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第十一世紀

宋遼對抗在本世紀○○年代和解，兩國之間保持一百餘年的長期和平。但宋帝國由於本身太衰弱的緣故，西北一隅的夏州（陝西靖邊北），跟西南一隅的交州（越南河內）一樣，也脫幅而去，建立西夏帝國。這個帝國既小又窮，可是，對宋帝國的傷害，卻十倍於遼。

在中國固有的領土上，事實上不是宋帝國大一統的單獨局面，而是三國分立局面。這個局面，一直延續到第十三世紀。

一宋遼和解

宋遼兩國的衝突，到了本世紀（十一）初葉，急轉直下。

一○○四年，遼帝國大舉南征，皇帝耶律隆緒和他的母親蕭太后親自統軍，進入宋帝國本土之後，只使用少數軍隊攻擊城市，主力卻穿過原野，直赴黃河。深入四百公里，進抵澶洲（河南濮陽），距宋帝國首都開封（河南開封），直線只一百二十公里。宋帝國朝野震動，皇帝趙恆召集緊急會議，群臣們除了想到遷都外，別無他法。大臣王欽若是臨江（江西樟樹）人，他主張遷都異州（江蘇南京）；另一位大臣陳堯叟是閬州（四川閬中）人，他主張遷都成都（四川成都）。只有宰相寇準反對，他主張御駕親征。他說“御駕親征，對士氣是一個極大的鼓勵，可以致勝有餘。何況敵人深入，我們堅壁清野，用奇兵切斷它的糧道、它只有敗退。一旦遷都，人心崩潰，帝國可能瓦解。”

趙恆採納了寇準的意見，即行北上，進駐遭州（河南濮陽），登北門城樓，跟城外的契丹兵團對峙。這是大決戰的前奏，但和解卻早已暗中進行。被遼帝國於前一年俘擄的宋帝國大將王繼忠，深得耶律隆緒的禮遇。他乘機分析和解的利益與對抗的惡果，建議兩國舉行談判，蕭太后和耶律隆緒被他說服。於是由王繼忠寫信給趙恆，透露遼帝國的彈性態度，趙恆遂派遣代表曹利用前往遼軍司令部磋商。

當趙恆到達澶州之後，曹利用也從遼軍司令部返回澶州。遼帝國堅持要索回上世紀（十）九五九年被後周帝國奪取的瓦橋關（河北雄縣）以南的“關南地區”，包括莫州（河北任丘）、瀛州（河北河間）。趙恆不肯接受，他希望的是沒有損失的和平。但是遼帝國後衛部隊已對莫、瀛二州開始猛烈攻擊，危在旦夕，如果陷落，遼帝國的條件勢必更苛。於是趙恆表示，關南地區不可以割讓，但宋帝國願每年向遼帝國進貢，作為補償，派遣曹利用再往談判。蕭太后、耶律隆緒正佔優勢的時候，當然不肯讓步，但曹利用提醒他們母子：“和解不成，只有戰爭。中國現在是一個統一的帝國，不像分裂狀態下的後晉政府。我們皇帝又親自督戰，士氣激昂，你們未必一定勝利。而且未帝國進貢，是把整批財寶直接送到陛下手中，而戰爭掠奪，只便宜了將士。”這些話正確地分析了事態的真相，結果議定宋帝國每年向遼帝國進貢銀幣十萬兩，綢緞二十四萬匹。兩國代表對天盟誓，簽訂和約，這就是有名的“澶淵之盟”。

上世紀（十）之前的貨幣，還是以鋼鐵鑄造的“錢”為主，以一千個錢為一“緡”（貫、串），緡是最高的計算單位。本世紀（十一）兩個條約所載，白銀已成為主要貨幣，“兩”已成為最高計算單位。這種改變，一直使用九○○年。到二十世紀初葉，才再改為以“元”為最高計算單位。

宋帝國向遼帝國進貢，顯然大失面子。但是，兩國對抗，最好能把敵人消滅；如果不能，那麼就只有忍氣吞聲跟它做朋友。長期的纏鬥不休，再強大的國家都會因精疲力盡而瓦解。以當時形勢，和解實是最明智的決策。這是一次長時間的和解。從○○年代一○○四年起，到下世紀（十二）—一二二年為止，凡一百一十九年。自八世紀中葉安史兵變，使沉淪在混戰中二百餘年的黃河以北大平原上的中國人民，初次得到安定。

一一九年長期和平中，並不是沒有爭執。爭執經常發生，但都由談判解決。最大的一次爭執發生於四十年後的四十年代一○四二年，遼帝國再度提出關南地區的要求。那時宋帝國正被新獨立的西夏帝國連連擊敗，結果增加每年進貢數量，共銀幣二十萬兩，綢緞三十萬匹。

二宋帝國立國精神——苟且偷安

任何新興的政權，初起的時候，都會有一段時間具有相當強大戰鬥力。只宋帝國不然，它一開始就高度疲憊。同樣是中國人，在唐王朝黃金時代，生龍活虎使山河動搖。可是一進入宋王朝，卻成了病夫，不堪一擊。

趙匡胤是後周皇帝郭榮的親信，被認為絕對不會叛變的將領，然而他終於叛變。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覺到部下的所謂忠心，並不可靠。要想根絕叛變，不能單純的寄托在部下的忠心上，唯一的辦法是不要為別人累積叛變的資本。所以他定下原則：不讓大臣有權，萬不得已時，也不讓大臣有權過久。假如有權的人所掌握的權都只是暫時性的，就無法作大規模行動。這可從下列的宋王朝中央政府組織形態上，觀察出來：

這個表只列出中樞三個機構，另外“尚書省”、“門下省”、“九寺”，跟唐政府組織一樣，仍然存在，不過都屬於輔樞，地位並不重要。中樞三機構並不總隸於宰相，而是分隸於皇帝。宰相只在理論上統攝全局，但除非奉有特別命令，否則他不能過問樞密院（軍事）或三司使司（財政）的事。這是預防政治領袖跟軍事領袖或財政領袖結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政府各單位首長，跟他所主持的單位又完全不發生關連。像中書令，名義上是中書省的首長，事實上中書令只是一個高級官銜，他只能在自己家裏享受這個榮譽，不能去中書省行使他的首長職權。去中書省行使首長職權的人，即中書省的實際首長，則由尚書省副首長（右僕射）（尚書省首長尚書令，同樣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長職權），兼任中書省副首長（侍郎），然後再代理中書省首長（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判省事）。這太複雜了，我們姑且用現代機構，作一比喻。猶如教育部長並不能過問教育部的事，而由商業部副部長兼任教育部副部長，此一兼任的副部長，再代理教育部部長，才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長。

地方政府的情況，完全相同，各州不設正式州長（刺史·州牧），所有州長都是臨時性的，稱之為“知州事”或“判某州”，他們的本職都在中央，州長不過暫時兼任或暫時代理。即令他不是中央官員，有時也故意加上中央官員的官銜，表示地方職務只是暫兼暫代，隨時都會被調走。

於是，宋政府所有機關和所有官員，好像是七拼八湊走江湖的雜耍戲團，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夠餬口，便心滿意足。在這種情形下，沒有人想到百年大計和長遠謀略，而趙匡胤所希望的，恰恰也正是如此。

軍事上主要目的在使將領們永遠沒有軍權。樞密院即現代的國防部，它的首長限定由文職人員擔任，並且更進一步，連戰術單位的部隊首長，也改由文職人員擔任，軍隊的戰鬥力，遂被傷害。

宋帝國的武裝部隊分為兩種，一種是稱為“禁軍”的國防軍；一種是稱為“廂軍”的地方團隊。地方團隊全是老弱殘兵，分散各地，維持地方治安。國防軍則是精銳，全部集中在首都開封。遇到戰爭，即由中央臨時委派一位文職人員擔任統帥（甚至由宦官擔任統帥，卻很少由將領擔任統帥），率領出征。而負責實際作戰的將領，也出於臨時委派，他們雖然是職業軍人，但對所統率的部眾，卻一無所知。戰爭結束時，統帥把軍權交出，將領則調往別的單位，士兵返回營區。這樣的好處是，統帥跟將領不熟習，將領跟士兵不熟習，絕對不會發生陳橋式兵變。不過正因為如此，再多的部隊只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不但不能擔當大的攻擊，連承受大的打擊都困難。文官擔任統帥，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淵之盟那一年，天雄戰區（河北大名）司令官王欽若（當時官銜“參知政事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河北轉運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戰區司令官兼總指揮兼河北省省長”），看到遼軍從城下經過，嚇得屁尿直流，唯有燒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在這種情形之下，士氣是如何形態。

末帝國的立國精神是：抱殘守缺，苟且偷安，過一日算一日，將就一天算一天。

三士大夫的樂園

宋王朝社會異於唐王朝社會的是，門第世家消滅。在第九第十世紀，唐王朝末期和小分裂時代，那些跟盜匪沒有區別的所謂政府軍隊和將領，往往屠殺門第世家，以奪取他們的財產，尊貴的門第已失去有效的保護。同時，長期勞力缺乏，土地不能生產足夠的食糧以供養大批寄生分子，尊貴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宋政府對封爵貴族，防範同樣嚴格，親王、駙馬，都沒有實權。所以國家統治階層，幾乎全由寒門士大夫充當。社會結構的縱剖面，有如下表所示：

平民躍升到士大夫階層，方式跟唐王朝相同，一是學校，一是考試，一是推薦。學校，我們以後再談到它。考試製度到了宋王朝，才開始真正的嚴肅。唐王朝那種浪漫性戲劇化的場外交易，漸被根絕。考試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視，比唐王朝更甚。當進士考試及格的那些高級知識分子，結隊朝見皇帝，通過街市時，首都開封就好像瘋狂了一樣，萬人空巷。當時便有人感慨說：“縱使一位大將，於萬里之外立功滅國，凱旋歸來，所受的歡迎，也不過如此。”至於推薦，類似從前的九品中正，知識分子群中的互相讚揚，也可以使人獲得官職。在達到高階層之後，這種互相讚揚和向皇帝表達這種讚揚，就更為重要。宋王朝的士大夫特別容易結黨，這是基本原因。

宋王朝的立國精神，跟儒家學派的保守思想，像水乳一樣，融合為一。宋王朝遂成為士大夫的理想樂園，對政府所賜給他們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進步、不求效率的職務，都能非常的勝任愉快。但趙姓皇帝對士大夫仍不放心，為了加強他們互相間的牽制，以防團結生變，特別鼓勵彈劾和檢舉，僅監察機構，就設立兩個，一是“御史台”，一是“諫院”，任務完全相同，以便一個被野心家操縱時，另一個照樣發生功能。而且除了監察機構的官員，如御史和諫議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級官員，同樣都可以隨時向皇帝提出意見，或隨時對宰相以下提出抨擊。這對於以寫文章為主要學問的士大夫，誠是一個好制度，使他們舞文弄墨的英雄伎倆。有了用武之地。他們隨時隨地都會對任何進步改革和他們所不知道的事物，發出反對的言論。目的並不在於把自己的意見付諸實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於是，再小再無聊的事，都會引起激烈爭論。

促使這種現象發生的另一個原因，是士大夫對他的言論所負的責任太輕。唐王朝以前，官員的彈劾或檢舉，如果被認為失當，可能被免職或被處死。宋王朝士大夫則沒有這種危險，他們所受的最大譴責，大多數不過貶官而已——貶出首都開封，到地方政府擔任州長（判某州·知州事）、副州長，或秘書長（通判）。這與其說是一種譴責，勿寧說是一種獎賞，以鼓勵士大夫更勇於喧嘩取鬧。因為這種譴責，絲毫不損害他的既得利益，還可以平空多一個“正直忠良”、“不畏強權”的美名。

懦家學派用兩分法把人類分為兩個系統：一是君子系統，一是小人系統。這種分法本是經濟的，後來發展為倫理的，後來更發展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為政治鬥爭中的一項重要武器。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達；

對好喧嘩取鬧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類一分為二，使他們在吵鬧內鬥中，可以節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爭論，只要立刻把自己納入君子系統，把對方納入小人系統，就自以為可以大獲全勝。

我們舉出下列一事，作為說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趙受益沒有兒子，收養他堂兄的兒子趙宗實作為兒子，趙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趙允讓。他們的關係位置，如下表所示：

一○六三年，趙受益逝世，趙宗實即位。於是發生我們現代人死也想不通，但當時士大夫卻認為異常嚴重的稱呼問題，即趙宗實應該稱呼他親生老爹（趙允讓）什麼？宰相韓琦、副宰相歐陽修主張當然稱為父親，這主張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馬光為首的大臣，根據儒家學說，主張應該稱他親生老爹（趙允讓）為伯父。因為儒家是宗法社會的產物，在宗法制度下，趙宗實是“小宗”入繼“大宗”，應以大宗為主，對大宗“法定父親”（趙受益）的堂兄（趙允讓），當然稱為伯父。兩派都擁有廣大的黨羽，而以司馬光的黨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黨羽之一的總監察官（御史中丞）賈黯，臨死時特地留下遺書，請求趙宗實一定要稱老爹為伯父；諮議部長（同知諫院）蔡伉，進見趙宗實時，跪下來痛哭流涕，陳述國家興亡，就在此一稱呼，趙宗實也深為蔡伉那付急來的眼淚所感動。另三位黨羽：監察部主任秘書（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和監察部委員（侍御史）范純仁、呂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歐陽修、韓琦一下子就納入小人系統，小人當然沒有活的理由，於是請求把二人處斬，以謝天下。當趙宗實不接受他們的意見，而終於堅持稱自己的老爹為老爹時，司馬光黨羽洶洶然表示，君子系統絕不跟小人系統和平共存，要求辭職。

這就是有名的“濮議”，我們可藉此對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綜合認識：

一、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開始僵化。歐陽修、韓琦都是最頑強的保守派，只不過在父子至情上偶爾流露一點靈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

二、士大夫攻擊一旦開始，人類兩分法立刻登場，而所運用的表達文字，翻來覆去，都是那一套。說明他們字彙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三、“濮議”是一件小事，卻被認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當時被西夏帝國連連擊敗，死人千萬，喪師失地，還要重要。顯示出士大夫已沒有辨別輕重是非的能力，卻有勇於內鬥的特質。

四教育文化

宋王朝的教育比過去任何時代都發達，這是士大夫努力推廣的結果。猶如基督教牧師認為有義務把耶穌的福音傳播給大眾一樣，士大夫也認為有義務把儒家學派的思想傳播給中國人民。

在政府系統中，仍以國立大學（國子監）為最高學府，設於首都開封。國立京師大學校長，最初稱“判國子監事”，後來才恢復古老的稱謂“祭酒”。國立京師大學包括兩個學院，“國子學”和“太學”。國子學是貴族學院，七品官職（如縣長）以上官員的子弟，才有資格入學。太學則不同，八品以下低級官員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學。本世紀（十一）七十年代，王安石當宰相時，把太學學生依他們的程度，分為三個學級，即“外舍”、“內舍”、“上舍”。外舍考試及格，升為內舍。再合格，升為上舍，上舍考試及格，即行畢業，由政府授予官職。州政府所在地有州學，縣政府所在地有縣學。各鄉鎮有人民自費設立的小型學校——私塾。

除國立大學外，社會上還有私立大學（書院）。國立大學僅首都一所，私立大學為數很多。規模的宏大，有時還超過國立大學，而以下列五所，最享盛譽：

它們因是私立的，所以畢業生不能像國立大學的畢業生一樣，有法定的地位。但它們卻全由政府官員創設，幾乎全靠政府的支持。石鼓學校成立最早，應該是中國最早的私立大學。其他四個學院也都成立於上世紀（十），只是到了本世紀（十一）才開始顯示出它們的影響。而白鹿洞書院，到了下世紀（十二）時，學生將近一萬人，竟成為儒家學派主流——道學（理學）的大本營。

和學校教育配合的是圖書，中國歷代政府都設有藏書機構。宋政府的藏書機構是崇文院，即國立圖書館。國立圖書館包括四個單位，稱為“四館”，即“昭文館”、“集賢殿”、“史館”、“崇文院秘閣”。昭文館負責搜集和保管圖書，集賢館負責對藏書校正錯誤，史館負責搜集史料和編寫史書，崇文院秘閣負責保藏特別珍貴的書籍和名畫。圖書最多時達七萬三千卷，約七億三千萬字，比唐王朝略少。它的流通量當然很小，不過非法外流的數目很多，如管理人員私相授受，甚至偷竊而去，但對知識傳播，卻有貢獻。

國立圖書館在宋政府另有一種特殊地位，它是政府高級官員（包括宰相）的候補人才儲備所。“四館”里的供職官員，在術語上稱為“館職”，全由具有儒書豐富知識的人選擔任。一旦擔任館職，就等於確定了他光明的前途，因之成為新進知識分子最重要的追求目標。

然而，國立圖書館最大的貢獻，是它編纂了下列四部巨大的“類書”。類書，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叢書，即把千百種圖書所包括的相類似的事件，編纂在一起。讀者如果需要某一類的資料，可免去翻查千百種圖書的艱苦。

四大類書除了能夠提供學者同類事件豐富的資料外，還為中國保存大量古籍。像《太平御覽》所引用的原書多達一千六百八十九種，其中百分之八十八，即一千五百種以上，都已失傳。完全靠這部類書，才知道那些古籍和它們的內容，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勛績。——

文化普及有賴於圖書普及，圖書普及有賴於進步的印刷術。古代圖書，都靠手抄。到了七世紀，木刻版興起，寺廟和尚最初用來雕刻佛經——宗教信仰始終是文化傳播的主要動力之一。上世紀（十）時，士大夫才用來雕刻儒家學派的經典。到本世紀（十一），雕刻技術突飛猛進，業務蒸蒸日上，遂發展成為一種大規模的手工藝行業，大小工廠林立。杭州（浙江杭州）、成都（四川成都）、洪州（江西南昌）、泉州（福建泉州），都是重要的出版中心。遇到篇幅巨大的圖書，像上述的四部類書，就要送到這些地方雕版。除了政府刊行圖書外，因印刷的方便，民間也大量刊行圖書，書店業由是應運而生，圖書由珍藏秘寶，逐漸變成普通商品。

——本世紀（十一）四十年代時，最偉大的雕版家之一的畢異，曾發明活字版。他在膠泥上刻字，用火燒鑄，使它變硬，形狀跟近代的鉛字一樣，排版的方式也相同，這是中國最早的活版印刷。但不知道什麼緣故，並沒有推廣，只曇花一現便消失了。可能是農業社會的靜態需要量，還沒有多到手刻版來不及供應的程度。

五宋詞

中國文學在第八、第九兩世紀唐王朝時代，以詩的創作，有輝煌的成績。但中國詩有先天的缺點，即字數句數和韻腳，限制太嚴，又由於方塊文字運用困難，所以無法發展出來像希臘《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那種海洋般的長篇史詩。絕大多數的詩只有四句或八句，字數也只有五字或七字，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可以稍作突破，但限度又非常的小，以致不能表達更複雜的感情和作更複雜的敘述。同時因為音樂的普及，於是，一種新的形式興起，最初稱之為“詩餘”、“長短句”，這是最恰當的稱呼，但中國古代習慣使用單音節，所以又改稱為“詞”。

詞是詩的解放，無論字數句數和韻腳，大都比詩所要求的尺度為寬，而且比詩更適於歌唱。所以每首詞都有一個固定的雅麗名稱，以標出它的音樂性質。詩人只要選擇詞調之後，照它既定的格式下筆，就立刻成為一首歌曲。詞的歌唱法，很久以來，已經失傳。不過我們認為，詞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但不見得有很高的音樂價值。

——詞律最講究的是字的平上去入四聲與清濁，蘇軾作詞往往不合這種規定，有時還不注意斷句，曾被指摘為“把人的嗓子拗斷”。所以我們判斷，在如此單調簡陋的基礎之上，不可能有複雜的高級音樂產生。二十世紀的今天，我們可以聽到“詞”的後裔“崑曲”，實在並不悅耳，使我們更肯定這種判斷。

第八世紀，詞便出現於文壇之上，但它卻在進入第十世紀之後，才生氣蓬勃，壓倒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造成詞的時代。宋王朝以詞聞名的有八百餘人，有專業出版的有二百餘人。我們舉出其中最偉大的五人：李煜、蘇軾、柳永、辛棄疾、史達祖，作為詞時代的代表。李煜屬於上世紀（十）。蘇軾、柳永屬於本世紀（十一）。辛棄疾屬於下世紀（十二）。史達祖屬於下下世紀（十三）。

李煜，恐怕是中國唯一的帝王詞人，他是小分裂時代南唐帝國最後一任皇帝。一生截然地分為兩段，前半生是無憂無慮的宮廷生涯，後半生家破國亡，成為宋帝國俘虜。兩種絕對相反的生活，使他寫出動人心弦的好詞。當他還是皇帝時，跟妻子周娥皇（大周后）感情最篤，為她寫下很多艷詞。我們舉《一斛珠》一詞為例：

晚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羅袖囗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氵宛。綉床斜憑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

（沉，檀香木，用以焚香。丁香顆，形容舌尖。櫻桃，形容紅唇。囗，纏繞拂拭。醪：美酒。(門必)，漩渦。無那，無限之意。檀郎，愛人、丈夫。）

後來他瞞着妻子，跟她的妹妹（小周后）偷情，又為她寫下很多幽會的詞，如《菩薩蠻》：

花明月暗飛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划襪下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划襪，脫掉鞋子，以襪着地，避免發出聲音。）

被俘之後，送到開封，小周后被宋皇帝趙光義霸佔，向他哭泣求救，李煜毫無辦法，自有無限悲愴。九七八年的七月七日，正是他的生日，他和他的家人歌唱他的新詞《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對故國的懷念觸怒了趙光義，下令把他毒死。李煜死的很慘，他中的是牽機毒，痛苦時頭部跟足部佝僂相接。李煜當皇帝是失敗了，但當一個詞人卻很成功。他用白描手法寫詞，表面上平鋪直敘，內部卻包括真摯的感情，是一種最艱難的功力，使他成為詞壇之仙，沒有一個詞人在同一道路上能達到他的造詣。

蘇軾，他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傑出的明星，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十項全能。對各種形式的作品，如“賦”、“詩”、“詞”、“文章”、“駢體”、“繪畫”、“書法”，幾無一不精。他把詞的範圍擴大，從狹小的兒女之情的天地，擴大到廣漠的大千世界。舉他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一詞；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道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赤壁，三世紀時，曹操大軍被周瑜在此擊敗，奠定三國時代的基礎。周郎，指周瑜。公瑾，周瑜別號。小喬，周瑜的妻子，美女之一。羽扇綸巾，傳說中諸葛亮不穿戎裝，只手執羽扇，頭戴綸巾帽，指揮大軍。酹，用酒灑地祭典。）

豪放雄渾，使二個知道這段史跡的讀者，在讀這首詞后，感覺到風雨撲面。但蘇軾的婉約悲涼也同樣成功，如《江城子》一詞，寫他夜間夢見亡妻，誠是一字一慟：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崗。

柳永，一個頹廢詩人，他最初在一首詞裏有兩句話：“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當他參加進士考試時，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趙受益把他的姓名抹去說：“去淺斟低唱吧，要浮名幹什麼？”柳永遂幽默的自稱“奉旨作詞”。他的詞全部是愛情和離愁，表露出本世紀（十一）社會上紙醉金迷的一面。傳播之廣，凡有井水的地方，都有他的詞。詞在他的開拓下，句數增加，成為長調。他的創作技巧使他寫出難寫的感情和難寫的事和景，而仍保持直率的自然原始之美。像《雨霖鈴》描述離情，迴腸百折：

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悵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晚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都門，郡城城門。）

另一首《望海潮》，讚美杭州：

東南形勢，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榮。煙柳畫橋，風簾翠(巾莫)，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嶂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蕭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風池誇。

（三吳，指蘇州（江蘇蘇州）、越州（浙江紹興）、湖州（浙江湖州），即最富庶的太湖流域及錢塘江流域地區。羌管，笛。菱歌，江南婦女每逢采菱，在舟中邊采邊唱。高牙，古時軍營前大旗稱牙旗。）

在柳永的創作中，這並不是一首好詞。可是百年之後，到了下世紀（十二）六十年代，金帝國皇帝完顏亮讀它，讀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對南中國的富麗，怦然心動，引起他大舉南征的殺機。

辛棄疾，下世紀（十二）宋政府南遷后的偉大詞人，他原籍歷城（山東濟南），生下來時，山東已淪陷給金帝國。在女真民族統治之下，他和一批愛國青年，起兵反抗，推舉耿京為主。耿京派他到來政府當時首都臨安（浙江杭州）聯絡，可是等他從臨安回來，叛徒張安國已把耿京殺掉降敵。辛棄疾和他的同志向戒備森嚴的金軍大營突擊，把張安國擒出砍頭，然後率眾南下。從這一段英雄行徑，可了解他的英雄性格。但他強烈的愛國心，卻限於客觀的苟且偷安的環境，眼看一半國土永遠喪失，而無可奈何。於是他的詞像錢塘江的大潮，氣吞山嶽，但帶着嗚咽蒼涼。我們舉他《永遇樂》一詞，這首詞寫他在京口（江蘇鎮江）北固亭懷古的心情。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孫仲謀，孫權的別號，三世紀東吳帝國開國皇帝。寄奴，劉裕的乳名，五世紀南宋帝國開國皇帝。元嘉，南宋帝國第三任皇帝劉義隆的年號（四二四一四五三）。狼居胥，即肯特山，紀元前二世紀，西漢王朝大將霍去病追擊匈奴，到狼居胥山，不見敵蹤。封，堆土祭神。倉皇北顧，劉義隆未作準備即行北伐，凡三次均大敗，劉義隆隔着長江，北望北魏軍營，面無人色。四十三年，辛棄疾作此詞時，距南下投奔祖國已四十三年。佛狸，北魏帝國第三任皇帝拓拔燾的乳名，劉義隆北伐的對手。廉頗，紀元前三世紀趙王國名將。）——辛棄疾作詞，最喜歡使用典故，被人認為“掉書袋”，但典故在手中並不阻礙感情奔放。

辛棄疾的詞不僅豪放，而且悲壯沉鬱。蘇軾的詞如日出時萬馬奔騰，長嘯道游。辛棄疾的詞則如日落時兩軍生死鏖戰，縱是不悅耳的嘶喊，也出自肺腑。

史達祖，身跨十二、十三兩個世紀的偉大詞人。宋詞經過二百年的發展，到他而作出總結。十三世紀初，宰相韓侘胄北伐時，史達祖是幕僚之一。韓侘胄開罪了儒家學派的主流道學家，等到韓侘胄失敗，道學人士用毒惡的手段，大肆報復，史達祖被處黥刑——在臉上刺字后，貶竄，死在蠻荒。他雖然是政治鬥爭中的犧牲者，但他並沒有政治慾望。黥刑和道學對他的傷害，只更增高他的聲譽。他描寫春天燕子的《雙雙燕》：

過春社了，度審幕中閑，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併。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翩然快拂花梢，翠見分開紅影。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瞑。應是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欄獨憑。

（春社，立春后農村祈求豐收的祭神禮。）

如果把史達祖的詞跟前面各家的詞，作一個比較，可看出時間的元素，使它們大不相同。詞到史達祖，已完全成熟。他集結廠前人的精華。一字一句，一音一調，都有仔細的斟酌，跟中國畫壇上的工筆畫一樣的無懈可擊。但也像工筆畫一樣，不為後人留下餘地，就再也發展不下去了。

六定難戰區建立西夏帝國

本世紀（十一）以來，宋帝國外與遼帝國和解，內部社會也相當安定，士大夫歌舞昇平，一切看起來都很好。但位於西北邊陲，河套以南的定難戰區（陝西靖邊北），卻於三十年代，脫離宋帝國政府，建立西夏帝國。

這是一個党項民族的國度，屬於羌民族的一支。四百年前七世紀時，一位姓拓拔的酋長把他們帶領着離開祁連山南麓柴達木盆地，投靠中國。當時李世民大帝特准他們定居在河套以南。九世紀時，因為幫助唐政府討伐黃巢有功，唐政府就委派當時的酋長拓拔思恭擔任定難戰區（陝西靖邊北）司令官（節度使），並特許他改姓皇家的李姓。以後跟其他藩鎮一樣，世代承襲。本世紀（十一）初，表面上雖然順服來政府，實際上仍維持着藩鎮割據的局面，不時地劫掠戰區界外的其他州縣。

三十年代一○三二年，定難戰區節度使李德明逝世，雄心勃勃的兒子李元昊繼位，即開始使用自己的年號。在以年號為紀年的時代，改變年號即是改變政治立場。李元吳制定西夏文字，大量翻譯華文書籍，提高党項人的文化水準。一面向西擴張，把陷落在回紇部落手中一百餘年的河西走廊，包括涼州（甘肅武威）瓜州（甘肅安西）、沙洲（甘肅敦煌）、蘭州（甘肅蘭州），全部征服定都興慶（寧夏銀川）。一○三八年，李元吳宣稱他是西夏帝國皇帝，向宋政府上奏章，請求冊封。中國版圖上，遂出現了第三個國家。

宋帝國當然不能容忍叛徒猖撅，皇帝趙受益下令懸賞，凡擒殺李元吳的人，就命他當定難戰區節度使。李元吳的反應是發動一連串不停止的攻擊。一○四○年，西夏兵團進攻延州（陝西延安），宋軍大敗，主將被擒，延州州長（知延州）范雍被貶。中央政府任命兩位知名的文職大臣韓琦、范仲淹到西境主持軍事，並命范仲淹擔任延州州長。范仲淹對軍事是門外漢，但他有宋王朝士大夫特有的對內宣傳技巧。到職只一個月，就自己宣稱，西夏帝國已警告他們國人：“小范老子（范仲淹）胸中有數萬甲兵，不似大范老子（范雍）可欺。”明年（一○四一），西夏兵團進攻渭州（甘肅平涼），正在鎮戎（寧夏固原）巡視的韓琦派大軍迎戰，在六盤山（寧夏隆德）下好水川（甜水河）接觸，一萬零三百人，全軍覆沒。韓琦狼狽逃回，陣亡將士的家屬數千人，攔住馬頭，哀號招魂，大哭說：“你們隨着司令官出征，平安而去。今天司令官回來，你們何在？願你們孤魂，也隨着司令官返家！”哭聲震動天地，韓琦又懼又慚。但不幾個月，就又有人宣稱，邊區人民到處歌唱：“軍中有一韓（韓琦），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當然是范仲淹），西賊聞之驚破膽。”問題是，對內宣傳只是一種肉麻當有趣的小動作，並不能解決實際困難。又明年（一○四二），鎮戎再度會戰，宋軍再度大敗，九千四百餘人，全部戰死或被俘。

在每戰必敗的情勢下，宋帝國只好謀求和解。一○四四年，正式承認西夏帝國獨立，並每年向西夏帝國繳納綢緞十三萬匹，銀幣五萬兩，茶葉二萬斤。每年節日（如元旦，中國皇帝生日），再增加綢緞二點三萬匹，銀幣二萬兩，茶葉十萬斤，銀器二千兩。

宋帝國為了面子，堅稱這項繳納是一種“賞賜”，而且只承認李元吳是西夏國王，不承認他是西夏皇帝。

宋夏之間保持了三十六年的不穩定的和平。七十年代，宋政府宰相王安石選拔出宋帝國開國以來第一位統帥人才王韶，擔任洮河戰區（甘肅臨潭）司令官（安撫使）。於一○七三、一○七四兩年之間，收回陷於吐蕃王國二百餘年，面積達二十萬平方公里，有五個台灣島大的中國故有領土，包括熙州（甘肅臨洮）、河州（甘肅臨夏）和全部河湟地區（青海省東北部），目的在切斷西夏帝國的右臂，作為向西夏帝國總攻的準備。可是，兩年之後（一○七年），王安石辭職，王韶也被新任宰相司馬光指責“開邊生事”，免職貶謫，以致前功盡棄。

但宋帝國仍念念不忘西夏的小而且貧，一○八一年，第六任皇帝趙頊停止繳納財帛。傾全國之力，分五路出兵，向西夏帝國進攻，預定在靈州（寧夏靈武）會師，可是，他卻任命宦官李憲擔任總司令。結果四路兵團如期到達，只有總司令在克複蘭州（甘肅蘭州）后，屯兵不進，沒有趕到。抵達的四路兵團，在靈州城下，群龍無首，又沒有攻城工具，無法攻城。西夏乘機反撲，決開黃河堤防灌敵，宋軍全部崩潰，死二十餘萬人。明年（一○八二），西夏再攻陷永樂城（陝西米脂西北），宋守軍和居民二十餘萬人再全部覆沒。

——把兵將不相習，烏合之眾的軍隊，在文職官員（甚至是宦官）白痴般地指揮之下，投入戰場，跟把可憐的羔羊驅入狼群一樣，不過是殘忍的屠殺。而宋帝國建國三百年中，卻一直如此，使人為千萬無辜犧牲的將士落淚。

於是宋夏再度和解，本世紀（十一）最後一年，一○九九年，宋帝國對西夏帝國繼續“賞賜”。

下世紀（十二），兩國邊界上仍然不斷發生衝突，一直到金帝國大舉入侵前夕，衝突才停止。宋帝國被這麼一個蕞爾小國纏住，國力競告枯竭。

七王安石

宋帝國能通過瓶頸，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第二任皇帝是長君，趙光義即位時已三十八歲，足可應付複雜的政治形勢。如果由趙匡胤年幼的兒子繼位，我們有理由相信它早被顛覆。不過趙姓皇帝雖然到了平安坦境，仍不斷做着隨時被推翻的惡夢。這惡夢使未政府除了努力防止叛變外，其他什麼事都不能做。對遼和對西夏的屈辱戰爭，證明他們只會剝削人民財產奉獻外國，而無力保衛人民。廣大農村在沉重捐稅和士大夫地主強烈兼并下，產生大批農奴和士大夫的家奴。政府官員數目，每年都在膨脹，士大夫越多。脫離生產的人也就越多。他們以全民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的人數，佔有全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財富，而仍掠奪不止。這個士大夫所高興的樂園，實質上是一個熱度日高的大火藥庫。

於是產生變法運動，中國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的王安石效法紀元前四世紀另一偉大的政治家公孫鞅，用革命性的全盤改革，來挽救宋帝國和士大夫自身的惡運，同時也解救倒懸在水火中的平民，他的見解被皇帝趙頊所採納。趙頊是一個生長在深宮之中的皇帝，屬於少數傑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一○六九年，趙頊任命王安石當宰相，變法立即開始。

變法是全面的，包括經濟、政治、軍事、教育。我們把他最重要的措施，歸納十項，作一簡單敘述。

一確立預算制度，並控制預算。王安石設立一個“計劃部”（制置三司條例司。三司：度支司、戶部司、鹽鐵司），自兼首長，對行政管理作合理的改進，嚴厲制止私人挪用或吞沒公款，結果每年為國家節省開支百分之四十。

二建立政府儲蓄食糧制度。過去，各行政區（路、州）向中央政府每年繳納以食糧為主的賦稅，都有一定數額：豐收之年，不能多繳；歉收之年，不能少繳——全靠向貧苦的農民強迫搜刮。而且還要千里輾轉，運輸到首都開封，費用巨大。王安石頒佈均輸法，用貨幣代替實物納稅，以免去運輸上的困難。由各行政區在首都設立專用倉庫，豐收時大量購入，歉年時就可不必強迫搜刮農民。

三建立政府貸款制度。中國農民最苦的日子，大都發生在“青黃不接”之時。即稻麥剛生出青苗，還沒有變黃成熟，農家存糧往往用盡，新糧又未收穫，需錢最是孔急。王安石命政府貸款給農民，收取他們向地主貸款時低得多的利息。等到收穫之後，再行歸還。因為這項貸款是用田中的青苗作信用保證的，所以稱“青苗法”。

四清查漏稅耕地和整理田賦。士大夫地主兼并貧農耕地時，往往隱沒田籍，不繳納賦稅。王安石對全國耕地，加以清查，結果清查出三百六十萬畝之多。又頒佈方田均稅法，對全國耕地，重新評估，依照肥沃貧瘠，分為五等，肥沃的耕地賦稅多，貧瘠的耕地賦稅等差減少。

五建立平抑物價制度，設立平抑物價機構“市易務”。首先在首都開封施行，物價低廉時，由政府購入；等到物價上漲，再行售出。“市易務”這個機構還兼營銀行，人民用金銀綢緞或不動·產作抵押，就給予貸款。這是一個經濟性的大進步，稱“市易法”。

六建立公平勞役制度。王安石頒佈“免役法”，規定全國每一個成年男子，都有為國家服勞役的義務。如果申請免除勞役，必須繳納代役金，稱“免役錢”，由政府代為僱人充當。

七加強國防軍訓練，淘汰老弱殘兵。宋帝國的國防軍，一部分集中首都，一部分集中邊疆，輪流更調，目的在使兵將不相熟習，以免叛變，這些國防軍平時就有八十萬人，僅軍餉開支，即佔國家總收入的三分之二。可是出征作戰，不堪一擊。王安石強迫老弱退役，廢止“更戍法”，國防軍不再輪調，而把他們永久分屯到重要地區，委派專任司令官（鎮將），平時負責訓練，戰時帶兵出征，使上下互相了解，如臂使指。王韶所以能收復河湟（青海省東北部）失土，就是因為他所率領的部隊，是變法后的部隊。跟變法前的部隊比較，好像是來自兩個星球。

八更新武器，國防軍裝備全部現代化。國防部隊的腐敗，在武器方面更為嚴重。不僅數量不夠，而且大都銹爛，一萬張斷了弦的弓，跟沒有一張弓一樣。王安石設立中央兵工廠（軍器監），徵求新式武器圖樣及設計，淘汰全部落伍的武器。

九建立並加強人民基層組織，集合“管”、“教”、“養”、“衛”於一個稱為“保”的單位。王安石頒佈“保甲法”，規定十個家庭組織一個“保”，五十個家庭組織一個“大保”，五百個家庭組織一個“都保”。守望相助，隨時糾察有沒有違法亂紀的人。一家有兩個青年時，選出一個充當“保丁”，利用農閑時，集中軍事訓練。

十改進考試課目和學校課程。自從唐王朝之後，考試課目，主要有二：一是詩賦；一是帖經——即對《五經》的填空白試法。這種人才跟國家所需要的行政人才，毫不相干，但已實行了約四百年之久。王安石把它們一律取消，改為考試議論文，培養青年獨立思考的能力。學校中除了教授王安石所著的《三經新議》（三經：《詩經》、《書經》、《周禮》），還教授地理學、經濟學、史學、法學、醫學。

這是王安石變法中的主要改革，然而，具有超人智慧的人總是寂寞的，甚至是悲哀的，他的變法終於失敗。

八新舊兩黨的鬥爭

宋帝國的內在危機，人人皆知，人人都認為必須改革。不過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必須在不損傷自己既得利益之下改革。遠在王安石變法二十六年之前，即一○四三年，宰相范仲淹也曾實行過改革。他先從小地方着手，只輕微地淘汰了少數官員，限制未來的“蔭子”數目。蔭子，高級官員的子弟不經過學校和考試即行當官的一種制度。有些官員還沒有結婚，而兒子已經被政府委派官職，甚至懷抱中的嬰兒，往往已是科長縣長。范仲淹僅把這種荒唐的流弊，稍為縮小，要求必須確實有兒子而且年滿十五歲。但這已立刻就引起高級官員的公憤，把他納入小人系統。范仲淹是一個伶俐的人，在還沒有招來更嚴重的打擊之前，立即辭職，一切復舊。

王安石的改革面比范仲淹大百倍以上，道德的勇氣使他堅定不移。在意料之中的，他所招來的不僅是公憤而已，而是全體既得利益階層瘋狂地猛撲，他們被稱為“舊黨”，那位在“濮議”中堅持稱老爹為伯父的司馬光，則被奉為領袖。王安石所領導的變法改革集團，被稱為“新黨”，王安石自然是新黨領袖。王安石雖然也屬儒家學派，但他解除了儒家加給他的束縛。司馬光則是一位正統的儒家，反對任何古代所沒有的東西，反對任何改革現狀的措施。司馬光跟皇帝趙頊之間，有一段生動的對話，充分表露出這種思想。趙頊曾問他：“紀元前二世紀的西漢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蕭何制定的法律規章，不加改變，你以為可以嗎？”司馬光回答：“當然可以。豈止西漢王朝可以，即今紀元前二十三世紀的那些帝王和他們的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規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話，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漢王朝皇帝劉徹改變祖宗的法，盜匪遂遍中國。劉爽改變父親的法，西漢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規章，絕不可有任何改變。”

還有兩件事可以幫助我們的了解：

一宋帝國不成文法，皇家教師（侍講、說書）給皇帝上課（經筵）時，一向是皇帝坐着聽，而教師站着講的。變法的前一年（一○六八），王安石建議：儒家學派一直提倡尊師重道，應該讓教師坐着講解才是。這個建議馬上遭到反擊，大臣劉分阝認為教師站着講書，是祖宗所定的制度，已實行五十餘年，絕不可更改。另一位大臣呂誨更有趣，他在彈劾的奏章上說：“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講書，犧牲皇帝的尊嚴，以顯示教師的尊嚴，既不知道上下之禮，也不知道君臣之份。”他要求嚴懲王安石這個姦邪。

——世界上確確實實有一種奴性非常堅定的人，使我們嘆氣。

二變法開始后，遼帝國曾提議重新劃定太行山以西（山後）代州（山西代縣）一帶邊界。皇帝趙頊命大臣們提出意見，退休宰相韓琦（即好水川戰役“軍中有一韓”的一韓）建議說：“我們有下列七事，觸怒敵人：一、高麗王國，早已脫離中國，成為遼帝國的藩屬。我們卻利用商人，跟它恢復舊有關係，遼帝國當然認為對它不利。二、我們用武力奪取吐蕃王國的河漢地區，遼帝國當然認為下個目標一定是它。三、我們在代州沿邊，大量種植榆樹柳樹，目的顯然在阻擋遼帝國騎兵奔馳。四、我們又在國內實行保甲制度，寓兵於農，教人民戰鬥技能。五、黃河以北各州縣，積極修築城郭，掘深護城河渠。六、我們又設立兵工廠，製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裝部隊的裝備。七、我們又在黃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三十七個將領，加強駐屯的國防軍訓練。以上七項，都是刺激遼帝國的措施，使他們反感。我們只有一個方法才可以使遼帝國相信我們的和平誠意，跟我們繼續友好相處。那就是，立即把這些措施，全部廢除（跟高麗王國斷絕通商，把河漢地區交還吐蕃王國，剷除沿邊限制敵人騎兵深入的榆樹柳樹。解散保甲，停上人民軍事訓練。黃河以北州縣城郭，隨它頹塌，護城河渠也隨它淤塞，停止修築。撤銷兵工廠，停止製造武器，停止更新裝備，停止軍隊現代化。撤銷黃河以北三十七將領，停止軍隊訓練）。等到上述的七項措施全部廢除之後，陛下再養民愛力，選賢無能（他跟司馬光），疏遠姦邪（王安石），進用忠良（他跟司馬光），遼帝國自然心說口服。”

這就是有名的“韓琦七項奏摺”，於一○七四年呈給趙頊。韓琦因“濮議”一案，已被納入小人系統，現在因反對改革的立場一致，又被送回君子系統。

士大夫反對改革，固然是一種本能反應。但更主要的是，改革傷害到他們本身。像預算制度，使國家開支減少百分之四十，則這百分之四十所豢養的官員，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貪污，自然憤怒。像“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農急時放高利貸，才能合法的兼并貧農土地，現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貸款，阻塞了他們的兼并之路，自然憤怒。像“免役法”，過去實行“差役法”時，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勞役，築城築路以及地方供應任何勞役，徵調民夫時，全部由平民承當。現在把這種他們一向輕視的勞動加到身上，使他們與平民相等，自然更怒不可遏。他們當然不會傻到明目張胆為維護既得利益而吶喊，但他們卻可以為維護“祖宗法度”而吶喊。不過，在情急的時候，也會忍不住露出嘴臉。有一天，當趙頊告訴文彥博，人民都歡迎改革時，文彥博反問：“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統治國家？還是由小民統治國家？”趙頊頓時不能回答。

到了最後，舊黨更滲透到皇宮之中，使趙頊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們一邊，不斷向兒子警告：新法禍國害民，祖宗法度不可輕改。事實上新法本身也碰到了無可挽救的困難：一是，本世紀（十一）七十年代恰巧發生一連串旱災，在舊黨策劃下，開封安上門管理員（監安上門）鄭俠把饑民流亡情形，繪成圖畫，呈送給趙頊和他母親高太后，宣稱這就是變法改革的結果，如果不馬上停止變法改革，旱災還要擴大，饑民還要增多。另一是，王安石沒有力量把反對新法的舊黨逐出政府，更不要說全部清除。他得不到公孫鞅所得到的堅強支持，皇帝趙頊無法跳出宋王朝立國的傳統，他只能把舊黨貶出中央，貶到地方上擔任地方政府首長，不能把舊黨全部貶為平民。問題就發生在這上面，因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執行。於是呈現出一種只有卡通影片上才有的奇異場面，即由一批反對新法的人，負責執行新法。不可避免的，他們用種種方法加以破壞，故意迫使農民痛恨新法，以證實新法的罪惡。

一○七六年，王安石終於下台，他只當了六年宰相。他辭職后，由他的助手呂惠卿繼續主政，然而不久被攻擊去職，只靠皇帝趙頊一人堅持下去。一○八五年，趙頊去世，十歲的兒子趙煦即位，祖母高太皇太后臨朝執政。她立即召回被貶到洛陽的舊黨領袖司馬光擔任宰相。剎那間，變法停止，改革停止，所有的新法新制度，全部撤銷，一切恢復原狀，即韓琦所歡呼的原狀。

司馬光是當時知名度極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議”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編的《資治通鑒》——從紀元前四○三年到紀元後九五九年，一部很詳細的中國政治編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紀，這部大約六百萬字的巨著，仍是最有價值的史籍之一。在這部巨著中，司馬光要求國家領導人，必須有偉大的胸襟，以採納不悅耳的意見。他給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國家領導人，他必如此，因為這是正確而榮譽的道路。可是，當他一旦接觸到實際大權，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別人的。權力像試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剛愎自用的性格。當他決心撤銷縱是舊黨也不得不承認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時，蘇軾再三力爭不可，司馬光大怒，蘇軾說：“從前常聽你稱讚某人犯顏直諫，某人據理力爭。今天你剛當宰相，就不準別人開口。”另一位大臣范純仁（他後來也當宰相），也認為“免役法”已獲得一致擁護、只不過少數權勢人家不便，萬不可改。司馬光立刻翻臉，范純仁說；“你如此聲色俱厲，不過堵人的嘴，使人不敢開口罷了。凡事應虛心地聽聽大家意見，不必一定謀從己出。”但這一切不足以動搖司馬光走回頭路的決心。

九舊黨的分裂

司馬光於當宰相的明年（一○八六）逝世，他的繼任人選繼續他的政策，而且一度企圖屠殺新黨。－○八九年，已被貶為鄧州（河南鄧州）州長的新黨前任宰相蔡確，在游安州（湖北安陸）風景區車蓋亭時，作了一首詩。舊黨立刻挑撥說，它是諷刺正在當權的高太皇太后。高太皇太后受了刺激，立刻像一頭母老虎般地大怒起來。幸好有人恐懼大規模流血的鎮壓可能招來大規模流血的報復，才改為從輕處置，僅把包括王安石在內的三十餘位主持變法改革的人物，列為“奸黨”，公告全國皆知。蔡確則貶竄到距首都一千五百公裡外的新州（廣東新興），死在貶所。

這是舊黨猛撲的高潮。

然而舊黨內部卻適時的分裂，使他們的力量不能集中。導火線與司馬光之死有關。當司馬光死訊傳出來時，政府官員正集體參加一項慶典。大家認為應該馬上前去弔喪，只有皇家教師（崇政殿說書）程頤反對，他說：“孔丘說，哭的那一天不歡樂。”有人駁斥他：“孔丘並沒有說，歡樂的那一天不哭。”蘇軾在旁幽了他一默說：“這都是西漢王朝死鬼叔孫通發明的怪禮。”程頤不能忍受這種奚落，決心報復，命他的學生賈易、朱光庭彈劾蘇武在主持國立圖書館官員（館職）考試時，所出的題目，故意誹謗政府。這彈劾引起反應，蘇軾的朋友孔文仲也彈劾程頤污穢陰險。是五鬼之魁。於是舊黨遂分裂為下列三黨：

黨的名稱，以領袖的籍貫而定。程頤，洛陽（河南洛陽）人。蘇武，眉山（四川眉山）人，屬於古蜀地。劉摯，東光（河北東光）人，屬於河朔地區。他們之間的鬥爭全是意氣鬥爭，但十分激烈，而且很自然地把自己納入君子系統，而把對方驅入小人系統，互相恨入骨髓。宋政府在對新黨人士大批放逐外，又忙着大批放逐內鬥中失敗了的舊黨。

一○九三年，舊黨護法神高大皇太后逝世，已經十八歲的皇帝趙煦對這位干涉國政的老祖母，早忍受夠了。他跟老祖母當年迫不及待召回舊黨領袖司馬光一樣，也迫不及待地召回新黨領袖章惇，恢復新法，貶竄舊黨——只一位例外，就是司馬光最得力的黨羽之一蔡京。當司馬光下令以五天的時間為限，撤銷“免役法”，恢復“差役法”時，大家都擔心時間短促，不容易辦到。原屬新黨的蔡京正擔任首都開封市長（知開封府），竟如期完成，以致司馬光呼籲舊黨人士向蔡京看齊。現在他看見舊黨失勢，叛離舊黨，再投入新黨。

我們可把兩黨交互當權情形，作一排列：

本世紀（十一）在新黨重執政權中閉幕，轉眼就到下世紀（十二），舊黨徹底潰敗，新黨從內部變質。

十儒家學派的主流——理學誕生

最後，我們要敘述洛黨領袖程頤，他是一個重要人物。就在本世紀（十一）末期，儒家學派中興起一個新的支派（這支派後來發展成為主流）——理學，即由程頤開創。他的哥哥程顥則是他的同志，當時人稱之為“二程”。他的老師周敦頤，是一位唯心論的哲學家，對“無極”、“太極”、“陰陽”、“動靜”以及它們的交互影響，有特殊的研究和見解。程頤從他老師那裏得到唯心哲學，再吸收佛家學派和道家學派的神秘思想，而形成他所提倡的理學。理學家認為人生應該嚴肅，而且要非常非常的嚴肅，除了日夜努力，訓練自己成為聖人外，不許可有其他意念。遊戲和幽默，都被視為罪惡，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還要嚴厲。這可以用一個例子說明，第七任皇帝趙煦登極那年（一○八五），只有十歲，正是貪玩的孩子，有一天上課時，偶爾折了一枝柳條來玩，程頤立刻正色阻止說：“春天時節，萬物生長，不應該隨便攀摘，那會傷害天地和氣。”趙煦把那枝柳條悻悻扔掉，氣得發抖。對一個十歲頑童，就作如此壓制，無怪引起蘇軾一派的反感，認為他囗喪人性。連最頑固的司馬光都嘆息說：“使皇帝不願意跟儒家接近的，正是程頤這種人。”

我們再敘述三件事，以增強對理學的認識

第一前面曾提及儒家學派主要的思想根據——《五經》。另外還有若干輔助性的書籍，如孔丘言論集《論語》，即占僅次於五經的地位。但到了下世紀（十二），朱熹又把《論語》跟孟軻言論集《孟子》，以及《禮記》一書中的兩篇《大學》、《中庸》，合訂為一部書，定名“《四書》”。四書遂與五經並肩，稱為“《五經四書》”，後來漸漸代替《五經》，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唯一經典。

第二程頤堅決主張壓制感情和靈性，認為沒有感情和靈性的道德，才是最高道德。所以他反對任何和感情靈性有關的事物，包括藝術與文學。曾有人對他吟詩句：“夢魂慣得無拘束，又踏楊花謝娘橋。”程頤變色說：“鬼語，鬼語。”他要求的是，人類只能做一件事，即敬畏聖人，凡不能幫助這項目的的行為，都是邪惡。

第三中國對婦女的貞操問題，尺度一向很寬。像當過短期宰相的范仲淹的母親，在范仲淹父親死了后，即行再嫁，沒有人對她輕視。到了程頤，才開始對婦女加強迫害，訂立片面的苛刻標準，即男人可以隨便再娶，婦女則絕對不可以再嫁。曾有人問他：“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程頤斷然說：“絕對不能，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饑寒作為借口。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是理學的另一特質，那就是對於犧牲別人生命或幸福的事，無不十分慷慨激昂。

理學在本世紀（十一）沒有發生大的作用，反而一開始即行碰壁，即蘇東坡的攻擊和程頤被逐出政府。但到了下世紀（十二）末，他的門徒的門徒朱熹，在政府取得權力后，才正式結出果實。

十一東西方世界

一○三一年（西夏帝國建國前一年），西阿拉伯帝國（白衣大食）無子嗣，奧米亞王朝絕，哈里發改為選舉。

一○四○年（好水川戰役前一年），突厥回教徒塞爾柱部落酋長托格茲，稱蘇丹（皇帝），於中亞（今阿富汗北部）建立塞爾柱土耳其帝國。

一○七三年（名將王韶收復河湟地區前一年），天主教教皇格列高里七世，改革教會，禁止教士經商娶妻，並不得向君主行臣服禮。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否認禁令，打算把教皇罷黜。格列高里七世下令將亨利四世逐出教會。

一○七七年（王安石辭職的次年），亨利四世自從被逐出教會，國內紛叛。不得已，大雪中赴羅馬，身披悔罪麻布衣，赤足立於坎諾薩堡（教廷）三晝夜，格列高里七世始予赦免。

一○八四年（高大皇太后引用！日黨領袖司馬光，盡廢新法的前一年），亨利四世進攻羅馬，以報復被罰之仇。格列高里七世向兩西西里王國求援，亨利四世敗走。兩西西里兵圍入羅馬城后，大掠二

一○九四年（新黨章停出任宰相，盡復新法），塞爾柱土耳其帝國禁止基督徒赴耶路撒冷朝聖，並且準備進攻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皇帝亞歷蘇斯一世大懼，向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求救。

一○九五年（章停出任宰相的次年），教皇烏爾班二世，在克勒門召集宗教會議，呼籲組織十字軍，對伊斯蘭教徒作戰。

一○九六年（中國宮廷發生冤獄，趙煦的妻子孟皇后被囚，宦官宮女三十人，拷掠備至，肢體折毀，有的在審訊中還被割掉舌頭，最後全體處斬），歐洲第一次十字軍興起，由法國貴族統軍東正。

一○九九年（向太后執政，舊黨第二次反撲的前一年），第一次十字軍結束，歷時四年。攻陷耶路撒冷，建耶路撒冷王國，選兩西西里王國的高弗梨王子當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