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惠康（3）

在湘軍的想法，他們之為淮軍所扼，都由於兩江總督不是“自己人”。同時亦認定金陵既由湘軍所克服，兩江總督理應由湘軍統帥擔任。當時的湖南人，一提到“老帥”，總說：“兩江總督太細啦！”言下應該分茅列士，封王就藩才足以酬庸。如果“老帥”不在兩江，自然是由“九帥”接任總督。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人督兩江，都自然而然地會被湘軍視作眼中釘。尤其是馬新貽，升遷調動的過程，看起來恰如天生是曾國荃的對頭，以致結怨更深。

在仕途中，馬新貽、曾國荃的榮枯，確是一個強烈的對照。同治二年，浙江巡撫左宗棠擢升閩督，以曾國荃繼任，是遙領的一個虛銜，及至同治三年夏天，金陵克複，曾國荃大功告成，封了伯爵，應可到任了，不意卻於九月間，因病免職，而由馬新貽自安徽藩司升任。

同治五年正月，曾國荃復起，授為湖北巡撫，督撫同城，向來相剋。曾國荃與鄂督官文不和，互相參劾，官文於是年十一月內召，去當他的本職文華殿大學士，暫署直督。但曾國荃亦於同治六年十一月去職。這是兩敗俱傷，卻為李鴻章弟兄及馬新貽製造了機會。其時曾國藩回任兩江，李鴻章以欽差大臣的身份，主持剿捻。官文缺出，李鴻章實授鄂督。鴻章之兄瀚章為湖南巡撫，依迴避之例，必得改調，而一時無缺，只好留在湖北為其老弟“看家”。

到了這年冬天，四川總督駱秉章出缺，以閩督吳棠繼任。馬新貽如左宗棠之例，由浙撫擢閩督，李瀚意繼馬而為浙撫。此正曾國荃黯然卸任之時。

同治七年七月，曾國藩調直督，兩江竟由馬新貽接替，閩督則以英桂實授。曾國荃不獨未能到兩江，連閩督亦輪不到。而中興名將李鴻章開府武昌，左宗棠雄鎮西陲，十月間且加銜太子太保，惟獨曾國荃寂寞江鄉，此情自所難堪。

馬新貽原籍山東曹州菏澤，其地即水滸的梁山泊，民風強悍，鋌而走險，視為常事。馬新貽的個性，亦為剛直一流，對捕盜一事，格外致力，《清史稿本傳》：

紹興東塘，浚三江口，岐海為盜賊窟穴，遣兵捕治，擒其魁，厚於待土。會城諸書院皆興復，士群至肄業，新貽皆視若子弟，優以資用獎勵之。嚴州紹興被水，蠲賑核實，災不為害。台州民悍，動輒群聚械鬥，新貽奏地方官憚吏議，瞻顧消弭，請嗣後有諱匿不報者，多處僅止失察，皆寬貸，仍責令捕治，下部議行。象山寧海有禁界地曰南田，方數百里，環海土寇邱財青等處窟其中，遣兵捕得財青，置之法，南田乃安。黃岩總兵剛安泰出海捕盜，為所戕，檄副將張其光等擊殺盜五十餘，上以新貽未能預防，下吏議。嘉興湖州與蘇州界，皆水鄉，方亂時，民自衛，置槍於船，謂之槍船，久之聚搏行劫，為民害。新貽會江蘇巡撫郭柏蔭督兵斬其渠，及悍黨數十，槍船害始除，擢閩浙總督。七年，調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奏言標兵虛弱，無以壯根本，請選各營兵二千五百人屯江寧，親加訓練，編為五營，令總兵劉啟發督率緝捕，盜為衰止。宿遷設水旱兩關，淮關於蔣壩設分關，並為商民擾累。新貽奏蔣壩為安徽鳳陽關轄境，淮關遠隔洪澤湖，不應設為子口，當今淮關監督申明舊例，嚴禁需索；宿遷旱關非舊例，征數微，請裁撤，專收水關，從之。幅匪高歸等在山東江蘇交界，占民圩行劫，新貽捕誅其渠。

傳中語多含蓄，其實馬新貽，簡練親軍的主要目的，即在對付散兵游勇，及驕恣不法的營伍。湘軍久欲得之而後快。徐有得一案既發，恰好資以號召為借口。刺馬的張汶祥，身世迄今成謎，但為湘軍以重金募來的死士，則確鑿無疑。刺馬是否出於李朝斌的主謀，雖不可知，但為湘軍一致決定的制裁行動，亦確鑿無疑。此只看江寧將軍魁玉，於案發後飛奏入朝，立即決定由直督曾國藩回任，即可想見情勢之嚴重，非“老帥”坐鎮，不足以了殘局。

此外還有證據，可以說明刺馬為湘軍詢謀僉同的一致決定。當兇手既逮，先發交首府及江寧、上元兩縣審問，張汶祥以預先想好的誣衊馬新貽貪色賣友的一套說詞作供。兩縣令及首府相顧驚愕，竟不敢錄供。

明知所供不實，但要取具實供，卻很困難。因為“三木之下”，固然“無求不得”。但藩司梅啟照及江寧府、江寧、上元兩縣心裏無不雪亮，此時不知有多少人巴望能殺張汶祥滅口，如果一動了刑，正好授人以隙，獄卒動了手腳，報個“刑傷過重，瘐斃獄中”，不但責任甚重，而且也對不起馬新貽。因此曾受馬新貽知遇的臬司孫衣言，一力堅主刑訊，而始終未為梅啟照所接受。

其時疆臣如安徽巡撫英翰，京官如給事中王書瑞，都為馬新貽不平，紛紛上奏，或則曰：“請嚴詰主使之人，以遏詭謀”；或則曰：“請添派親信大臣，徹底根究”，否則“疆臣且人人自危”。意在言外，都認為此案別有內幕。

於是朝旨指派漕連總督張之萬查辦。上諭是一道嚴命：

着該督馳赴江寧，會同魁玉，督飭司道各員，將該犯設法熬審，務將其中情節，確切研訊，奏明辦理。

緊接着另有一道密旨，說“此事案情重大，斷不準存化大為小之心，希圖草率了事。”張之萬雖為狀元，素無作為，而且膽子極小，他是漕督，自然知道“漕幫”，與太湖水師營中的哨官、勇丁，關係密切。倘或遵旨辦理，頗有成為馬新貽第二的可能。為此，一直拖延着不肯啟程，無奈朝旨督催，江寧將軍魁玉又來護駕，拖無可拖，只好硬着頭皮動身。

張之萬在路上還出了個笑話。他是漕標水陸兩兵的營勇保護了去的，終朝悶在船艙中，不敢露面。有天傍晚，船泊瓜洲，紅蓼白，風景絕佳。張之萬悶了好幾天，忽然想上岸走走。閑眺了一會，忽然內急，就近找了個茅廁方便，又怕此時恰恰遇到刺客，便由漕標參將，帶領兩百親兵，提刀持槍，團團將茅廁圍住。田野中，正在收割稻子的老百姓，不知出了何事，奔走相告，驚惶萬分。細一打聽，才知道是“保護漕帥張大人出恭”。笑話就此傳了開去，而風鶴之驚為何如，亦就不難想像了。

到得江寧，張之萬才知道自魁玉以下，地方大員分成兩派，除了孫衣言之外，馬新貽的營務處總辦候補道袁保慶，亦主嚴辦。袁保慶為袁甲三的胞侄，袁世凱的叔父，對馬新貽不僅有知遇之感，事實上平日抓散兵游勇，都由袁保慶下令執行，因而對馬新貽的被刺，別有一份歉疚，亟盼能夠審出真相，為馬新貽報了仇，也略減他的內疚。

除此以外，都主張息事寧人。這一派的主張，最後終於佔了上風。

魁玉與梅啟照出的主意是，為張汶祥編造一套假口供，說馬新貽在浙江巡撫任內，捕治浙東海盜，伏法者多為張汶祥的好友，以張汶祥到寧波開小押當為生，適逢馬新貽出告示嚴禁重利盤剝，查禁小押當，生計頓絕。再則張汶祥之妻背夫潛逃，人雖追回，衣物已為姦夫帶走，具呈控告，馬新貽認為此是小事，不應煩瀆大憲，狀子不準。以此種種結怨，乃下手行刺。

這套假口供如此編造，一方面是要隱瞞真相，以免在風聲鶴唳、十戶九閉的江寧城中，激出大亂；一方面也是希望藉此洗刷馬新貽的名譽，用心不為不苦，無奈不易為人置信。所以欽差張之萬與魁玉會銜的奏摺到京，清議大嘩，要求另派大臣，嚴究其事。

於是兩宮皇太后召見軍機以後，下了一道“明發上諭”：

馬新貽以總督重臣，突遭此變，案情重大。張汶祥所供挾報各節，即龍啟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盡不實；若遽照魁玉等所擬，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讞。前已有旨，令曾國藩於抵任后，會同嚴訊，務得確情。着再派鄭敦謹馳驛前往江南，會同曾國藩將全案人證，詳細研鞫，究出實在情形，從嚴偵辦，以伸國法。隨帶司員，着一併馳驛。

指派鄭敦謹是經過慎重考慮的，第一，他是刑部尚書，正好管着這件案子；第二，他是湖南長沙人，由他來主審，湘軍不會不服；第三，他跟曾國藩是鄉試同年，一向交好，必能和衷共濟；第四，也是最要緊的，鄭敦謹的刑部尚書，做得響噹噹名聲極好，此案由他手裏定讞，必能壓服人心。

上諭是十二月初下的，鄭敦謹在部里秋審處挑了兩名好手，在急景凋年中馳驛南下，到江寧的那天，正逢除夕。其時曾國藩已經接任，把老同年請到總督衙門度歲，開門見山地相告，此案不能認真。因為天津教案剛剛結束，洋人不盡滿意。倘或再激出變故，授人以隙，大局堪虞。

另一方面，孫衣言、袁保慶則力主嚴辦。馬新貽的胞弟浙江候補知縣馬新佑，則在年初二那天，帶着他的過繼給馬新貽的兒子毓楨，披麻戴孝，跪在欽差行轅大門前，放聲痛哭，求欽差伸冤。在這樣左右為難的情況下，鄭敦謹聽從司員的建議，札委孫衣言、袁保慶會審，用意當然是要他們分擔定讞以後的後果。

其時公堂上尚未開審，而舞台上卻已作了判決。原來上海丹桂茶園，已排了一出新戲，即名“刺馬”，情節完全根據張汶祥初次所供，馬新貽如何貪色賣友，再加上許多渲染，繪聲繪影，大致後來平江不肖生在《江湖奇俠傳》中的描寫，即系根據此戲而來。

這就奇怪了！張汶祥的初供，江寧府及上、江兩縣竟不敢筆錄。即或錄供，亦是附卷的密件，何能流傳在外，資為戲劇材料？同時，兩江總督等於主宰東南半壁，起居八座，威勢赫赫，即或丹桂茶園主事者及演此新劇的伶人，能以租界暫作庇護，但豈能不顧慮到，一出租界，落入邏卒手中，兩江總督殺幾個人算不了一回事，而敢冒此大不韙？

於此不難想像，丹桂園排演“刺馬”，必然有人在撐腰，大背景是湘軍，小背景是漕幫。漕幫即是所謂“清幫”，依照幫中“家法”，只有“掃清碼子”——理髮匠不能“進門檻”，即被摒於“山門”以外。因為在理論上說，漕幫以反清復明為宗旨，而理髮匠當清兵入關剃髮令下時，為虎作倀，不剃髮者，即時可以斬首示眾。舊時的剃頭挑子，一面是一張凳子形的小櫃，上面坐顧客，櫃中置放“吃飯傢伙”；一頭是一座小行灶，上架面盆，燒着熱水，面盆之上是一具小小的旗杆，即為當時斬首示眾的遺迹。由於立場的敵對，所以漕幫不納理髮匠。

實際上這是門面話。漕幫當初訂立幫規、家法時，頗有高人蔘預。有許多“秘訣”隱藏不露，漕幫摒拒理髮匠的真正原因是，為了保持秘密。因為理髮匠執業時，必與顧主談論新聞，沒話找話，罔識忌諱，倘入“門檻”，則將無機密可言。所以找個很正大的理由，徹底排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創立漕幫者對此原則的運用，有些地方真是到了化境。

但漕幫不拒伶人，尤其是江南的“水路班子”，沿一條運河賣藝，與漕幫有密切關係。太湖水師營與漕幫亦同是“靠水吃水”，所以水師營官兵入幫者極多，這樣，間接策動“水路班子”，打一出“刺馬”的新戲出來，是很容易辦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