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惠康（4）

“刺馬”一出，轟動一時，張汶祥頓時變成俠義之士，而馬新貽則被描繪得形同禽獸，這是馬新貽的家屬及其故交舊部最痛心的一件事。

“刺馬”這齣戲歆動不明內幕的百姓，自無足奇，可怪的是曾經當過安徽巡撫、做過馬新貽頂頭上司的喬松年，亦竟賦詩，道是“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場獨寫真”，實不可恕。

此外，以刺馬為題材的詩，還多得很。有一首“教場歌”，完全根據湘軍借漕幫往來南北所散播的流言寫成。詩是不壞，但惟其詩不壞，對馬新貽的損害更甚。詩云：

“鐘山七載無烽火，儀鳳城高宵不鎖，絲竹東山話謝公，風流自昔惟江左。尚書辛苦選材良，閱武親臨內校場，細柳營門剛下令，華林馬射正分行。材官技勇群相角，金鼓聲聲相閑作。帳下俄驚惡客來，天邊瞥見寒星落。千金匕首血花斑，此際恩仇豈等閑，聶政從來無識面，荊軻原自不須還，滿城僚屬爭相訊，刺客從容承鞫問，三尺爰書尚未成，又傳閫內紅兒殞。豈有瓊花璧月吟，門前何苦說韓擒。無情怨殺燕支井，女伴凄涼淚滿襟。當日烽煙連皖豫，江頭記得潛行處，良人同日竄荊榛，賤妾何羞齊相御。轉眼升沉事渺茫，使君玉節耀錢塘，飄零萍梗無家客，也向西湖泛小航。相逢話舊情難遣，蘼蕪山下驚重見，恩怨循環一晌間，羅敷枉用多留戀。鳥不高飛亦可哀，渾忘萬苦賊中來，誰憐婀娜天涯樹，強向侯門苑裏栽。侯門深鎖春光好，一夜西風吹樹倒，歌舞文酣禍變生，呼天一哭天應老。浩蕩長干鼓浪聲，愁心重疊恨難平，春蠶已死絲仍縛，粉蝶成孤夢未醒。轉眼豪華經曉露，六卅一錯憑誰鑄？北渚新添渺渺愁，西陵誤認亭亭樹。星使明年日下來，優揚典禮逮泉台；不知年少三河客，底甚滄溟作巨魁？

這首歌行，四句一轉韻，為正規的梅村體。全篇重點在“又傳閫內紅兒殞”，因為謠言中說：馬新貽與捻匪投誠的曹二虎結盟，誘曹妻私通，復殺曹二虎。馬新貽“死後數日，署中一妾自縊，並未棺殮，密埋於後園中，即曹妻也。”此“紅兒”即指所謂“曹妻”。以下即敘馬納“曹妻”為妾的“經過”，直至結尾，“優揚典禮逮泉台”，指次年朝廷准江督及各地士紳請在立功省分建專祠一事，而隱然有惋惜張汶祥之意，誣之甚矣！

郭則《十朝詩乘》載一詩，一韻到底，頗可一讀：

柳子厚龍城錄載：龍城在柳州羅池市，有石刻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匕首，福士氓，制九丑。”凡十八字。同治初年，金陵砥定，兒童競歌是語，以為兵燹甫平，誦之以驅厲祈福也。迨馬端敏遇刺，周彥升謂其應識，因作龍城謠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匕首，匕首出，日無光，柳星正對連天張。兩江制府坐堂皇，材官騎將紛趨蹌，京口健兒束急裝，一手偃抑纛中央，綠營員弁走且僵，兵必露刃劍耀，是日校士門關防，飛鳥不到輿蓋旁，戟轅令下如秋霜，鈴下肅靜旗飄，但聞擂鼓聲琅琅，白日照案風動裳，忽然定卒來，濡縷彷彿背有芒，賊刃大府如羊，眾手搏賊如虎狼，賊顧而笑神揚揚，詰賊何名張汶祥，朝命嚴訊賊主張，賊對不對無懼惶。吁嗟乎，世間怪事無不有，龍城柳，出匕首。”

《十朝詩乘》又記：

兇犯就獲，訊之無確供。或謂馬本回族，既貴而叛之，故彼族挾憾以逞；或疑窮交蓄怨，相伺已久，迫而出此，又或謂馬擄其妻，遇害某姬亦自縊死。究皆臆測之論。周荇農閣學，初聞流言為賦詩云：“一昔狼星殞石城，扶風惡耗使心驚；虎牙未聽呼來歙，犢鼻翻令誤馬卿；磨刃廿年胎禍水，飲章萬口溢冤聲。諸公莫作元衡例，斟酌崇祠與易名。”嗣晤勒少仲河督（方），知其說全誣；又賦一詩云：“人事百年真出世，誰知定論死猶無，重臣已被元衡禍，謗語幾罹永叔誣，泣到遺民知惠政，薦從賢相識通儒。流言惑聽慚非智，況是千秋被史愚。”其時少仲同在江南，所言自堪傳信。

周荇農名壽昌，湖南長沙人，久負文名。第一詩惑於流言，故結尾有“斟酌崇祠與易名”的主張，竟欲撤馬新貽的祠堂及褫奪“端愍”的謚號。及至由勒方口中得悉真相，自陳“流言惑聽慚非智”，為馬新貽辯白，以歐陽修與甥女有曖味之誣相比，而感慨蓋棺論定之不易。這種勇於改過的修養，很可佩服。李慈銘先與周壽昌交好，後來頗有譏刺，中間又棄舊嫌，而在周死後十餘年，忽又批評他的詩不好。三翻四覆，其人品實不如周。

如上所述，勒方能為馬新貽辯誣，且足以令周壽昌信服，可知馬新貽行事，原本無曖昧之處。喬松年與馬新貽在安徽巡撫與藩司，關係甚為密切，可說無三日不見之時，對馬新貽的公私生活，應該相當了解，而竟有“歌場寫真”之語，倘非挾私嫌故為誣衊，則此人之淺薄無知識，亦就可想而知了。

與喬松年相反的是，當時的安徽巡撫英翰，他對馬新貽之被剌、被誣，表現得很夠義氣，曾經函請上海道塗宗瀛查禁“刺馬”一劇，又奏請為馬新貽在安徽建專祠，凡能安慰死者及其家屬者，無不悉力以赴。可是，最要緊的一事，也就是找出“主使人”來，始終未能有結果。鄭敦謹終於在顧全大局這一萬分無奈的苦衷之下，屈服於現實之下。定讞後有一道上諭：

茲據鄭敦謹、曾國藩奏：複審兇犯行刺緣由，並無另有主使之人，請將該犯仍照原擬罪名，比照謀反叛逆，凌遲處死，並摘心致祭各等語。此案兇犯張汶祥，以漏網發逆，復通浙江南田海盜，因馬新貽在浙江巡撫任內，戮伊伙黨甚多，又因伊妻羅氏為吳炳燮誘逃，呈控未准審理，其在新市鎮私開小押，適當馬新貽出示禁止之時，心懷忿根，竟敢乘間刺害總督大員，實屬罪大惡極。既據鄭敦謹審訊確實，驗明兇器，亦無葯毒，並無另有主使之人，着即將張汶祥凌遲處死，並於馬新貽柩前摘心致祭，以彰國法，而慰忠魂；其子張長幅着照所擬，按例懲辦。該故督公忠體國，歷次剿辦海盜，殲除積年匪首，地方賴以安靖，詎以盜匪遺孽，挾仇逞凶，倉猝殞命，實堪悼惜！前已有旨，將馬新貽照總督例賜恤入祀賢良祠，着再加恩照陣亡例賜恤，並於江寧省城建立專祠，用示篤念藎臣，有加無已至意。

案子是定了。事前事後，有好些插曲可談。第一是張汶祥始終以“英雄”的姿態出現，而受到的優遇，可能亦是從無一名這樣的要犯所享受過的。在獄中睡卧則高鋪，食則盛饌。據說還經常有釣魚巷的土娼，入獄侍寢。過堂時，百姓夾道圍觀。養得白白胖胖的張汶祥，洋洋得意，旁若無人。這種情形，對馬新貽家屬的刺激，真可說是椎心泣血，因此，對於張汶祥的報復，亦極慘酷。

行刑的地點在江寧城北小營。“比照謀反叛逆，凌遲處死”，畢竟不是真的謀反叛逆，即令真是此罪名，至多亦不過由臬司或特派道員監斬，而這天監斬的，竟是“欽命兩江總督部堂武英殿大學士一等毅勇侯曾”。很顯然的，若非“老帥”坐鎮，李逵鬧江州的故事，就可能在江寧重演。

一說監斬的是浙江候補知縣，馬新貽的四弟馬新佑。此是必無之事，不過因為有“摘心致祭”之旨，所以馬新佑特為打造了一把銅鉤，以備摘心之用。又通過首府、首縣的關係，要劊子手就拿這把鉤子作為凌遲的工具。凌遲俗稱“剮”，蘇州婦女好以“殺千刀”罵人，又謂之“千刀萬剮”。傳說中有所謂“魚鱗剮”，即以一張漁網緊包半裸的犯人，使其肌肉突出，即就突出之處臠割，這是沒有的事。凌遲大致亦是象徵性的，但據說手法極難，首先下手之處是眉上額頭，割皮兩片勿使斷，下垂覆住眼睛，然後在兩乳之處片皮。如果犯屬花了錢的，劊子手不知用何手法，在心臟部位下刀致命，即可免除痛苦。如是共為八刀，方始梟首，故凌遲謂之“扎八刀”。

馬新佑要求用鉤子鉤起張汶祥的肌肉，然後下刀。行刑那天，自辰至未，也就是從上午八點割到下午兩點，方始畢事。據說張汶祥始終未哼一聲。事實上是早就不知用何手法結束張文祥了，劊子手所凌遲的，只不過是一具屍體而已。

第二個插曲是主審此案的欽差大臣，刑部尚書鄭敦謹，事竣應該回京復命，哪知一出江寧，上折乞休，不待朝命便即掛冠歸里。所為何來，值得一談。

原來清朝的刑部，在咸豐年間由肅順重新建立了權威，戊午科場案，肅順力主殺大學士俊。當勾決時，文宗提筆躊躇，大臣震慄失次，但在御案前肅順堅持非殺不可。文宗乃含淚下筆，刑部漢尚書趙光，捧着“駕帖”，哭到菜市口，以為必有恩命，泰然不以為意的俊一見，頓足長嘆，知道老命真箇不保了。

戊午科場案多少是場冤獄，但卻能予人以刑部執法不阿的印象。以後辛酉政變殺肅順，洪楊事定殺棄地失律、擅殺百姓的兩江總督何桂清，以及下安徽巡撫翁同於獄，這一連串的大案，鞏固了刑部的地位，也建立了刑部堂官及司堂，不畏權勢，守正不阿的風格。鄭敦謹就是很想保持這種風格的一個人。

當鄭敦謹由江寧啟程回京復命時，曾國藩曾致贈程儀二百兩，聲明出自廉俸，為老同年贐行。而鄭敦謹仍然堅辭。到得清江浦，乃托漕督張兆棟代為出奏告病，辭卻官船，另行買舟，遄返長沙，高卧不起，表示歉疚，亦表示抗議。

漕督本來是張之萬，何以換了張兆棟？原來張之萬已調署江蘇巡撫。然則丁日昌，何以去職？這就要說到第三個插曲了。

當鄭敦謹奉旨赴江寧查辦馬案時，曾有一道上諭：

前因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奏：馬新貽被刺一案，頗有傳聞，當經諭令據實具奏，茲據奏稱，所得之傳聞者，丁日昌之子被案，應歸馬新貽查辦，請託不行，致有此變。請飭將丁日昌之子原案再行查辦等語。該京卿所奏一節，僅系得自傳聞，且丁惠衡前因不能約束家丁范貴，閒遊妓館，先經丁日昌奏明，交馬新貽審辦奏結，自毋庸再行提訊。惟既據該京卿陳奏，亦不可不令曾國藩等知悉，着國藩、鄭敦謹即將張汶祥悉心推鞫，有無另有主使之人，務得確供，以成信讞。

王家璧是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四年的進士。翁同說他為人“近迂”，但性情是剛正一路。此奏措詞甚妙，明明是馬新貽為了保全丁日昌，不得已而袒護丁惠衡，卻偏說：“丁日昌之子被案，應歸馬新貽查辦，請託不行，致有此變”。目的是想將丁惠衡置之於法。因為原案已結，非借個大題目把他扯進去，不足以生案中之案。這一手法，自然逃不過軍機處的“法眼”。軍機大臣也許會忽略，軍機章京對這些花樣，精通無比。所以上諭中先作開脫，再交曾國藩、鄭敦謹在張汶祥身上“悉心推鞫”，完全是敷衍王家璧。

但由王家璧此奏，更可證明，丁惠衡一案，為導致馬新貽被刺的直接原因。是則此一震驚海內，為清朝開國以來所未有的總督被刺奇案，街談巷語，推原論始，不能不歸罪魁禍首於丁惠衡。丁日昌內心的不安，丁氏家屬的緊張，亦可想像得知。

但另一禍首，可說是丁惠衡的祖母黃氏，如果不是她袒護孫子，此案不致一面倒得如此歷害。太湖水師營及湘軍的眾怒，亦不致如此難犯。這位“丁母黃太夫人”也是受了馬新貽被刺的刺激，以致憂急去世。丁日昌丁憂去職，乃由張之萬調署蘇撫。

丁日昌丁憂以後，僑居揭陽，開始整理持靜齋藏書。此人本質上並非風雅一流，但與他的同鄉張蔭桓一樣，雖非科目出身，卻文采斐然，不以詩名，而偶有所作，頗具功力。在蘇州時，有名的書家何紹基過訪，流連甚久，陳衍《近代詩鈔》收其長歌三首，其一題作“子貞先生以詩索和，已十五年不彈此調矣！率爾呈教，乞勿以示人”：

蘇城三月春風顛，幽鳥破夢呼檐前，文書如絲時煎沸，有花不賞同枯禪。忽聞剝啄來高賢，握手一笑別幾年？相傳海外坡已仙，形雖疲恭神完全。有時拄杖肩肩，忽如蛺蝶飛翩躚。太息故造同蝸銓，溪澗難勝大願船。洞庭無風獨緣沿，沂湖入江入皖川。浮屠三宿偶作緣，堂前問字無彭宣，對酒不樂愁拘牽，拂衣束下消滯延，官衙客舍床可聯，琅環秘笈具評詮，夔蛟蛇風相併憐。

這是敘何紹基的宦跡與兩人的交誼，以下稱道何紹基的書法：

花下貽我青琅編，筆勢恍若明堂椽，

又如龍虎互鉤連，皮骨蒼莽色味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