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三道關卡——權關

前面講的色關、金錢關，就是人生最大的兩道關卡，尤其是對一個權力場上的人來說。錢財固然是一“關”，權其實也是一“關”。

中國是一個十分崇拜權力的國家。中國文化是人人都想當王的文化。為什麼這麼說呢？

許多人認為，能在中國當上領導，就等於擁有了一切。你看，為什麼考公務員的人是如此之多，不都是為了一個鐵飯碗，不都是想當領導嗎？！過去，在中國人的眼裏，當領導與發財是連在一起的。所以叫“升官發財”。這在一些西方國家的只有發財的人才更有可能當領導是正好相反的。

由於我特殊的人生經歷，使我具有了傳統軍人的個性，具有剛直不阿的性格。我從部隊回到長沙后，按政策可以安排個一官半職，但我卻一無所有，做了一個（正團的）一般幹部。我能腳踏實地地做好自己該做的每件事就心滿意足了，於是，在地方上我更加沒有當領導的癮了。

我這人是從不求人的，更不要說送錢買官了。我一直處於無錢階級，我的錢都是用來吃飯養家的。我決不會幹那些不正當的事。何況，我這種性格的人，直接上級一般來說是不喜歡的，所以，我也沒那個必要搞關係了。

我當點小領導，可以說是撿來的。幾次都是如此。

我在部隊任正團職幹部多年，但轉業到長沙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我是一籌莫展。一起轉業的別的軍人，都在8月份前後落實了單位，我一直到12月份，才分配到在市檢察院擔任一名未經人大任命的檢察員。當時因為沒有通過任何熟人關係進入這個單位，有人問我在部隊是當營長還是當連長，我回答別人，我啥職沒任過。因為我想過去只是生命的一個過程，無論成功或失敗，幸福和痛苦，榮譽與恥辱，特別是地位職權都不能把它當做包袱背在身上，讓自己累得趴下。其實輕輕鬆鬆做一名普通的幹部，面對現實，勤奮學習，執著敬業，也別有風味。

在單位，因為我群眾關係好，工作上發揮了我在部隊的職業特徵，表現出了自己的特色，人又好管理，所以，在科室辦案半年多之後，我被選舉到檢察院機關黨委專職副書記位子上。到單位一年，根據推薦，我又擔任了紀檢組長。

我當到副檢察長也是“撿”來的。1991年，我被提請人大常委會任命副檢察長擱淺后，沒有把做領導攬權作為自己的追求，能心態平和，做好自己的工作，在1993年組織上準備將我調任公安局副局長時，換屆后的新任檢察長認為我能力還行，將我留下，提請人大任命為副檢察長。就這樣，又撿了個領導。

我是對“領導”“權利”已經看開了的人，幾十年來組織要我當，要我盡點義務，我會樂意接受，不要我當，我也坦然處之，絕不強求。

不過，我對工作是十分負責的。在位期間，我是做了許多扎紮實實的工作的。我在位10多年，沒有玩弄權術，沒有利用職權為自己謀財謀物。我是對得起這個職位的，我是沒有給這個職位抹黑的。

平時，我愛看各種各樣的書，我曾經看過關於民國“清白的軍閥”段祺瑞的生平逸事，頗有感觸。

別的且不說，單說在錢財方面，段祺瑞確實做到了清廉。他家的門人從來都不敢向求見者索賄，否則會被槍斃，下屬送來的貴重禮品，段祺瑞總是留下其中不值錢的一兩件，然後將餘下的都退回去。他收到的最重的禮品，是馮玉祥送的一個南瓜，這在當時貪污腐化成風的年代裏極為罕見。

段祺瑞不愛錢，不愛玩，不愛鴉片，也不愛女人，那麼他是木頭人嗎？他不是，他也有醉心的東西，那就是權術。段祺瑞的一生，是不斷地爭權的一生，先是逼走黎元洪，獨攬大權，后又對曹錕、徐世昌、馮國璋等總統多方挾制，甚至一時曾任“總執政”，民國肇始，百業待興，段祺瑞對國家重建毫無建樹，卻忙於爭權，上行下效，弄得全國烽煙四起，軍閥爭戰不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由於一人貪權而導致天下大亂，其為禍之烈，遠遠超出千百個貪於財貨的敗吏。

遍閱史書，可以發現，古往今來的大獨裁者往往視錢財如糞土，卻無一例外貪權。某些國家的領導人臨死前，還要指定其兒子接班，難道舉國之大沒有一個堪當國運的賢者？至死都要貪權，難怪國家貧弱如斯。

貪權是古今中外獨裁專制者的共同特點，秦代儒生在關於秦始皇的議論中，有一條就說到他“貪權專斷”。為什麼貪權呢？因為在一個人治的社會，權力遠遠比財富更重要。都說皇帝富有四海，就是因為皇帝的權力威加海內，所有的人都得服從其意志，自然所有的財富都歸其所有，從來沒有一個人會說一個生活儉樸的皇帝是一個窮人。朱元璋出身貧農，做了皇帝後生活也很儉樸，然而，他卻有資格傲視天下一切的富人。明代的首富沈萬三曾經在朱元璋面前抖了一下富，要出資幫他犒軍，結果差點被朱元璋砍了頭。掌握了權力，不僅擁有了財富，更擁有了生殺予奪的強制力。

權力的魔力，不僅在於控制財富和廣大的臣民，還是得遂己意的利器。很多關於希特拉的傳記中都提到，希特拉對財富根本就不屑一顧，然而，正是由於擁有了權力，希特拉得以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第三帝國，其荒謬的思想與意志曾經在一個廣袤的空間裏一度得以實現。

實際上，很多人貪權，非但是貪戀榮華富貴，更重要的是為了實現個人的慾望或意志，最典型的是無數的暴君和亂世梟雄。為了讓自己“流芳千古”，緊緊地抓住權力，至死不放，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必然會對那些有才華的人進行打壓，以防止其過於耀眼。在一個當權者嗜權如命的社會，自然是人才凋敝，萬馬齊喑。一人得以縱橫天下，千萬人的夢想也就此成空。

聯想到我們現在的反腐倡廉，從王寶森，到李紀周、李嘉廷，一批位高權重貪婪的領導幹部落馬，這固然表現了我們反貪污腐敗的決心，但主要矛頭還是對準貪財，這就造成了一種錯覺，似乎貪錢才算貪，殊不知貪權是最大的貪，是一切貪的鼻祖。

幾年前鬧得沸沸揚揚的獅子樓事件，就是一些幹部貪權的結果。要說為了錢財，據說在事件中沒有人貪污，但獅子樓就是在某些人“老子想怎樣就怎樣”中倒閉，而正是權力，給了這些人一個實現“想怎樣就怎樣”的平台。一些禍國殃民的形象工程、拍腦袋工程，在其興建之初，決策者不見得是為了貪財，可能更多的人是為了能體驗“青史留名”的狂想，以及一言九鼎、俯瞰眾生的霸王之氣。

如此看來，很多人貪權，上升到精神層面說，是為了體驗那種意氣縱橫，俯瞰眾生的病態思想。歷史上有些皇帝生活儉樸，卻一樣的意氣昂揚，一大堆人圍在腳下三呼萬歲，我叫向東沒人敢向西，如此得遂人意，別說去貪污，就是吃草根也願意，精神上的優越豈是財富能買來的。這種殘存的腐朽封建思想，便是一些人貪權弄權的深層動機。貪權者逞一己之意，卻要以眾多人遭受苦難為代價——一人快意而千萬人壯志未酬，實在是大貪特貪。

過分的貪權對社會的危害更大。財產雖然寶貴，卻具有再生性，被人貪去了，還可以通過流血流汗再創造出來；公共權力卻沒有再生性，權力被一家一姓壟斷了，其他人便失去了權力。財產暫時的遺失，未必導致政權變質；政權被私人壟斷了，公權便蛻變成了私權。失去財產的人仍是人，失去政治權利的人則不再是人，而是會說話的工具。

而且，公共權力被私人所壟斷，必然導致兩種嚴重後果：

一是導致不可避免的腐敗。這種腐敗，可能表現為對公共財產肆無忌憚地侵佔，也可能表現為對公共財產隨心所欲地揮霍。從集體積累中撥出數千萬元研究永動機，這種荒唐無稽的愚昧行為，便發生在某個聞名遐邇的農村。

其次，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唯我獨尊的專制，專制的最大特點是蔑視人的權利。在某個著名的農村，失去權利的農民只剩下一件屬於自己的東西，即對掌權者一家一姓的“忠心”；表面上人們擁有汽車、別墅、大筆存款，但是當他們的“忠心”變色時，這一切都將失去。

最大的貪，是貪權，貪婪的專權者為了貪圖個人意志的得逞而毀滅眾多人的夢想，實在是禍大無窮。遠甚於貪財好色的敗吏。

《菜根譚》告誡後人云：“多種功德，勿貪權位”，如果一個有身份有學問的人，為了追逐地位和權利，享受榮華富貴，而不顧老百姓的利益，為了撈取資本去討好比他權力更大的人，阿諛奉承，溜須拍馬，甚至不惜出賣人格，而不是為了行善積德，比如說陷害岳飛的秦檜，這是人所共知的，雖然他有權勢有地位，可是他的心靈卻充滿了罪惡，他的人格卻是卑鄙無恥的，所以他最終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連一個乞丐都不如。

因此，只有“多種功德，勿貪權位”，才能夠真正體現一個人的道德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