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與理解——寫好人李雪健
一、名片與補充李雪健的名片與眾不同，在通常標示職位、職稱。或各類驚心動魄之頭銜的位置上，只印了四個字：您的朋友。
李雪健，一九五四年二月生於山東菏澤，離春節還差幾天，其實屬蛇。他不反對有些書上說他屬馬，因為一九五四年出生的人大多屬馬，一定要堅持屬蛇，除了添一份解釋的麻煩外看不出於人於己還有什麼好處。對身高的態度也大致如此，他說情緒好了是一米七二，情緒不好就是一米七零。體重呢，平時是七十公斤，演上戲了就不一樣，根據角色的身世可以大減。血型不能馬虎，一貫是Ｏ。
李雪健的父親曾任巨野縣田莊公社書記，后調往貴州任凱里縣委宣傳部長。母親也是國家幹部。李雪健有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一家人除李雪健外，現都還在貴州凱里。
李雪健的三十八年，十一年在山東，十三年在貴州，十四年在北京。李雪健務過農，上過學，做過工，當過兵，就差一項——沒經過商。天賦李雪健表演才能，雖屢經坎坷，險遭埋沒，但終於靠了決心和本事而不是靠了門路，考進京城作了專業演員。並非一開始就有要緊的角色給他演，但一開始他就演得認真、用心，演戰士、參謀、警衛員和交通員，演狗腿子，演匪兵甲、乙、丙、丁，演一切無足輕重的配角都演得毫不鬆懈。自然不是胸無大志。現在有介紹說他是“三棲”（話劇、電視劇、電影）明星，此話屬實，36歲本命年之際李雪健已把這“三棲”內的大獎都得了一遍，“梅花”、“金鷹”、“飛天”、“百花”、“金雞”一項不落。
李雪健的座佑銘是：好有好報；最喜愛的電影是《我這一輩子》；最喜愛的電視劇是《夏天的經歷》；最喜愛的演員是中國的石揮、舒綉文，和美國的卓別林；最喜愛的導演是與他合作過的所有導演；所滿意的搭檔是所有他的搭檔；最嚮往的地方是家，但最嚮往的事情是演戲，演戲不能在家裏演，想必這中間又有着他最大的遺憾和歉疚；他最愛的人理所當然就在他最嚮往的地方，家顯然不是指一套房子，他的妻子叫於海丹，５歲的兒子叫李亘，我猜想《夏天的經歷》之所以是他最喜愛的電視劇，與於海丹的主演有大關係；他的業餘愛好是喝酒（二鍋頭）和下圍棋，喝了酒沒出息，話多，但他不會撒謊更不懂陰謀因而可以放心暢飲，不擔心酒後失言。
李雪健目前苦於無計逃脫籠罩在他頭上的一朵光環，被光環籠罩比被烏雲籠罩更讓他彆扭，尤其那光環偶爾放出些與藝術無關的光芒。除了“認認真真演戲”之外李雪健再無所長，除了“清清白白做人”之外李雪健再無奢望。
以上是對李雪健那張過於簡單的名片的補充。觀眾和讀者可能對李雪健的方方面面都有興趣，但我無能把一個活人寫全，故先以此“名片與補充”為觀眾和讀者開放想像之門。以下要寫的，僅僅是我對李雪健的印象和理解，不想再為他撰寫一份詳盡的履歷。
二、愛與羨慕十歲，李雪健隨父母舉家遷往貴州。他小我三歲。那麼我十五歲那年被串聯大潮卷過貴州時，他已經在那兒了。
那正是甘蔗收穫的季節，我印象中的貴州，到處都有賣甘蔗的，串聯大軍一路嚼着甘蔗，把甘蔗的殘渣鋪滿貴州的座座城鎮。那時，很可能路邊的一個少年進人過我的視野，但我不認識他。一群人在那兒大嚼，少年遠遠地看着，料定有人會把難啃的甘蔗頭兒丟棄。他的希望沒有落空，但自尊心成為阻礙，被丟棄的甘蔗頭兒離他不遠，少年不看它們但是清楚它們的位置。甘蔗的誘惑，使少年煞費心機為自己即將採取的行動設計各種合理性，我能想像，他的表演天賦第一次派上了用場，他裝作扎鞋帶去接近那目標，他故意把什麼東西掉在那目標近旁然後蹲下去……終於把甘蔗頭兒撿到，趕緊跑開，找個沒人的地方，去皮，洗凈，那東西確實難啃，得一小條一小條劈開，急不可待，但捨不得一下子吃光。
“挺甜的，”二十幾年後李雪健說，“現在還記得。”
我說：“我記得那地方，甘蔗不是很便宜嗎？”
“是很便宜，”他說，“可那時我父親被罷了官，工資扣發，全家人只有很少一點生活費。”
我印象中的貴州，峰巒疊嶂山脈縱橫，綿延不盡，每一小塊有土壤的地方都種上莊稼。火車鑽了山洞又鑽山洞，汽車盤山而上“哼哼”地噴吐黑煙。那時，很可能山路上一個砍柴歸來的少年進人過我的視野，但要等二十幾年後我才能認識他。少年砍了六七根茶杯口粗的樹樁，但雄心大大超過了少年的體力，走一陣兒扛不動了忍痛扔掉一根，走一陣兒扛不動了再扔一根，走三里多山路回到家，只剩了兩根。
“順帶還挖些野菜。”中年李雪健說，“有一種野菜叫‘雷公屎’，黑的，就像木耳，煮了挺好吃，但是不能煮的時間太長，要不就化了。”
他說：“山裏有野果子、刺梨、一種不知名的小紅豆兒，餓了就搞來吃。”
“走渴了也不怕，”他說，“山上有泉眼，山下有溪水。撿一根草，擰一下扔在水裏，保佑自己不得病。”
我印象中，南方的河，水都很旺，水流湍急，那兒的孩子都善水性。火車開過山澗之上的大橋，汽車沿着河岸的石渣路顛簸，我見過南方的孩子，不止一次，三五個或是一大群，脫得一絲不掛，赤條條在太陽下蹦跳着朝過往的旅客吶喊，然後跳進耀眼的溪流，千姿百態地游向對岸。說不定那中間就有未來的大明星李雪健。
“有可能。”大明星李雪健說，“那時我常常和一群孩子游過一條河，可不是玩兒，是到對岸的發電廠去撿煤渣。”
“脫了衣服一隻手舉着，一隻手游。”他說，“那條河挺寬，河上有擺渡，坐一回二分錢，捨不得，去的時候就游過去，回來的時候背了煤渣才坐擺渡。”
少年們喊着笑着游過河，怕把衣服弄髒了，疊好，放在草叢裏，用樹葉蓋上。發電廠的斗車把燒過的煤渣傾泄在河邊的沙灘上，冒着熱氣。少年們不喊也不笑了，忽啦撲上去，蒸汽和煙塵中只聽見孩子們的喘氣聲，搶煤渣聲，和仍在燃燒的煤渣在潮濕的沙灘上發出的吱吱聲。斗車走了，這才又聽見少年們的說笑聲，每人搶到了一堆兒煤渣，快樂地從中選那些沒有燒盡的……
“我還偷過人家一雙球鞋呢，”李雪健說。
“你是說，偷？”
“偷。一點不假，純粹是偷。那時候我愛踢足球，一直羨慕好多孩子都有那樣的白球鞋。我父親成了小‘走資派’，家裏沒錢給我買那樣的球鞋。有一回乘人家把球鞋脫在一邊不注意，我就拿走了。我還愛養鴿子。球鞋拿回家，我媽問哪兒來的？我說買的舊貨，便宜，才兩塊。這樣又從家裏騙了兩塊錢，買了鴿子。”
“鞋也有了鴿子也有了，”李雪健說，“可這事一輩子都忘不了了。”
我見過的貴州，正是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的時候。除了大嚼甘蔗，我們也大幹革命，到處抄錄首長講話，把戰鬥的消息印成傳單，五彩繽紛地走到哪兒撒到哪兒，相信全世界的人民都應該羨慕我們。那時，可能正是李雪健羨慕人家的一雙球鞋的時候；正是他撿煤渣挖野菜的時候；正是他的父親被打倒被批鬥，母親拿不出錢給孩子買一節甘蔗的時候；可能正是少年李雪健被叫作“狗崽子”，上學的路上常常不明不白地被“紅色兒童”或“革命少年”暴打一頓的時候……
二十幾年過去，某一天下午李雪健到我家來，我第一次見到他。我妻子為他開了門，說：“不像。”李雪健笑笑說：“不像誰？”
不像“宋大成”？不像焦裕祿？不像“鋼銼將軍”或者大偵探？還是不像李雪健？不可能不像李雪健，其實是不像大明星。
我問他：“從什麼時候起你想當演員的？”
他說是從十幾歲，到了貴州，文化革命已經開始了。
他說：“那時我在凱里師範附小上初中班，當時叫‘戴帽’中學，因為我講的山東話接近普通話就被選進了宣傳隊。宣傳隊經常到這兒到那兒去演出，好玩，手捧‘紅寶書’在台上唱啊跳啊，開心。最重要的是，走到哪兒都受歡迎，都讓人家看得起，受尊重，我感覺着真好。演完了大夥鼓掌，還有人說你們看哪，這就是誰誰家的孩子，連我父母臉上都有光彩，受人尊重了。那時因為我父親被打倒，我們全家人都讓人看不起，常受欺侮。因為我，父母覺着榮耀，因為我，我的父母讓人稱讚讓人羨慕，我心裏真高興，才知道什麼是驕傲。被人尊重那感覺真好，心裏的怨恨和委屈都變輕了，覺着所有的人都親近了，那感覺比什麼都好。說到底最初想當演員就為這個，為了受人尊重，為了讓我的父母驕傲。”
這時我感到，在我與李雪健互不相識的幾十年中，我們一定有着什麼聯繫。我走上寫作之路的最初動機（我在一篇散文中寫過），幾乎和他想當演員的最初動機完全一樣。這動機固然算不得多麼輝煌高尚，但它真切。在那個人與人斗“其樂無窮”，斗得所有人的尊嚴都遭受輕蔑的年代，這動機是人的希望最為珍貴的一點點保存，這中間飽含着對愛的渴望與呼喚。
李雪健說，他愛貴州，他在那兒成長、成熟，永遠思戀那兒的山山水水、那兒的草木、空氣、那兒的人……
我問：“為什麼？”
“愛，這東西說得清嗎？”
我說：“你想不想出國？”
他說：“想，出去玩玩誰不想？開開眼。可我還得回來。”
“對不回來的你怎麼看？”
他說：“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和處境，各人有各人愛的方式。我只是說我自己。我只是說人得愛，人得享有愛，否則不好辦。”
他說：“我也羨慕有些地方的生活，住房也多也好，有錢，有汽車。”
他說：“但最多那是羨慕。羨慕也不是壞，別人有的好東西你也想有，所有的好事、好運氣你都想攤上，這正常。但羨慕和愛是兩碼事，弄混了可就麻煩。”
三、李雪健與《焦裕祿》寫下這個標題之前和之後，我都猶豫很久。我原想避而不談《焦裕祿》，躲開這個話題，因為這個話題容易超出談論藝術的範疇，難免涉及一些我不大熟悉的領域和一些我不大弄得通的邏輯，譬如說藝術和政治的關係。
李雪健說：“藝術源於生活，我們的生活里幾乎處處牽扯着政治，所以藝術脫離不了政治。”
我同意他這看法。其實很久以來就有一種理論，認為：完全脫離政治的藝術是天方夜譚，是不可能的和不存在的。依我看來，這理論至此已告圓滿。但與這種理論同時，卻生出了對脫離政治的藝術的批判熱情。這就令人費解，反對一種不可能和不存在的東西豈不奇怪么？奇怪之餘我慢慢看見，譬如‘四人幫’的這類批判熱情，既沒創造出好的政治，又使得藝術近於毀滅。為什麼？其實“四人幫”只希望一切都不脫離他們的狹隘目的，結果他們最脫離生活。
李雪健說：“確實，脫離生活就不可能有好的藝術。”
我說：“那麼藝術的邏輯就完全可以更簡單一點兒——追求藝術的完美。這很可能就夠了，因為凡是好的藝術，原就意味着不必擔心任何的所謂脫離。我還相信，好的藝術必與壞的政治不能相容，比如四人幫時期就難得有好的藝術，而改革開放以來好的藝術作品就越來越多。好的藝術和好的政治，必是要麼共生，要麼共滅。什麼是好的藝術？我想既然不能由誰來事先指定；所以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百家爭鳴當然不是一百家都唱一個腔調，百花齊放也不是說一種花讓它開一百朵，地上要是沒有各種草，天上要是不飛着各種鳥，也勢必乏味。”
李雪健說：“我演焦裕祿，可壓根兒沒想過那麼多政治。我喜愛那個人，我覺得我理解他，我相信我准能把他演好。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念頭。”
我說：“焦裕祿是個好人，大大的好人。但這個戲，我看並不算成功。”
他說：“我跟好多人都說過，這個戲可以探討，但誰要說焦裕祿這個人不好，我就不想再說什麼了。”
我說：“我不相信有人會認為焦裕祿這個人不好。”
他說：“未必沒有。”
我說：“那很可能是一種逆反心理，要不就是傻瓜。傻瓜不值得重視。值得想一想的倒是何以會有那種逆反心理。是不是人們對某種方法已經厭倦了？因為老百姓可能碰上焦裕祿這麼個好官因而得福，也可能碰上個貪官因而遭禍。”
李雪健說：“焦裕祿不是神，是人，一個真實的人，一個具體的人，有他存在的具體時代和環境。他也許算不上偉人，他甚至也不是一個完人，但他是一個人格高貴的人。”
我說：“任何時候都需要這樣的人。”
他說：“他有他的歷史局限性。”
我說：“用雄才大略的改革家的標準來要求焦裕祿或否定焦裕祿，有點歷史虛無主義的味兒，那樣的話，可以稱讚可以紀念的歷史人物就差不多沒有。”
他說：“在發獎會上我說過，‘苦和累，都讓一個好人——焦裕祿受了；名和利，都讓一個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我說：“你可不傻。雖然我認為這部影片不算成功，但是你的表演確實很棒。看了你的‘宋大成’、‘鋼挫將軍’和‘焦裕祿’，你真是不用太謙虛。我聽有些評論家說你是真正的性格演員，表演達到了下意識，舉重若輕沒有刻意的痕迹，我看這真的不是恭維。我知道這很不簡單，不是哪個傻小子交了好運就能達到的，因為我在寫作上也一直在追求這樣的境界，但一直沒能達到。”
李雪健說：“其實我一旦上了台或上了鏡頭，就很自信，什麼負擔都沒了。一演上戲，別的什麼事都忘了，只想着這個角色。想不好的時候，脾氣也變得暴躁，為不大一點小事就發火。”
他說：“人家讓我演焦裕祿，我愛人開始挺為我擔心，可是我怎麼想都覺着我行，我准能演好。我懂得這個人。我熟悉那地方。我的老家山東菏澤，與河南蘭考接壤，地理和氣候基本一樣，風沙大，風沙破壞了田地，老百姓生活苦，盼着有好領導，有好日子過。我懂得他們。我父親是公社書記，芝麻大的官，除他之外我們家的人都是農村戶口，是農民。小時候父親常常騎着一輛破自行車帶着我，下鄉去工作，頂着風沙，走了東村走西村。我懂得焦裕祿，那一代人中像他這樣的人不少，滿懷熱忱，受苦受累，勤勤懇懇，腳踏實地，不謀私利，一心全在工作上想着讓大夥都過上好日子。我就是想在銀幕上把那一代人肯定下來，這個念頭讓我激動。”
我說：“很多人喜歡這部電影，原因主要在這兒。而前面說的逆反心理，我想原因也是在這兒。觀眾一方面被焦裕祿感動，一方面在想，為什麼一些危害人民的貪官卻不是都能得到懲治？”
他說：“當然那一代人也有錯誤，但歷史就是這麼走過來的。”
我說：“我懂。我在陝北插過隊。我們剛去的時候，見窮山惡水，懷少年狂氣，想着改造中國，幹得比誰都左，即使這樣我想我們的理想和熱忱也應該肯定。否定了人的這種最根本的理想追求，人還剩下什麼呢？”
他說：“三年困難時期我見過。餓死人的事我見過。老百姓成群結隊到公社來找我父親，我父親也愁得沒轍，這我都見過。我想，像焦裕祿那樣的人，不可能不憂心如焚，但一個縣委書記的能力也有限，他心裏的苦會更多，這樣的人是要得肝病。”
我懂了。李雪健是懷着老百姓的希望來演焦裕祿的，李雪健是懷着對那一代農村幹部的理解來演焦裕祿的，李雪健是懷着焦裕祿式的熱忱來演焦裕祿的，李雪健是懷着對艱難歷史的悲壯感，來頌揚人在任何時候都不可泯滅的真誠、善良、和不屈不撓的美麗精神。儘管腳下的路，過去、現在、將來都是崎嶇坎坷，但理想不僅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沒有，而且理想必定還要發展。
但我還是認為這部影片並不成功。
李雪健問我：“你怎麼看？”
我說：“這片子好像主要不是想說這個人，和那一代人曲折困苦的心理和路程。否則我想會更豐富、動人，對一個時代展現得更真實，使人有更多的回味與思考。現在這樣，仍有造神之嫌，可能這就是引出逆反心理的原因。”
他說：“就是。這逆反心理值得研究。”
四、表演與生活李雪健最早飾演的角度是孫悟空。那還是在山東老家的時候，一群孩子迷着《西遊記》，派好了角色，有演唐僧的，有演妖怪的，有演豬八戒和沙和尚的，李雪健千變萬化的表演才能正適合孫悟空。
他說：“可我身材瘦小，反倒總被‘豬八戒’打倒。”
童年的李雪健，舞動一根小棍，說一聲：“變！”把木棍藏起來，從后腰裏抽出一根筷子，再說一聲：“變！”把筷子插回腰間，又從耳朵里取出半根火柴，這樣，各種型號的金箍棒就全有了。
《李雪健藝術創作年表》中寫着：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二年，在貴州凱里210廠業餘文藝宣傳隊，代表作：舞劇《白毛女》中穆仁智。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7784部隊業餘文藝宣傳隊，擅長表演山東快書、相聲、小話劇、小舞蹈等。一九七六年借調到二炮話劇隊，又隨二炮話劇隊到總政話劇團，參加話劇《千秋大業》的演出，飾參謀、警衛員、打雜……
這是小兵兒李雪健第一次到北京，眼界大開，更深深迷上了舞台，心中暗發決心：一定要爭取留在北京，當專業演員。一開始運氣似乎不錯，“四人幫”倒台了，《千秋大業》劇組解散后，二炮話劇隊決定在借調來的人中留下幾個搞專業，其中有李雪健。領導讓他先回貴州探親，並通知原所在部隊，小兵李雪健自然是心花怒放，一路歡欣鼓舞回到貴州。見了父老鄉親，大家都為他高興，都說“從小就看着這孩子會演戲，有出息，看看，進了北京啦。”可是沒那麼容易，待他再興沖沖回到北京時，他被告知，計劃有變，小兵兒李雪健還回你的業餘宣傳隊去吧。李雪健一聲都吭不出來，找個沒人的地方吧噠吧噠掉眼淚，好多天都在借宿的地方看着一條晾衣裳的鐵絲髮呆。有人甚至擔心他去尋死。幸得伯樂魯威（即後來風靡全國的電視連續劇《渴望》的導演魯曉威之父）指點迷津，李雪健才考取了空政文工團，以致日後中國影壇上又升起一顆明星。
《李雪健藝術創作年表》上寫着：一九七七年，考入空政文工團，在話劇《年輕的鷹》中飾作戰參謀，在獨幕劇《換不換》中飾戰士趙大剛；一九七八年，在話劇《丹心譜》中飾群眾；一九七九年，在話劇《陳毅出山》中飾匪兵甲、乙、匪兵班長、后出演主要配角交通員……
這時李雪健又要嘗嘗從希望到失望的滋味了。《陳毅出山》要改成電影，李雪健第一個被導演看中。他激動得夜不成眠，這回可是演電影呀！這一下子在貴州的親人就都能看見他演大戲啦！他甚至已經聽見鄉親們的讚歎，已經看見了父母臉上的光彩，我們記得那是他想當演員的最初動力呀！好，試裝，試演，李雪健盡心儘力，感覺不錯，似乎希望正在成為現實，可到最後導演宣佈被錄用者名單時，卻沒有他。他只問了一句：“到底為什麼？”導演說：“你長得老了點兒。”生性認真的李雪健，以為這是導演客氣，他相信一定是自己演得不行。被選中的人要走了，要去演電影了，李雪健為他們高興又為自己傷心，喝完了餞行酒，他獨自回屋，沒幹別的，流淚，憋屈，懷疑自己是不是這塊料，恨自己，還恨床單——把好端端的床單揉搓得差點成網。
《年表》上寫着：一九八０年，主演話劇《九——一三事件》，飾林彪……
這是他成功的開始。他的同事說：“演林彪那會兒，李雪健走路的姿態都是林彪式的，常見他在院子裏來回遛，犯魔症，臉色陰沉沉的。為演林彪他已經餓掉了二十斤肉，每次上台前還要少吃，他說‘這樣一上台就有手冰涼的感覺’。”當時的空政文化部長黃河說：“把這小子化妝后擱天安門上能把人嚇死。”外國記者從北京發出的消息寫道：“扮演林彪的演員與這位前國防部長非常像，他刻畫的林彪是一個病態的有偏執狂的人，用假嗓子念着晦澀的格言，引起觀眾一陣陣轟動。”有一次演出后，王光美同志上台慰問演員，走到李雪健面前憤怒地不與這個“副統帥”握手。李雪健先是一愣，但馬上明白而且高興了：成功了。
隨後是一個成功接着一個成功。《年表》上寫着：初登銀幕，在電影《天山行》中飾指導員於海洲……主演話劇《火熱的心》飾梁子如……一九八四年獲首屆中國戲劇“梅花獎”……在話劇《wm——我們》中飾主要角色……在故事片《鋼銼將軍》飾將軍李力，獲廣電部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度“政府獎”……在故事影片《鼓書藝人》中飾主角方寶慶……在故事影片《大偵探》中飾主角杜義甫……在電視劇《李大釗》中飾李大釗，獲第十屆全國電視劇“飛天獎”……在我國第一部室內劇《渴望》中飾宋大成，獲第十一屆“飛天獎”男配角獎、第九屆《大眾電視》“金鷹獎”男主角獎……主演故事影片《焦裕祿》，獲廣電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0年度“政府獎”、第十一屆電影“金雞獎”、第十四屆電影“百花獎”……榮獲第三屆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頒發的“學會獎”……主演故事影片《四十不惑》……一九九一年，三次李雪健表演藝術研討會分別在北京、天津、北京召開。
一個好演員的標準是什麼？我問過好多人，問過一般人，也問過內行。回答是：演什麼像什麼，一人千面，演誰是誰。不光形似，而且神似。不單單是性格的模仿，更要緊的是進人角色心裏的世界。一位權威人士說：從演員的觀點來看，占支配地位的是角色的處境，而不是角色的性格。所有的人，在生活中，都在考慮他們的處境，而不是在考慮他們自己的個性特點，所以演員在扮演角色時也應該把注意力放在對角色處境的反應上，這樣，演員一旦進人規定情境，便能產生與角色類似的真實思想和感情，才能創造出活生生的人來，否則就僅僅是某種僵硬的性格模型或臉譜。我想這正是李雪健成功的原因。
但一個人要演各種各樣的角色，他憑什麼能夠體會各類人的處境呢？他需要的是臨時去體驗生活嗎？到工廠去十天，到農村去半個月，看看清潔工人如何用掃帚，聽聽汽車司機常說什麼俏皮話，觀察一下盲人怎樣點煙，是嗎？
李雪健說：“這也是必要的。但要光是這樣，演起戲來就僅僅是形似。但臨時去看看，也許能引發你的聯想，把你平時的生活積累調動出來。”
對了，有目的地去體驗生活與幾十年隨時隨地的生活體驗，是絕不可同日而語的。幾天、幾個月對某一類人物有意識地觀察，和隨時隨地無功利性的對生活敏感的覺察、對一切人設身處地的理解，是絕難相比的。
我問他：“你承認天才嗎？”
李雪健：“當然。但我說不清天才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說呢？”
我說：“跟你一樣，說不清。但是有一點也許不錯。平常的生活從一般人身邊流過去沒有什麼反應，但從一個天才的演員身邊流過時卻要被他扣留下一些不尋常的含義；一個普通人不經意的一個動作或表情，一般人品不出其中的味道，但一個天才的演員卻可能從中看出一個幸福的故事或一段苦難的歷史，這可能取決於他天生的敏感，但必定是因為他能夠最大限度地理解他人，而這理解是出於對一切人的愛。”
李雪健說過這麼一件事：他已經成了名人，有一天傍晚他騎着車急急忙忙去幼兒園接孩子。迎面碰見個老街坊，老街坊喊：“嘿，哥們兒哪兒去？”李雪健的時間排得挺緊，隨便應了一聲，腳下沒放鬆蹬車。老街坊不樂意了，在背後叨咕了一句：“怎麼著哥們兒，牛啦？”李雪健一聽，不成，連忙調頭回來作一番解釋：“我他媽有什麼牛的？我得接孩子去，這都快晚了。”老街坊轉怒為喜，一揮手：“快去快去。”
李雪健說：“人家把你當哥們兒，不能傷了人家的心。我要不解釋一下，我心裏老得彆扭。”
我想，要是讓李雪健演一個那老街坊式的人物，他還用臨時去體驗生活嗎？
很多人和很多書上都說，一個好演員，和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這之間還有不小的距離。這距離是什麼呢？我想很可能是這樣：前者僅僅是跟在生活和人物後面的模仿，儘管形神具似。後者則對人類的精神前途和困境有着深刻的理解，甚至是超前的領悟，因而他可以超越一個“似”宇。正如齊白石所說（大意是）：不似為欺世，太似為媚俗，真正的藝術在於似與不似之間。這話對一個表演藝術家也適用，他的每一個動作和表情不一定完全地與現實生活中的。情況相似，但他可以在似與不似之間讓觀眾認可，他的表演並不拘泥於細部的真實，而更取勝於整體的震撼，讓觀眾嚮往、感奮、有着不盡的回味和思索，甚至能引領着人們把目光投向更大的維度，把人們的心緒帶去更遠的方向。
李雪健正在這個距離上走着，毫不鬆懈地跋涉。我以為他一直沒碰上真正的好戲，是使他尚未有更大作為的原因。
五、李雪健與於海丹李雪健和於海丹的愛情故事，毫無傳奇色彩。從同事，到戀人，到夫妻，直到作了父母，這期間二人必定有如醉如痴的互相的渴望，但均無類似《渴望》中那些驚人之舉。他們倆在空政話劇團里相識。當時於海丹還在學員班，女兵是不準談戀愛的，當然這紀律並不能消滅心裏的渴望，只是說他們得悠着點，藏着點，熬着點，“注意影響”。想必是不能手拉了手逛大街的，坐在一塊要保持恰當的距離，不能跟演戲似的，當然他們並不是演戲是真心地相愛。我從李培禹寫的《雪健與海丹的故事》中讀到這樣一件事，不妨抄錄於下：“於海丹要去陝西拍電視劇《流》，晚上的火車。她多想讓雪健到車站送送她呀，可是不行，團里的領導偏在這時提醒李雪健‘要注意影響’。海丹一個人委屈地走了。
“一個月後，《暖流》劇組返京拍最後一個鏡頭：在北京站抓一個小偷。演小偷的群眾演員臨時沒來，導演急得不得了。忽然想起讓於海丹從空政話劇團找個演員來幫忙。‘小偷’連個正面鏡頭都沒有，何況時間很晚了，又下起了小雨，誰肯來？
“電話撥到了李雪健那兒。這時雪健已是轟動全國的名演員了，他聽到海丹的聲音，說了句：”你等着，我去。‘騎上車就冒雨往北京站趕。戀人相見，有千言萬語要說，但是先拍戲。雪健的功底自不必說，’小偷‘演得導演連聲道謝。回到空政話劇團，夜已深了，大門緊閉。李雪健翻牆而入……
“誰知一位熱心的記者以‘明星不要報酬，甘當配角’為題，把‘小偷’的事迹給捅了出去。這一下李雪健受到團里的嚴厲批評，其錯誤是：未經領導批准私自拍攝電視劇。為了教育他人，還讓他在大會上作檢查。海丹後來才聽說此事，她知道，自己不追問，李雪健是永遠不會對她提起此事的。”
李雪健和於海丹結婚時，好友王培公書贈的條幅：“梅花雪中見，珊瑚海之丹。”李雪健曾叫李雪見，梅花，既指他剛剛榮獲了“梅花獎”，又隱含了他苦寒的經歷與堅韌的意志。這海之丹呢，很難一言蔽之，慢慢體會。
於海丹比李雪健小三歲。但當李雪健還在劇團里跑龍套，於海丹早已走上螢屏。著名導演田壯壯執導的電視劇《夏天的經歷》，曾大為轟動，其中的女主角便為於海丹所飾。可現在她在全國婦聯圖書館工作，改了行。因為什麼？不知道，或者說不明白。但這事發生在話劇《wm》未得公演之後。
八四年李雪健在話劇《wm》中扮演主要角色之一。這戲我沒看過，因為終未公演，劇情我也不了解，故此戲到底如何我不敢妄加評論。但在此戲中李雪健表演的成功，已得到話劇界同行的認可。但不知為什麼，從《wm》之後，李雪健又開始跑龍套了。龍套需要有人來跑，李雪健可以在風雨之夜不要報酬去演那個“小偷”，他當然不認為這是掉價或“跌份”之事。但是接着，團里上演新劇目仍然不用李雪健。一個有才能的演員總去跑龍套就很不正常。再接着，正常排戲的於海丹，也不明不白地從主角位置上給換了下來。再接着又發生了一些想不到的事……李雪健決定調離。但團里卻又不放他走。在這兒不讓你干，要走又不讓你走，這樣的事並不陌生，但一時還弄不清這算什麼主義。李雪健從小想演戲，一輩子愛的是演戲，不讓他演戲他說不定得死，僵持不下，最後團里竟提出：要走，夫妻倆一塊走。此時於海丹正懷着六個月的李亘，她對丈夫說：“沒什麼，我和你一起走。”這樣，這位青年女演員，正在表演的黃金年齡，卻不得不離開舞台。
李雪健為此常常感到歉疚，於海丹安慰他：“得得得，別瞎想了，其實我也沒為你犧牲，我不是也挺好嗎？”現在李雪健常常外出拍戲，現在主要是於海丹支持着這個家，現在李雪健最嚮往的地方是這個溫暖的家。現在當成群的記者圍着大明星李雪健，問“你最大的願望是什麼”時，李雪健回答：“有機會，我想和於海丹合作拍部片子。”於海丹在一旁補充道：“要演一對夫妻。”
我問李雪健：“對愛情，你怎麼看？”
李雪健說：“我和於海丹常常探討這個問題。什麼是愛情？說起來挺複雜，我只知道愛情是互相的，愛情是有代價的，是有責任的。一見鍾情的、疾風暴雨式的，我覺得那多半是動物性的，是性愛，還不能算是愛情，愛情主要是感情，不是衝動。我跟海丹說，我心目中的愛情是什麼？譬如說，是一對自發蒼蒼的老頭老太太，互相攙扶着，過馬路。我說這是真正的純潔的愛，經歷了多少年的風風雨雨兩個人依然難捨難分，這時候性衝動可能很少了，但是感情更深，愛得更深了。”
李雪健說：“有時候海丹我們倆開玩笑，說有一天，比如說有一天，海丹說我跟別人走了，你怎麼辦？我說，有一天，你要是跟別人走啦，嗯——，我可能得有那麼幾個月痛苦吧，然後我就再找一個。海丹說，你就這樣呀？你就是這麼個人呀？我說我就是這麼個人，你已經不愛我了，我還傻糊糊地等嗎？”
我說：“那麼，要是讓你演這麼一個傻糊糊的人，你能演嗎？人家把他甩了，可他仍然似瘋若痴地等着，讓你演這麼個角色你能演好嗎？”
李雪健：“能。我能。我能理解這樣的人。我准能演好。”
我說：“這人不算明智，但挺美。”
李雪健：“是。是很美。”說到這兒李雪健垂頭沉默了好一會兒，又說：“我自己可能也這樣，要是於海丹走了，我可能受不了，我可能就這麼一個人誰也不找了。”
我提醒他：“這是假如，老弟，別當真，於海丹沒走。”
六、好人與好報《渴望》正火的時候，領導接見《渴望》攝製組全體人員，知道大夥的生活都有不少困難，便發話說：“大家提要求吧，除了房子沒有，什麼都可以提，盡量解決。”機會難得，大家紛紛提要求，各種各樣的渴望。李雪健提的要求是：給他一套《渴望》的全本錄相磁帶。這一要求提醒了領導，領導說：“這是應該的，每人一套。”得，李雪健等於什麼都沒提。
李雪健說：“有的人真是有困難，有這麼個好機會就提唄。我想了半天，發現我真是沒什麼特別的困難。過去有困難的時候，又沒這樣的機會。所以我就要了一套《渴望》的磁帶。”
有人問他：“你現有多少錢？”
他不保密：“連到手的和沒到手的，三四萬塊吧。”
說明一下，這其中有一萬八是他早些年慢慢攢下的。省吃儉用，這一萬八他存了八年了，朋友們都笑話他，他說我沒有多少要用錢的地方，掙點錢就是給我兒子留着，等我死的時候給他。朋友們又笑他：等到那時候，這一萬八變一塊八啦。這麼個大明星，真是不大會掙錢。
他說：“我不是不想掙錢，我也掙錢，但是我不掙不應該屬於我的錢。我出多少力，掙多少錢，心裏踏實。心裏踏實，才能去干我喜歡乾的事情。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我以後還得演戲呢，那是大事兒。我不想為別的事把自己耽誤了。名與利，我看重名，當然不是虛名，徒有虛名心裏也不踏實，所以我得集中全力把戲演好。”
其實佛也重名，佛，誰說他是欺世他也要爭辯。雷鋒也重名，你說他是自私自利他也不幹。我不相信有人不重名，誰要說他不重名，那麼就請他去做盡好事得盡壞名試試看。為了美名去做好事，世界會變得更可愛。唯重虛名者，可憐，可憎。
李雪健說：“錢嘛，我也不恨錢。不過我的錢也不算少了，夠花的，不算是窮人了。再說我覺着我還能演好些年戲呢，以後不是也還能掙錢么？我現在最渴望的是碰上好劇本，演好戲。”
認識李雪健的人都說，他這人老實、隨和、忠厚、謙虛，不錯這是他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感到這個人的意志非常堅強。意志堅強，決不是說能夠控制別人，而是說能夠把握自己，不是說總能夠左右逢源常勝不敗，而是說任何時候其信念不移信心不摧。如今多少人被錢勾引得神魂顛倒，多少自稱成佛人道者終於暴露出不過是財神的門徒。財神好像也不是個壞神，至少我是不想得罪他。發家治富對貧困的中國人來說，是個美麗的方向。但是有件事無論什麼時候都比發財還要緊，那就是精神的富足。對李雪健來說，這精神的富足，就在乎人格的愈益完善，在乎藝術的更加完善。
“你真的相信好有好報？”我問李雪健。
“是，我相信。”他說，“這有兩層意思，一是我相信好人一定能有好報，二是我要以好意報答好人。”
我說：“你要報答哪個好人？”
他說：“其實人都挺好的，都不容易。”
我說：“可是，現實生活中，好像常常相反，至少不是所有的好人都有好報，譬如焦裕祿。”
他說：“焦裕祿怎麼沒有好報呢？他沒有昧着良心當那個官，死的時候心裏舒坦，這就是好報。”
我：“那麼你。圖什麼好報呢？”
他說：“其實我這個人自卑得很，老覺着自己什麼都不行，什麼也不好，怎麼辦呢？除了自己知道自己盡心儘力地幹了，真心真意對待別人了，就沒別的辦法。所以我就希望自己真的是這樣，任何時候自己問自己，心裏都不含糊，心裏高興、舒坦，這就是好報。”
李雪健是在以真誠和實幹在超越自卑，他所要求的好報是精神的快樂，可見此人非常明智，因為真誠和實幹恰是自卑的大敵，而以精神享受為目的的任何行為和事業，本無失敗可言。李雪健非常可能成為最幸福的人。
一九九二年三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