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節

九

但法律不是強制嗎？不過，此強制與彼強制有些不同。其一：法律是事先商定的規則，由不得誰見機行事，任意修改。比如足球，並非是由裁判說了算，而是由規則說了算，是為法治，故黑哨也逃不脫制裁。其二：法律是由大家商定的，不是由什麼人來強制大家商定的，所以大家才自願受其制約。又比如足球，一切規則都是為了保持足球的魅力，以贏得人們廣泛的喜愛，倘只取決於權勢的好惡，看台上寥寥然只坐着幾門誰家的親戚，那足球也就完了。

任何規則，都要有眾人的理解與擁護才行，否則不過一紙空文。再比如足球，單是裁判和球員知其規則還不行，球迷要是不懂，這球也甭踢。比如說，自家一輸球，看台上就起鬨，再輸，球迷就退場，那還不如甭踢，先就算你們贏了吧。不過，要是裁判有“貓兒膩”呢？當然，誤判應當理解，偏袒也要忍耐而後申訴，但若有人以權壓眾，包庇、慫恿黑哨呢？甚至事先就已排定了比賽的結果呢？球迷們那就給它一大哄吧，然後退場——此乃義舉，算得上護法行動。

十

法律不擔保均貧富，正如規則不擔保比賽結果。要是有誰擔保了比賽結果，沒問題你把他告上法庭。可要是有人擔保了均貧富呢？人們卻猶豫，甚至可能擁護他。就算髮此誓願者確無他圖，可歷史上有誰真正做到過均貧富嗎？真正做到，同時又不損害人的自由，可能嗎？就比如，有誰能讓大家自由奔跑，又保證大家跑得一樣快嗎？有誰能把這山高谷深日烈風寒的行星改造得“環球同此涼熱”嗎？

罵一罵富人這很容易，甚至也不都是毫無理由，社會的不公既在，經常也就需要一些敏銳甚至挑剔的眼睛。不過另有一種可能：這憤怒其實比前述的尷尬還不如。尷尬是因為能夠反躬自問，而比如說喊着“開‘奔馳’的出去”的（聽說最近上演着一出話劇，劇終時，劇中人便高亢地向觀眾這樣喊），大約從未反觀自己，否則他不難看出還有比他更貧窮的人，那麼他出不出去呢？都出去了，只剩一個最窮的人，戲還怎麼演呢？

十一

尷尬是一種可貴的能力。因為，反躬自問是一切愛願和思想的初萌。要是你忽然發現你處在了尷尬的地位，這不值得驚慌，也最好不要逃避，莫如由着它日日夜夜驚擾你的良知，質問你的信仰，激活你的思想；進退維谷之日正可能是別有洞天之時，這差不多能算規律。

比如說，法律，正就是愛願於尷尬之後的一項思想成果。而且肯定，法律的每一次完善，都是愛願幾經尷尬之後的別開生面。斥罵的暢快，往好里說是童言無忌，但若挺悠久的一種文化總那麼孩子氣，大半也不是好兆。比如說，那就為詰問備好了麻木，以憤怒代替了思考，尷尬倒是沒了，可從此愛鬧脾氣。反躬自問越少，橫眉冷對越多，愛願消損，思想萎鈍，規則一旦荒蕪，比如說足球吧，怎麼踢呢？很可能就會像一個自閉的兒童，抱了皮球，一腳一腳地朝着牆壁發狠，魔魔道道地自說自話。

十二

但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事可怎麼說？誰敢說這樣的事已經沒有？那麼法律，對這樣的結果也是聽之任之嗎？規則不是不擔保結果嗎？

但這不是結果呀，這正是法律或規則的起因。“朱門酒肉臭”先放一放再說，“路有凍死骨”則是在要求着法律的出面與完善。人有生的權利，有種種與生俱來的平等的權利，此乃天之賦予，即神命，是法律的根據。再比如足球，遊戲規則是人訂的，但遊戲——遊戲的慾望、遊戲的限制、遊戲的種種困阻和種種可能性，都是神定。這簡直就是人生的比喻，人世的微縮，就像長河大漠就像地久天長就像宇宙無垠就像命運無常，都是神的給定，是神為使一種美麗的精神得以展開而設置的前提，這不是規則的結果，而是對規則的呼喚，是規則由之開始的地方。在這一切給定之後，神說：人生而平等（不是平均）。生，乃人之首要的平等權利，因而，倘有窮到活不下去的人，必是法律或規則出了問題，是完善它的時候，而非廢棄它的理由。

十三

可要是這麼說，是不是就有點兒可笑？法律既定，一有“凍死骨”，你就說這不是結果，這是法律的開始之地，是法律需要完善的時候，那法律還有什麼權威？它豈不又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非也，這不是任人打扮，這是神命難違。法律也不是絕對權威，絕對的權威是神命：人有生的權利！倘這兒出了差錯，錯的一定是人，惟去檢點和完善人訂的規則，切不可懷疑那絕對的命令。

可要是一個遊手好閒之徒窮得活不下去了呢？也得白白送給他衣食住所嗎？是的，也得！窮，但不能讓他窮到活不下去，這正是擔保平等但不擔保平均，擔保權利但不擔保結果呀。情願如此潦倒而生的人，也是背棄了神約，背棄了愛願（他只顧自己），但神不背棄任何人，愛願依然照顧着他，隨時為他備下一個平等的起點。

十四

幸而情願這樣潦倒而生的人並不多。更多的人，更多的時候，是聽得見神的要求的。愛願，不能是等待神跡的寵溺，要緊的一條是對神命的愛戴，以人的尊嚴，以人的勤勞和勇氣，以其向善向美的追求，供奉神約，沐浴神恩。

從報紙上讀到一篇文章，說是這世界上的某地，其監獄有如賓館，獄中的食物稍不新鮮囚犯們也要抗議，文章作者（以及我這讀者）於是不解：那麼懲罰何以體現？我們被告知：此地的人都是看重自由的，剝奪自由已是最嚴厲的懲罰。又被告知：不可虐待囚徒，否則會使他們仇視社會。這事令我感動良久，這樣的事出於何國何地無需計較，它必是出於嚴明的法律，而那法律之上，必是神命的照耀。惟對熱愛自由、看重尊嚴的人，懲罰才能有效，就像惟心存愛願者才可能真有懺悔。否則，或者懲罰無效，或者就複製着仇恨。沒有規矩何出方圓？沒有神命又何出規矩呢？愛願必博大而威赫地居於規則之上。

十五

法律或規則既為人訂，就別指望它一定沒有問題。無法無天的地方已經很少，但窮到活不下去的卻大有人在。比如有病沒錢治的。比如老了沒人養的。比如，設若資本至尊無敵，那連本錢都湊不足的人可怎麼起步？比如我，一定要跟劉易斯站在一條起跑線上，不(貝+青)等着做“凍死骨”才怪。所以有了殘奧會。殘奧會什麼意思？那是說：愛願高於規則，神命高於人訂。換言之：規則是要跟隨愛願的，人訂是要仰仗神命的。但殘奧會也要有規則，其規則仍不擔保結果，這再次表明：神命並不寵愛平均，只關愛平等。殘奧會的聖火併不由次神點燃，故其一樣是始於平等，終於平等。電視上有個定期的智力比賽，這節目曾為殘疾人開過一期專場，參賽者有肢殘人，有聾啞人，有盲人，並無弱智者，可這一期的賽題不僅明顯的容易，而且有更多的求助於他人的機會，結果是全部參賽者都得了滿分。我的感受是：次神出面了。次神是人扮的，向愛之心雖在，卻又糊塗到家，把平等聽成了平均。

十六

很久了，我就想說說尿毒症病人“透析”的事兒。三年前我雙腎失靈，不得不以血液透析維持生命，但透析的費用之高是很少有人能自力承擔的，幸而我得到了多方支援，否則不堪設想。否則會怎樣？一是慢慢憋死（有點兒錢），二是快快憋死（沒錢）。但憋死的過程是一樣的殘酷——身體漸漸地腫脹，呼吸漸漸地艱難，意識怪模怪樣地彷彿在別處，四周的一切都彷彿浸泡在毒液里漸漸地僵冷。但這並不是最壞的感覺，最壞的感覺是：你的親人在一旁眼睜睜地看着你，看着這樣的過程，束手無策。但這仍不見得是最壞的感覺，最壞的感覺是：人類已經發明了一種有效的療法，只要有錢，你就能健康如初，你就能是一個歡跳的兒子，一個漂亮的女兒，一個能幹的丈夫或是一個溫存的妻子，一個可靠的父親或是一個慈祥的母親，但現在你沒錢，你就只好撕碎了親人的心，在幾個月的時間裏一分一秒地撕，用你日趨衰弱的呼吸撕，用你忍不住的呻吟和盼望活下去的目光撕，最後，再用別人已經康復的事實給他們永久的折磨。誰經得住這樣的折磨？是母親還是父親？是兒子還是女兒？是親情還是那宏博的愛願？

十七

我有過這樣的經歷，幸而經歷到一半時得到了救援，因而我知道剩下的一半是什麼。我活過來了，但是有不得不去走那另一半的人呀。我閉上眼睛不去看他們，但你沒法也閉上心哪。我見過一個借錢給兒子透析的母親，她站在透析室門外，空望着對面的牆壁，大夫跟她說什麼她好像都已經聽不懂了。我聽說過一對曾經有點兒錢的父母，一天一天賣盡了家產，還是不能救活他們未滿成年的孩子，看見和聽見，這多麼簡單，但那後面，是怎樣由希望和焦慮終於積累成的絕望啊！

我聽有位護士說過：“看着那些沒錢透析的人，覺得真不如壓根兒就沒發明這透析呢，乾脆要死都死，反正人早晚都得死。”這話不讓我害怕，反讓我感動。是呀，你走進透析室你才發現（我不是說其他時候就不能發現）最可怕的是什麼：人類走到今天，怎麼連生的平等權利都有了疑問呢？有錢和沒錢，怎麼竟成了生與死的分界線？這是怎麼了？人類出了什麼事？

如果你再走進另一些病床，走到植物人床前，走到身患絕症者的床前，你就更覺荒誕：這些我們的親人，這些曾經瀟洒漂亮的人，這些曾經都是多麼看重尊嚴的人，如今渾身插滿了各種管子，吃喝拉撒全靠它們，呼吸和心跳也全靠它們，他們或終日痛苦地呻吟，或一無知覺地躺着，或心裏祈盼着結束，或任憑病魔的擺佈。首先，這能算是人道嗎？其次，當社會為此而投入無數資財的同時，卻有另一些人得了並不難治的病，卻因為付不起醫療費就耽誤了。這又是怎麼了？人類到底出了什麼事？

十八

出了什麼事？比如說，高科技在飛速發展，隨之，要想使一個身患絕症的人僅僅保持住呼吸和心跳，將越來越不是一件難事了，但它的代價是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入。一方面，新的醫療手段和設備肯定是昂貴的，其發展的無止境意味着資金投入的無止境。另一方面，人最終都要面對死亡，如果人的生存權利平等，如果僅僅保持住心跳和呼吸也算生存，那麼這種高科技、高資金的投入就更是無止境。兩個無止境加起來，就會出現這樣一種局面：有限的社會財富，將越來越多地用於延長身患絕症者的痛苦，而對其他患者的治療投入就難免捉襟見肘了。

絕沒有反對科學發展的意思。但是，隨着高科技的發展，醫學必然或者已經提出一些哲學問題了。醫學已不再只是一門救死扶傷的技術，而是也要像文學和哲學那樣問一下生命的意義了，問一下什麼是生？什麼是死？生的意義如何？以及，“安樂死”是否正當？

十九

在不久前的《實話實說》節目中，聽到一位法律專家陳述他反對“安樂死”的理由，他說得零亂，總結下來大致是兩點。其一：“安樂死”從實行（即立法和執法）的角度看，困難很多，因此他認為是不應該的。這可真叫邏輯混亂。一事之應不應該實行，並不取決於其實行是否有困難，而是要取決於其實行是否正當。倘不正當，實行已失前提，還談什麼困不困難？倘其正當，那正是要克服困難的理由（以及正是表明法律專家並不白吃飯的時候），否則倒是默允或縱容了不正當。這樣看，無論“安樂死”應不應該實行，都與困難無關，那專家說了半天等於什麼都沒說。

當然，應不應該，並不等於能不能夠。見報紙上有文章說，從中國目前的條件看，“安樂死”還不能夠很快實行。這我同意，但這又不等於說，我們不應該從現在就開始探討它的正當性和可行性。

二十

我住過很多回醫院，見過很多身患絕症的人，見過他們對平安歸去的祈盼，見過因祈盼不得回應而給他們帶來的折磨，生理的和精神的折磨，分分秒秒不得間歇。我真是想不通這到底是為了什麼？似乎只是為了一種貌似人道的習俗。這樣的時候，你既看不到人的尊嚴，也看不到人的愛願，當然也就看不出任何一點人道；那好像只是一次刑罰——一個堂堂正正的人，被病魔百般戲弄，失盡了尊嚴和自由，而另一些他的同類呢，要麼冷漠地視而不見，要麼愛莫能助，惟暗自祈禱自己的歸程萬勿這般殘忍。這簡直是對所有人的一次侮辱，其辱不在死，人人都是要死的；其辱在於，歷來自尊的人類在死亡面前竟是如此地慌張和無所作為。刑罰所以比死更可怕，就在於人眼睜睜地喪失了把握命運的能力。我想，創造刑罰的人一定是深諳這一點的。可我們為什麼要讓那必來的“歸去”成為刑罰呢？為什麼不能讓它成為人生之旅的光明磊落的結束，坦然而且心懷敬意地送走我們所愛的人呢？

當有人（以及每一個人都可能）受此酷刑的折磨與侮辱之時，法律和法律之上的愛願，只擺出幾項改變它必然要遇到的困難，就可以溜之大吉並且心安理得了嗎？

二十一

那位法律專家反對“安樂死”的另一個理由是：“人沒有死的權利。”但是為什麼呢？他未提供有力的說明。他除了說得有些蠻橫，還說得有些含糊：“死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自然而然的事就一定正當嗎？真若這樣，要你法律專家幹嗎？不過，這一回的問題好像真的不太簡單。

人沒有死的權利——第一，這話可以翻譯成：個人沒有死的權利，比如文革中，一個終於受不住摧殘與屈辱的人，要是自殺了，必落一個“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的罪名；憑此罪名，你生前的一切就都被否定，你的親朋好友就都可能受到株連。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你必須老老實實忍受屈辱，無權反抗，連以死抗爭的權利都沒有。當然，你已經自殺了說明你可以自殺，任何罪名對你都已毫無作用，但其實，那罪名是說給生者聽的，是對一切生者的威嚇，那是要取消所有人抗議邪惡勢力的最後權利。還說“人沒有死的權利”嗎？一個人若連以死抗爭的權利都被剝奪，可想而知，他還會有怎樣的生的權利。

二十二

人沒有死的權利——第二，此言也可作如下想：生的權利既為天賦，人便無權取消它，死既為天命之必然，故只可順其自然。話說到這兒，真像似有些道理了。

但是未必，且不論生死之界定尚屬懸案，只說：真這樣順其自然，醫學又是幹什麼用的？醫學，不是在抗拒死亡嗎？倘若順其自然，那麼不僅醫學，一切學、一切人的作為就都要取消。那樣的話可真是順其自然了——人將跑成一群漫山遍野地尋食、交配、繁衍，然後聽天由命的物類了。理想也無，愛願也無，前途嘛，不過是地平線以內四季的安排。有人說了：這樣不好嗎？可更多的人說：這樣不好！說好的人就這樣去好吧。說不好的人就有麻煩：為什麼不好？以及怎樣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