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樣回答嗎？
你這樣回答嗎？
──比裔美籍司禮義神父談“醜陋的中國人”
張香華
耶穌說了這話，旁邊站着一個差役，用手掌打他說：“你這樣回答大祭司么？”耶穌說：“我若說得不是，你可以指證那不是；我若說得是，你為什麼打我呢？”
──《約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二節
和司神父相處，常給你驚奇的經驗。
在館子裏，面無表情的女侍把菜單扔到我們面前，司神父悄悄問我：“你知道她為什麼這種態度？”我還沒找出適當的答案，他卻幽默地說：“她不喜歡我。”
街上，幾個年輕女孩走近，司神父望着Ｔ恤上印着外文的一位叫我看，我說我不懂法文。司神父為我翻譯，那幾個字的意思是：“來亂搞我！”他搖頭嘆氣：“她一定不知道這個意思。”
司神父住在台北市萬大路附近，那一帶拜拜風氣很盛，大街小巷處處是廟宇，和私人開設的神壇。司神父告訴我：“昨晚這裏上演酬神戲，你知道他們演什麼？”我答：“布袋戲。”心想這回一定答對了。誰知司神父的答案是：“他們表演脫衣舞。”
──今年七十餘歲的司神父，是比利時裔的美國人，前後十餘年在中國內地以及台灣的生活體驗，使他對中國十分熟悉，加上他是中央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學者，他對中國語言、文字、民俗的研究，已有五十年之久。從一九三○年起，司神父開始習中文，曾經是趙元任、陳世驤兩位語言學家的學生；一九五五年得柏克萊加州大學東方語言學博士，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臘文、拉丁文，熟諳中文、西藏文、蒙古文、梵文、日文。一九三七年，他到中國內地北方，一面傳教，一面做中國民俗研究、歌謠收集工作，並用英、法、德文等多種語言，發表過學術論著三十餘種。
我告訴神父，我很吃驚，因為他老是提醒我這個中國人，身邊許多習而不察，或察而不覺的現象。我心想，為什麼不請他就“醜陋的中國人”這個主題，說說他的看法。以他對中國人的了解之深，對中國人的感情之濃，加上他來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精神，他豐富的學識和修養，一定會給我們帶來跨國性和跨民族性的啟示。
司神父說：“你不在乎我的話令你驚奇？”
我說：“我正在期待你給我最大的驚奇。”
司神父本名PaulL-M.Serruys，司禮義，是他的中國名字，從這個名字，看出他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可是，司神父答覆我的禮義之問，卻說：“禮，是很好的東西，是人類行為的規範。但，中國人只講禮，不講理。於是禮的好處就變了質。因為禮應該接受理──正確的原因（therightreason）的指導。”
“義難道不是正確的原因？”我說：“我們中國人一向有‘禮義之邦’之稱。”
“禮義之邦？”司神父沉吟一會，“我沒聽說過。‘義’字的英譯，應該是Right或者還有一個意義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認為中國人最缺乏的，就是社會是非觀念（SocialJustice）。中國人講的義，是用來要求別人而設的，人人都覺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說，中國人的‘義’是雙重標準。”
我問：“從什麼事情，使你對中國人產生這樣的印象？”
“交通現象就是一張中國社會的圖畫，”司神父說，“中國人對作為一個國民，應該盡什麼義務，完全沒有觀念。交通規則在中國，只是訂來要求別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責，立刻覺得沒面子。又譬如說，我今天這樣批評中國人，大多數中國人的反應，恐怕是生我的氣。平時，常常有人說我太驕傲，或者來勸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標準談論中國人。其實，我很不願意傷中國人的感情。”
“不見得人人都會生你的氣，我就不會，”我說，“我也不怕感情受傷，我就是盼望聽聽你傷中國人的心，傷得有沒有道理。”
司神父舉一個例子：有一次，在一項學術會議討論過程中，司神父提出與某位中國學者不同的意見，對方從頭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從一開始，這位學者聽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見，就非常不高興，立刻面露慍色，拒絕和他討論。第二天，司神父親自到這位學者的辦公室，準備再試試和他溝通。誰知道學者明明在辦公室，卻教秘書小姐說：“不在。”司神父只好知難而退。
“所以，”司神父說，“我覺得和中國人講理，比登天都難。有時候，你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他用逃避問題的態度來對待你，使你無計可施。其實，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講理，因為講理會使他失去面子。你想，連學術界都只講面子，不講理，造成權威和壟斷，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講理？”司神父接著說：“當然，有時候，我和中國學者在一起討論問題，我提出不同的意見，也有學者會說：‘我不同意你，不過，我現在說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來和你討論。’然而，能用這種態度來討論問題的，實在沒有幾個。”
我問：“你是不是認為中國人講禮，妨礙了講理？”
“其實，講禮和講理，是可以同時進行的，”司神父強調，“但必須經過學習，同時要有起碼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稱，才能夠講理。至於‘禮義之邦’大概是中國人後來附會的說法，應該稱‘禮樂之邦’才對，因為中國歷史上說周公制禮作樂。”
司神父對中國古籍了解之深，令我驚訝。
“紀元前五世紀蘇格拉底時代，希臘人自稱是‘理樂之邦’，”司神父用筆寫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於“禮”字，“他們非常重視音樂，認為音樂是理的完美表現，理如果脫離音樂，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臘人的人生哲學，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kaloskagathos，前面一個字kalos，是‘美’，後面一個字agathos，是‘善’，中間一個k是kai的簡寫，是‘和’的意思。希臘人認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達到kaloskagathos，美與善合一。善，存在於理中，美，表現在音樂里，所以，希臘人自稱‘理樂之邦’，和中國人自稱‘禮義之邦’，是很有趣的東西文化對照。”
我靜靜地聽着。
“不過，”司神父說，“中國人講‘禮’，卻只是虛禮———面子，‘理’則受到壓抑，不能伸張。且音樂的藝術功能，在整個中國文化發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視，連帶和文學結合的戲曲，也發展得很遲。直到十三世紀元朝，蒙古的統治者，還不懂向中國民間藝術伸出政治高壓的巨掌，中國戲曲才開始得到萌芽。”
中國人的禮，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話像一記春雷。
“另外和音樂相關的詩歌，中國也和希臘詩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說，“中國人沒有史詩（epic），沒有像荷馬那樣壯闊的史詩。中國人的詩，常常只寫一己、一時、一地的感受。詩意（image）雖美，但只注重個人，不着重對大自然的觀察和描寫。即使寫，也只是用來烘托個人的感受，更不要說對整個民族觀照的史詩。還有一點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漢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詩。”
“這個原因是什麼？”我問。
“我還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只是發現這個現象。也許你可以告訴我，中國人為什麼輕視這些？”
聽到司神父的問題，然而，我的思維卻仍環繞在他前面講的“中國人的禮，就是面子”那句話上久久不去。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裝潢十分高雅考究，取個洋名叫Royal，中譯作“老爺”的餐廳，三樓的明宮廳供應中國菜。我們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會兒，終於等到一張剛空出來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后，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攤醬油污漬的白桌布上，加鋪一小塊橘紅方巾，立刻擺上我們的碗筷。她的動作，嫻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開后，指着露出醬油污漬的白桌布，說：
“你看，這就是面子！加上一塊小紅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麼，骯不骯髒，就不需要計較了。”
平時，常聽到有人說：
“這是太不給面子了……”
“不給面子，就是存心跟我過不去嘛！”
“賞臉的話，請……”
“這樣做，真是夠有面子……”
這類話，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豈不比比皆是！在這一張張“面子”之下，我們中國人是不是忽略了“裡子”？我們的生活中，類似“老爺餐廳”高貴的金碧輝煌之下，掩蓋着多少醬油污漬，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遊到這裏，才想起我無法回答司神父的問話，於是我問：
“你是語言學家，從語言上，中國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麼不同？”
“中國人的語言，和其他國家的語言，並沒有不同，”司神父簡潔地說，“中國人常常喜歡自負地說，中國語言是獨一無二的，這個態度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的態度一樣，其實，這是膚淺、幼稚的說法。”
“中國語言動詞沒有時態變化，”我說，“名詞沒有單數、多數之分，不是和西方語言不同嗎？”
“那只是表達方式不同，並不是語言系統、思考邏輯上的不同。例如：中國人用‘過’、‘了’表示時態，用‘兩個’、‘三個’表示數量，並不是說中國人沒有時態或數量觀念。中國人可以用語言，把思想表達得非常精確。問題關鍵在，中國人想不想表達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達清楚，他就可以表達得很模糊。”
“請進一步說明，好嗎？”我請求。
“中國語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詞，英文卻絕對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講不清楚，也可以用語言使別人誤會，”司神父說，“中國人在語言上，並不特殊，我認為真正特殊的是中國的文學，那裏面有中國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現在研究自己文學的中國人，偏偏拿中國的文學來和西方文學並論，用西方人研究文學的方法來做‘比較文學’，用這個方法研究中國文學，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說，語言只是傳達觀念的工具，觀念差異，言語就有差異，是嗎？”我問。
司神父同意地點點頭。
“你認為是什麼樣的觀念，影響中國人生活形態最大？”我接着問。
司神父直截了當針對我所盼望聽到的主題，說：
“我認為造成中國社會落後，有一個原因來自中國人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太大。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這句話支配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使中國人的知識無法實驗，知識和技術無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學者往往是手拿釘鎚、斧頭的人。在西風東漸之前，中國學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實驗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識、技術，卻在實踐的過程中，獲得不斷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國人縱有聰明的思考力，精於算術，很早能發明火藥、羅盤、弓箭，卻沒有辦法推動科技，發展機械文明。因為，在儒家思想影響之下，高級知識分子的領導階層，輕視用手做工。機器的發明與運用，只限於末流的平民階段，大大地阻礙了知識的發展。”
我承認這是中國士大夫階層的特徵。
“身居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高高在上，和大眾生活脫節，知識的斷層，使中國人思考與行為分家，嚴重地妨礙中國社會的進步。”
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國考古學家李濟先生，他說：“其實，以上這個見解，是李先生說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見而已。”
李濟先生當年在河南安陽，親自參與挖掘古物出土，結果被人誤當做幹活的粗人的經驗，使他說了上面一段話。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帶，做民俗、歌謠、語言的研究工作時，由一位乞丐帶着他深入民間，到處尋訪。他曾經用一個制錢換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圍繞在他四周的中國孩子，交換俚語。而當地的人，對他這種行徑，視作怪誕，甚至把他當做一個瘋子。所以，司神父覺得中國人的學問，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傳統觀念架空。
“另外，阻礙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觀念，”司神父繼續他的話，“中國的法律，從很早開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觀念只有一種，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觸犯了法律，應接受什麼樣的刑罰。而羅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讓人民知道，天生下來自己有什麼權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讓人民知道，觸犯了刑案，得受什麼處罰。這二者相輔相成，既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所以，人民對法律產生重視和遵守的心理。
反觀中國，在西化之前，人民對自己的權利毫無概念，甚至連一己的性命，都認為是君王所賜，更遑論其他。傳統中國社會中，權勢假道德之名行使統治，領導階層稱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從權威，完全沒有現代法治的觀念，這是基本上很大的錯誤。
在這種單軌法律統治之下，中國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護自己的規則。所以，對法律只有產生畏懼、逃避，甚至枉法、違法，基本上是因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緣故。”
司神父下了一句斷語：“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孔子那個時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論，完全沒有立足餘地。”停了一會，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繼續說：“一個國家在上述那種單軌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兩代就能改變，因為人民一下子還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這實在是歷史文化累積的結果。譬如，今天的中國人仍然對民主毫無概念。”
“我們已有選舉和立法機構。”我說。
“民主是現代化國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須知道怎麼樣做一個國民。受了苦要知道怎麼樣去奮鬥、爭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來改善。我最常聽到中國人民對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沒有辦法！’對空氣污染如此，對交通紊亂也如此，一切都‘沒有辦法’！”
司神父感慨地說：“歸根究底是，中國人民並不真的想改善！”
“請你再說說，”我說，“中國人受了那麼多苦難，專制、腐敗、戰爭、貧窮、外侮、內亂，層出不窮，是不是這些阻礙了中國的進步？而且，世界上別的國家受難之後，很快能復興，為什麼中國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湧，情感澎湃，表現出他對中國觀察之深，對中國人寄望之殷。聽到我提出這個問題，他一口氣提出了下面幾個看法。
他認為中國復興得慢，起碼有幾個原因———
第一，中國人只有家的觀念，沒有國的觀念，中國人的美德、忠誠、愛心、保護力，都以家為目標，一切努力，到此為止。
司神父說：“中國人的心目中，國家是一部收稅的機器，也是一部剝削人民的機器。因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麼過活，他本身是這部機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這部機器的被剝削者，他沒有辦法抗拒剝削，變成一種惡性循環（ViciousCircle）。”
“你會不會太悲觀了一點？”我問：“你不覺得我們在進步？”
“也許是有點悲觀，但大致上說來，我覺得中國進步得太慢。至少，中國人對國家的觀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變，”司神父心情沉重，說，“中國有些在上層領導的人物，本身是個好人，可是，他們就是不懂別人是怎麼活的。這種上下層人物不能溝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從貧窮出身，但，一旦當權之後，不但不再設身處地，站在原來自己那個階層發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認為窮人是懶惰、活該。”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個例證，說明中國人很怕面對自己的弱點。他從書架上拿出一疊資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詩人楊君的詩，拿給我看。“我知道他，楊君是他寫詩的筆名，他姓王，曾經在台大……”我的話未完。
“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時寫給我的詩：《獻給一位比利時漢學家》。因為，他當時需要一份教職，要我介紹他到華盛頓大學任教，本來他對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課堂上講授詩歌，他的學生對他的講法有疑問，轉來請教我，而我的講法和他有所抵觸，從此，他就不再理我了。這次在我來台灣之前，曾寫信給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詩人楊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麼，使我覺得他以前的獻詩是一種偽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說，一面摩挲着楊君寫給他的詩，我接過來，看到詩句中說———
你看到每棵樹都在長大繁榮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着護衛着
我感覺得到，這位曾經受過司神父推薦的中國詩人楊君，已經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說：
“我們再來談國家問題吧。”
“第二，中國文明發展到清初，達到了極點，自以為四海之內，惟我獨尊，閉鎖的心態使中國對外來的一切，毫無心理準備去接受，老大與僵固，封鎖了中國人向外學習的能力。
第三，中國人被船堅炮利的事實說服，發現必須向西方吸收科技時，中國在內政上矛盾與衝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學習科技的主張上，也缺乏一套統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較，日本可就有計劃得多。他們一旦認定這是生存之道，馬上選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我親眼看到那時被派到比利時的中國留學生，”司神父說，“有些資質不好，通不過考試，被學校淘汰，卻從此居留下來，中國政府沒有想辦法更換。日本則不然，日本在選派人才時，十分嚴格甄選，一旦在外成績不佳，馬上另派人來替換，而且，學成之後，一定要回國建設。中國的留學教育，就缺乏這樣一套有效的辦法。”
“第四，中國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強悍，中國人一切聽天由命慣了，以色列人則還擊力（fightback）很強，遇到苦難，他們會掙扎，要對方付出代價。中國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話，一筆勾銷。
第五，中國人不知道法治為何物，德國人則向來惟法是從，對紀律之重視，舉世無匹。所以，希特拉只是因緣際會，在優秀的日耳曼人身上，建立自己的功勛，並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而是人民訓練有素。正因此，二次戰敗后的德國，很快就找到自己復興的軌道。中國人的‘沒有辦法’，與德國人的‘守法’，正好相反。
從以上五點來看，中國人之所以復興得慢，實在是有以致之。”
司神父結束了縱橫的議論，久久無語。
“你知道嗎？”在沉默了一陣之後，司神父說，“我是一九三七年到中國來的。在我來中國之前，很早就對中國好感與好奇。我十四歲時，第一次讀到利瑪竇到中國的故事，種下了我日後到中國的種子。另外有件事，使我對中國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親自到中國來的動機。”
司神父曾經讀到一篇報道《賽珍珠（PearlSydenstrickerBuck）在紐約》，應中國留學生邀宴的文章。賽珍珠在筵席間當場宣佈，她準備把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翻譯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文學時，在紐約的中國留學生頓時提出異議，這些留學生認為把中國下層社會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殺人越貨、吃人肉等殘酷的暴行，介紹到外國去，無疑是一件丟中國人臉的事，他們希望賽珍珠翻譯一本描寫中國人純潔無邪的書。司神父對這些留學生的意見，感到異常震驚，他說：
“他們是高級知識分子，卻持這樣的看法，認為《水滸傳》是中國人的恥辱，難道不知道世界上無論什麼地方的人，都有情慾，都有人性的黑暗面？有誰會因莎士比亞寫邪惡的人物、淫蕩的女子，就會輕視英國的文化？因此，這些中國留學生給我的印象是，他們自欺得厲害。這種‘自欺’（Self-delusion），實在是中國人的好面子，喜歡矇騙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
“中國人有沒有優點？”我想從另一個角度，看看這位外國人對中國人的評價。
“當然有，”司神父首先舉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國人相處，開始時他們很多疑，但一處久了之後，他們對人非常忠心。”
“什麼叫‘忠心’？”我問。
“譬如，他們會竭盡所能來幫助你，為你服務，保護你。中國人當他們一旦和你成為真正的朋友時———雖然，那往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他願意無條件為你做許多事，且不求回報。
其次，中國人很富於外交能力。中國人天生就富口才，個個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他們都有很強的說服力，他都有令人難以拒絕的本領，使你為了說一個‘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優點嗎？”我問。
“起碼，那是一種性格的特質（Quality），”司神父說，“中國人的忍耐力是驚人的，是巨大無比的。”看過中國農村貧苦生活的面目，體驗過中國人近代紛亂迭起的變遷，司神父說，“我沒有看過比中國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點，”司神父繼續說，“中國人對知識學問充滿了崇仰，學習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說，中國人喜歡上學，卻不喜歡讀書，”我提出質疑，“你以為如何？”
“中國人的確喜歡上學，對學習甚至崇敬般感動，但，他們的動機我還不清楚。”
在語言學和甲骨文中鑽研數十年，躋身於中國學術界最高階層──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說，“在中國，絕大多數時候，我都和中下階層的中國人相處，偶然才和上流社會的中國人打交道。我發現上流人士中，有許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項不變的事實是，這些上流人士對中國傳統社會體制中產生的嚴重不公，毫無知覺──這種社會體制目前仍持續保持。雖然，他們有時慈悲為懷，但，身為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對這種不公應負責任，應採取變革，竟毫無概念。從頭到尾，他們一貫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變。”
我想起寫《資治通鑒》的司馬光，正是這樣一個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變，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見我墜入沉思，繼續高昂地說，“中下階層的小市民當然在整個國家現代化的建設中，並不是完全清白無辜，但，他們那種對苦難的承擔，和無休無止做苦力的精神，與生俱來的謙卑和殷勤，實在是令我心折，儘管他們語言粗魯，但，在我的面前，他們從不失敏感和纖細。”
從客觀立場來評估中國傳統文化的司神父，在他發表了那麼豐富的言論之後，我想聽聽他再談談儒家。
“你對儒家是全盤否定？”我問。
“應該這麼說，”司神父又補充說，“對儒家負面影響的看法，我曾經遭受過很強烈的反對。我必須承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許多不同的角度。但，總括來說，後來的儒家學派，對中國社會是一點助益也沒有。雖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對暴政有革命權利’的思想，偶然也曾靈光一閃，但，卻後繼無人，即使有，也不曾發生過影響力！”
“我提出了中國人那麼多的缺點，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會因此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憂慮，他認為一個外國人要批評中國人是一件危險的事，因為忠言畢竟逆耳，“不過，我這些‘醜話’，一點也沒有‘醜化’中國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沒有辦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東西時，我會開玩笑地向旁邊的人說：‘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來幫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覺得我的話驚世駭俗，把我當做一個行為不檢的神父來看待，你說糟不糟！”
“我聽得懂你的話，”我告訴司神父，我說，“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為，我也常常找不到東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