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關於《紅樓夢》註釋一點商榷

8、關於《紅樓夢》註釋一點商榷

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第四十一回,“賈寶玉品茶櫳翠庵,劉姥姥醉卧怡紅院”,是本書一回寫得鮮明深刻的有名文章,下筆既生動活潑,又蘊藉含蓄。描寫敘述雖若完全寫實,卻又實中有虛。正如一個山水畫卷,有大青綠設色的壯麗華美,也有白描淡着色的清秀明朗,更重要是兩部分的巧妙結合形成一種節奏感,給人印象不易忘記。但內中有許多屬於十八世紀中上層社會流行好尚起居服用東西,現代人讀它時不易明白,必然還要查查註解。因此新的註解在本書中也具有一定重要性。懂得透,注得對,能幫助讀者深一層領會原作的好處;注得草率,或和原意相反,便給讀者帶來一種錯誤印象,把原文也糟塌了。

有關註解問題,在第368期《文學遺產》上拙文曾提起過。至於為《紅樓夢》作注,且多一層麻煩,因為時間近,很多事物還無書可查,問題多,想學也無從學起!所以談到這部書的註釋時,我想首先應當作為一個普通讀者,向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紅樓夢》重印本的幾位註釋工作者表示敬意,因為他們能熱心耐煩從事這個註釋工作,提高到新的學術要求水平。但是這個書的注本,就無疑還有許多具體問題,尚未得到很好解決,有待進一步繼續努力。有些事物並且絕對不可能用目下方法弄清楚的,試提出點個人粗淺看法,作為初步建議。

這裏擬先就《紅樓夢》第四十一回中的情節介紹一下:

本回寫賈母和劉姥姥等到了妙玉住處櫳翠庵,妙玉為討好賈母,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照法律是不許可的),裏面放了一個成窯五彩小蓋鍾(按事實不會有這種真成窯的,如出現,也是康熙時仿作的),捧與賈母。賈母喝后,讓劉姥姥也嘗嘗。後來道婆收茶盞回來時,妙玉就心嫌骯髒,叫把杯子擱在外面,不再使用。另外又拿出兩隻杯來,一個旁邊有一耳,杯上鐫着“”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遞與寶釵。那一隻形似缽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着“點犀”,妙玉斟了一遞與黛玉。卻又把日常自己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一切看在眼裏,明明懂得這種分別對待的意思,卻裝呆說笑,以為給釵、黛用的是“珍奇古玩”,給他的卻是“俗器”。接着,即妙玉和寶玉一番對答,表面像是泛泛的,卻包含着一些唯有彼此可以會心的情意。

這一回是《紅樓夢》著名文章,這一節更是作者下筆有分寸、有含蓄的妙文。處處有隱喻、字字有機鋒,我個人以為必須從實和虛兩方面去欣賞,才理會得透徹,註釋得妥貼。因為不僅話中多雙關意思,作者筆下稱讚有褒貶,即器物取名,也並不隨便。若對這點弦外之音少應有體會,僅就字面作注,自然難得本意。本來是活文章,難免被注扣死了。現在特提出三點來商榷,以就正於海內通人專家。

一、原注(9),——是一種古代大酒杯。、都是瓜類名。從前有些特製器物,都鐫刻名款。這個類杯近似瓜類形狀,所以給他起這個名。

二、原注(10),王愷珍玩——王愷是晉代官僚中最富的人物,這裏是說杯是王愷所制,又經過蘇軾的鑒賞,是一件極其珍貴的古玩。

三、原注(11),點犀——是古代碗類的器皿。犀角橫斷面中心有白點。這裏用唐李商隱詩“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典故作這類碗的名字。

從欣賞出發看,這節文字重點主要在寫妙玉為人,通過一些事件,見出聰敏、好潔、喜風雅,然而其實是有些做作、勢利和虛假,清潔風雅多是表面上的。作者筆意雙關,言約而意深。甚至於兩件器物取名,也不離開這個主題,前者是諧聲,後者卻是會意。也可說並非真有其物,可又並不是胡亂湊合。作注求恰如其分,得虛實兼顧,勢必得先務實,再務虛,才明白問題,博聞約取,言簡而要,作出比較正確中肯的註解!

如何務實?先得明白兩件東西和時代關係。明代以來,南方新抬頭中層士紳階層,官不一定作得怎麼大,房產田地不一定怎麼多,有的人或者還近於清貧,靠賣文賣畫為生。但時會所趨,卻儼然成一時風雅主人。不僅經常招朋聚友,吟詩作畫,寫斗方,充名士。遇春秋佳日,還必然呼朋喚侶,游山涉水,吃喝玩樂。出行求便於攜帶,因此照《夢溪筆談》提到流行用葫蘆或編竹絲加漆作茶酒器,講究的且必仿照古代銅玉器物,范成各種形態花紋。這種器物和南方其他許多工藝品一樣,到清初,進而成為北京宮廷貴族好尚,除製成各種用器外,還作成整套的樂器,通稱“葫蘆器”或“匏器”(實物故宮收藏相當多,前些年尚在西路辟有專室陳列)。原注(9)所說的,無疑就是這種用類范成式的茶具。和爵同是商代酒器,其實並不是杯,正如觚不是杯,各有不同形象,不同定名。一般說,多指三足、兩柱、一板手(即所謂耳),容量較大的一種殷商青銅酒器,陶器中形狀相近的也叫作,主要總是指已成定形的殷商青銅器。如明白這一點,本文中可以說是“茶杯”,注中就得說“是酒器借用”。當時也會真有這麼一個,可不是如原注說的“近似瓜類形狀”,正好相反,是“用瓜仿作形”的用具。

如何務虛?這個器別的不叫,為什麼偏偏叫這麼個刁鑽古怪名稱?似古怪實不古怪。俗語有:“假不假?班包假。真不真?肉挨心。”意思是“假的就一定假,真的也一定真”。作者是否有意取來適合俗語“班包假”的諧音,既指物,也指人?我想值得研究研究。

由於注者務實務虛通不夠,凡事從想當然出發,便弄錯了。

其次是注(10)問題,照字面注,只有王愷身份還對,其餘不切題的。因為若務實透徹,明白葫蘆器的流行在明清時代,則文中說的王愷珍玩,東坡鑒賞,都自然落了空。明明是諷刺打趣,正等於說“宋版《康熙字典》”,決不會真有其物。現在注里卻很認真地補說:“這是一件極其珍貴的古玩”,於是點金成鐵。

其三是注(11),關於點犀,原注引了李商隱詩,其實還是領會不到詩中用事本意,和這裏取名的用意。這也是要從務實和務虛才能明白的。

如何務實?宋明以來因南海貿易擴大,沉香、犀角等等貴重難得材料入口日多,高級官僚貴族因此多歡喜用來雕成種種美術品,示闊斗奢。沉香木多雕成山子,或靈芝如意,是由“海上三山”到“壽山福海”一脈相傳,和長壽多福願望分不開的。犀角則作酒器,也和長壽分不開,因為照傳說,犀角能解百毒。用犀角作杯主要計兩種形制:橫卧式多刻成張騫泛海的“博望槎”樣子,和元代朱碧山作的銀槎樣子差不多,是仿照一段枯木形象,中心挖空貯酒,槎尾上豎,照例還留下些叉椏,本來可能還是用沉香作成,犀、銀均后仿。通屬於“酒船”類。是從戰國腰圓形漆玉羽觴,到唐代六曲、八曲金銀酒船,再到宋明發展而成這種浪漫主義形式的工藝品。豎刻直立向下,上作喇叭口狀,是由古代觚觶和犀觥取法,犀觥實物雖不存,新出西漢壁畫中卻還有個畫得十分具體。衍進而成漢、宋雕玉,宋、明犀角杯實仿玉。杯沿和柄部或作高浮雕子母辟邪,或刻教子升天大小龍,又或刻成靈芝仙草,再進而刻成錦荔枝、玉蘭等像生花果,和其他山水樓閣場面。總之,數量多,式樣變化也大。一般只四五寸高,也有高及八九寸的。如取名“”,照理說,還必指實物中高足器而言。舊說(或引為《抱朴子》稱)犀中心有白線直透到底,名通天犀,李商隱詩即引此喻心在暗裏相通意。宋人用它作帶版,名“通犀帶”,尚有“正透”、“倒透”等等名目,在法定二十八種帶制中還極貴重,僅比紫雲樓金帶稍次。明代《天水冰山錄》記載嚴嵩抄家的重要財產中,還有好些條犀帶,好在何處和具體形象已不得而知。至於明清人作酒器,則中心必須挖空,由於應用要求不同,再不會過問有無白透子。(過我手的實物不下二百種,就沒有一件符合通犀情況的。可知酒器事實上不在那線白心!)

如何務虛?既明白了犀有“正透”、“倒透”、“透到底為貴”意思,又知道記載中有“竹犀形大紋粗可以亂真”的說法,且明白元明雜劇市語說“喬”多指裝模作樣假心假意,那麼當時取名“點犀”用意,是不是影射有“到底假”、“透底假”意思?就自然明白了。

也會有人不同意這麼解釋,以為似乎過份穿鑿。從部分看,的確近於穿鑿。但是如從這一節文章及全書對妙玉的性格諷刺批評看,說這兩個器物取名用意一是諧聲,一是會意,卻大致不會錯。這也還值得從另一方面再務務實看。清代以來,由康熙到乾隆,《格古要論》、《清秘藏》、《遵生八箋》《妮古錄》、《長物志》、《博物要覽》等等明人談雜藝書正流行。《格致鏡原》新刻出版,分門別類網羅更多,《淵鑒類函》除大字殿本外,且有古香齋巾箱本刊印。談犀角象牙文玩事物,在曹雪芹時代,實為一般貴族士大夫所熟習。因此這類影射名物的文字,正和書中敘述打燈謎差不多,當時丫頭如平兒、鴛鴦輩也能破的,若不說破謎底,要現在讓我們文化部長來猜,已難說十拿九穩!覺得解釋二茶具取名隱晦,是現代人和那個時代一切已脫節。(事實上說妙玉用“綠玉斗”給寶玉,系諧“摟玉肚”也大為可能!)

總的說來,注者由於務實不夠,務虛不深,對本文缺少應有認識,因此便不能把所提到的事物,放在當時歷史社會背景中去求理會。

這節文章正面說的是妙玉為人如何愛清潔,講風雅,反面卻有個凡事是假的微言深意,顯明對照是奉承賈母無所不至,卻極瞧不起劉姥姥。所謂文筆曲而穩的褒貶,和當時事事物物相結合,二百年前讀者用不着注也能有會於心。但是,到現代,由於近半世紀社會變化格外大,即或是注書教書的專家學者,若不下一番功夫,書中談到事事物物,事實上實在已經不大好懂了。儘管書中敘述的東西,目前可能在故宮博物院正擱在我們當眼處(記得珍寶館就陳列過一個高腳犀角杯),如沒有人點破,這就恰好是《紅樓夢》某回某頁提起過的東西,也還是不能轉用到註上來的。注者既不能從感性上取得應有知識,又無從向字典取經,僅從主觀猜想出發,當然難於融會貫通。所以作注不能恰到好處是可以理解的。為求註解落實,最理想是有人能用個積極負責的工作態度,從實踐出發,下一番狠心,扎紮實實去學懂它,再來作注。其次即採取個比較老實謹慎的工作態度,凡是自己目下還不懂的,不妨暫時不注。

由於一九五七年《紅樓夢》再版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在首頁曾提起過,曾參考過拙作未發表部分關於註釋《紅樓夢》名物資料稿本。事實上凡是糾正這些錯處地方,注者採用並不多,原注錯處依舊繼續保留,因此當時才試提出二三事來商討。

前人常說著書立說不容易,其實注書工作,認真說來又何嘗簡單!他不僅要懂語言,也要懂文學,不僅要懂社會,還要懂文物。更重要還是不能把這幾點看成孤立事物,必需融成一份知識。特別是像《紅樓夢》這樣一部內容包含宏富,反映十八世紀社會上層各方面的偉大現實主義作品,涉及一系列風俗人情、名物制度以及許多種外來新事物,求把註釋工作作到對得起原作,實在還值得有心人採取個更謹嚴態度用點心!和許多學術研究一樣,似乎也可採用兩條腿走路辦法進行。其一是出版部門重新組織點社會力量,如像故宮明清工藝史組工作同志,文史館、北京圖書館、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歷史語言所有關同志,和校正本書不同版本字句一樣,來分門別類好好校正一下原來注文,並補充應注部分,再行重印,不失為一種走群眾路線的比較慎重辦法。如果要進一步攻尖,則不妨鼓勵某些個人試採取一個更新的工作方法,老老實實去故宮各庫房學三五年文物,把一切起居應用器物摸熟,凡事總得學,才能懂,懂得后,才能作好注!

聽說北大中國文學系已有學生將近千人,他們學《詩經》、《楚辭》、樂府詩、唐詩,以至於《金瓶梅》、《紅樓夢》等小說,遇到起、居、服、用等等萬千種名詞時,碰到的問題大致都還相同。遠如對朱干、玉戚,因為沒有知道商周漆盾不同形象,和許多種不同式樣玉戚,及部分青銅製造中心鑲有小玉璧的戚,僅從古人以及近人著作註疏中兜圈子,是不可能得到具體正確印象來糾正《三禮圖》錯誤的!近如《紅樓夢》中說的東東西西,必然還是一樣麻煩費事不好懂,所以今後真正解決問題,也許不在教師倒在同學。如果每屆畢業同學,已恢復過去畢業論文制度,系中能有計劃統籌安排一下,某人作《詩經》、《楚辭》名物新證,某人作《急就章》、《釋名》新證,某人作唐詩名物新注,某人作《紅樓夢》文物研究……這麼分別進行,資料積累,保存到系中,有個十來年後,教學情形,將必然一改舊觀!這個工作說來容易,認真作去自然將比普通論文難得多。因為要求每條每項毫不含糊,一一落實,甚至於還得學會摹繪,用具體形象反映出對象。人再聰敏勤快,集中精力作一二年也未必即有滿意成果。但是路走得對,還不妨在畢業後用研究生或助教名分再搞幾年。想要這個工作作得十分踏實,必須承認工作方法也得改變,即應當用一個新的實事求是態度,例如作《紅樓夢》起居服用注,到故宮博物院明清工藝史陳列組及各庫房工作組去取經求教,好好結合文獻和文物,先進行百十條試點調查研究,再逐漸擴大範圍,才可望懂得透徹,注得真切,對讀者才會有真正幫助。也唯有從這樣踏實工作去得到的知識,才能用它來糾正舊有的錯誤並充實以新內容。

這種下庫房學習注書、工作方法上的根本改變,對於一個學有成就的專家通人言來,我們不敢抱過大奢望,因為文獻梳理工作有待於他們指導的還多。對於一個年青力壯的同學,理會得到必需通過這種調查研究、實踐,才可望使工作得到應有的進展的,必樂意接受這個新任務。我相信經過一定時間,必然能夠克服工作中不可免的困難,會取得十分滿意的豐收!

(原載《光明日報》,1961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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