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還考什麼？”他生氣地一甩手，“都說是初中畢業生，可問個簡單的四則運算都不知道，還把高爾基當成中國人。簡直是瞎胡鬧！”
知識分子都有個拗勁兒，那胖子脾氣更拗。興許是那兩個姑娘拿我的牌子騙了他，把他惹火了，這會兒非一頭撞在南牆上，怎麼說都拉不回來。
車開動了，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沙上地上。胖子還從駕駛室里鑽出半拉身子，巴掌拍着車門朝我喊“小夥子，當教師，老實正派是頭一條。不正派，你有多大的學問都不行！”
白高興了一場，當老師的美夢破滅了，那些科學家、作家、軍官都從我身邊跑掉了，胖子也跑掉了，車輪打起爛泥濺到我身上。我垂頭喪氣地轉過身，卻看見那兩個姑娘正在一座帳篷旁邊怯生生地望着我哩。
“你們是咋搞的！你看，都是你們……”我把一肚子怨氣發在她們身上。
兩個姑娘擠在一塊堆，低着腦袋說：“咱們沒辦法，……咱們小學還沒畢業，胖子要考我們，我們說不用考了，我們眼你是同學，一塊兒初中畢了業，是你帶着咱們上這兒來的。後來，沒想到……”
我看她們眼淚汪汪的樣子，知道她們也知錯了。人掉在水裏的時候，連根稻草也要抓一下，她們決不是有意坑害我。我再沒說啥，拔起腿就朝那大喊大叫的帳篷走。
“喂，喂，”姑娘叫住我。“乾脆，你帶上咱們倆吧。咱們都是老鄉，你又是個好人，你到哪兒咱倆也到哪兒。”
我說，“不行。再是個好人，人家看我年紀輕輕的帶着兩個姑娘也犯疑心，你們沒瞧見剛剛那個胖子朝我喊，這不就是個例子？”
“那咋辦呢？”姑娘說著說著就哭了起來。“咱們錢也花完了，這兒沒一個熟人，回又回不去”
我一看她們掉下眼淚，心裏又不落忍了，好歹是老鄉哩。我說：“好了，你們別哭了。在沒找到工作的時候，咱們仨就在一塊兒吧，我還有幾件衣服哩。”
我跟你說過，爹媽就我一個兒子，所以咱們家雖然是庄稼人，我的衣服可不缺。農業社興旺的那兩年，家裏有點錢就給我置衣裳，爹媽一心想把我打扮得像個人樣兒，送到學校去。唉，想起來，要是咱們國家按五六年那樣發展下去，興許我規在已經當了大學講師了哩。
我不說了嘛，那時候的尾亞像個自由市場。帳蓬前面喊叫着招工，帳篷周圍就搞小買賣。賣的都是隨身帶的東西，也有倒騰糧票的。當然，幹這種事的全是我這樣的“盲流”，有職業的幹部工人誰搞這個？賣東西的時候不用擺攤也不用喊叫，把東西拎在手上就行了，一會兒就有人過來問你。我先揀冬天不穿的衣服賣，一條藍卡嘰褲子跟一件新新的白布襯衫，才賣了十塊錢。六O年的錢不經花，一碗茶水三毛錢，一碗稀稀的麵條一塊錢，一塊茶杯蓋大的玉米餅子要五毛三個人吃了一天，把褲子跟襯衫全吃光了。
晚上我回到土坯房的小客店，兩個姑娘也不知在那兒趷蹴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她倆紅着眼晴來找我，說：“咱們把你的好差事給蹬了，就夠對不起你的，再這麼花你的錢，心裏更過意不去。咱倆商量好了，就到招干體力活的帳篷去報名算了，反正咱倆也沒啥別的能耐。”
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她們既然自己願意去干體力活，我只好說：“那你們就去吧。干不動重的幹個輕省的，悠着自己的力氣。反正總比老家好，還能吃上一口飽飯。”
她們去報了名，當天下午就坐上大卡車走了。我又賣了件襯衫，跑到她們的汽車那兒，給了她們每人兩塊錢。那汽車旁邊還在喊叫：“來咱們這兒呀，牛奶當水喝呀……”而她們倆在車上卻眼淚刷刷地往下流，我在車下也禁不住難過起來，好像咱們真是同學，真是一塊兒到這人生地不熟的邊疆來的……
我們開車的司機能在全疆到處跑。好多年以後，有一次我的車停在庫爾勒的街上，前面有一輛卡車在往下卸香梨，那個在車上搬筐子的婦女，我越看越面熟，好半天才想起來，那就是我的老鄉，兩個姑娘當中的一個。她幹活挺麻利，人也比過去胖多了，肯定是結了婚，還生了娃娃，一舉一動都透出能主事兒的潑辣勁兒。我盯住看了一會兒，可沒好意思跟她打招呼。我把車開過去的時候瞟了一眼，那車是農二師一個團場的。大概她倆都在農二師的哪個團場當了農工了吧。
我呢，當時還留在尾亞。老“盲流”的話把我的胃口調高了。自以為當不成科員，當不成教師，別的需要文化的工作還多得很，總不能跟那兩個小學還沒畢業的姑娘一樣，也去干體力活吧。晚上，我也湊到一堆“盲流”跟前去聊天。你別說，出門人都有義俠心腸，在外面跑的“盲流”儘管自己經了三災八難，對別人的事卻都挺熱心。大伙兒聽了我的情況，把畢業證書傳來傳去地看了看，七嘴八舌地給我出了好多主意，最後一致慫恿我到哈密去，說在哈密能找到會計這一類的工作。
會計也不錯！我在中學還學過珠算，於是決定上哈密。
那時候，尾亞的班車擠得要命，一星期之內別想買到往西去的汽車票。我等不起，兜里只剩下幾塊錢，衣裳也沒啥可賣的了。我照“盲流”教我的辦法，去尋輛貨車捎個腳。
停車場在這個帳篷城市的西邊。黃沙灘上橫七豎八儘是車軲轆印，一灘灘油跡把雪染得烏黑；汽車停得也雜亂無章，約摸有一百多輛，誰愛停在哪兒就停在哪兒。有的車門鎖着，有的司機在車上忙活；有的司機面目和善，有的司機臉上挺橫。那天清早我在車場轉悠了半天，總不好意思向司機開口。太陽爬高了。汽車一輛一輛開動了，我還在畏畏縮縮。正在這當兒，我突然聽到一輛油罐車的司機說的是咱家鄉話，我就站在他車旁邊看着，像對他修車感到興趣一樣。
記者同志，中國人的家鄉觀念真是根深蒂固，那兩個姑娘因為聽見我說話，才盯上了我，這會兒，我也是聽見這個司機的家鄉話才盯上了他。過了一會，跟司機說話的那個幹部走了，司機也把車檢修好了。他把車蓋蓋上轉過臉發現了我，朝我喊“喂，小夥子，把地上那捅水給我遞上來。”
我把水遞上去，巴結地問“大伯，您這車往哪兒開呀？”
這司機慈眉善目，臉紅撲撲的。他一聽我的口音就笑了。“嚯，咱們還是老鄉哇！你要往哪兒去呀？”我說我要去哈密。他說他上烏魯木齊，正好可以捎我一段。他說他開的這車不許抽煙，剛剛那個交通廳的幹部要他帶個從“口裏”來的“外調”人員，他想，搞政工的外調人員成天翻人檔案，思謀着怎麼整人，準是個愛抽煙的，還不如把我這個不抽煙的小夥子捎上哩，何況又是老鄉。
他加好了水，從保險杠上跳下來，叫我趕緊去拿行李。我把小包袱向他晃了晃，說家當全在這兒啦。他又笑了笑，打開車門，摸了摸我腦袋，說了聲：“走吧！”
咱們車走上大路，就看到那個交通廳的幹部領着一個提黑皮包的人邊跑邊朝我們叫喚……
不瞞你說，這司機就是我的師父。在車上，我把咱們老家的情況告訴他。他聽着直搖頭嘆氣，說全是“大躍進”搞壞的。誰都知道，“太躍進”那陣子，就數咱們老家吹得邪火。他又問我去哈密找誰，有哪門親戚在那兒。我一五一十把我的想法說了，又掏出畢業證書給他看。他說別看不起體力勞動，世界就是工人創造的，所以當工人最光榮。他四七年在老家參軍以後就開車，四九年進了疆，上面叫他當幹部他還不當，轉了業，照舊開他的車。他跟我一路聊得挺對脾氣，還沒到哈密，就決定收我當他徒弟了。
這樣，車經過哈密，我就沒下車，跟他一塊兒直奔了烏魯木齊。
這會兒，我師父早退休了。今年他整七十歲，在家成天養個花，弄個草。我經常去看他老人家。他說，你來看我啥也別帶，要有好花，給我討換一盆來。你看見你背後那棵君子蘭沒有？這就是我昨天從一個東北老客手裏面，花了五十塊錢買的。明天給他送去，他一準喜歡！
我說的這些你不厭煩吧？你們記者愛寫大人物、英雄模範。我這一輩子沒幹過大事，平平凡凡。雖說也受過表揚，得過獎狀，不過那都是咱公司內部的，連《新疆日報》也沒上過。我說的這些，我知道你是不會寫的，寫了也沒哪家報紙登，我只是給你提提神罷了。
你坐好，前面一拐彎就上山了……
……從此，我開上了車。日子就跟車軲轆一樣，轉得飛快；而且是，好日子就像加足了油門的軲轆，一小時八十邁，煩心的日子就像陷到泥坑裏的軲轆，光打轉轉不出來。不管怎麼樣吧，反正一晃就是二十來年。這期間，車也換了好幾輛了。我開的頭一輛是蘇聯的“嘎斯”，後來換了咱們的“解放”，捷克的“司柯達”我也開過，我還開過羅馬尼亞車，這輛“日野”是最近才換給我的。
汽車的歲數不是按年代，而是按它跑的里程來算的，我覺得人的年紀也應該是這樣。有人活了五、六十歲，平平安安，沒吃過苦、受過難，其實應該說還年輕得很哩，有人從年輕的時候就吃苦，長到三、四十歲又經歷了不少事，那就應該說他很老了。記者同志，你別看一些平平凡凡的小人物，只要是吃過苦的，哪一個人都有夠你寫一部小說的材料。
就拿我這個開車的來說吧，早先通商的時候，我還到過蘇聯、阿富汗，又到過巴基斯坦。尤其是在幫助巴基斯坦修公路那陣子，幾次事故都差點把我命送掉。在還沒有修好公路的外國崇山峻岭上開車，真比駕駛宇宙飛船還難！咱們新疆內部呢，那些年哪有這麼平的公路？不是搓板，就是大荒灘。遇上颳風下雨，你一個人掉在路上，叫你哭都哭不出眼淚來。到了冬天，一下雪，公路就像條河一樣，結了一層砸也砸不碎的冰凌。車開到海拔三、四千米高的天山，一上一下，方向盤左一打右一打，每走一米都是鬼門關，鬧不好就連人帶車滑到萬丈深崖下面去。這樣的公路，我在蘇聯、阿富汗沒見過，翻翻資料，別的國家也沒有。人家碰上下雪，都先用清雪機把雪清了，不清雪司機就不開車。所以說，誰是英雄？我看我們中國人都夠英雄的！
好了，咱別自吹自擂了，說說自己的生活吧。
我對自己的生活沒什麼抱怨的。一個庄稼人的娃娃，如今開上了大汽車，國家把好幾萬塊錢的東西交給我，光這一點就讓我知道了自己的分量。那些年講出身歷史，咱們車隊還數我清白，所以老讓我出外勤，跑國際公路。我也兢兢業業，生怕辜負了領導對我的信任。可是內心呢，在好長時間裏，總有個冰疙瘩化不開。
我爹我媽，就在第二年春天修水利的時候死在工地上了。我舅來信說，我媽臨死的時候老喚我的小名，死了以後，從她兜里還翻出來我給她寄去的兩張匯票。原來她都沒上郵局去取——糧店跟市場上沒糧食，我就是寄回去成把的鈔票也白搭。我舅把這筆錢給她打了口薄木棺材，又把我爹的墳修了修。六四年，我攢了一筆錢回老家，二老雙親的墳上已經長滿了青草，那年栽的楊樹都有胳膊粗了。
我看了看那天夜裏離開家走的小路，看了看我爹那晚上趷蹴的地方，後來都變了模樣了：小路變成了大路，鋪上了石子，我爹趷蹴的那個路邊如今正是路當中，拖拉機在上面過來過去的。我師父說得不錯：車是要往前開的，兩眼老要盯着前方，偶爾在反望鏡里朝後面瞧瞧可以，要是一個勁兒往後看，車非開翻不行！所以我還是回來照舊開我的車。
話雖是這樣說，可世界上再沒有我的親人了，心裏總覺着說不出的孤單。司機跟司機見面的機會少，我收了車他走了，他收了車我又走了，我跟我師父也很難有一塊兒待兩天的時候。以後，又開始了“文化大革命”，連熟人在一塊兒也不敢說知心話，弄得誰也不相信誰了。見了生人，那兩眼更是瞪得像烏眼雞似的，先要惦量這是不是階級敵人？是啥出身成份？哪像現在我跟你這個剛認識的人就能隨便說知心話！人跟人的關係，還不如六O年困難時期親密。記者同志，你說什麼最叫人痛苦？照我看，人跟人的心不能交往最難受。早晨起來，先穿內衣，再套毛衣，又加棉襖，棉襖外面還要來件無形的盔甲把自己裝裹起來，這才出門。每個人都縮在自己那件無形的盔甲裏面，所以一個單位的人儘管多，可都互相熱乎不起來。
那幾年，我老是悶聲不響的。有一次，師父見了我，說：“你也該考慮結婚啦，都二十六、七，奔三十的啦。有了家，有個知疼問暖的人，興許情緒會好起來。”我一想，也對！咱就準備結婚吧。
在新疆，尋個女人不容易，這兒男的多、女的少，得慢慢碰機會。幸好咱們開車的四處跑。不久，在達坂城的食堂里，咱們公司的幾個開車的碰到了一起，吃飯中間聊起了這事，一個司機猛地一拍大腿說：“有了！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這達坂城就有個剛來的陝北姑娘，我替你說說去。”別人也都瞎起鬨，還有個開車的唱起哈薩克民歌：
達坂城的姑娘辮子長呀，
兩個眼睛真漂亮！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給別人，
一定要你嫁給我……