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關於《紅樓夢》註釋一點商榷

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第四十一回，“賈寶玉品茶櫳翠庵，劉姥姥醉卧怡紅院”，是本書一回寫得鮮明深刻的有名文章，下筆既生動活潑，又蘊藉含蓄。描寫敘述雖若完全寫實，卻又實中有虛。正如一個山水畫卷，有大青綠設色的壯麗華美，也有白描淡着色的清秀明朗，更重要是兩部分的巧妙結合形成一種節奏感，給人印象不易忘記。但內中有許多屬於十八世紀中上層社會流行好尚起居服用東西，現代人讀它時不易明白，必然還要查查註解。因此新的註解在本書中也具有一定重要性。懂得透，注得對，能幫助讀者深一層領會原作的好處；注得草率，或和原意相反，便給讀者帶來一種錯誤印象，把原文也糟塌了。

有關註解問題，在第368期《文學遺產》上拙文曾提起過。至於為《紅樓夢》作注，且多一層麻煩，因為時間近，很多事物還無書可查，問題多，想學也無從學起！所以談到這部書的註釋時，我想首先應當作為一個普通讀者，向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紅樓夢》重印本的幾位註釋工作者表示敬意，因為他們能熱心耐煩從事這個註釋工作，提高到新的學術要求水平。但是這個書的注本，就無疑還有許多具體問題，尚未得到很好解決，有待進一步繼續努力。有些事物並且絕對不可能用目下方法弄清楚的，試提出點個人粗淺看法，作為初步建議。

這裏擬先就《紅樓夢》第四十一回中的情節介紹一下：

本回寫賈母和劉姥姥等到了妙玉住處櫳翠庵，妙玉為討好賈母，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照法律是不許可的），裏面放了一個成窯五彩小蓋鍾（按事實不會有這種真成窯的，如出現，也是康熙時仿作的），捧與賈母。賈母喝后，讓劉姥姥也嘗嘗。後來道婆收茶盞回來時，妙玉就心嫌骯髒，叫把杯子擱在外面，不再使用。另外又拿出兩隻杯來，一個旁邊有一耳，杯上鐫着“”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遞與寶釵。那一隻形似缽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着“點犀”，妙玉斟了一遞與黛玉。卻又把日常自己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一切看在眼裏，明明懂得這種分別對待的意思，卻裝呆說笑，以為給釵、黛用的是“珍奇古玩”，給他的卻是“俗器”。接着，即妙玉和寶玉一番對答，表面像是泛泛的，卻包含着一些唯有彼此可以會心的情意。

這一回是《紅樓夢》著名文章，這一節更是作者下筆有分寸、有含蓄的妙文。處處有隱喻、字字有機鋒，我個人以為必須從實和虛兩方面去欣賞，才理會得透徹，註釋得妥貼。因為不僅話中多雙關意思，作者筆下稱讚有褒貶，即器物取名，也並不隨便。若對這點弦外之音少應有體會，僅就字面作注，自然難得本意。本來是活文章，難免被注扣死了。現在特提出三點來商榷，以就正於海內通人專家。

一、原注（9），——是一種古代大酒杯。、都是瓜類名。從前有些特製器物，都鐫刻名款。這個類杯近似瓜類形狀，所以給他起這個名。

二、原注（10），王愷珍玩——王愷是晉代官僚中最富的人物，這裏是說杯是王愷所制，又經過蘇軾的鑒賞，是一件極其珍貴的古玩。

三、原注（11），點犀——是古代碗類的器皿。犀角橫斷面中心有白點。這裏用唐李商隱詩“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典故作這類碗的名字。

從欣賞出發看，這節文字重點主要在寫妙玉為人，通過一些事件，見出聰敏、好潔、喜風雅，然而其實是有些做作、勢利和虛假，清潔風雅多是表面上的。作者筆意雙關，言約而意深。甚至於兩件器物取名，也不離開這個主題，前者是諧聲，後者卻是會意。也可說並非真有其物，可又並不是胡亂湊合。作注求恰如其分，得虛實兼顧，勢必得先務實，再務虛，才明白問題，博聞約取，言簡而要，作出比較正確中肯的註解！

如何務實？先得明白兩件東西和時代關係。明代以來，南方新抬頭中層士紳階層，官不一定作得怎麼大，房產田地不一定怎麼多，有的人或者還近於清貧，靠賣文賣畫為生。但時會所趨，卻儼然成一時風雅主人。不僅經常招朋聚友，吟詩作畫，寫斗方，充名士。遇春秋佳日，還必然呼朋喚侶，游山涉水，吃喝玩樂。出行求便於攜帶，因此照《夢溪筆談》提到流行用葫蘆或編竹絲加漆作茶酒器，講究的且必仿照古代銅玉器物，范成各種形態花紋。這種器物和南方其他許多工藝品一樣，到清初，進而成為北京宮廷貴族好尚，除製成各種用器外，還作成整套的樂器，通稱“葫蘆器”或“匏器”（實物故宮收藏相當多，前些年尚在西路辟有專室陳列）。原注（9）所說的，無疑就是這種用類范成式的茶具。和爵同是商代酒器，其實並不是杯，正如觚不是杯，各有不同形象，不同定名。一般說，多指三足、兩柱、一板手（即所謂耳），容量較大的一種殷商青銅酒器，陶器中形狀相近的也叫作，主要總是指已成定形的殷商青銅器。如明白這一點，本文中可以說是“茶杯”，注中就得說“是酒器借用”。當時也會真有這麼一個，可不是如原注說的“近似瓜類形狀”，正好相反，是“用瓜仿作形”的用具。

如何務虛？這個器別的不叫，為什麼偏偏叫這麼個刁鑽古怪名稱？似古怪實不古怪。俗語有：“假不假？班包假。真不真？肉挨心。”意思是“假的就一定假，真的也一定真”。作者是否有意取來適合俗語“班包假”的諧音，既指物，也指人？我想值得研究研究。

由於注者務實務虛通不夠，凡事從想當然出發，便弄錯了。

其次是注（10）問題，照字面注，只有王愷身份還對，其餘不切題的。因為若務實透徹，明白葫蘆器的流行在明清時代，則文中說的王愷珍玩，東坡鑒賞，都自然落了空。明明是諷刺打趣，正等於說“宋版《康熙字典》”，決不會真有其物。現在注里卻很認真地補說：“這是一件極其珍貴的古玩”，於是點金成鐵。

其三是注（11），關於點犀，原注引了李商隱詩，其實還是領會不到詩中用事本意，和這裏取名的用意。這也是要從務實和務虛才能明白的。

如何務實？宋明以來因南海貿易擴大，沉香、犀角等等貴重難得材料入口日多，高級官僚貴族因此多歡喜用來雕成種種美術品，示闊斗奢。沉香木多雕成山子，或靈芝如意，是由“海上三山”到“壽山福海”一脈相傳，和長壽多福願望分不開的。犀角則作酒器，也和長壽分不開，因為照傳說，犀角能解百毒。用犀角作杯主要計兩種形制：橫卧式多刻成張騫泛海的“博望槎”樣子，和元代朱碧山作的銀槎樣子差不多，是仿照一段枯木形象，中心挖空貯酒，槎尾上豎，照例還留下些叉椏，本來可能還是用沉香作成，犀、銀均后仿。通屬於“酒船”類。是從戰國腰圓形漆玉羽觴，到唐代六曲、八曲金銀酒船，再到宋明發展而成這種浪漫主義形式的工藝品。豎刻直立向下，上作喇叭口狀，是由古代觚觶和犀觥取法，犀觥實物雖不存，新出西漢壁畫中卻還有個畫得十分具體。衍進而成漢、宋雕玉，宋、明犀角杯實仿玉。杯沿和柄部或作高浮雕子母辟邪，或刻教子升天大小龍，又或刻成靈芝仙草，再進而刻成錦荔枝、玉蘭等像生花果，和其他山水樓閣場面。總之，數量多，式樣變化也大。一般只四五寸高，也有高及八九寸的。如取名“”，照理說，還必指實物中高足器而言。舊說（或引為《抱朴子》稱）犀中心有白線直透到底，名通天犀，李商隱詩即引此喻心在暗裏相通意。宋人用它作帶版，名“通犀帶”，尚有“正透”、“倒透”等等名目，在法定二十八種帶制中還極貴重，僅比紫雲樓金帶稍次。明代《天水冰山錄》記載嚴嵩抄家的重要財產中，還有好些條犀帶，好在何處和具體形象已不得而知。至於明清人作酒器，則中心必須挖空，由於應用要求不同，再不會過問有無白透子。（過我手的實物不下二百種，就沒有一件符合通犀情況的。可知酒器事實上不在那線白心！）

如何務虛？既明白了犀有“正透”、“倒透”、“透到底為貴”意思，又知道記載中有“竹犀形大紋粗可以亂真”的說法，且明白元明雜劇市語說“喬”多指裝模作樣假心假意，那麼當時取名“點犀”用意，是不是影射有“到底假”、“透底假”意思？就自然明白了。

也會有人不同意這麼解釋，以為似乎過份穿鑿。從部分看，的確近於穿鑿。但是如從這一節文章及全書對妙玉的性格諷刺批評看，說這兩個器物取名用意一是諧聲，一是會意，卻大致不會錯。這也還值得從另一方面再務務實看。清代以來，由康熙到乾隆，《格古要論》、《清秘藏》、《遵生八箋》《妮古錄》、《長物志》、《博物要覽》等等明人談雜藝書正流行。《格致鏡原》新刻出版，分門別類網羅更多，《淵鑒類函》除大字殿本外，且有古香齋巾箱本刊印。談犀角象牙文玩事物，在曹雪芹時代，實為一般貴族士大夫所熟習。因此這類影射名物的文字，正和書中敘述打燈謎差不多，當時丫頭如平兒、鴛鴦輩也能破的，若不說破謎底，要現在讓我們文化部長來猜，已難說十拿九穩！覺得解釋二茶具取名隱晦，是現代人和那個時代一切已脫節。（事實上說妙玉用“綠玉斗”給寶玉，系諧“摟玉肚”也大為可能！）

總的說來，注者由於務實不夠，務虛不深，對本文缺少應有認識，因此便不能把所提到的事物，放在當時歷史社會背景中去求理會。

這節文章正面說的是妙玉為人如何愛清潔，講風雅，反面卻有個凡事是假的微言深意，顯明對照是奉承賈母無所不至，卻極瞧不起劉姥姥。所謂文筆曲而穩的褒貶，和當時事事物物相結合，二百年前讀者用不着注也能有會於心。但是，到現代，由於近半世紀社會變化格外大，即或是注書教書的專家學者，若不下一番功夫，書中談到事事物物，事實上實在已經不大好懂了。儘管書中敘述的東西，目前可能在故宮博物院正擱在我們當眼處（記得珍寶館就陳列過一個高腳犀角杯），如沒有人點破，這就恰好是《紅樓夢》某回某頁提起過的東西，也還是不能轉用到註上來的。注者既不能從感性上取得應有知識，又無從向字典取經，僅從主觀猜想出發，當然難於融會貫通。所以作注不能恰到好處是可以理解的。為求註解落實，最理想是有人能用個積極負責的工作態度，從實踐出發，下一番狠心，扎紮實實去學懂它，再來作注。其次即採取個比較老實謹慎的工作態度，凡是自己目下還不懂的，不妨暫時不注。

由於一九五七年《紅樓夢》再版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在首頁曾提起過，曾參考過拙作未發表部分關於註釋《紅樓夢》名物資料稿本。事實上凡是糾正這些錯處地方，注者採用並不多，原注錯處依舊繼續保留，因此當時才試提出二三事來商討。

前人常說著書立說不容易，其實注書工作，認真說來又何嘗簡單！他不僅要懂語言，也要懂文學，不僅要懂社會，還要懂文物。更重要還是不能把這幾點看成孤立事物，必需融成一份知識。特別是像《紅樓夢》這樣一部內容包含宏富，反映十八世紀社會上層各方面的偉大現實主義作品，涉及一系列風俗人情、名物制度以及許多種外來新事物，求把註釋工作作到對得起原作，實在還值得有心人採取個更謹嚴態度用點心！和許多學術研究一樣，似乎也可採用兩條腿走路辦法進行。其一是出版部門重新組織點社會力量，如像故宮明清工藝史組工作同志，文史館、北京圖書館、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歷史語言所有關同志，和校正本書不同版本字句一樣，來分門別類好好校正一下原來注文，並補充應注部分，再行重印，不失為一種走群眾路線的比較慎重辦法。如果要進一步攻尖，則不妨鼓勵某些個人試採取一個更新的工作方法，老老實實去故宮各庫房學三五年文物，把一切起居應用器物摸熟，凡事總得學，才能懂，懂得后，才能作好注！

聽說北大中國文學系已有學生將近千人，他們學《詩經》、《楚辭》、樂府詩、唐詩，以至於《金瓶梅》、《紅樓夢》等小說，遇到起、居、服、用等等萬千種名詞時，碰到的問題大致都還相同。遠如對朱干、玉戚，因為沒有知道商周漆盾不同形象，和許多種不同式樣玉戚，及部分青銅製造中心鑲有小玉璧的戚，僅從古人以及近人著作註疏中兜圈子，是不可能得到具體正確印象來糾正《三禮圖》錯誤的！近如《紅樓夢》中說的東東西西，必然還是一樣麻煩費事不好懂，所以今後真正解決問題，也許不在教師倒在同學。如果每屆畢業同學，已恢復過去畢業論文制度，系中能有計劃統籌安排一下，某人作《詩經》、《楚辭》名物新證，某人作《急就章》、《釋名》新證，某人作唐詩名物新注，某人作《紅樓夢》文物研究……這麼分別進行，資料積累，保存到系中，有個十來年後，教學情形，將必然一改舊觀！這個工作說來容易，認真作去自然將比普通論文難得多。因為要求每條每項毫不含糊，一一落實，甚至於還得學會摹繪，用具體形象反映出對象。人再聰敏勤快，集中精力作一二年也未必即有滿意成果。但是路走得對，還不妨在畢業後用研究生或助教名分再搞幾年。想要這個工作作得十分踏實，必須承認工作方法也得改變，即應當用一個新的實事求是態度，例如作《紅樓夢》起居服用注，到故宮博物院明清工藝史陳列組及各庫房工作組去取經求教，好好結合文獻和文物，先進行百十條試點調查研究，再逐漸擴大範圍，才可望懂得透徹，注得真切，對讀者才會有真正幫助。也唯有從這樣踏實工作去得到的知識，才能用它來糾正舊有的錯誤並充實以新內容。

這種下庫房學習注書、工作方法上的根本改變，對於一個學有成就的專家通人言來，我們不敢抱過大奢望，因為文獻梳理工作有待於他們指導的還多。對於一個年青力壯的同學，理會得到必需通過這種調查研究、實踐，才可望使工作得到應有的進展的，必樂意接受這個新任務。我相信經過一定時間，必然能夠克服工作中不可免的困難，會取得十分滿意的豐收！

（原載《光明日報》，1961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