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筆墨良心

一

常有編輯來約稿，說我們辦了個什麼刊物，我們開了個什麼專欄，我們搞了個什麼徵文，我們想請你寫篇小說，寫篇散文，寫個劇本，寫個短評要不就寫點隨感……我說寫不了。編輯說您真謙虛。我說我心裏沒有，真是寫不出。編輯說哪能呢？這一下刺激了我的虛榮心或曰價值感，今生唯作文一技所長，充着作家的名說著“寫不出”，往後的面目和生計都難撐持。我於是改口說，至少我現在沒想好，我不敢就答應您。編輯已不理會，認定我是謙虛不再跟我費口舌，埋頭宣佈要求了：最好多少字，最好在幾日之內交稿，最好……那時我感覺自己就像是一個小掌柜，開着一爿貨源不足的雜貨鋪或者項目太少的綜合加工點，心中無比的歉疚和惶恐，結果常常我就糊裏糊塗地答應了人家的訂貨，然後自作自受發愁着到底給人家寫一篇什麼？

發愁着走出家門。小掌柜發愁着走出家門，尋思說不定運氣好弄來一點俏貨。

走在街上，沸沸揚揚到處都是叫賣聲。攤煎餅的、烤羊肉串的賣衣服的、修皮鞋的，兢兢業業地工作心安理得地掙錢。心裏羨慕——當然這必定是虛偽。

我認識一個開飯館的小夥子，讀書無能但是賺錢有方，他敢把二兩炸醬麵賣到一塊六，然而此飯館地處遊人如潮地帶，吃的人卻也不少，吃的人都罵老闆沒了良心。小夥子見了我常問：“大哥，這兩天又寫什麼呢”？我支唔過去，小夥子掏煙，我也掏煙，小夥子看也不看就把我的煙推回去把他的煙遞過來，他自信他的煙必定比我的好，他的自信從未遭受挫折。我自然要客氣幾句，恭喜他發財並自嘲着寒酸。不料小夥子也說我謙虛：“您真謙虛，誰不知道作家有錢呀？”我說：“時代不同了，我們這一行比不得你們這一行了。”小夥子問：“寫一篇文章多少錢？”“一萬字三百塊吧。”“哎喲喂，可真不多。”“你呢？”小夥子沉默一會，眨巴着眼睛可能是在心裏計算，一支煙罷坦然笑道：“可您別忘了您賣的是筆墨，咱賣的是良心。”我聽得發愣。小夥子拍拍我的肩膀：“怎麼著大哥，憑您這腦袋瓜兒您不應該不明白呀？人家管你叫作家。管咱叫什麼？倒兒爺，奸商。您舍了錢買名聲，我是舍了名聲買錢。”

沒有生活

很久很久以前並且忘記了是在哪兒，在我開始夢想寫小說的時候我就聽見有人說過：“作家應該經常到生活中去。文學創作，最重要的是得有生活。沒有生活是寫不出好作品的。”那時我年少幼稚不大聽得懂這句話，心想可有人不是在生活中嗎？“沒有生活”是不是說沒有出生或者已經謝世？那樣的話當然是沒法兒寫作，可這還用說么？然而很多年過去了，這句近乎金科玉律的話我還是不大聽得懂，到底什麼叫“沒有生活”？“沒有生活”到底是指什麼？

也許是，有些生活叫生活或叫“有生活”，有些生活不叫生活或者叫“沒有生活”？如果是這樣，如果生活已經劃分成兩類，那麼當不當得成作家和寫不寫得出好作品，不是就跟出身一樣全憑運氣了么？要是你的生活恰恰屬於“沒有生活”的一類，那你就死了寫作這條心吧。不是么？總歸得有人生活在“沒有生活”之中呀？否則怎樣證實那條金科玉律的前提呢？

為了挽救那條金科玉律不至與宿命論等同，必得為生活在“沒有生活”中而又想從事寫作的人找個出路。（生活在“沒有生活”中的人想寫作，這已經滑稽，本身已構成對那金科玉律的不恭。先顧不得了。）唯一的辦法是指引他們到“有生活”的生活中去。然後只要到了那地方，當作家就比較地容易了，就像運輸總歸比勘探容易一樣，到了那兒把煤把礦砂或者把好作品一筐一車地運回來就行了。但關鍵是，“有生活”的生活在哪兒？就是說在作家和作品產生之前，必要先判斷出“有生活”所在之方位。正如在採掘隊或運輸隊進軍之前，必要有勘探隊的指引。真正的麻煩來了：由誰來判斷它的方位？由作家嗎？顯然不合邏輯——在“有生活”所在之方位尚未確認之前，哪兒來的作家？那麼，由非作家？卻又缺乏說服力——在作家和作品出現之前，根據什麼來判斷“有生活”所在之方位呢？而且這時候胡說白道極易盛行，公說在東，婆說在西，小叔子說在南，大姑子說在北，可叫兒媳婦聽誰的？要是沒有一條經過驗證的根據，那豈不是說任何人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尋找所謂“有生活”么？豈不就等於說，任何生活都可能是“有生活”也都可能是“沒有生活”么？但這是那條金科玉律萬難忍受的屈辱。光景看來挺絕望。萬般無奈也許好吧就先退一步：就讓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在未經劃分“有生活”和“沒有生活”的生活中自行產生吧，暫時忍受一下生活等於生活的屈辱，待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出現之後就好辦了就有理由劃分“有生活”和“沒有生活”的區域。可這豈止是危險這是覆巢之禍啊！這一步退讓必使以後的作家找到不甘就範的理由，跟着非導致那條金科玉律的全線崩潰而不可——此中邏輯毫不艱澀。

也許是我理解錯了，那條金科玉律不過是想說：麻木地終日無所用心地活着，雖然活過了但不能說其生活過了，雖然有生命但是不能說是“有生活”。倘若這樣我以為就不如把話說得更明確一點：無所用心地生活即所謂“沒有生活”。真若是這個意思我就終於聽懂。真若是這樣我們就不必為了寫作而挑剔生活了，各種各樣的生活都可能是“有生活”也都可能是“沒有生活”。所有的人就都平等了，當作家就不是一種僥倖、不是一份特權、自己去勘探也不必麻煩別人了。

我希望，“有生活”也並不是專指獵奇。

任何生活中都包含着深意和深情。任何生活中都埋藏着好作品。任何時間和地點。都可能出現好作家。但願我這理解是對的否則我就仍然不能聽懂那條金科玉律，不能聽懂這為什麼不是一句廢話。

一九九三年

也說散文熱

正在出現着或者已經出現了，散文熱。原因勢必很多。我想到了兩個。

一是因為散文的形式利於內省。正如歌中唱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因而人們要看一看“裏面的世界”即內心世界了。無論精彩，還是無奈，原來都依賴着這個裏面的世界。這裏面的世界存在着什麼，發生着什麼，終於成為一件值得更為關注的事，散文便時來運轉被發現是遊歷於內心世界的一駕好車馬。

二是因為，一個散字，不僅宣佈了它的自由，還保障着它的平易近人。它不像詩歌憑靠奇詭的天賦，又不像小說需要繁雜的技巧，它所倚重的是真切的情思。散文，其實是怎麼寫都行，寫什麼都行，誰都能寫的，越是稚拙樸素越是見其真情和灼見。在散文中，是最難於賣弄主義的；好比理論家見親娘，總也不至於還要論證其是現代的或後現代的，大家說些久已想說的真話就完了。主義越少的地方，絕不是越寂寞的地方，肯定是越自由的地方。

還有，散文正以其內省的傾向和自由的天性侵犯着小說，二者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了。這是件好事。既不必保護散文的貞操，也用不着捍衛小說的領土完整，因為放浪的野合或痛苦地被侵犯之後，美麗而強健的雜種就要誕生了。這雜種勢必要勝過它的父母。

一九九三年

隨筆三則

一、女人

我在讀一位女作家的散文時，曾寫下過一段感想：尤其今天，要經常聽聽女人的聲音，因為，這個世界被男性的思考和命令弄得很有些顛三倒四不知所歸了。

我從小到大總相信真理在女人一邊。不是以為，是相信。這信心，可能是因為母親，也可能是因為愛情。無論因為母親還是因為愛情，終歸都是因為藝術。女人的心緒、情懷、和魂牽夢縈的眺望，本身就是藝術之所在。比如，一個孩子落生時，一個疲憊的男人回家時，這時候，藝術的來路和歸途尤其見得清楚。

我想，這不是以男人為坐標來看藝術，這是在雄心勃勃的人類忽然墜入迷茫的圖景中發現了藝術。

因而與女人相反的倒也不是男人，我說的是男性，是勃勃雄心之中對自然和家園的淡忘。我有時想起賈寶玉，很贊成他的悲哀，即對女人也會男性化的悲哀，其實呢，那是實際功利驅逐了美麗夢想時的悲哀，是呆板的規則泯滅痴心狂想時的悲哀。

二、強人

常常聽人說起“女強人”，而且語氣中透露着貶斥。“女人”原是個美好的字眼（男人和女人都會這樣認為），何以中間加一個強字竟變得不受歡迎呢？難道纖柔的女人更強健些不好么？脆弱的女人更堅強些不好么？慈愛的女人們（或者女人們的慈愛）更強大些不好么？以及女人們的痴情更強烈些難道有什麼不好么？

說真話，我也不喜歡“女強人”，甚至這三個字的形象和發音也讓我感到冰冷與失望。

因而我想，那個“強”字絕不是指示着強健、堅強。強大或者強烈。而是暗示着“強”字另一方面的作用——強迫、強暴、強行、強制、強詞奪理、強加於人等等。那是指女性的“強人”，強人者，強盜也，“只聽一聲唿哨，林中跳出一夥強人擋住去路”。不過，強盜的行徑並非只限於奪人財物和性命，奪人自由、奪人意志、奪權奪利奪名者也是，或者更是。但這類的“奪”大多不加一聲唿哨，進行得隱蔽，理所當然甚至堂而皇之地便告完成。所以如此，因為這類的“奪”常扮一副“給”的假象，比如越俎代庖，比如包辦代替，比如以一個大腦的辛勞令所有的思想都放假，貌似替人受累，實則奪人自由和意志。識別“給”與“奪”的辦法，是看有沒有一個“強”字在裏頭，強給和強奪其實毫無二致。但是被強奪者可以去官府鳴冤，被強給者卻有苦難言。但有苦難言之後，便有“女強人”一詞被創造出來，稍泄被奪之憤。

那麼，為何只有“女強人”一詞，卻沒有“男強人”之說呢？男人們萬萬不可竊喜，這決不意味着表彰，這實在是絕大的恥辱。言外之意大約是說：男人嘛還用說么——都是強人！或者更甚：男人竟與強人同意，這“強”唯在女人身上才需要特別地指出。可能言重了，但這實在說明了一向占統治地位的男性文化究竟是怎樣一種圖景，它是以強治物以強治世以強治人說到底是一個以強凌弱的強權文化。

所以賈寶玉的希望寄托在女人身上。所以賈寶玉的悲哀（如果女人也要成為“強人”）就更可理解。

三、水綠色和平

女人的形神，讓人想到水，想到綠色，想到和平。

水、綠色、和平，是生命之根本，是地球獨一無二的美麗與輝煌之根本。

但今天，在我們腳下在我們眼前和四周，水、綠色、和平正日益變得珍稀。而仇恨、戰爭卻一刻未停，狂妄自大的男性文化藉助科學的成功正越發地狂妄着。

科學的成功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好東西：舒適、方便、富足、長壽……但同時也給了我們至少兩件壞東西：不可遏制的享樂欲，和為此不可阻擋地掠奪自然。我不是聖徒，我很可能倒是個享樂主義者，人何必苦着自己呢？但是我在享樂中常常也想：人類的享樂可該有個止境么？如果沒有，這地球是難免有一天被人類掠奪個乾淨的，剩一片沙漠埋無數白骨。

有人把人口增長的失控比喻為地球的癌症，這比喻形神具似非常恰當。癌症，就是一個本來和諧的生理結構中，忽然有一種細胞不可控制地猛增，以致殺死了別人也迎來了自己的末日。我常以為，癌症，是上帝給全人類（並不是僅僅給比如吸煙者）的一種警告。

癌症未了，又來了愛滋病。如果癌症是上帝對人口增長失控的一種警告，愛滋病就很像是對享樂主義的一種警告了。（順便說一句，我以為“愛滋”二字肯定用錯了，那病絕非因愛滋生，而恰是因無愛的享樂所致，濫交和吸毒難道是愛么？）把無止境的享樂比喻為地球的愛滋病，也是形神具似十分地恰當。愛滋病是在貪婪的享樂中破壞了人體的自身免疫系統，使人失去了抗病和自身修復能力而致死。同樣，因為人類無節制的享樂，地球上的水正在被污染，森林和草原正在急劇減少，生態平衡（自然界的和平）正在人類瘋狂的開發（曠日持久的一場對自然的戰爭）中無可挽回地毀壞着，致使地球生了病而且因其抗病和自身修復能力的喪失而越病越重了。我這樣想：水、綠色、生態平衡，也許正是地球的自身免疫系統吧。

我們應該聽清上帝的警告。就像一個在戰場上勝利的或失敗的男人那樣想一想我們都幹了什麼。就像一個從市場上回家去的男人那樣，想一想，我們是不是帶回來錢財就夠了？我們聽清了上帝的警告——很可能女人會告訴我們：我們不光需要物質財富，我們還需要愛情，需要美的夢想和家園，需要清澈的水，需要茁壯的綠色，需要和平需要人與人的和平需要人與萬物的和平……因而我們不光需要科學我們還需要藝術，我們需要站在男性的雄心遭受挫折的地方回首來路和眺望歸途。這是女人傳達給我們的上帝的啟示。因為女人的心緒、情懷和魂牽夢縈的眺望，本身就是藝術之所在。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