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B老師

第二部分 B老師

B老師應該有六十歲了。他高中畢業來到我們小學時,我正上二年級。小學,都是女老師多,來了個男老師就引人注意。引人注意還因為他總穿一身退了色的軍裝;我們還當他是轉業軍人,其實不是,那軍裝有可能是抗美援朝的處理物資。

因為那身軍裝,還因為他微微地有些駝背,很少有人能猜准B老師的年齡。“您今年三十幾?”或者:“有四十嗎,您?”甚至:“您面老,其實您超不過五十歲。”對此B老師一概微笑作答,不予糾正。

他教我們美術、書法,後來又教歷史。大概是因為年輕,且多才多藝,他又做了我們的大隊總輔導員。

自從他當了總輔導員,我記得,大隊日過得開始正規;出旗,奏樂,隊旗繞場一周,然後各中隊報告人數,唱隊歌,宣誓,各項儀式一絲不苟。隊旗飄飄,隊鼓咚咚,孩子們感到了從未有過的莊嚴。B老師再舉起拳頭,語氣昂揚:“準備着,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孩子們齊聲應道:“時刻準備着!”那一刻藍天白雲,大夥更是體會了神聖與驕傲。

自從他當了總輔導員,大隊室也變得整潔、肅穆。“星星火炬”掛在主席像的迎面。隊旗、隊鼓陳列一旁。四周的牆上是五顏六色的美術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一類。我們幾個大隊委定期在那兒開會,既知重任在肩,卻又無所作為。

B老師要求我們“深入基層”,去各中隊聽取群眾意見。於是乎,學習委員、勞動委員、文體委員、衛生委員,以及我這個宣傳委員,一干人馬分頭行動。但群眾的意見通常一致:沒什麼意見。

宣傳委員負責黑板報。我先在版頭寫下三個美術字:黑板報(真是廢話)。再在周圍畫上花邊。內容呢?無非是“好人好事”,“表揚與批評”,以及從書上摘來的“雷鋒日記”,或從晚報上抄錄的謎語。兩塊黑板,一周一期,都靠禮拜日休息時寫滿。

春天,我們在校園裏種花。同學們從家裏帶來種籽,撒在樓前樓后的空地上。B老師釘幾塊木牌,寫上字,插在鬆軟的土地上:讓祖國變成美麗的大花園。

秋天我們收穫向日葵和蓖麻。雖然葵花瘦小,蓖麻籽也只一竹簍,但儀式依然莊重。這回加了一項內容:由一位漂亮的女大隊委念一篇獻詞。然後推選出幾個代表,捧起葵花和竹簍,隊旗引路,去獻給祖國。祖國在哪兒?曾是我很久的疑問。

那時的日子好象過得特別飽滿、色彩斑斕,彷彿一條充盈的溪水,顧自歡欣地流淌,絕不以為夢想與實際會有什麼區別。

B老師也這樣,算來那時他也只有二十一、二歲,單薄的身體裏彷彿有着發散不完的激情。

“五一”節演節目,他扮成一棵大樹,我們扮成各色花朵。他站在我們中間,貼一身綠紙,兩臂搖呀搖呀似春風吹拂,於是我們紛紛開放。他的嗓音圓潤、高亢:“啊,春天來了,山也綠了,水也藍了。看呀孩子們,遠處的濃煙那是什麼?”花朵們回答:“是工廠里爐火熊熊!是田野上燒荒播種!是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想想吧,桃花,杏花和梨花,你們要為這偉大的時代做些什麼?”“努力學習,健康成長,為人類貢獻甘甜的果實!”

新年又演節目,這回他扮成聖誕老人——不知從哪兒借來一件老皮襖,再用棉花貼成鬍子,腳下是一雙紅色的女式雨靴。舞枱燈光忽然熄滅,再亮時聖誕老人從天而降。孩子們擁上前去。聖誕老人說:“猜猜孩子們,我給您們帶來了什麼禮物?”有猜東的,有猜西的,聖誕老人說:“不對都不對,我給你們送來了共產主義的宏偉藍圖!”——這台詞應該說設計不俗,可是壞了,共產主義藍圖怎麼是聖誕老人送來的呢?又豈可從天而降?在當時,大約學校里批評一下也就作罷,可據說後來,文革中,這台詞與B老師的出身一聯繫,便成了他的一條大罪。

B老師的相貌,怎麼說呢?在我的印象里有些混亂。倒不是說他長得不夠有特點,而是因為眾人多以為他丑——脖子過於細長,喉結又太突出;可我無論如何不能苟同。當然我也不能不顧事實一定說他漂亮,故在此一問題上我態度曖昧。比如“B雞脖”這外號在同學中早有流傳,但我自覺自愿地不聽,不說,不笑。

實在有人向我問起他的相貌特徵,我最多說一句“他很瘦”。

在我看來,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那身退色的軍裝,使他顯得尤其樸素;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嚴肅,使他顯得格外幹練;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微笑,又讓他看起來特別厚道、謙和。

是的,B老師沒有缺點——這世界上曾有一個少年就這麼看。

我甚至暗自希望,學校里最漂亮的那個女老師能嫁給他。估且叫她G吧。G老師教音樂,跟B老師年紀相仿,而且也是剛從高中畢業。這不是很好嗎?G老師的琴彈得好,B老師的字寫得好,G老師會唱歌,B老師會畫畫,這還有什麼可說?何況G老師和B老師都是單身,都在北京沒有家,都住在學校。至於相貌嘛,當然應該擔心的還是B老師。

可是相貌有什麼關係?男人看的是本事。B老師的畫真是畫得好,在當年的那個少年看來,他根本就是畫家。他畫雷鋒畫得特別像。他先畫了一幅木刻風格的,這容易,我也畫過。他又畫了一幅鉛筆素描的,這就難些,我畫了幾次都不成。他又畫了一幅水粉的,我知道這有多難,一筆不對就全完,可是他畫得無可挑剔。

他的宿舍里,一床、一桌、一個臉盆,此外就只有幾管毛筆、一盒顏料、一大瓶墨汁。除了畫雷鋒,他好象不大畫別的;寫字也是寫雷鋒語錄,行楷篆隸,寫了貼在宿舍的牆上。同學中也有幾個愛書法的,寫了給他看。B老師未觀其字先慕其紙:“嗬,生宣!這麼貴的紙我總共才買過兩張。”

當年的那個少年一直想不懂,才華出眾如B老師者,何以沒上大學?我問他,他打官腔:“雷鋒也沒上過大學呀,幹什麼不是革命工作?”我換個方式問:“您本來是想學美術的吧?”他苦笑着搖頭,終於說漏了:“不,學建築。”我曾以為是他家境貧困,很久以後才知道,是因為出身,他的出身壞得不是一點半點。

禮拜日我在學校寫板報,常見他和G老師一起在盥洗室里洗衣服,一起在辦公室里啃燒餅。可是有一天,我看見只剩了B老師一人,他坐辦公桌前看書,認真地為自己改善着伙食——兩個燒餅換成了一包點心。

“G老師呢?”

“回家了。”

“老家?”

“欸~”他伸手去接一塊碎落的點心渣,故這“欸”字拐了一個彎。點心渣到底是沒接住,他這才顧上補足後半句:“她在北京有家了。”

“她家搬北京來了?”

B老師笑了,抬眼看我:“她結婚了。”

G老師結婚了?跟誰?我自知這不是我應該問的。

B老師繼續低頭享受他的午餐。

可是,這就完了?就這麼簡單?那,B老師呢?我愣愣地站着。

B老師說:“板報寫完了?”

“寫完了。”

“那就快回家吧,不早了。”

多年以後我搖了輪椅去看B老師,聽別的老師說起他的婚姻,說他三十幾歲才結婚,娶了個農村婦女。

“生活嘛,當然是不富裕,倆孩子,一家四口全靠他那點兒工資。”

“不過呢,還過得去。”

“其實呀,曾經有個挺好的姑娘喜歡他,談了好幾年,後來散了。”

“為什麼?咳,還說呢!人家沒嫌棄他,他倒嫌棄了人家。女方出身也不算好,他說咱倆出身都不好將來可怎麼辦?他是指孩子,怕將來影響孩子的前途。”

“那姑娘人也好,長得也好,大學畢業。人家瞧上了你,你倒還有條件了!”

“那姑娘還真是瞧上他了,分手時哭得呀……”

“我們所有的老師都勸他,說出身有什麼關係?你出身好?”

“你猜他說什麼?他說,我要是出身好我幹嘛不娶她?”

“B老師呀,可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

“要我說呀,他是聰明了一時,糊塗了一世!”

“也不知是賭氣還是怎的,他就在農村找了一個。這個出身可真是好極了,幾輩子的貧農,可是沒文化,你說他們倆坐在一塊能有多少話說?”

“他肯定還是忘不了先前那個姑娘。大夥有時候說起那姑娘,他就躲開。”

“不過現在他也算過得不錯,老婆對他挺好,一兒一女也都出息。”

“B老師現在年年都是模範教師,區裏的,市裏的。”

七幾年我見過他一回,那身軍裝已經淘汰,他穿一件洗得透明的“的確良”,赤腳穿一雙塑料涼鞋。

正是“批林批孔”、“批師道尊嚴”的年代。他站在樓前的花壇邊跟我說話,一群在校的學生從旁走過,沖他喊:“B雞脖,上課啦!”他和顏悅色地說:“上課了還不趕緊回教室?”我很想教訓教訓那幫孩子,B老師勸住我:“咳沒事,這算什麼?”

八幾年夏天我又見過他一回,“的確良”換成一件T恤衫,但還是赤腳穿一雙塑料涼鞋。這一回,不管是學生還是老師,都恭恭敬敬地叫他B校長了。

“B校長,該走了!”有人催他。

“有個會,我得去。”他跳上自行車,匆匆地走了。

催他去開會的那個老師跟我閑聊。

“B校長入黨了,知道嗎?”

“怎麼,他才入黨呀?”在我的印象里B老師早就是黨員了。

“是呀,想入黨想了一輩子。B校長,好人哪!可世界找不着這麼好的人!”

那老師說罷背起手,來回踱步,看天,看地,臉上輪換着有嘲笑和苦笑。

我聽出他話裏有話,問:“怎麼了?”

“怎麼了?”他站住:“百年不遇,偏巧又趕上長工資!”

“那怎麼了,好事呀?”

“可名額有限,群眾評選。你說現在這事兒邪不邪?有人說你老B既然入了黨還長什麼工資?你不能兩樣兒全佔着……”

這老師有點神經質,話沒說完時已然轉身撤步,招呼也不打,惟遠遠地在地上留下一口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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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與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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