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不為名利動心，不為權欲熏心，不為排場勞心

耐得住清貧，來自社會的金錢、物質和多種形形色色的誘惑力就小；耐不住清貧，上述誘惑力就自然增大。

幾乎所有貪婪的領導都有一個苦難的童年，都有一個奮鬥的青年，都有一個上升的中年，最後都有一個悲慘的晚年。他們認為，自己受的苦要有所補償。這是一個多麼滑稽而幼稚的邏輯，到最後自然都有一個悲慘的晚年，也就不難理解了。

今天幹事業需要耐得住清貧，要以平靜的心境，正視現實，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多看看下面這些人：

周敦頤著蓮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

蜀相諸葛亮，鞠躬盡瘁，粗衣素食，死無餘帛；

宋相司馬光，“食不敢常有肉，穿不敢有純帛”，當官四十餘載僅剩“薄田”，其妻死時，手頭拮据，只好“典地葬之”；

明代海瑞一腔正氣，兩袖清風，終生節儉，去世時“家僅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衣數件”，其後事需由門人發動募捐，方能辦理；

清代鄭板橋身為縣太爺，嫁女竟買不起嫁妝，只好“贈爾春風幾筆蘭”；

……

這些官員，他們終其一生，都與清貧為伴，最終成為名垂青史的人物。

當領導要不貪便宜。

1995年，北京一家單位駐長沙辦事處的一位朋友到我家來，看到我家裏十分簡陋，立即提出幫我裝修房子。我拒絕了他的好意。我在簡陋的房子裏住習慣了，裝不裝修，其實都無所謂。我是個耐得住清貧的人。

後來，這位朋友的單位與上級脫鉤了，並且被一家有實力的企業兼并了。他處於一個有職無權的狀態。一次，為了搞一個項目，在單位領導同意但要他自己融資的情況下，他找了一個香港老闆合作。這個老闆根據合同付了50萬元作為前期開辦費用后，又反悔不願投資了，並想將原付的50萬元收回。合作已經開始，因此，開支了一些費用，這位朋友一時無法償還，但雙方簽了還款計劃，還有擔保單位。香港老闆因擔心要不到錢，遂以涉嫌詐騙將他告到公安機關，並將他刑事拘留。因證據不足，檢察機關沒有批准逮捕被取保候審。其間，他家人已借錢退還了香港人的投資款。但是，公安機關還是以詐騙罪移送檢察機關起訴。當時，我正好管刑事檢察。市院經檢察委員會討論，認為不構成犯罪並作了批複。然而，香港人沒有提出不同意見，我那朋友的所在單位倒是非要置他於死地。為此，他們將我作為他的保護也搭了進去，到處告狀。省院檢察委員會討論該案之後，也同意我們的意見，認為不構成犯罪。

案子結后，一次過年，這位朋友帶了自己家鄉的土特產來看我。他愛人進了屋，他卻在樓下不進門。我將他接進來后，他十分內疚地說——我紅火的時候，從未幫過你，年都沒給你拜過，我落魄的時候，你卻不顧別人告狀為我主持公道，我不好意思見你。

我說，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說，舉賢不避親，我們為主持正義也應該不避朋友呀。幸虧我以前沒接受你幫我裝修房子，不然，我不僅幫不了你，可能還會把我帶進去。

假如當時我要他幫我裝修房子，在後來他出事時，我就說不清了。由此事看出，當領導，絕對不能貪小便宜，否則會誤了大事的。

在有些問題上，我也沒有超凡脫俗，我也是吃五穀雜糧的人。但我絕對不利用職權來謀取個人利益。

我曾經多年主管政治部，其中的幹部工作是一項極為敏感的工作。我絕不在這個敏感的問題上讓私慾使自己的心理失衡，堅持調進幹部、招錄幹部按政策規定一碗水端平，提拔、任命幹部按實際表現和成績一碗水端平。有些幹部跟我聊天時問我，你管幹部時怎麼那麼實在？

我跟他們說：無論你們是找事業，還是來找飯碗，我都希望你們昂首挺胸進來。我不能讓你們還沒有踏進這個門檻，或者在進取過程中因為我而留下一個陰影在腦海里，你們若是自己或者親屬送了錢給我，請我到好地方吃了飯，可能會導致這樣的後果：

第一，潛意識裏，你們的自尊心會受到傷害，無論你們是進入或者是提拔都不認為是自己辦事能力的作用，而是紅包的作用。第二，你們會想，進這個執法單位時，領導都收紅包，那整個社會該是何等的骯髒。第三，領導有權利收紅包，到時你們有了權力，你們也可以收呀。第四，我若收了你們的紅包，每天上班抬頭不見低頭見，我如何與你們面對和相處呀。我臉皮再厚，我也不敢幹這種事。

所以，我不斷告誡這些檢察官，做人一定要耐得住清貧，耐得住清貧才能正派，才能不搞那些歪門邪道。

“打鐵就要比鋼硬，搞反貪就要自己先戒貪，無欲則剛，無欲無畏”。說這話的人叫王書田，參加工作32年，先後擔任過派出所所長、公安局政委、副檢察長兼反貪局長。他嚴於律己，兩袖清風，從不以權謀私、以案謀利，從不拿法律、原則做交易。他常說，正是有了這樣的職業操守，他才能冷靜地面對形形色色的誘惑，平靜地與家人過着儉樸淡然的生活，克勤克儉，清廉如水，維護着法律的尊嚴和執法者在百姓心中的形象。

王書田在臨潼區公安局當政委時，就是個口碑很好的領導。1997年10月，王書田的父親病逝，幹警們按照習俗，湊了9000元作為行禮送了去。

王書田處理完父親的喪事後，一回到單位就把這些禮金交給了政工科，要求逐人逐份退回去。政工科科長為難地說：“王政委，你對自己要求也太嚴了，婚喪嫁娶，隨個份子，這是人之常情，你這不是讓大家難堪嗎？”王書田卻對政工科科長說：“你告訴大家，心意我領了，我不是別人，我是政委，這錢我不能收！”

王書田先後三次住院，摘掉了脾臟，他自身的機能已不能合成蛋白，為了維持生命，按醫生要求，每周要注射兩次血白蛋白，一支200多元。一個月下來，他的工資收入幾乎就用完了。為給王書田治病，耗光了家裏本來就不多的積蓄，還借遍了親戚的錢。無奈之下，妻子李玉琴只得賣掉了王書田工作大半生唯一落下的一套房子，全家日子過得十分清苦。王書田的岳父，也拿出自己積攢多年的養老錢為女婿治病，自己竟拄着拐杖在離家不遠的菜市場撿拾別人丟下的菜葉。王書田住院時，女兒王楠欣每天到醫院給父親送飯，卻捨不得坐公共汽車，為的是節省五毛錢的車票錢。妻子為了照顧他的身體和生活，完全待在了家裏，為維持家庭生計操碎了心。王書田對妻子說：“下次我要是再犯病，你就別救我了，我不忍心讓你、老人和孩子為我活得這麼苦、這麼難。”

按說王書田是副檢察長，有困難完全可以向單位開口，妻子幾次勸他申請補助，但王書田卻說：“醫保是國家的政策，我作為一名領導更不能提這個特殊要求。咱寧為公窮，不為私富。”這就是王書田！

談到王書田的生活習慣，王書田的妻子李玉琴說：“他簡直太節儉了，我和女兒也深受他的影響。我和書田結婚22年來，他只有三件T恤衫，全是我給他買的。最貴的一件T恤，是2003年夏天，他第一次大出血住院摘除了脾臟后回到家我拉着他上街買的，花了240多元。當時他還死活不讓買，嫌太貴了。我火了，就說他，你現在都什麼樣了，還能穿多長時間呀。其實我心裏有些話，不願當他面再說下去。那是他那次大出血把我嚇怕了，我是擔心他哪一天要是真的去了，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穿過。”

王書田在針織廠當工人時，他最愛穿的衣服就是工作服。當警察、當檢察官時，他最愛穿的衣服還是制服，連過年過節都捨不得脫。他常常對家人說：“制服最好看了，穿上它讓自己什麼時候都記得自己是幹什麼的，什麼時候都不忘自己身上的職責。”

七十多歲的劉老太太，是王書田的一個老鄰居，她常對人說，王書田這領導，沒一點架子，真是個好人。當王書田生病後，劉老太太堅持到家裏看望他，看到王書田簡陋的家，老太太更是感慨萬千：“我一輩子都沒見過書田這麼好的人，這麼窮的領導。”

王書田自己說：“守得清貧，工作踏實，吃飯踏實，睡覺也踏實。”“誰不想讓自己的家人過上富裕的生活，但生活要看自己的條件，條件達不到，就不要硬求。”王書田豁達地說。

常言道：“難耐清貧莫當領導。”能不能以平靜的心態耐住清貧，是考驗每一個領導幹部的修養品位、思想道德的重要尺度。

清貧、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無數事實證明，我們所以能夠逐步走向富裕，獲得新生，也正是安貧樂道、艱苦創業的結果。

當今的領導者，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只有耐得住清貧，才能守一方樂土。只有耐得住清貧，才能舒兩袖清風。耐得住清貧，是一種超然於物的自制力，是一個領導幹部思想成熟的重要標誌。

誠然，耐得住清貧，並不是廝守清貧、甘於受窮，而是在特定的情況下，貧賤不移，矢志不改，以清貧養平靜的心態，以清貧求發展的空間，以清貧砥礪青雲之志，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當領導。

清貧不是貧困，而是富有。清貧是精神的富有，物質的適中，是物質和精神在一個人心中的協調統一，是擺脫了物慾纏繞，主動放棄對多餘物質享受的追求，是自由、充實、舒展、向上的生活理念。

清貧也是一種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相伴，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伍。清貧還是人生的一種動力之源，它所產生的動力，能戰勝人生路上艱難困苦的阻擋，也能排除橫在人生路上的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

當今社會，各種誘惑頻向我們的幹部招手，因此，“清貧”兩字不可丟棄。縱觀近年來落馬的貪婪的領導，哪個不是因私慾膨脹、貪圖享受而墮落？

有一貪婪的領導東窗事發后，在監獄寫下了“懺悔錄”。他提到腐化變質之前，也曾因看電影《焦裕祿》而感動涕零，也曾立志要做焦裕祿式的好乾部，奈何領導當得越大，越與清貧背離，道德底線崩潰，淪為財色的奴隸。

慾望的沉迷與心靈的清明難以並存，就好像拔河比賽的繩索兩端，執於物質的一端，心的清明也就輸掉了。又像是天平的兩邊，一邊重，另一邊自然輕浮。為了使我們的心一直處在清明的一端和停在重要的一邊，對物質慾望的放下，就成為必然。

對領導來說，清貧是一種價值觀念，只有恪守清貧，才能堅定信仰，與時俱進；清貧是一種品德修養，只有恪守清貧，才能廉潔奉公，樂當公僕；清貧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只有恪守清貧，才能艱苦奮鬥，拼搏進取。甘於清貧、樂道清貧也是長久幸福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