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節

我對彭澄說了護士長對她的信任，她無所謂地一笑，“她怎麼不信任信任她自己呢？噢，自己分配自己陪輕傷員散步去。誰不想陪傷員散步？可以趁機到處轉轉，看看風景，走出營區都不算違紀——還能減肥！”

她是那樣地想出去看看，她來后還什麼地方都沒有去過，我決定想法滿足她的這個願望。我跟領導說我一個女同志單獨出行不方便，如果可能，請安排一個女同志一塊。領導問：“沒問題。說，要誰？”我說：“彭澄。”

那天傍晚，我去陣地採訪回來——我晚上住醫療所，白天出去——彭澄鳥兒一般向我飛來，跑到跟前一句話不說，張開兩臂抱住了我，一張臉就埋在了我的肩上。我不太習慣這種同性間身體上的密切接觸，使使勁，推開了她，她把臉別在一邊不肯正面對我。

“嗨嗨嗨！怎麼啦？”

她迅速在臉上擦了一下，“韓琳姐我有一種預感——”

“什麼預感？”

“改變我命運的時刻來到了！”

我頓時感到了壓力，同時也產生了懷疑，我這樣做究竟對還是不對？

在一個沒有太陽的晴天裏，我們來到了三連。這種天氣我也只在雲南的大山裡見過。沒有太陽，卻是嚴格意義上的晴：湛藍湛藍的天空明澈高遠找不到一絲絲雲，山綠水綠地綠滿目皆綠鮮綠鮮綠，純粹、濃密、耀眼。三連連指設在一個天然石縫裏，穿過窄而昏暗的通道，就有一個相對寬敞平坦的空地，空地中間擺幾個子彈箱，上面蒙塊軍綠塑料布，就是連部的會議桌兼餐桌了。桌子中間有一盞煤油燈，明亮的燈花在玻璃罩中跳動。連長去哨所了，指導員接待的我們。指導員快三十歲了，已有幹部、老兵稱他為“老爺子”了。彭澄跟在我的身邊，大睜着兩眼看東看西，有時看得着了迷竟會獃獃站住，像個跟媽媽來到從未到過的地方遊玩的孩子。指導員向我介紹着連隊的情況，眼睛卻時時向彭澄那裏投去像是不經意的一瞥。彭澄的年輕可愛，她的好奇單純，她毫不掩飾的敬意，最能激發出男人們的男子漢氣概。概況介紹完畢時指導員主動提出帶我們去十六號高地看看。“連部這裏沒什麼看頭。”他說。彭澄歡呼雀躍。指導員別過臉去，極力掩飾起眼裏的笑意，幾秒鐘后，轉過臉來，已然滿臉滿眼的嚴肅。“戴上鋼盔。”他說，誰也不看地說。但馬上就有戰士跑去給我們拿來了兩頂鋼盔，一個素質很好的連隊。

前面兩個拿着衝鋒槍的戰士開路，後面指導員殿後，我們一行五人向十六號高地出發。地上濕漉漉的，地表被霧浸濕了，下面的山地依然堅硬，因而格外滑，稍不小心就是一個趔趄。我們人手一根拐杖，幾步一滑地向山上蹭。山中有一條被踩出來的小路，身邊，頭頂，遍是藤蔓枝葉糾纏不清的亞熱帶植物，我們遵囑不去碰它們；要滑倒時，儘力身體前傾不向兩邊去，山上到處都是地雷。靜下來用眼睛搜索都可以看到：也是綠色，扁圓形，大小如燒餅。彭澄比我先看到，回過頭來指給我，神情相當緊張，但不失鎮定。我讓她一定記住指導員囑咐的上山要領，她點點頭，轉身跟着前面的戰士繼續向上爬。這時二號軍褲在她腿上都顯得短了，每一次向上攀爬時腿的后蹬，褲腳與襪Ｖ潿薊崧凍鮃喚匕尊男⊥取

十六號高地本是這場邊界衝突中的一個熱點，今天卻熱鬧非凡，八一電影廠來了個攝製組正在拍攝，士兵們圍在一邊嘻嘻哈哈地看，樹下面甚至還拴着兩隻後方慰問來的沒捨得殺的雞，人笑雞叫，一片祥和。這時對峙雙方兩國外交似已取得了某種進展，於是，作為“外交的延伸”——軍隊的軍事活動，也隨之暫停。加上春節是雙方共有的節日，大家便都遵守了和平的默契。

攝影師拿着把鎬頭對準一個鋼盔猛砸，別人要幫忙他不讓，大概是怕達不到他腦子裏的設想。彭澄小聲問我：“他要幹嗎？”“做舊。”我說，並進一步解釋，“他可能想拍戰鬥實物，這鋼盔太新啦。”一個士兵插道：“早知道有用我們就留下了，那玩藝兒太多了，鋼盔、槍、槍管都打彎了，都讓軍工給運走了。”士兵們早就注意到我們了，或說，注意到彭澄了，只是一直沒好意思、沒機會同我們搭訕。

攝影師開始拍攝，對準一些破鋼盔、炸爛了的工事、禿了頂的半焦樹木左拍右拍。彭澄看得目不轉睛，自跟我出來以後，她就是這副表情，看什麼都目不轉睛，黑眼睛瞪得溜圓，似要把看到的一切都通過眼睛吃進胃裏再通通地消化吸收掉。那樣子簡直就像餓狼覓食，又像是海綿吸水，干透了的海綿，さ亍

攝影師拍完了實物，開始拍人，對着一張紙片看看，叫道：“誰是張天富？”

士兵們紛紛扭頭，找，嘴裏胡亂叫着張天富的名字。沒有張天富。一個士兵轉身向山洞跑去，那裏是他們陣地上的宿舍。片刻后，從洞裏帶出來一個個子小小的戰士。他的個子實在太小，目測不如我高，頂多一米六，剛出現在我視野里的一剎那令我的心怦然跳動：這不姜士安嗎？個子，膚色，臉上那略有些靦腆的神情……當然同時知道他不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姜士安已高出我大半頭了，穿着四個兜的衣服，是幹部了，營幹，不僅不再靦腆，而是相當地自信從容了。

張天富的事迹是，獨自一人在一個距敵方只有六米的哨位上堅守了七個月零五天。那個哨位是一個小石縫，小到只能容得下一個個子在一米六○以下並且要單薄的人。張天富符合這些要求，就被派了上去。他今年二十歲，十八歲當兵，第三年兵的老兵了。如果兩年多的部隊生活仍沒能讓他長高的話，他可能就是長不高了，這點他不如姜士安幸運。攝影師安排他坐到了攝影機前，自帶的馬達轉起來了，上千瓦的大燈亮起來了，張天富被燈晃得眯起了眼睛，兩手放在兩膝蓋上，像是正在聽課。攝影師對着他不斷下一些很具體的命令：“別眯眼！……說話。……隨便說什麼，現在不錄聲音。……笑一笑。稍微笑大一點——太大了！……”張天富忠實執行着攝影師的每一道命令，卻沒能力使攝影師滿意。攝影師也看出了這點，關了燈，沉思片刻后左右環顧，相中了彭澄，招手叫她坐到張天富的對面，把彭澄嚇得連連搖頭。

“不行不行我不行，我從來沒有拍過電影！”

“放心，不拍你。”攝影師很實在，“你就負責跟他聊天，願聊什麼聊什麼，目的只一個，讓他鬆弛。”

大燈再次亮了起來，周圍一下子安靜了。明亮燈光下的彭澄美麗得無可挑剔——唯有年輕才能經得住這樣明亮的挑剔——頭髮、眼睛、皮膚，直至脖子，細膩，光滑，熠熠生輝。彭澄如入無人之境。一旦明確了自己的任務就不再緊張，對付士兵那是她的強項。她一手支在膝上托着下巴，微微含笑看着張天富，像一個好脾氣的大姐姐。

“小張，多大了？”

“二十。”

“我比你大多了，你得叫我姐。”

於是小張心甘情願地，或者說十分高興地，叫了一聲：“姐。”

彭澄點點頭。“聽說你一個人在一個哨位上待了七個月零五天，真的一直是一個人嗎？”

“是呀。送給養的軍工每次來只能把東西放在另一個地方，我趁天黑的時候去取，他們不能過來。”

“那不悶死人了？”

“是呀。電話不能打，廣播也不能聽，離敵人太近了，很悶的，精神上也很緊張。每過一天我就在本子上畫一道杠，算日子。八月十五那天，指導員上來了，那天正好下大雨，比較安全。安全也不能走得太近，但是指導員還是想辦法讓我看到了他。我就知道連里還記着我，心裏頭好過多了。”

“聽說下陣地后，從連部到休整點七十公里，你喊了一路，喊啞了嗓子？”

一個士兵插道：“開始我們都以為他瘋了。”

小張不好意思地笑笑：“七個多月沒說話了嘛。”

彭澄問：“都喊了些什麼？”

“瞎喊。”

“什麼嘛！”

小張想了想，又不好意思地笑了：“也沒什麼特別的。爹，娘，我又活啦，毛主席萬歲，還有就是唱了歌。”

“什麼歌？”

“‘大雁聽過我的歌，小河親過我的臉’——好多，想到什麼唱什麼。”

“還有哪！”這次說話的是小張的戰友。

“沒有啦！”

“有！你還喊：‘嗨——希特拉！’”

所有人都笑了，笑得小張臉都紫了。攝影師滿意極了，轉動着攝影機鏡頭忙個不停，拍了這個拍那個。完后對彭澄說：

“謝謝你，小姑娘！我把你也拍進去了，回去等着看電影吧。”彭澄一聽又緊張了，一隻手摸着自己的臉蛋，嘴裏邊一個勁地“哎呀”。攝影師道：“放心放心，鏡頭裏看你更漂亮！”呱！呱！呱！士兵們出人意外地鼓起掌來，大約因為攝影師說出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心裏話。這下子輪到彭澄臉紅了，一向在士兵面前伶牙俐齒，這回，啞了。

中午飯我們在十六號陣地吃的，戰士們把兩隻活雞都給我們殺了，還開了一大堆罐頭，開了酒，春節期間部隊允許喝少量紅酒。但是指導員喝多了，開始是話多，到後來索性哭起來了，哭着哭着，突然，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他一頭撲在坐他左側的彭澄腿上，兩手緊緊地抱住了她的腰，頭就拱在了她的懷裏，同時嘴裏嗚嗚嚕嚕：“我們很不容易啊！誰也不知道，我們有多不容易！”

事情來得太過突然，所有人都呆住，彭澄也呆住，面孔由紅到白，蒼白。片刻之後才有兩個人在震驚中清醒，站起身，走過去，把他們的指導員從彭澄身上架起來，一邊對指導員更是對我們道：“指導員你喝多了，走走，去睡會兒！”連拖帶拽把他弄進了洞裏。

我們下山，指導員就留下了，由來時的兩個戰士同我們一道，再加上八一電影廠的人。剛走下陣地不久攝影師就罵開了：“我操！這也叫政工幹部，整個一個流氓！回頭找他們領導，告丫的！”

彭澄沒吭，臉色依然蒼白。後面傳來急促的腳步，同時，還有急促的喊聲：

“姐！姐——”是小張。彭澄站住等他，目光溫和友愛。小張卻不敢看她了，看着一邊的樹，說：“姐，別跟領導說！指導員他喝多了！指導員他心裏難受！他家屬要跟他離婚，他孩子才兩歲。他其實是好人，特別好！”

“你放心，我不會。又不是小孩子了，這點兒事還理解不了嗎？”

“姐！……對不起。”

彭澄搖頭笑笑，像一個真正的姐姐伸手拍拍小張的臉頰：“我走了？”

小張的眼圈紅了。

從此我對彭澄格外地另眼相看，她立刻就感覺到了，對我越發依戀，有時會猛不丁地冒出一句：“韓琳姐，你要真是我的姐姐該多好啊！”

彭澄的父親也是軍人，也離休了，也去世了。比我更不幸的是，她的母親也去世了。同時，她既無姐姐也無妹妹，只有一個比她年長九歲的哥哥。

大年初三的時候，彭澄的哥哥來看她了。按說這裏不允許探親，她哥哥是省委下屬部門的幹部，正好省里組織春節慰問團，她哥哥就借工作之便，代表本部門隨團來了。那天我下部隊了，彭澄把電話一直打到了我所在的那個哨所，讓我“務必馬上回來！”就這樣，我見到了她的哥哥。

漆黑的板寸頭，平淡的五官，中上等個，長腿，正是“雷鋒”！我目瞪口呆。比起我的意外和吃驚，他要從容得多，甚至給我一種感覺，一切早在他的意料之中，或說，安排之中。他向我伸出了手，說：

“你好韓琳，我是彭湛。”

從哨所採訪回來，在汽車駛上通往醫療所的小路時，我就已看到了等在路口的彭澄和同她在一起的這個穿便服的男子了，非常醒目。在雲南邊防，穿便服比穿軍裝醒目。但我沒認出他來，直到下車，因為想不到。我機械地握住他的手張口結舌：

“你不是那個、那個——”

“對，我是。”

我脫口而出：“我還欠你錢呢！”

他笑了：“沒錯！”

彭澄也笑，說：“哥你不是專門來要錢的吧！”

聽口氣她好像什麼都知道，怎麼回事？這時彭湛問我：

“你的腳怎麼樣了？”

“沒有骨折。”

“那天有人去車站接你嗎？”

“有。謝謝！”

彭澄站一邊一言不發，晃着她短髮蓬鬆的腦袋，笑眯眯地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這時我便斷定，她肯定什麼都知道，怎麼回事？

這天是雲南邊防一個難得的晴好天氣，像我和彭澄去三連那天的天氣一樣，沒有霧，天空明澈高遠湛藍。彭澄請求：“咱們去外面走走！”我們在外面走，沿着傍山的小路，到處是濃綠和大山吐出的清鮮，三人成列，彭澄居中，一手挽我，一手挽她的哥哥。

彭澄說：“今天天氣真好！”

我說：“真好！”

彭澄說：“可惜沒有太陽。”

沒話說時人們便會談“天”，意識到這點我覺得有點好笑，正尋思着找些有意思的話來說，彭湛開口了，接着我們剛才的話題，他道：“——太陽出國了。”

我和彭澄笑了。他看我們一眼，又道：“去了美國。”

我們大笑，他繼續說：“留學。”又一頓，“——自費。”

我笑得氣都喘不過來了，彭澄則乾脆捂着肚子蹲在了地上。事後，彭澄生怕我不明白還特地向我指出：“我哥這人挺幽默是不是？他其實特有才！要不是婚姻問題沒處理好，早出來了。”

彭湛結過婚，現在是單身。據彭澄介紹，她哥哥的前妻是服裝商場的售貨員，又虛榮，又俗氣，還懶。“整個兒就是個小市民，沒文化！我哥本來一直挺好的，二十三歲就是副連長了。”我的判斷沒錯，果然他是當過兵的。“一結婚，全完了。我爸從前一直指望着他這個兒子子承父業當少將的，結果剛當到中尉就轉了業，到地方這麼多年來，也沒什麼長進。都說一個女人就是一所學校，我看我哥就是在‘她’那個學校里給待壞了。當然我哥也有問題，意志力薄弱。”對於他們最終分手的原因，彭澄概括說：“他們從根上就不是一路人！”我說這樣一無是處的一個人你哥當初為什麼還要同她？彭澄說：“我哥說她漂亮。”我說：“她漂亮嗎？”彭澄說：“一般。”

醫療所節日聚餐，彭湛作為彭澄的親屬出席，席間落落大方不卑不亢，跟女孩子們談笑風生，跟男人們大碗喝酒，詼諧幽默豪爽熱情，把在場男士們比得沒了顏色，令女孩子們滿眼滿臉放光，其中尤以彭澄為甚，隨着她哥哥的每一個不俗表現拍手跺腳大笑大叫，有時都有點兒過了，有點兒“領笑”“領叫”的嫌疑了。我當然不會那樣幼稚，已過了輕易被誰蠱惑的年齡。後來大夥讓我唱歌，不唱不好，這種場合。唱又不能，我內向。這時他站了起來，說是願代表我們兩個後方來的人，在春節之際，為遠離家鄉親人戰鬥在雲南前線的同志們獻上一曲。選的歌出人意料又恰到好處，蘇聯歌曲《燈光》。

“有位年輕的姑娘，送戰士去打仗，他們黑夜裏告別，在那台階上……”

頭一句既出，偌大的房間一下子靜了下來，此時此境此曲，再加上感情充沛有着相當水準的演唱，令人動容。好幾個女孩兒淚光閃閃想必是已進入了角色。隔着諸多餐桌人頭以及飯菜香煙的氤氳我遙望着他，心想，他與他的妹妹倒真的有些相像。

那天晚飯後彭澄值班，請我陪她哥哥“出去走走”。這是我們倆第一次單獨相處，因為他一直表現得熱情洒脫妙語連珠所以我輕鬆上路，卻不料那天走出好遠他都沒有說話，我因沒思想準備也沒有話說，靜默中只能聽到兩人的腳步聲，令人緊張不安還有些尷尬。我想，得說話，否則，一對孤男寡女這樣默默地走下去沒事也有事了。環顧四周，天上正下大霧，不失為一個話題，於是咳了一聲準備開口，他卻早我半拍先開口了，說的是：

“你的腳怎麼樣了？”接着就笑了，自我解嘲地道，“‘沒有骨折’。”

我也笑了。同時心裏不無感動，暗忖：難道像他這樣的人也會緊張會不安嗎？這時聽他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