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10）

我完全同意這個說法，所謂“酬聖主”之語見梁啟超所撰《譚嗣同傳》：

（八月）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劃，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為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詞稿本數冊，家書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捕。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東遊。君不聽，再三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

以下即記譚嗣同獄中壁詩。六君子在獄中情形，只有間接傳聞，如唐恆的八十韻長詩所記，今參以汪精衛所言，足證唐恆所記為實錄。汪雖亦為間接傳聞，但身在獄中，所得較唐更真切，故益可信。

汪精衛銀錠橋刺攝政王載灃事敗，以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與立憲派暗中有往還，汪得不死，系刑部獄。凡入刑部獄者，均為欽命要犯，軟稱“詔獄”，俗名“天牢”。清朝的刑部，系就前明錦衣衛改建，其下有鎮撫司，原掌本衛刑名。永樂時增置北鎮撫司，凡特殊事件，得由北鎮撫司任意處理，為明朝暗無天日的特務組織之濫觴。

記獄南北兩監，北監即北鎮撫司舊地，有參天老槐，乃楊椒山手植。獄屋陰森凄黯，牆上每多黑紫暈跡，乃忠臣烈士的碧血。獄卒談往事，雖前明佚史，歷歷可證。汪在獄中，與一老獄卒劉一鳴相善，會作一文記其人，題目甚雋雅，名為“故人故事”。劉一鳴嘗看守戊戌六君子，所以汪精衛所言與梁啟超所作為宣傳用的傳記，頗有異詞，黃秋岳的《花隨人聖摭憶》，謂之為“字字實錄”。今據黃秋岳所記，條錄如下：

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為？笑曰：“作詩耳！”可惜劉不文，不然可為之筆錄，必不止“望門投止思張儉”一絕而已也。

林旭，秀美如處子，在獄中時時作微笑。

康廣仁，則以頭撞壁，痛哭失聲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林聞哭，尤笑不可仰。既而傳呼，提犯人出監，康知將受刑，哭更甚。

劉光第曾在刑部，習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審，非就刑。毋哭！”既而自西角門牽出，劉知故事，縛赴市曹處斬者，始出西角門，乃大愕！既而罵曰：“未提審，未定罪，即殺頭耶？何昏憒乃爾！”

同死者尚有楊深秀、楊銳，無所聞。

譚嗣同題壁之詩，取煤屑書於粉壁上，自是不久即湮沒，墨跡不存，無可印證，所以梁啟超得以大改特改。觀其“終日繞行室中”，苦吟不已，則知譚以自分必死，欲於此極有限的餘生中，表明心跡，一句一字皆自肺腑中出，留待後世論定其真面。是故梁啟超改他的詩，即是抹煞他的苦心，譚嗣同地下應有餘憾。

至於康廣仁，據梁啟超為他所作的傳說：

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錢惟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不猶愈於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後者繼，今我國新黨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后無繼者也。”君曰：“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

神氣雍容，臨節終不少變。

據此，則康廣仁則是慷慨成仁，從容就義，兼而有之。汪精衛所聞，卻又是如此茸窩囊，直如兩人。平心而論，汪精衛述譚、林的態度，既已可以證明真實不誤，則轉述康廣仁的神態語言，亦自可信。我們找不出汪精衛對廣仁有何嫌隙，即絕不能武斷汪精衛在厚誣康廣仁。

當然，康廣仁死得冤枉。據康有為自編年譜，完全歸咎於文悌，其言如此：

政變之獄，一以文悌之折為案據。先是四月大閱，吾與幼博出西直門視之，還游極樂寺，入西直門，經文悌之宅，吾順為幼博訪之，後文悌直入室，來視吾疾，幼博陪之，輿論變科舉數言，文悌劾吾，竟牽及幼博名，自是京師無不知幼博者，謠謗之興，乃至謂幼博出入內廷，曾有乾清宮門遇之者，輾轉傳述，或信為真，故舊黨泄憤，遂及大戮。而楊漪川亦以文悌劾之，有不可告人一語，遂致京朝謠言滿聽，吾及漪川之禍，皆出於此。

文悌在《清史稿》中，與吳可讀、安維峻並列一傳，許之為名御史，此人字仲恭、姓瓜爾佳氏，雖為筆帖式出身，頗有文采。康有為本來是想跟他結納的，《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文悌傳，載其於王照一案，禮部六堂盡罷后，上折云：

康有為向不相識，忽踵門求謁，送以所著書籍……明似推崇孔子，實則自申其改制之義。乃知康有為之學術，正如漢書嚴助所謂以春秋為蘇秦縱橫者耳！

以下敘他與康有為相晤，勸他改過。不意又私聚數百人立保國會，接着又說：

曾令其將忠君愛國合為一事，勿徒欲保中國而置我大清於度外，康有為亦似悔之。又曾手書御史名單一紙，欲臣倡首鼓動眾人，伏闕痛哭，力請變法，當告以言官結黨，為國朝大禁，此事萬不可為。以康有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為，遍結言官，把持國事，已足駭人聽聞。而朱伯魯、楊深秀，身為台諫，公然聯名庇黨，誣參朝廷大臣，此風何可長也？伏思國家變法，原為整頓國事，非欲敗壞國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應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傾倒，而曰非此不能從速，恐梁棟毀折，且將傷人，康有為之變法，何以異是？此所以不敢已於言也！”

於此可知，康有為本想結納文悌，而文悌反過來告了康有為一狀。這一狀沒有告准，斥回原衙門行走。這是對言官合法的最嚴厲處置。文悌由戶部郎中改御史，回原衙門即仍回戶部候缺。

及至政變既作，文悌走李蓮英的路子，得以外放河內知府。此人人品，有兩種不同的說法，惡之者醜詆萬端；但亦有人說他頗能持正，郭則《庚子詩鑒》云：

戊戌新政，朝臣多腹誹，其抗章諫阻者，惟仲恭侍御文悌，以是斥罷，尋又起出守豫省，故事郡守以下見長吏皆屈膝為禮，仲恭獨持不可，曰：“令典未之載也！”庚子之亂，感憤時事，榜所居曰此處停靈，人目為怪，步嘯梧司馬和仲恭庚子感事四律有云：“相勖此身同效死，悲風先過北邙山。”當即指此。

文悌的詩，亦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詩不成詩；一種則詩筆清奇，詆之者亦錄其《扈送慈禧太后回京蹕路》題壁四首云：

插足塵中客乘虛，獨尋僻地暫閑居，到門尚有衣冠客，薰穴微聞徵辟書。島國累人追竄鼠，泥塗笑我駕疲驢，歸來倦倚樓窗看，繞屋風蘆絕倒如。

為看青山一捲簾，樓中景物望中添，槐柯眾蟻才夢醉，燈火飛蛾枉附炎。置兔都因貪捷躍，網魚應悔不深潛，舉頭明月群星淡，皎潔清輩愛素蟾。

第一首“島國累人追竄鼠”，殆指清廷多方追捕逃在日的康有為等；“薰穴微聞徵辟書”，可能指開“經濟特科”。凡天子親詔以待異等之才，稱為“制科”。清朝制科凡三舉，一為康熙己未，一為乾隆丙辰，皆為博學鴻詞，故稱“詞科”。舉詞科之意，在籠絡高級知識分子，使岩穴之士，亦受祿位羈縻。實際上即是瓦解前明遺民志士的反清組織。此意在己未更為明顯。

“經濟特科”亦為制科之一。當變法之際，貴州學政嚴修，請舉此科，下總理衙門及禮部議奏。奏未上而變法失敗，經濟特科自然不必談了。辛丑議和，賠款商定，迴鑾有期，乃下詔復開經濟特科，但至光緒二十九年方始舉行，由張之洞主持。梁士詒因姓名“梁頭康尾”（康有為榜名廣詒）而被黜。取一等九人，張一第二；俞曲園之孫，平伯之父陛雲第八。二等十八人，詩人陳曾壽為殿。此科實敷衍輿論，草草了事。而張之洞謂其門生：“你們這一榜闊極了！”意思是物以稀為貴。三年出一個狀元，而乾隆元年丙辰，至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相隔一百六十七年始再舉制科。

“薰穴”之典出《莊子》：“鼷鼠深穴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以開經濟特科誘使岩穴之士入彀，猶之乎薰鼠以使其不能安處穴中，此是應經濟特科者為鼠輩。翁同日記戊戌五年初三：“文仲恭（悌）送詩罵余。”文悌喜作詩罵人，而觀乎“薰穴”之語，可知其人為刻薄一流。

第二首兩聯，罵四種人：

一、“槐柯眾蟻才夢醒”，指大阿哥溥俊被逐。

二、“燈火飛蛾枉附炎”，罵趙舒翹等一班明知義和團為非，但趨附載漪、剛毅，以致被禍。

三、“置兔都因貪捷躍”，捷躍猶言躁進，此罵四京卿，兔貪捷躍而入置。

四、“網魚應悔不深潛”，這也是罵康有為。言戊戌八月初搜捕新黨，佈置不周，行動不速，以致康有為漏網。自然也兼罵戊戌政變幸得無事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