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看電影

我和八子一起去的那家影院，叫“交道口影院”。小時候，我家附近，方圓五、六里內，只這一家影院。此生我看過的電影，多半是在那兒看的。

“上哪兒呀您？”“交道口。”或者：“您這是幹嘛去？”“交道口。”在我家那一帶，這樣的問答已經足夠了，不單問者已經明白，聽見的人便都知道，被問者是去看電影的。所以，在我童年一度的印象里，交道口和電影院是同義的。記得有一回在街上，一個人問我：“小孩兒，交道口怎麼走？”我指給他：“往前再往右，一座灰樓。”“灰樓？”那人不解。我說：“寫着呢，老遠就能看見——交道口影院。”那人笑了：“影院幹嘛？我去交道口！交道口，知道不？”這下輪到我發懵了。那人着急：“好吧好吧，交道口影院，怎麼走？”我再給他指一遍；心說這不結了，你知道還是我知道？但也就在這時，我忽然醒悟：那電影院是因地處交道口而得名。

八十年代末這家電影院拆了。這差不多能算一個時代的結束，從此我很少看電影了，一是票價忽然昂貴，二是有了錄象和光盤，動聽的說法是“家庭影院”。

但我還是懷念“交道口”，那是我的電影啟蒙地。我平生看過的第一部電影是《神秘的旅伴》，片名是後來母親告訴我的。我只記得一個漂亮的女人總在銀幕上顛簸，神色慌張，其身型時而非常之大，以至大出銀幕，時而又非常之小，小到看不清她的臉。此外就只是些破碎的光影，幾張晃動的、醜陋的臉。我仰頭看得勞累，大約是太近銀幕之故。散場時母親見我還睜着眼，抱起我，竟有驕傲的表情流露。回到家，她跟奶奶說：“這孩子會看電影了，一點兒都沒睡。”我卻深以為憾：那兒也能睡嗎，怎不早說？奶奶問我：“都看見什麼了？”我轉而問母親：“有人要抓那女的？”母親大喜過望：“對呀！壞人要害小黎英。”我說：“小黎英長得真好看。”奶奶撫掌大笑道：“就怕這孩子長大了沒別的出息。”

通往交道口的路，永遠是一條快樂的路。那時的北京藍天白雲，細長的小街上一半是灰暗錯落的屋影，一半是安閑明澈的陽光。一票在手有如節日，幾個夥伴相約一路，可以玩彈球兒，可以玩“騎馬打仗”。還可在沿途的老牆和院門上用粉筆畫一條連續的波浪，碰上院門開着，便站到門旁的石墩上去，踮着腳尖讓那波浪越過門楣，務使其毫不間斷。倘若敞開的院門裏均無怒吼和隨後的追捕，這波浪便可一直能畫到影院的台階上。

坐在台階上，等候影院開門，錢多的更可以買一根冰棍驕傲地嘬。大家瞪着眼看他和他的冰棍，看那冰棍迅速地小下去，必有人忍無可忍，說：“喂，開咱一口。”開者嘬也，你就要給他嘬上一口。繼續又有人說了：“也開咱一口。”你當然還要給，快樂的日子裏做人不能太小氣。大家在燦爛的陽光下坐成一排，舒心地等候，小心地嘬——這樣的時刻似乎人人都有責任感，誰也不忍一口嘬去太多。

有部反特片，《徐秋穎案件》，甚是難忘。那是我頭一回看露天電影，就在我們小學的操場上。票價二分，故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了家長的贊助。晚霞未落，孩子們便一群一夥地出發了，扛個小板凳，或沿途撿兩塊磚頭，希望早早去佔個好位置。天黑時，白色的銀幕升起來，就掛在操場中央，月亮下面。幕前幕後都坐滿了人。有一首流行歌曲懷念過這樣的情景，其中一句大意是：如今再也看不到銀幕背後的電影了。

那個電影着實陰森可怖，音樂一驚一乍地令人毛骨悚然，黑白的光影里總好象暗伏殺機。尤其是一個漂亮女人（後來才知是特務），舉止溫文爾雅，卻怎麼一顰一笑總顯得猶疑，警惕？影片演到一半，夜風忽起，銀幕飄飄抖抖更讓人難料凶吉。我身上一陣陣地冷，想看又怕看，怕看但還是看着。四周樹影沙沙，幕邊雲移月走，劇中的危懼融入夜空，彷彿滿天都是兇險，風中處處陰謀。

好不容易挨到散場，八子又有建議：“咱玩抓特務吧。”我想回家。八子說不行，人少了怎麼玩？月光清清亮亮，操場上只剩了幾個放電影的人在收起銀幕。誰當特務呢？白天會搶着當的，這會兒沒人爭取。特務必須獨往獨來，天黑得透，一個人還是怕。耗子最先有了主意：“瞧，那老頭！”八子順着她的手指看：“那老頭？行，就是他！”小不點說：“沒錯兒，我早注意他了，電影完了他幹嘛還不走？”那無辜的老頭蹲在小樹林邊的暗影里抽煙，面目不清，煙火時明時暗。虎子說：“老東西正發暗號呢！”八子壓低聲音：“瞧瞧去，接暗號的是什麼人？”一隊人馬便潛入小樹林。八子說：“這哪兒行？散開！”於是散開，有的貼着牆根走，有的在地上匍匐，有的隱蔽在樹后；吹一聲口哨或學一聲蛐蛐叫，保持聯絡。四處燈光不少，難說哪一盞與老頭有關，如此看來就先包圍了他再說吧。四面合圍，一齊收緊，逼近那“老東西”。小不點眼尖，最先嗤嗤地笑起來：“虎子，那是你爺爺！”

幾十年後我偶然在報紙上讀到，《徐秋穎案件》是根據了一個真實故事，但“徐秋穎”跟虎子他爺爺那夜的遭遇一樣，是個冤案。

模仿電影裏的行動，是一切童年必有的樂事。比如現在的電影，多有拳爭武鬥，孩子們一招一式地學來，個個都像一方幫主。幾十年前的電影呢，無非是打仗的，反特的，潛入敵營去偵察的；槍林彈雨，出生入死，嚴刑拷打，寧死不屈，最後必是勝利大反攻，咱的炮火憤怒而且猛烈，殲敵無數。因而，曾有一代少年由衷地嚮往那樣的烽火硝煙。（“首長，讓我們上前線吧，都快把人憋死了！”“怎麼，着急了？放心，有你們的仗打。”）是呀，打死敵人你就是英雄，被敵人打死你就還是英雄，這可是多麼值得！故而衝鋒號一響，銀幕上炮火橫飛——一批年輕人撂倒了另一批年輕人，一些被懷念的戀人消滅了另一些被懷念的戀人——場內立刻一片歡騰。是嘛，少男少女們花錢買票是為什麼來的？開心，興奮，自由歡叫，激情涌泄。這讓我想通了如今的“追星族”。少年狂熱古今無異，給他個偶像他就發燒，終於燒到哪兒去就不好說。比如我們這一代，忽然間就燒進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革命了，造反了，大批判了，電影是沒的看了，電影院全關張了，電影統統地有問題了。電影廠也不再神秘，敞開大門，有請各位幫忙造反。有一回去北影看大字報，發現昔日的偶像都成了“黑幫”，看來看去心裏怪怪的。“黃世仁”和“穆仁智”一類倒也罷了，可“洪常青”和“許雲峰”等等怎麼回事？一旦彎在台上挨斗，可還是那般大義凜然？明白明白，要把演員和角色擇開，但是明白歸明白，心裏還是怪怪的。

電影院關張了幾年，忽有好消息傳來：要演《列寧在十月》了，要演《列寧在一九一八》了。阿芙樂爾號的炮聲又響了，這一回給咱送來了什麼？人們一遍遍地看（否則看啥），一遍遍複習裏面的台詞（久疏幽默），一遍遍欣賞其中的芭蕾舞片斷（多短的裙子和多美的其他），一遍遍凝神屏氣看瓦西里夫婦親吻（這兩口子膽兒可真大）。在我的印象里，就從這時，國人的審美立場發生着動搖，竭力在炮火狼煙中拾撿溫情，在一個執意不肯忘記仇恨的年代裏思慕着愛戀。

《艷陽天》是停頓了若干后中國的第一部國產片。該片上演時我已坐上輪椅，而且正打算寫點什麼。票很難買，電影院門前徹夜有人排隊。託了人，總算買到一張票，我記得清楚，是早場5點多的，其它場次要有更強大的“後門”。

還是交道口，還是那條路，沿途的老牆上仍有粉筆畫的波浪，真可謂代代相傳。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搖車不準入場，母親便推着那輛自製的輪椅送我去。那是我的第一輛輪椅，是父親淘換了幾根鋼管回來求人給焊的，結構不很合理，前輪總不大靈活。雪花紛紛地還在飛舞，在昏黃的路燈下彷彿一群飛蛾。路上的雪凍成了一道道冰稜子，母親推得沉重，但母親心裏快樂。（因為那是一條永遠快樂的路嗎？）母親知道我正打算寫點什麼，又知道我跟長影的一位導演有着通信，所以她覺得推我去看這電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大事。怎樣的大事呢？我們一起在那條快樂的雪路上跋涉時，誰也沒有把握，惟矇矓地都懷着希望。她把我推進電影院，安頓好，然後回家。謝天謝地她不必在外面等我，命運總算有憐恤她的時候——交道口離我家不遠，她只需送我來，只需再接我回去。

再過幾年，有了所謂“內部電影”。據說這類電影“四人邦”時就有，惟內部得更為嚴格。現在略有鬆動。初時百姓不知，見夜色中開來些大、小轎車，紛紛在劇場前就位，跳出來的人們神態莊重，黑壓壓地步入劇場，百姓還以為是開什麼要緊的會。內部者，即級別夠高、立場夠穩、批判能力夠強、為各種顏色都難毒倒的一類。再就是內部的內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影片嘛，東洋西洋的都有，據說運氣好還能撞上半裸或全裸的女人。據說又有潔版和全版之分，這要視內部的級別高低而定。然而沒有不透風的牆呀——檢票員不得已而是外部，放映員沒辦法也得是外部，可外部難免也有其內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如此一算，全國人民就都有機會當一、兩回內部，消息於是不徑而走。再有這類放映時，劇場前就比較沸騰，比較火爆，也不知從哪兒湧出來這麼多的內部和外部！廣大青年們尤其想：裸體！難道不是我們看了比你們看了更有作用？有那麼一段不太長久的時期，一張內部電影票，便是身份或者本領的證明。

“內部電影”風風火火了一陣子之後，有人也送了我一張票。“啥名兒？”“沒準兒，反正是內部的。”無風的夏夜，樹葉不動，我搖了輪椅去看平生的第一回內部電影。從雍和宮到那個內部禮堂，搖了一個多鐘頭，沿街都是乘涼的人群。那時我身體真好，再搖個把鐘頭也行。然而那禮堂的台階卻高，十好幾層，我喘吁吁地停車階下，仰望階上，心知凶多吉少。但既然來了，便硬着頭皮喊那個檢票人——請他從台階上下來，求他幫忙想想辦法讓我進去。檢票人聽了半天，跑回去叫來一個領導。領導看看我：“下不來？”我說是。領導轉身就走，甩下一句話：“公安局有規定，任何車輛不準入內。”倒是那個檢票人不時向我投來抱歉的目光。我沒做太多爭取。我不想多做爭辯。這樣的事已不止十回，智力正常如我者早有預料。只不過碰碰運氣。若非內部電影，我也不會跑這麼遠來碰運氣。不過呢，來一趟也好，家裏更是悶熱難熬。況且還能看看內部電影之盛況，以往只是聽說。這算不算體驗生活？算不算深入實際？我退到路邊，買根冰棍坐在樹影里瞧。於是想念起交道口，那兒的人都認識我了，見我來了就打開太平門任我驅車直入——太平門前沒有台階。可惜那兒也沒有內部電影，那兒是外部。那兒新來了個小夥子，姓項，那兒的人都叫他小項。奇怪小項怎麼頭一回見我就說：“嘿哥們兒，也寫部電影吧，咱們瞧瞧。”

小項不知現在何方。

小項猜對了。小項那樣說的時候，我正在寫一個電影劇本。那完全是因為柳青的鼓勵。柳青，就是長影那個導演。第一次她來看我就對我說：“幹嘛你不寫點什麼？”她說中了我的心思，但是電影，誰都能寫嗎？以後柳青常來看我，三番五次地總對我說：“小說，或者電影，我看你真的應該寫點什麼。”既然一位專業人士對我有如此信心，我便悄悄地開始寫了。既然對我有如此信心的是一位導演，我便從電影劇本開始。尤其那時，我正在一場不可能成功的戀愛中投注着全部熱情，我想我必得做一個有為的青年。尤其我曾愛戀着的人，也對我抱着同樣的信心——“真的，你一定行”——我便沒日沒夜地滿腦子都是劇本了。那時母親已經不在，通往交道口的路上，經常就有一對暫時的戀人並步而行（其實是腳步與車輪）。暫時，是明確的，而暫時的原因，有必要深藏不露——不告訴別人，也避免告訴自己。但是暫時，只說明時間，不說明品質，在陽光燦爛的那條快樂的路上，在雨雪之中的那家影院的門廊下，愛戀，因其暫時而更珍貴。在幽暗的劇場裏他們挨得很緊，看那輝煌的銀幕時，他們複習着一致的夢想：有一天，在那兒，銀幕上，編劇二字之後，“是你的名字”——她說；“是呀但願”——我想。

然而，終於這一天到來之時，時間已經遠遠地超過了暫時。我獨自看那“編劇”後面的三個字，早已懂得：有為，與愛情，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領域。但暫時，亦可在心中長久，而寫作，卻永遠地不能與愛情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