戰場上曾經數度追逐劉邦，使劉邦受到很大的驚恐和羞辱。項羽死後，劉邦下令特赦季布，任命他擔任宮廷禁衛官(郎中)。季布的同母老弟丁公(名不詳)也是項羽的將領，彭城(江蘇省徐州市)之戰時(參考前205年)，他追捕劉邦，馬蹄到處，短兵器已可刺及，劉邦情急，向丁公乞憐說：“我們兩個，都是一代賢才，為什麼不能相容？”丁公遂手下留情。等到項羽覆亡，丁公晉謁。劉邦下令把丁公帶到軍營，巡迴示眾，宣佈他的罪狀：“丁公當項羽的部下，卻不忠於項羽，使項羽喪失天下的，就是他。”然後誅殺。劉邦說：“使後世做人家部下的，再不要效法丁公。”
司馬光曰：“劉邦從豐沛起兵，網羅豪傑，招降納叛，數都數不完，等到登極稱帝，卻只有丁公受到懲罰，什麼原因？因為進取跟守成，形勢不同。當群雄轉戰疆場的時候，人民並沒有固定的領袖。只要前來投奔，就一律接受，理所當然。等到已成了皇帝，四海之內，都是臣民。假如不強調禮教仁義，臣民們仍心懷二志，謀取政治暴利，國家豈能長久安定？是以用大義作為標準，向天下人顯示：只要你是叛徒，連新領袖都不能容你。用背叛領袖的手段，去結私人恩德，雖然饒了自己一命，仍然以不義相待。殺一個人使千萬人恐懼，劉邦的謀略，豈不深遠？子孫們享受天子權位400餘年，理應如此。”
劉邦殺丁公，是一種最卑鄙的“引蛇出洞”型的嚴重忘恩負義，不過三流權術，目的只在阻嚇“後世”的人起而效法丁公！然而，沒有多久，陳NB572就向丁公看齊，接着英布也向丁公看齊！而劉邦反而巴不得陳NB572和英布手下的將領個個都是丁公。數千年來，丁公這類人物，多到動用電腦都數不完，司馬光太高估了殺丁公的效果。劉邦的子孫當皇帝400餘年，另有原因，任何專制帝王或任何獨裁頭目，都沒有能力控制他死後政治情勢的發展。劉邦剛翹了辮子，便出現了呂家班局面，殺丁公的效應哪裏去了？
張良健康不佳，一直多病，自從跟隨劉邦從洛陽遷都長安(陝西省西安市)之後，就沉迷在玄虛的巫術里，每天靜坐，使全身氣息運轉，不再吃飯，而只吃一種據說可以延年益壽的藥物。在家幽居，很少出門。他說：“我們張家，幾代都是韓王國的宰相，韓王國亡后，我變賣價值黃金24萬兩的家產，向秦王國報仇，曾引起天下震動(指博浪沙行刺嬴政，參考前218年)。今天，以口舌的功勞，被尊為帝王的師傅，封一萬戶侯爵，這是一個平民最高的極限，對我而言，已十分滿足。目前唯一的願望，是離開這個煩擾世界，追隨赤松子先生，遨遊世界之外。”(赤松子，太古時代的神仙。神農氏時，曾擔任水利官，可以造雨。)
司馬光曰：“有生就有死，猶如有白天就有黑夜。從古到今，還沒有一個人能夠例外，以張良的真知灼見，足可以了解神仙之事，不過虛話。然而他仍宣稱要追隨赤松子，一定有他的原因，說明他具備高度智慧。功名——功勛和名位，是人生最難處理的關節。誠如劉邦所稱道的，西漢王朝開創基業的英雄，不過‘三傑’。然而，韓信全族屠滅(參考前196年)，蕭何投入監牢(參考前195年)，豈不都因為他們已經達到巔峰，而仍不知道停止？所以張良才假託神仙，放棄現實世界，把功名看成身外之物，把榮耀拋到腦後，所謂‘明哲保身’，張良正是一個榜樣。”
司馬光對張良晚年的怪誕行為，所作分析的原因，我們同意，以張良的聰明智慧，當然了解神仙並不存在。只不過為了保命，不得不言不由衷，信口開河。但司馬光認為韓信和蕭何的受到迫害，是因為他們已經達到巔峰，而仍“不知道停止”，卻遠離事實。什麼叫巔峰？侯爵是不是巔峰？王爵是不是巔峰？劉邦已經封王，還不滿足，喋血上爬，為什麼沒有殺頭坐牢？不但沒有殺頭坐牢，反而當上皇帝，好不威風。這已足夠說明達到巔峰而仍不知道停止，並不是招禍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另有所在，那就是威權政治本質上是一種極不穩定的政體，鋼鐵般堅固的外貌，強有力的野心家隨時都可能把它摧毀，不像民主政治那麼有豐富的彈性。掌握權柄的人，不得不把全副精力用來防止叛變。每一個有能力或每一個有影響力、受到人民愛戴，以及有大功勞，軍權、政權在手的人，都是潛在的仇敵。無論你知道不知道停止，都會被排除。最簡單也是最迅速的手段，莫過於製造冤獄。韓信和蕭何所受到的，不過一場大冤獄和一場小冤獄而已。韓信可能還有不收斂之處。蕭何自始至終，都戰戰兢兢、俯首帖耳，根本沒有“不知道停止”的行為，也難逃此劫。
司馬光沒有一句話觸及到專制制度和當權分子的邪惡，反而千錯萬錯，都是被迫害的人錯，誰叫你不停止進取？誰叫你激起主子的疑心？因而大肆讚揚“明哲保身”。儒家系統對於不能明哲保身的人，總是冷嘲熱諷，譏笑備至。數千年以降，遂使中國文化越來越缺乏正義和道德勇氣。在明哲保身哲學引導下，中國人都有一種神經質的恐懼，連自己應有的權利，都不敢挺身保護，唯恐惹禍招災。
嬴稷誅殺白起(參考前257年)不過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劉邦一連串屠戮，卻是專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項作業，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特徵，幾乎所有新興的政權，都要通過這個窄門，血跡斑斑。
紀元前200年，長樂宮落成，各親王和封國國君，以及高級官員，都來朝賀。天色未明，皇家禮賓官(謁者)到現場主持儀式，依照順序，引導大家進入殿門，分別站立兩廂，東西相對。侍衛武官沿着台階布崗，並在庭院中戒備，手拿武器，旗幟招展，一切就緒后，前面傳出警告：皇上就要駕到。不久，西漢帝(一任高祖)劉邦(本年57歲)坐着御輦(君王皇后專用的人力拉的小車)，緩緩而至。皇家禮賓官引導親王封王以下，直到年薪六百石(音dàn【但】，十升一斗，十斗一石)的中央政府科長級官員，依照爵位及官位高低，順序向前，向劉邦敬禮。氣氛莊重肅穆，一個個心顫膽驚、緊張恐懼。朝拜禮畢，擺下向劉邦祝福的酒宴，大家端坐殿上，彎腰低頭，不敢仰視，仍依照爵位跟官位高低，起身給劉邦獻上祝福酒，九次之後，皇家禮賓官宣佈朝會禮成。這時，監察官(御史)提出彈劾，指控若干舉動不合規定的官員，立即逐出金殿。自開始到結束，沒有一個人敢大聲喧嘩、動作粗魯。於是劉邦樂不可支，拍着大腿說：“到今天我才知道當皇帝可真他媽的過癮！”擢升叔孫通當祭祀部長(奉常)，賞賜黃金500斤。
任何一個國家的君王，都有朝見儀式，但都沒有中國的怪誕。最突出的一點是“跪”。而跪，是一種對人最尊敬、對己最屈辱的古禮。春秋戰國時代，以及叔孫通先生“制朝儀”時代，跪還是一項簡單動作，大家的屁股坐在小腿肚上，只要稍稍挺身，便算完成。3世紀之後，蠻族部落的“床”，引進中國，中國人雖不再席地而坐，可是“跪”卻不廢，遂變作一項難堪的負擔，成為中國文化中的一個瘤疣，這瘤疣一方面阻礙血液正常運行，一方面培養奴性成長，直到20世紀。
叔孫通搞的這一套，是儒家的拿手本領。“儒”的原始意義，就是“典禮專家”，所以勝任愉快。在君尊臣卑原則下，君王遂遠離人群，春秋戰國那種君臣促膝談心——像嬴稷跟范雎交頭接耳的美好時代，一去不返。皇帝和臣屬之間，隔着一條“禮教”鴻溝，這鴻溝隨着時代進展，而越來越深、越來越寬、越來越無法逾越。最初，特殊的幾個官員，還可以坐在皇帝身旁。但到了11世紀，司馬光先生編撰《資治通鑒》時，宰相已沒有座位，只好站在那裏。而最後，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宰相連站也不可能，跟平民一樣，也得跪到皇帝面前(而且還得準備隨時被揪翻在地，苦刑拷打)。中國人所陷入的，就是這種畸形的，官越小，尊嚴越少，平民根本就更沒有尊嚴的傳統。
對專制政體而言，叔孫通先生制定的朝儀，是一種屈辱劑，嚴重地使人權、民主，受到踐踏。
秦王朝統一全國，綜合六個王國的禮儀，選擇其中使君王尊貴、使臣屬卑下的部分，特別保存。叔孫通制定朝儀，大體上承襲秦王朝的規矩，上自皇帝綽號，下至官位名稱、宮殿名稱，都沒有什麼更改。後來所制定的禮儀規章，跟法律書籍，合併裝訂，由司法機關保管，法官們又不肯外傳，其他官員跟平民，遂不知道它的內容。
司馬光曰：“禮教的功能太大了，用到個人上：無論動態的或靜態的，都有一定法則，可以遵循；所有行為，都可達到盡善盡美之境。用到家族上：能夠分別內外，敦睦九族。用到地方上：長幼的輩分，劃分清楚，風俗習慣，都會由丑變美。用到國家上：君王和臣屬就有一定的序列，可以順利推動行政，治理人民。用到天下：則封國順服，紀律嚴明；豈只使桌面上和門戶內的小動作，不陷於混亂而已。以劉邦的聰明通達，聽到陸賈的建議，立即接納(陸賈著《新語》，指出窮兵黷武一定滅亡，崇尚禮教一定興盛。每呈閱一篇，劉邦都要誇獎一次。參考前196年)；看到叔孫通的禮儀，嘆息欣賞。然而，劉邦卻不能跟三代君王並列(三代君王：夏王朝一任帝姒文命、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周王朝一任王姬發)，由於他學問貧乏。當開國之初，如果能得到儒家學派巨子(大儒)作為助理，他的勛業就不僅僅到此為止。可惜，叔孫通的抱負太小，只偷竊了一點禮教的渣滓，為了因應世俗的要求，謀求君王的恩寵，遂使先王(姒、子、姬)的禮教，永遠沉淪，不能復興；直到今天，使人痛心。所以揚雄譏諷叔孫通說：從前，魯國(首府曲阜【山東省曲阜市】)有位大臣，史書上不記載他的姓名。有人問：怎麼才算是‘大’？回答說：叔孫通準備制定政府禮儀，到魯國去請教師，只有兩位請不到。那人說：孔丘周遊列國的本意在此，難道不是？回答說：孔丘周遊列國，是傳授他的學問，貢獻社會。如果放棄自己的立場，去屈從別人，隨俗邀寵，怎能跟孔丘相比？即令有禮教、有法則，怎能使用？揚雄的話中肯扼要。儒家學派巨子，豈肯摧毀禮教法則，而只追求一時的表現？”
司馬光的評論，把人引到五里霧端，不知道他說些什麼，更不知道旨在何方。他責備叔孫通的話，尤其使人眼如銅鈴。司馬光說，當時如果有“大儒”就好了，就可幫助劉邦建立萬世不朽的勛業。咦，三王(姒、子、姬)時代，“大儒”如雲，萬世勛業何在？即以政權存在長短而論，夏王朝440年，還包括被后羿、寒浞所謂“篡奪”的67年。商王朝662年，首都不斷遷移，好像難民營。周王朝879年，最後兩三百年，連封國都不如。而劉邦建立的西漢王朝，加上後來延續的東漢王朝，雖沒有“大儒”，也有411年，不比“三王”遜色。在儒家系統看來，“大儒”真是活寶，只要他出現，准益壽延年。
事實上“大儒”不在人間，而只在儒家的書本之上。看情形備受揚雄讚揚的那兩位不肯同行的傢伙，恐怕就非是“大儒”不可。果真如此，“大儒”的形象實在使人作嘔。他們認為，音樂禮教，必須高貴品德累積百年，然後才可制定。禮教既如此重要，這百年之間，豈不成了真空？沒有禮教，如何能有高貴品德？如果說沒有禮教，照樣可以培養高貴品德，那禮教豈不是聾子的耳朵，成了多餘之物，還要它幹什麼？
叔孫通曾批評那兩個傢伙：“腐儒，不知道時代不斷在變！”司馬光和揚雄在聽了這兩句話之後，仍要對號入座，為什麼如此冥頑不靈，難以理解。
白登解圍后，劉邦回到長安(陝西省西安市)。蕭何興建的未央宮落成(未央宮在長樂宮之西，相距半公里，方圓四公里)，壯麗豪華。劉邦大發脾氣，對蕭何說：“天下紛擾，還沒有平定，我東征西討這麼多年，仍不知道結局是成是敗，你卻蓋這麼奢侈的宮殿？”(劉邦一直沒有安全感，正是謀殺功臣的心理狀態。)蕭何說：“當天下還沒有平定時，宮殿簡陋一點，還可將就。現在，天子以四海為家，假如不夠壯麗豪華，便不能顯示威嚴。另外有層意思，就是使後世感到不必再有什麼增加，也可節省民力。”劉邦才轉為高興。
司馬光曰：“聖賢君王，仁義就是華麗，道德就是威嚴，從來沒有聽說靠雄偉宮殿來鎮服天下的。天下仍沒有平定，更應當特別節約，用以解救人民的急困，卻第一個先蓋宮殿，豈知道先後輕重？從前姒文命(禹)住處簡單，而姒履癸(桀)卻興建寢宮。祖先創業時，勵行節儉，用以教訓子孫，到了後來，子孫還流於奢侈淫靡，何況一開始就過分奢侈？而竟然說，使後世無法再去增添，可謂荒唐。於是，到了劉徹(七任武帝)，終於因大興宮殿而使人民疲憊，未必不是由於蕭何這個開端！”
大亂之後，立即為君王修建豪華宮殿，使人扼腕。然而，一個普通平民，生活稍微過得去，還要買棟新屋，佈置新房。皇帝大權在握，擴張住處，正是人之常情。傳統知識分子對皇帝興築宮殿，十分敏感，史書上頻頻記載反對的言論，目的雖然是盼望減輕人民的負擔，但也顯示它太不切實際。太不切實際的理念，沒有價值。
不知道什麼原因，儒家學派總反對“住”的追求。認為稍圖舒適，便成罪過。歷代君王自己雖不聽這一套，拚命照蓋；但對別人卻會板起面孔，於是，限制高度、限制間數，規定某種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麼磚瓦，某種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麼椽柱，某種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麼顏色，平民只好永住陋室。結果簡單陰暗的建築物，直到今天仍擠滿每個角落。
婁敬的遠見
匈奴汗國(王庭設於蒙古哈爾和林市)單于(二任)欒提冒頓，不斷攻擊中國北方邊境，劉邦十分憂慮，徵求婁敬的意見。婁敬說：“天下剛剛安定，無論人民和戰士，都筋疲力盡，所以必須放棄用武力對付他們的念頭。欒提冒頓殺死老爹，把一群庶母當做妻子，這種人，用仁義說服他也不可能，我們唯一的方法，是把眼光放到未來，使欒提冒頓的子孫，向中國屈服。可是，恐怕陛下辦不到。”劉邦說：“說出來聽聽。”婁敬說：“假使陛下能把嫡長公主(魯元公主，當時正是趙王張敖的妻子)嫁給欒提冒頓當老婆，送上一份豐富豪華的嫁妝，欒提冒頓這傢伙眼皮薄，嫡長公主既是中國皇帝之女，有一個大富大貴的娘家，保證一定立她當皇后(閼氏)。好啦，她生的兒子，當然就是太子。陛下每年過節，把中國過剩而匈奴所缺少的東西，派使節送去，饋贈問安，乘勢命一些能言善道有教養的人，常去教導或暗示一些女婿對岳父的禮節。欒提冒頓活着的時候，他是女婿，一旦死亡，陛下的外孫繼任單于(君王)，誰聽說過外孫敢跟外祖父對抗？這樣做，可以不必經過戰爭，就使匈奴汗國順服。可是，我必須警告，要嫁就得嫁嫡長公主。假如胡亂找一位普通的皇族女兒，或者在皇宮裏隨便物色一個女孩冒充，欒提冒頓一旦發覺，認為關係仍隔着一層，那可沒有用處。”劉邦說：“好計謀。”就要下令送魯元公主和親。皇后呂雉得到消息，肝腸寸斷，日夜哭泣，哀求說：“我只生一個女兒(魯元公主)跟一個兒子(太子劉盈)，你卻狠心把她投到匈奴蠻荒！”劉邦的政治手段敵不過被激起的父女之情，竟作為罷論。
婁敬是中國歷史上最有遠見的政治家之一，建議定都長安，使國家的根本穩固。而創議和親政策，更銳利地觀察到十年百年之後的外交形勢。“和親”——中國皇女下嫁給外國君王，這一次雖然沒有實施，但稍後卻終於實施，為國家帶來海洋般的利益。
“和親”是一種能力，西漢王朝開始嘗到和親的美妙滋味，唐王朝簡直幾乎全靠和親，才使邊疆蠻族順服。到了清王朝，和親更成為一種秘密武器，使內外蒙古心甘情願、俯首帖耳地作中國藩屬。滿洲人完全執行婁敬的策略，把大批皇女嫁給蒙古王子，生下的兒子，從小就隨母親住在皇宮，不但生活習慣幾乎全部中華化，而且跟外祖父(現在皇帝)、舅父(下任皇帝或親王)、表哥表弟(再下任皇帝或親王)，玩耍在一起、讀書在一起，那種濃厚的感情，使他在成年回到蒙古當權之後，跟中國關係更加密切。“和親政策”像《西遊記》盤絲洞的網，密不可破，在蒙古境內，自己、兒子、兄弟、侄兒，所擁有的家庭主婦，都是清王朝的皇女。日累月積，要想特立獨行，連找個人商量都找不到。
只有宋王朝和明王朝在儒家僵固頭腦壓力之下，喪失了和親能力，認為把皇女嫁給蠻族，是一項侮辱。文既不肯和親，武又怎麼打都打不過，結局大家共知：國土日縮，人民日苦，而終於覆滅淪亡，皇女成了婢女，不得不給蠻族當奴，備受凌虐。
劉邦於擊破韓王(首府晉陽【山西省太原市】)信后，準備繼續北進，一舉消滅匈奴。北方正逢隆冬，天氣酷寒，可是，身在溫暖如春的晉陽宮的劉邦，卻輕視這項災難。他得到情報，匈奴汗國單于(二任)欒提冒頓正駐紮代谷(河北省蔚縣)。遂決定發動一項大規模攻勢，於是派出特使偵察。欒提冒頓知道西漢政府特使所負的任務，早就把精銳部隊，以及肥壯的牛馬，全部藏匿，使西漢政府特使只看到老弱殘兵跟瘠瘦的牲畜。劉邦派出十次特使，十次特使都把所見到的據實呈報，並判斷匈奴汗國不堪一擊。劉邦仍不放心，再派婁敬前往，作最後觀察。婁敬還沒有回報，劉邦認為良機絕不可失，迫不及待地下令所有的兵力，32萬人的龐大軍團，向北推進。前鋒剛越過句注(山西省代縣西北25公里)，婁敬回來，警告劉邦說：“我跟前面十位特使的看法，恰恰相反。兩個國家一旦決裂，敵國一定會誇張他的強大，展示他的優點。可是，我在匈奴那裏看到的，卻全是老弱殘兵，用意十分明顯，他們要引誘我們攻擊，然後伏兵四起。我認為：對匈奴汗國，絕對不可採取軍事行動。”這時大軍正向前挺進，不能停止。劉邦眼冒火星，咆哮說：“他媽的，你這個齊國(首府臨淄【山東省淄博市東臨淄鎮】)死囚，靠着兩片嘴皮，當上高官(婁敬建議定都長安，參考前202年)，今天又站在這裏胡說八道，打擊士氣，擾亂軍心，散佈失敗思想，容你不得！”下令把婁敬囚禁廣武(山西省代縣西南陽明堡鎮)監獄，加上全副腳鐐手銬。
劉邦先到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主力仍在後面。欒提冒頓傾全國精銳——40萬騎兵，乘劉邦巡視白登(山西省大同市東北)之時，把白登團團圍住，水泄不通。七日七夜，西漢軍團完全孤立。城中和城外取不到聯繫，傳遞不出消息，得不到救援，陷落就在旦夕。最後，劉邦採用陳平的詭計，派出秘密使節，從小路找到匈奴汗國大營，晉見皇后(閼氏)，送上貴重禮物。皇后對欒提冒頓說：“兩國君王不應該互相圍困。我們所侵佔的中國土地，事實上不能長久居住，而且中國皇帝有神靈保護，請你考慮！”欒提冒頓本來跟王黃，以及趙王趙利，約定日期會師，時間已到，而趙軍不到。欒提冒頓懷疑趙軍跟西漢軍之間可能有勾結，於是趁此機會，下令解圍一個城角。正好天降大霧，西漢軍使節來往，沒有人察覺。陳平命衛士使用強弓，弦上多加一箭，面向匈奴，保護劉邦從解圍的城角悄悄溜出。
劉邦回到平城，西漢軍主力也陸續抵達，匈奴兵團完全解圍，撤退回國。經過這次挫折，西漢軍無法再戰，也跟着班師，劉邦回到廣武，特赦婁敬，對婁敬說：“我不聽先生的話，竟被困在平城(白登只是平城附近一個小城，人們習慣於用大包小)。我已把前面派出的十個瞎眼特使，全部處斬！”封婁敬二千戶，擢升關內侯，號建信侯(關內侯，是准侯爵，沒有封號，也沒有采邑)。
陳平用什麼方法，使欒提冒頓解除白登城牆一角的包圍，是千古一大秘密。史書記載匈奴汗國皇后的那段話，絲毫沒有說服力量。而趙軍爽約，即令跟西漢軍勾結，也不會影響匈奴兵團的優勢。如果影響匈奴兵團的優勢，解開城牆一角之圍，難道優勢就可恢復？胡三省說：“秘計者，以其失中國之禮，故秘而不傳。”更屬匪夷所思，史書上斑斑可考的詭詐血腥，諸如劉邦要喝他爹的肉湯，難道不失中國之“禮”？雖然我們不知道秘計內容，但可以肯定，該秘計一定嚴重地傷害劉邦的尊嚴，使子孫和中國人蒙羞。否則，匈奴不會平空網開一面。
然而，劉邦仍不失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君王之一。在白登之役后，了解自己力量有限，不急圖報復，又向婁敬當面道歉，厚加酬報。比起以後歷史顯示的，像楊廣在邊疆丟臉之後，力求爭回面子，為全國人民以及為他的王朝，帶來死亡(參考614年)。像袁紹，當田豐勸他不可攻擊敵人時，他跟劉邦囚禁婁敬一樣，囚禁田豐，然而兵敗之後，袁紹卻老羞成怒，把田豐處決(參考200年)。劉邦，固一代英豪，使人擊掌。
劉邦既不能強嫁親女，於是物色一位民間的女子，宣稱她就是嫡長公主，隆重地送到匈奴汗國(王庭設於蒙古哈爾和林市)，作單于(二任)欒提冒頓的妻子。派婁敬護送，前往締結和親盟約。
司馬光曰：“婁敬完全了解欒提冒頓的凶暴殘忍，不可以用仁義感化，卻主張跟他結成姻親，為什麼前後如此矛盾？骨肉間的恩情，高貴卑賤間的區別，只有仁義的人才能知道，怎麼會想到用這種手段去使欒提冒頓屈服？古代君王統治蠻族，順服時用恩德懷柔他，反抗時用武力鎮壓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用婚姻作為手段的。欒提冒頓把他的親爹都當成禽獸，活活射殺，對於岳父，豈看在眼裏？婁敬的謀略，太不嚴密。何況魯元公主已是趙國(張敖)的王后，怎麼能再嫁給匈奴單于？”
正因為對手殘暴，才改用婚姻手段，怎麼會有矛盾？只有仁義的人才知道骨肉之情和尊卑之分，可謂天下第一奇談，野蠻人跟文明人一樣地愛護他們的兒女，尊敬他們的父兄，愛和敬不是某一個階層人士的專利，司馬光如果不是無知，就是故意抹殺事實。婁敬已講得明明白白：嫁出皇女，不是改造欒提冒頓，而是把效果放在欒提冒頓的子子孫孫，這正是可貴的遠見。司馬光卻纏住欒提冒頓本人不放。婁敬是“和親政策”的發明人，在婁敬之前，司馬光固沒有聽說過，但在婁敬之後，西漢王朝跟唐王朝和親政策獲得的豐富成果，《資治通鑒》記載得十分詳盡，這些記載又都經司馬光字字寓目，怎麼忽然間咬牙發誓說：“從沒有聽說過用婚姻作為手段”？
宋王朝拒絕和親的錯誤決策，已使中國付出極大代價。司馬光不但沒有反省，反而大言不慚地說：“對於蠻族，順服時用恩德懷柔他，反抗時用武力鎮壓他。”宋王朝時的蠻族契丹和西夏，始終威脅中國生存。司馬光也當過宰相，他為什麼不用恩德懷柔，又為什麼不用武力鎮壓？敵人，能擊敗他時擊敗他，不能擊敗他時只有和解——和親是和解的方式之一。宋王朝就壞在戰既不能戰，和又不敢和的稀泥之中。人們所聽的，全是些慷慨激昂、擲地有金石聲的隧道聲音，為害不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