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惠康（1）

清末，廣東有非以科第起家的兩名宦，一為張蔭桓；一為丁日昌。

丁日昌字禹生，廣東豐順人，出身廩生。秀才的正式名稱叫“生員”。生員有諸般名目，故稱“諸生”。分為四等，廩生、增生、附生，及初“入學”，亦即新秀才之稱為附學生員。廩生定額甚嚴，因為可自公家領取津貼，而這份津貼是要本事掙來的。秀才有歲試，分為六等，起碼要考列三等，才能保持食廩的資格。此外廩生還有好些特權，譬如童生考中秀才，報到時須廩生作保，證明他並非冒名。這一來自須致送謝禮。至於地方有事須求助於讀書人，亦往往委由廩生策動，因為廩生的資格較深，無形中成了秀才之中的首腦。

洪楊亂起，潮州府辦團練，丁日昌就是負責人之一，以軍功得授江西萬安知縣，參曾國藩幕。丁日昌年輕時在上海住過，見過洋人及西洋來的“奇技淫巧”，在那個時候，就算很難得的人才了。因此當李鴻章奉命援滬時，特地檄調丁日昌主管軍火，以上海道創辦江南製造局，為李鴻章“用滬平吳”極重要的助手。

由於李鴻章的提攜，丁日昌由上海道升調兩淮鹽運使，轉江蘇藩司，旋升巡撫。撫輯流亡，諸廢皆舉，頗有政績。但江蘇人，特別是蘇州一府的京官，對李鴻章及其一系，懷有極深的成見，所以李鴻章動則發牢騷：“吳兒無良”。丁日昌在吳雖有惠政，仍不免遭受嫉視。如葉昌熾著《藏書紀事詩》，於兩宋以來藏書家，稍稍知名者，無不搜羅，而獨缺丁日昌，其為有意摒斥，不言可知。

丁日昌的藏書是很有名的，藏書樓名持靜齋。貴州獨山莫子，曾為輯《持靜齋書目》四卷。不過，丁日昌的收藏，不免巧取豪奪。他之開始藏書，始於上海道任內。當時上海最有名的藏書家，為以營運沙船起家的郁氏。同治上海縣誌：“郁松年字萬枝，號泰豐，恩貢生；好讀書，購藏數十萬卷，手自校對，以元明舊本，世不多見，刊《宜稼堂叢書》。接記載，郁氏藏書間接得自‘百宋一廛’。百宋一廛者，黃丕烈的藏書樓名。黃丕烈蘇州人，字紹武，別號蕘圃，乾隆戊申舉人，不知緣何致富，故好宋本書成癖而終能成為收藏宋版書的巨擘。所謂‘百宋一廛’，意謂一廛之中藏宋版書百種。又有一室名，謂之‘陶陶居’，以藏有北宋南宋兩部陶詩而得名。”

但黃丕烈的藏書，身前即已流出，由長洲汪家所購藏。潘祖蔭《藏芸書舍宋元本書目跋》：

吾郡嘉慶時黃蕘圃、周香嚴、袁壽階、顧抱沖，所謂四藏書家也，后盡歸汪閬源觀察。蔭之姑母歸觀察之子珠林比部德英，蔭少時至汪氏山塘所居，其堂宇軒敞，樹石蕭森，堂中懸楹聯：“種樹似培佳子弟，擁書權拜小諸侯”。阮文達隸書，阮與汪故有連，三十年如在目前也。咸豐庚申以前，其書已散失，經史佳本，往往為楊致堂丈所得。兵燹以後，遂一本不存，今從其家得宋元書目鈔本，富矣精矣，真不減東澗、滄葦，蓋皆蕘圃、澗諸老為之評定，故絕無偽刻。

汪家的藏書樓名“藏芸書舍”。汪闈原名士鍾，其父名文琛，開一家益美布號而致巨富。文琛風雅好藏書，自號“民部尚書”。其子士鍾由富而貴，故得與潘祖蔭姑母家聯姻。據葉昌熾說：汪氏之書散出，“長編巨冊皆歸菰里瞿氏，歸楊氏者畸零”。瞿氏為常熟鐵琴銅劍樓主人，“楊氏”即潘祖蔭文中所說的“楊致堂丈”。致堂名以增，山東聊城人，大挑出身，道光二十八年繼潘祖蔭的祖父錫恩為南河總督，以其世誼，故潘祖蔭稱之為丈。

南河歲修費四百萬銀子，所以南河總督為有名的肥缺。楊以增復於咸豐三年兼署漕督，以迄六年下世。前後在任九年，宦囊極豐，乃於聊城築海源閣藏書。洪楊以後，各地藏書家大都遭劫，惟楊氏得免。瞿氏亦賴子孫善於守藏，巍然與海源閣並稱為“南瞿北楊”。

洪楊以後，故家零落，雄於資者以賤值得收精槧，所以崛起好些後來居上的大藏書家，其尤著者，為湖州陸心源。其人極傖俗，李蒓客記云：

有湖州舉人陸心源。入貲為廣東督糧道，貪穢者聞，被劾開缺。閩都李鶴年奏調福建，委署糧道，遂尊閩事。招搖納賄，屢與巡撫王凱泰競，去年凱泰乞病，亦以此也。及潘入覲，頗為當路者言之，心源復被劾開缺。鶴年怒，逐亦因事劾，有詔查辦。告病還蘇，而心源亦歸湖州矣。心源好為詩古文而不工，多蓄金石書畫以為聲譽，其鄉人言其險薄鄙詐，劣跡甚眾，一郡皆不齒之。然四庫所著錄及存目者，聞僅少三種雲。

翁同日記中，對陸心源，亦有精到的批評：“陸存齊觀察送字畫皆未受；著書甚伙，貌則其俗。”又：“陸潛園書來，歷敘宦跡，官興甚濃。”大致此人是貪官兼市儈，但本事是有的，鑒賞的眼力甚高，除版本外，收藏的字畫甚多，著有《穰梨館過眼錄》。據故宮博物院書畫處處長江兆申兄說，此書雖述而不作，但所收錄，殊少贗鼎，所以參考價值極高。現由學海出版社精印發行，附帶介紹。

陸心源自道心儀顧炎武，所以文集名為《儀顧堂文集》，又有《儀顧堂題跋》等，共計著書九百四十餘卷，總名《潛園總集》。只是若非門客所撰，即有藍本可供剽竊，真是盜名欺世之士。

陸心源購書，有如趁火打劫。日人島田翰著《宋樓藏書源流考》云：捆載書於郁氏，當時所購去，今案其目，總四萬八千餘冊，三千二百元。況喪亂之餘，世家巨室之藏，星散雲飛，等於廢紙，而心源舉群有廉獲之：若元本玉海值五十元，汴刻唐書值三十二元，天水蒙古且然，余可知矣。

當陸心源購郁氏藏書時，丁日昌正為江蘇的顯宦，論勢自不相敵，所以購郁氏之書，雖已大撿便宜，猶覺不能稱心如意，因而撰文丑詆丁日昌，其言如此：

禹生介紹應敏齋廉訪至郁氏閱書，自取架上宋元刊本五十餘種，令材官騎士擔負而趨。時泰峰已故，諸孫尚幼，率其孀婦追及於門，禹生不能奪取，其卷帙少者自置輿中，其卷帙多者，僅攜首帙而去。后經應敏齋調停，以宋刊世彩堂韓文、程大昌禹貢論、九朝編年、毛詩要義、儀禮要義、金刊地理新書等十種為贈，余仍返璧。

應敏齋名寶時，官至江蘇臬司，有能吏之名，人品則至少要比陸心源高明。丁、陸因購書成隙這一重公案，島田翰有公平的論斷：

心源時在閩，其自閩歸，毛詩要義等精槧既為禹生所得，故大之。予聞禹生開府江蘇，精明慈惠，御吏嚴而愛民如子，吳民至今德之；蓋強奪則或有之，未如是之大甚也！而心源狺狺曲成之，豈知其源流將因宋元本數種而起，既傷友好，又欺後世，適成其為市道之薄，何有於講學也！

丁日昌官至福建巡撫，光緒初年即乞體歸隱。光緒八年三月，以因受李鴻章委託，辦理捐賑，為人侵冒，憤而致死。翁同與他有金蘭之契，以兄事之，丁死後，翁作聯相挽，聯雲，“政績張乖崖，學術陳龍川”之語，足定其平生。

乖崖為宋朝張詠的別號，《宋史》卷二九三，《張詠傳》：

出知益州，時李順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緩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汝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盪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遁，吏執以告詠，不欲與繼恩失歡；即命縶投眢井，人無知者；時寇略之餘，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裏，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

丁日昌在江蘇的政績，與此相仿，“化賊為民”其事至難，但來至易，惟在曲體人情，務期溫恤。至於處驕兵悍將，而欲其能激發天良，克敵致果，此則必須有高明的手腕，丁日昌之最可佩者在此。

陳龍川為陳亮，入《宋史儒林傳》，類書撮敘其生平云：

宋永康人，字同甫，工文詞，才氣超邁，喜談兵，周蔡以為上客，得交一時豪傑。隆興初，上中興王論不報。嘗以豪俠屢遭大獄，幾瀕危殆，乃益力學著書。其學自孟子后，獨推王通，自立其文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淳熙中，更名同，請闕上書，極言時事。孝宗將官之，亟渡以歸。感帝知遇，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欲激孝宗恢復，仍不報。光宗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光宗大悅，擢為第一，授簽書健康府判官，未赴卒。著有《三國紀年》、《歐陽文粹》、《龍州文集》、《龍川詞》。

按：王通即文中子，為學以經世實用為主。清朝學術，在乾隆以前，以文網甚密，故識時論政之著作，相率視為禁忌。龔定庵詩：“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雖不免牢騷，多少也是實情。

及至嘉道以後，談實用之學者逐漸興起。士大夫之有識者，不復以為四海之內，即是“天下”，九洲萬國，茫無涯際，以魏源的《海國圖志》為始，一方面希望吸收新知；一方面正視現實，經世之文，粲然可觀。

由道光中葉起，談漕運，談鹽法，談水利，類皆能針對時弊，稽古通今，風氣為之一變。洪楊之變，竟能戡平大亂，一時中興名臣曾、胡、左、李，講學問，講文采，皆為一時之冠，但不論用兵施政，絕無絲毫書獃子的味道，這亦正就是嘉道以來，講究經世致用之學的效驗。

丁日昌的遺文，只不過“撫吳公牘”一部。所謂“學術陳龍川”，自不免溢美。但在公牘中講學問，亦自有其從平淡中見深刻的一面，如嚴禁“瑣語淫詞”的札文：

淫詞小說，最易壞人心術，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版流傳，揚波扇焰。水滸、西廂等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共著述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為風流；鄉曲武豪，借放縱為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為尋常；地方官漠不經心，方以盜案姦情，紛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節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見為功，奸盜詐偽之害，一二人道之而立萌其禍，風俗與人心，相為表裏。近來兵戈浩劫，未嘗非此等逾閒蕩檢之說，默釀其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